張郎郎,在死刑號的日子

　　監(jiān)獄里的顏色很單調(diào),回來這一路上,看四周的環(huán)境真是眼花繚亂。我媽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蔽艺f:“沒事兒,挺好看的�！� 　　 　　2月,共和國國徽設計者張仃辭世,兒子張郎郎從普林斯頓大學飛回奔喪。談論生死,共話往事,原來這個還有些英俊的、喜歡說笑話講故事的老頭兒,曾經(jīng)是詩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羅克在死刑號的獄友、陳丹青的教員,并與國內(nèi)地下詩歌運動淵源深切。
　　1943年11月,張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馬背搖籃”里長大,是名副其實、根紅苗正的“紅二代”。他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在像“育才”、“一○一”、“四中”這樣干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那個饑餓而又狂熱的年代,無數(shù)少年被壓抑住的光芒,他卻輕輕巧巧、活活潑潑地如數(shù)綻放出來了。
　　1962年,還是中學生的張郎郎在母親陳布文(曾為周恩來秘書、國務院秘書,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教文學)支持下創(chuàng)辦“太陽縱隊”地下詩社。
　　詩社成員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藝術(shù)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與我們無關(guān)”。而他們享有的書籍、畫冊、電影等“精神資源”則遠遠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創(chuàng)作欲極強,很想找機會表現(xiàn)一下”。
　　這原本只是一個文藝沙龍。“秘密寫詩,只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游戲。但我們也沒想用詩來反對‘現(xiàn)政’。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睆埨衫赏耆珱]有料到,此時關(guān)于大學動態(tài)的內(nèi)部資料早就把他描繪成了流氓般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青年”。
　　在當時諸多的文藝小組中,上面認定了兩個“成形的組織”,一個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個就是“太陽縱隊”。
　　1964年,有關(guān)方面發(fā)現(xiàn)“X社”策劃到法國去,馬上實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勞動了一段時間。1968年,他被隔離審查、毒打,最后墜樓而死。據(jù)稱死時身體仍綁在椅子上。
　　“太陽縱隊”的命運不比“X詩社”強多少。
　　張郎郎因言論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條罪名:“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領(lǐng)導人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經(jīng)想留學法國學西方藝術(shù)史。
　　就這樣,他進了死刑號。
　　后來張郎郎撰文回憶:“可能和我天生好說笑話有關(guān),可能和我曾經(jīng)組織過一個寫詩的沙龍――‘太陽縱隊’有關(guān)。前者屬于‘亂說’,后者屬于‘亂動’。前者是企圖‘言論自由’,后者是企圖‘結(jié)社自由’�！痹谀莻�年代,這顯然是奢望。
　　和“太陽縱隊”沾邊的人,都被批斗、關(guān)押、審查。和張郎郎接觸較多的親戚、同學、朋友幾乎無一幸免。許多人因此改變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結(jié)束,張郎郎獲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術(shù)學院教了兩年書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國。
　　他成了一個流浪者。“我的心最寧靜的時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動旅行,還是被動逃跑。”
　　期間,張郎郎曾在深圳駐足。寫作的欲望蠢蠢欲動,一氣兒寫了幾篇東西。同時,和日本人合編有關(guān)中國商業(yè)法律的書。每天,他背著手走來走去,口中念念有詞,兩個打字員就瘋狂打字記錄。上半天,找3個人的飯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夢。
　　在美國時,他曾和兩位朋友商量,每人出兩萬美金,在紐約上州買一個老農(nóng)場,在那里當專業(yè)作家。沒事兒就使勁寫,寫累了就去干農(nóng)活兒,“鍛煉身體的功夫,就生產(chǎn)出每日的糧食”。
　　兩位朋友興奮萬般,他們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 上班,怎么上學?誰陪你們瘋啊?
　　不管怎么說,張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將來一定要有一塊大自然中的、屬于我的土地。我將和它血肉相連。重要的是只要有這么一塊地,你可以從心底自然地、實實在在、時時惦念著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難過后,他還會不時笑出聲來。到處有人請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歷,時不時揶揄荒誕的時光,這是歲月給他的最大的優(yōu)待。
　　
　　“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
　　
　　“太陽縱隊”不是政治組織,而是一個詩歌沙龍。后來,郭路生和另一個朋友郭大勛也加入了。那時我們已經(jīng)是大學生了,他們還是中學生。郭路生很樸實、很謙虛,覺得我們已經(jīng)算詩人了,很愿意跟我們玩兒,我們就覺得他太小――誰也沒想到他以后會變成挺有名的詩人。后來他寫了《魚兒三部曲》,我看了就覺得,哎,這孩子真有點兒靈氣。他也特高興,覺得找到了詩的感覺。
　　“太陽縱隊”還有我的弟弟張寥寥。他跟芒克、北島他們都是朋友,一塊兒寫詩,還有魯雙芹。我被抓到監(jiān)獄后,他們又組了一個沙龍,現(xiàn)在有名的詩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們同一撥開始寫詩。
　　北島初期的詩歌,像是格言體,有些憤怒,要講一些深刻的話語。北島會寫詩,但他是個老實人,特木訥。我們搞活動,一般要有北島的詩,他是個符號人物嘛,有人會說:“郎郎,北島的詩你來念吧,他念沒勁�！北睄u也沒轍。我們是好友,但也不客氣,說,這么有名一個詩人,一不會浪漫,二不會幽默,好像慘點兒。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緝令出來以后,我就決定離開北京了。有一陣藏在石油學院附中,郭路生經(jīng)常到我那兒去。一次他和另一個詩人王東白一塊兒來。王東白拿來一個本子,讓我給他寫首詩帶走。我正要逃跑,哪有靈感啊,我說,就給你們寫個題目吧,就寫了“相信未來”。后來有一次聚會,郭路生還說那個本子應該給他,因為最后是他把這個題目寫成詩的�，F(xiàn)在也不知這個本子藏哪兒去了,也許王東白還留著。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們也被抓了,后來精神都有點兒不太健康。
　　我離開北京前,郭路生和一個朋友非要送,約的是在北海見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別。但我沒去。滿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標語“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鐵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點兒不太現(xiàn)實。后來郭路生的朋友回憶,他們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沒有出現(xiàn)。其實我已經(jīng)跑了。
　　通緝我的原因一是“太陽縱隊”這個組織,還有一個,是我愛給“聯(lián)動”(“首都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者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等十幾所中學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多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沖擊公安部,要求釋放其成員,被判定為反革命組織,遭到打擊。)那些小孩講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結(jié)婚時組織不同意”,那些小道新聞其實大家都聽說過。“小聯(lián)動”到處去散布,江青很憤怒,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就查到背后有大學生,說我是“聯(lián)動的思想后臺”。實際上我只是教他們念詩、唱歌,之前他們接觸不到那些�，F(xiàn)在,都過去50年了,當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詞他們還背得下來。
　　通緝令出來時上面有我的兩寸照片。一夜之間,被北京的“聯(lián)動”全都劃拉下來――就沒有照片啦,上頭非常憤怒。后來想想,這種古典的情義,現(xiàn)在這個物質(zhì)社會是不會發(fā)生了。《血色浪漫》跟我們那些故事比差遠了。只是我們的故事還不能拍成電視劇,因為牽扯到很多意識形態(tài)。
　　我就和女朋友蔣定粵(抗日名將、淞滬抗戰(zhàn)中方指揮官蔣光鼐之女,后嫁給萬里之子萬季飛,生有女兒萬寶寶,現(xiàn)定居美國。)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個好地兒,就藏在龍井村,真正產(chǎn)龍井茶葉的地方,以為能躲過這一劫:全國那么多村子,誰會知道我們在那個村子里?
　　蔣定粵犯了一個技術(shù)性錯誤。她怕父母不放心,寫了一封信,說我們現(xiàn)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親覺得我們在外邊跑不合適,那時候中國還是很傳統(tǒng)的,就回信說,你們倆結(jié)婚,免得別人說話不好聽。我想,沒有家里人來參加也不能隨便結(jié)婚,5月1號,找一些朋友作為證人訂了婚。
　　我們以為通緝我們的就只是“聯(lián)動”的敵對派,沒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馬上被他們拿到,按圖索驥,5月14號就把我們抓了,最后婚也沒結(jié)成。
　　被抓回來前,全國為這個案子抓了沒有1000人也有幾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為我逃到國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說的,全都說是我說的,我被抓進去時已經(jīng)不需要我的供詞了。“這條說過沒有?”“好像沒說過……”打!“說過說過……”當時講3條攻擊中央首長的就可以判死刑,給我弄了100多條,夠槍斃幾十次了。
　　他們來審我和“老七”,清楚地說,那么多反革命謠言,你告訴我們誰告訴你的,你就是傳謠者;找不出造謠者,那你就是造謠者。造謠的罪行跟傳謠可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會判死刑,覺得要是咬出別人這輩子良心過不去,反正我們是倆學生,頂多判個10年,不約而同咬定是自己編的。
　　
　　馬列原教旨主義者遇羅克
　　
　　1968年6月被關(guān)進牢里。
　　關(guān)在我旁邊那個人是個“歷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剛進去,他就跟我說,你要沒什么殺人放火的事兒,該招就招,因為你受不了刑。我說,好,知道了。結(jié)果沒兩天那人就被打死了,報上去說,這人是自殺。他有了這個經(jīng)驗也沒用。
　　那年10月或11月開始和遇羅克關(guān)在一個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塊兒關(guān)了半年。我們是兩個陣營里的人,關(guān)在一起是有意讓我們在爭斗中互相揭發(fā),因為我們24小時在對方視線里,比夫妻還親密。
　　遇羅克身高一米七幾,有點羅鍋,深度近視,微微謝頂;后腦勺很大,從側(cè)面看,就像一個平行四邊形,或一個大冬瓜;長手長腿和大螳螂似的,動作可笑。別人笑他,他也一塊兒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聰明的人。
　　遇羅克笑瞇瞇走過來:“聽說你是中央美院的學生?咱們認識一下。我叫遇羅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羅霄山脈(井岡山根據(jù)地所在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他父親是“右派”,學習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學,就感覺這社會不平等。而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美院負責人,沒被打成“右派”過,但“文革”受沖擊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他當年坐過國民黨的監(jiān)獄,“文革”中只要坐過國民黨監(jiān)獄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沒出事,我可能也不至于進監(jiān)獄。
　　熟了之后,遇羅克說,一聽我要和他關(guān)在同一個房他特高興:過去在社會上競爭不公平,現(xiàn)在終于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干部子弟在外邊趾高氣揚,他想看看誰厲害。所以一開始他對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為什么會被抓進來。
　　他以為我肯定是血統(tǒng)論的支持者。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沒同意過血統(tǒng)論。他很意外,問為什么。我說我看過一部德國電影,講的是二戰(zhàn)之前德國排斥猶太人的情況。血統(tǒng)論跟德國法西斯排猶沒什么區(qū)別,印度用種姓劃分人的高低都是錯的,現(xiàn)在要以出身來劃分,不是倒退了嗎?這成了他和我化解敵對情緒的轉(zhuǎn)機,但他還是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我談人的哲學思想和基本框架。我發(fā)現(xiàn)他其實比我馬列主義得多,他相信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我說,你說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兒了,我們都看薩特、存在主義。他根本沒聽說過,在我解釋之后說:這叫什么哲學!這是一幫法國小知識分子的狂熱!你根本沒有真正讀懂過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馬列主義,我可以給你補課。他的意思,他是捍衛(wèi)革命理想的人,馬列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
　　所以我們沒有變成敵人,而是變成了思想辯論的對手。他發(fā)現(xiàn)我并不是個以革命貴族子弟自居、被慣壞了的紅孩子――他后來和同一階層的犯人聊不到這層次。
　　當時牢房里很多來自底層的犯人特別崇拜他,覺得他代表他們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羅克已經(jīng)給他們辦班,普及馬列基本原理。我們辯論一緊張,他們以為我們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羅克就說,“算了算了�！�
　　牢房有個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時期出的《毛澤東選集》――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個老紅軍,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羅克就說:“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給你,他不肯借給我�！蔽揖透�老頭借,悄悄給遇羅克看。他認真地把兩個版本的差別全記下來。
　　在牢里都要學《毛選》。我倆挨著坐,一人一本《毛選》,好像在讀,其實在說話。有時其他犯人知道我們要交談,就把墻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換給我們。
　　監(jiān)獄里的營養(yǎng)是不夠的。北京的條件已經(jīng)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兩個窩窩頭,下午兩個窩窩頭,偶爾有點鹽水煮的菜湯。極度饑餓中,見到任何東西,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東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問:“這能吃嗎?”要是鳥飛進來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樣。但那么饑餓的時候,遇羅克照樣聊形而上。
　　他的預審員外號叫“丁大個兒”。他說:“遇羅克是個花崗巖腦瓜兒的獄油子!”因為他簡直是一個訟棍:了解中共的各種法令、規(guī)定、條例,審訊的各種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預審員違法、違章的破綻。他甚至知道預審員們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氣,還幫助犯人應付提審,免費當律師。
　　我和他訂下合同:每天休息時間,輪流選擇一個自己熟悉的題目,講給對方聽。我給他講“西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抽象派、印象派之類,他全背下來。他給我講“世界電影現(xiàn)狀”,講得那么內(nèi)行,術(shù)語和統(tǒng)計數(shù)字運用自如。我說你又不是學電影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后來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間房從別人那兒換來的。他一直在學,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知識。但我給他講《麥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聽越不高興:什么亂七八糟的這是。
　　他特別天真,特別愛幻想。有人告訴他,陳毅看了他寫的東西,覺得不錯。他就給陳毅寫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給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后來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說:“你的案子很復雜,等我出去了,幫你去找找陳毅�！�
　　當時我們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沒想過對方會被判死刑�？陀^地說,遇羅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經(jīng)常跟我說,他最喜歡的詩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有種盜火者的心理,覺得像他們這樣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犧牲的勇氣。他想做這樣一個先例。
　　
　　隨時會被槍斃的愛人
　　
　　我們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監(jiān)獄。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號。
　　那天晚上,我以極快的速度,在腦子里把一輩子的經(jīng)歷過了一遍。也許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場了,現(xiàn)在不想,以后就沒機會了――到底我做錯了什么?
　　死刑號里,每個人都是單間,見不到面,只能通過聲音交流。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處在一種強烈的震撼中,竟然用開晚會的方式抵御恐懼。檢查的人來了就裝睡,走了我們就小聲地哼唱。我唱了蘇聯(lián)歌曲《光榮犧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斗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一時之間,一股熱血沖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聲唱道:“哦,我的太陽,我的太陽,那就是你!”
　　沒有人睡覺,因為不久就要長眠了。我們平靜地聊著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說,“要是家里人知道咱們最后還開了晚會,樂樂呵呵的,那就好了�！庇谑俏覀兲袅藗�最有希望活下來的孩子,讓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會的情況轉(zhuǎn)告我們的家人。
　　但事情沒這么簡單,我們還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馬上明白了:殺雞儆猴嘛。
　　那陣,每天除了睡覺時可以短暫地忘懷,醒來一剎那,看到陽光,喜悅了幾秒鐘,立即明白,我是一個隨時要被槍斃的人。
　　睡著也是在做噩夢。黑暗中,被橫七豎八的水泥、鋼鐵碎塊夾在縫中,被漫上來的地下水漸漸淹沒、窒息,無法逃脫。那種痛苦是非常具體的。
　　后來“老七”的叔公王鶴壽(曾當選為中央委員、中紀委常務書記、第二書記。參加領(lǐng)導審查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案件,及平反劉少奇、瞿秋白、潘漢年等重大冤假錯案的工作。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說,其實我們的槍斃決議已經(jīng)通過了兩次,幸虧周恩來說要留下活口,才沒有槍斃。所以,我總懷疑我做那些噩夢時,中央正在開會決議。
　　很多人在垂死掙扎。有人向上面報告說有祖?zhèn)鞯拿胤揭�獻給國家。寫完了交上去,他又報告了,說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錯了到時候更不行。我們就想,這完全是生死一線的事。有的人當時就瘋了,也有可能是裝瘋,看看能不能用這個辦法求生。我當時想,一定不能讓人覺得我有多慘,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微笑,優(yōu)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點尊嚴。
　　死刑號里有一個女囚叫孫秀珍,長得很美,溫柔優(yōu)雅、毫不張揚。她曾嫁過一個男人。從北京醫(yī)士學院畢業(yè)后,分配到挑花廠當廠醫(yī),認識了同是廠醫(yī)的田樹云。田樹云展開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離婚,廠里家里罵聲一片,田樹云卻跟另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jié)了婚�！拔母铩敝�,田樹云日子不好過,又來找她,說他已經(jīng)和蘇聯(lián)接上頭了,讓她幫他定期把信投到蘇聯(lián)使館的汽車里,以后一起遠走高飛。孫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兩人雙雙被捕。
　　還在監(jiān)獄學習班時,我就被她迷住了,開始給她寫情書。我們聯(lián)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時用圖釘把情書釘在裝土的箱子下面。
　　她寫給我的情書也很熱情。我們都知道這種愛沒有任何結(jié)果。她比我大,還有個孩子――我出來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說過,就算我們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況之后也不會娶我。
　　但當時我們覺得,至少還有人愛你,是很大的安慰。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是死囚了,她給我的感覺是心如止水。
　　她被槍斃的前夕,我們作為同一場批斗的主角,終于有了一次肢體接觸――之前我們寫了那么多的情書,卻沒有機會相互觸碰――那是在去體育場參加批斗會的車上。我們背靠背坐著,盡量地貼近對方。在那些日子里,這是我們惟一的甜蜜。后來我跟北島他們講這件事,他們說,這是生命和鋼鐵機器在作不對等的抗爭。
　　孫秀珍,這么美的女性,連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無謂地犧牲了。像這樣傻乎乎的女孩兒,在那個時代死了千千萬萬,沒人為她們說話。最慘的是,李世?出來以后,去找孫秀珍的父母,說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說這是個恥辱,我們要永遠忘掉。如果我不提,你們根本不會知道有這么一個人叫孫秀珍。
　　在大的政治動亂中,個人就是犧牲品。你最好當一個旁觀者,或者當一個記錄者,那比犧牲更有意義。你犧牲了,當時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過自己的日子,誰還會記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媽媽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白鼠,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犧牲掉了。
　　我堅信的一點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惡,而不是比它更厲害,否則在這個過程中你也會變得暴力、變得丑惡。
　　你就喜歡那個美的東西,別弄臟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爭,最后會發(fā)現(xiàn)你和它沒有什么區(qū)別。
　　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云、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后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zhí)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
　　
　　監(jiān)獄里每年都有一個節(jié)目:過年前一天有個寬嚴大會,槍斃幾個,或者提前釋放幾個。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監(jiān)獄的人對我說,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門房脫下囚服,換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門口,看到一輛吉普車,哥哥和母親站在那兒。我說,你們已經(jīng)來很久了?他們說,來了一會兒了。沒人哭,也沒人說那些傷感的話。
　　監(jiān)獄里的顏色很單調(diào),回來這一路上,看四周的環(huán)境真是眼花繚亂。我媽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我說:“沒事兒,挺好看的�！�
　　到了家門口,我爸來開門,說:“郎郎回來了。”我爸媽很細心,給我收拾了一間屋子,里面是素色的。還買了個磚頭式的錄音機放在那兒,有兩盤俄羅斯民歌的帶子。說:“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點兒水�！本瓦@么到家了。電視劇里應該抱頭痛哭,我們家沒這事。
　　剛出來的時候不適應的太多了。晚上睡覺,我媽過來看,要給我關(guān)燈。我說別關(guān),我10年沒關(guān)過燈了,突然黑了會不適應,覺得一下陷入深淵。
　　出門根本不會過馬路,而且不習慣后邊沒有人跟著。在監(jiān)獄里你到哪兒都有警察跟著,覺得他們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沒了,空蕩蕩很奇怪。
　　我變得不怎么會說話了。其實在監(jiān)獄里經(jīng)常跟別的犯人聊天,只是語速和說話的內(nèi)容跟外邊完全不一樣。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飯,他們說那會兒我面色蒼白。
　　好在沒過多久又沒事兒,變回來了。
　　出獄兩年之后,1980年,我就離開了中國。原因特別簡單:這批案子的幾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銷毀審訊記錄和檔案,就我和“老七”的他們不肯銷毀,說是我們并非“判決無罪”,而是“證據(jù)不足”。那意思就是這案子還沒結(jié)。我們當時也想不到中國變化那么迅速,要是過幾年又折騰一回呢?就決定,為了安全,合法地飛走。
　　當時很多人出去都是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數(shù)人都過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濟,后來允許回來,又大批跑回來。我屬于特別能謀生的人,能混入各個大學去教書。一次北島來普林斯頓,我們給他安排了一個演講,他講的是流浪者的心態(tài)。有人說,“你到美國了都有飯吃,多好啊�！彼�就說,“你不明白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焙芷D難,活不好。后來“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楊沫之子馬波)他們?yōu)槭裁辞Х桨儆嬒牖貋?就是實在熬不下去了,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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