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兆申論“香港精神”

　　 　　在香港的太平山頂上，曾經(jīng)有個牌子：“今天心情不好，乃可購物�！报D―香港人不開心了，只要可以購物，就會開心。 　　 　　翻開余秋雨、王安憶等人編選的“三地葵文學叢書”，厚達數(shù)寸的《古蒼梧集》頗為引人注目。這部文集涵蓋了散文、詩歌、小說、劇評乃至昆劇劇本，可見作者的涉獵之廣。而自稱“古蒼梧”的作者，便是著名學者、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學術顧問古兆申先生。
　　1945年生于廣東高州的古兆申，一生經(jīng)歷頗為傳奇。由于高州毗鄰廣西，從地理位置上很容易進入桂林、大理、重慶這些“大后方”地區(qū)，所以從1938年廣州淪陷以來，這個粵西小城里就接納了許多文化界人士。少年古兆申就是從這時起，在位于這座小城中心的“中山紀念堂”開始接觸到各式話劇和民族文藝演出的。1949年，古兆申隨父母舉家遷往香港定居。至今回憶起當初經(jīng)過的路線地名，他仍歷歷在目，“高州、水東、三水、廣州、香港。那年我4歲，媽媽一路上和我說話，每經(jīng)過一個地方就會告訴我�！庇腥さ氖牵�一家人在遷居路上還曾遇見過解放軍部隊，“當時他們在包餃子，還抱著我玩，餃子包好了，又送給我一碗吃，真親切�！�
　　1965年，古兆申考入剛剛創(chuàng)建的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中文大學創(chuàng)辦以前，香港僅有“香港大學”一所高等學府，它的前身是1887年創(chuàng)立的香港西醫(yī)書院，孫中山先生就曾就讀于此。直到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才打破了香港的大學教育全部使用英文授課這一狀況。
　　新創(chuàng)建的香港中文大學是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lián)合書院三部共同組成。當時，香港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海內(nèi)外諸多學者都任教于此，中文大學一度成為各種思想交鋒的最前沿。例如由國學大師錢穆創(chuàng)辦的新亞學院，后來就成為了蜚聲海內(nèi)外的新儒學基地。而在古兆申就讀的聯(lián)合書院里，也聚集了一批著名的學者。魯迅的英文秘書姚克、著名通俗小說家徐吁等，都曾在此執(zhí)教。就在這一時期，熱愛文學的古兆申與友人胡菊人等創(chuàng)辦了一本名為《盤古》的雜志，開始以“古蒼梧”的筆名發(fā)表文學作品，并在隨后的幾十年間，開始了對中華文化分析研究的漫漫長路。
　　1967年，古兆申畢業(yè)于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69年又獲得該校文學碩士學位，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首批畢業(yè)生。1970年，他又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辦的“國際寫作計劃”。1981年，他開始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修讀法國現(xiàn)代文學及哲學課程。直至上世紀80年代后期，學成歸來的古兆申先后在多家文化機構任職，擔任了《文學與美術》、《八方》等雜志的執(zhí)行編輯、《漢聲雜志》的主編……1997年香港回歸期間，他又來到了華文界著名的《明報月刊》，擔任總編輯一職。
　　
　　文學之路
　　
　　《新民周刊》：您的文學研究是怎樣開始的？
　　古兆申：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劉勰的文學觀》，這就是我從事文學研究之始。在研究古代文學的同時，我還一直很注意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也留心于中國的傳統(tǒng)戲曲、章回小說同外國文學的關系。上世紀60年代末，我曾與友人合編一套《現(xiàn)代中國詩選》，并由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兩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同時，我自己也從事新詩，散文，小說及戲劇創(chuàng)作，并寫文藝評論。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日據(jù)時期的上海文學（1941－1945）》，后來這篇文章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此外，我也很關注中國電影的發(fā)展，除在報刊發(fā)表影評外，亦撰寫過論文多篇，尤側重于戲曲電影的論述。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任臺北《漢聲雜志》主編時，還對中國民間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先后編撰了《黃河十四走》、《戲出年畫》、《曹雪芹扎燕風箏圖譜考工志》等書。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我始終致力于昆曲研究。
　　《新民周刊》：大陸學界對您較多的了解可能就在于您在昆曲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績。您是怎樣喜愛上昆曲的呢？
　　古兆申：在我大學時代，對我影響較深的老師是戲劇家姚克先生，我曾研修過他的中國小說史和戲曲史，也常�？此�編導的話劇。他是40年代上海五大導演之一，最有名的劇作是《清宮怨》，后來被拍成電影改名《清宮秘史》，在“文革”時曾經(jīng)被批得很厲害。他在香港執(zhí)教的那段時間里常常會唱昆曲，后來我了解到他曾是曲學大師吳梅的弟子。我就是從他那里知道昆曲，并逐漸喜歡上的。
　　
　　從文化回歸到《明報月刊》
　　
　　《新民周刊》：聽說您曾經(jīng)還做過小學老師？
　　古兆申：是的。因此我對香港的基礎教育有自己的了解。在我小的時候，就有幾位老師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我在香港圣公會教會上中學的時候，學校里的傳統(tǒng)是不讓學生涉及政治的。有一位體育老師，經(jīng)常會和我們說起新中國的體育發(fā)展，言語之間很自豪，后來大概因為政治主張方面的原因，他離開了學校，沒有再教我們了。而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是國民黨，每年“雙十節(jié)”他都會給我們發(fā)“青天白日”小旗，后來他也走了�？梢�，在當時的香港，各種主張和思潮都是存在的。
　　《新民周刊》：這樣的環(huán)境對你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
　　古兆申：其實，香港的很多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關心和探討的都是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問題，只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他的因素。在我上大學的時候，香港的報業(yè)聚集了大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和報人。當時的香港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的位置很尷尬，進退兩難，只能在孤島上觀望。但是他們同時又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在香港延續(xù)了下來，在報上刊登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讓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能夠看到，感受到。
　　《新民周刊》：回顧您的學術歷程，從香港出發(fā)，歷經(jīng)海外，最終依然回到了傳統(tǒng)文化的本體。您的這一經(jīng)歷是否也能折射出香港文化界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態(tài)度轉(zhuǎn)變？
　　古兆申：早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香港就出現(xiàn)了一些頗為獨特的文化類雜志。主觀愿望上，他們希望能夠擺脫英美蘇政治集團的控制，并希望較少涉及政治問題而更多地關注中華文化走向。我就曾經(jīng)刊發(fā)過一篇文章，針對當時港臺包括海外華人對于大陸的偏見，提出祖國大陸才是中國的主體，提出對中國這一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回歸――這是在1960年代末，文化界第一次提出“回歸”這個概念。
　　《新民周刊》：“文化回歸”的概念是否也能從您曾經(jīng)主編的《明報月刊》中找出點端倪？
　　古兆申：我到《明報》集團工作時，金庸先生已把全部股份賣給馬來西亞華商張曉卿。張曉卿那時聘臺灣《中國時報》前副刊總編高信疆先生為編務總監(jiān)，我是應高先生之邀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的，那是1996年8月。在試編了三期之后，該年的第十一期上，我正式掛名主編，直至1998年１月由于種種原因離開《明報》為止，共編了15期。
　　我任《明報月刊》總編時適逢九七回歸，于是就策劃了一系列有關生存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兩地關系等問題的討論。此外，我還策劃了關于世紀之交人類處境及中國文化面臨怎樣的挑戰(zhàn)的專題討論，并連載了金庸與池田大作的長篇對話錄。這一切，其實都圍繞著一個最初的主題――“文化回歸”。
　　有關“香港精神”
　　
　　《新民周刊》：您對所謂的“香港精神”有何見解？
　　古兆申：香港精神？這種說法也許不大準確。不如說是一種思維的傳統(tǒng)。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的、中國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成就香港人的一種習慣，現(xiàn)實主義，注重眼前，優(yōu)點你可以說是腳踏實地，但是勢必造成在某些方面缺乏遠見。
　　在香港的太平山頂上，曾經(jīng)有個牌子：“今天心情不好，乃可購物�！报D―香港人不開心了，只要可以購物，就會開心。因此翻開報紙，國際新聞往往很少，媒體關注焦點都在本地新聞上，娛樂，體育等等……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但是某些方面，似乎還不夠。
　　《新民周刊》：您相信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么？
　　古兆申：“文化沙漠”是魯迅先生上世紀20年代來港時偶然感慨的一句話，卻被引用了一個世紀！
　　從歷史來看，香港是中國境內(nèi)最早走向西化和現(xiàn)代化的一個城市（根據(jù)史料記載，在許多方面香港的開放比上海還略早一些）�？涤袨�，梁啟超的維新思想都從這里來，孫中山也曾在這里念醫(yī)科，組織革命，朱光潛的碩士學位也是在香港大學讀的，張愛玲還曾在這里念英國文學……香港起碼有現(xiàn)代的西方文化，怎么可能是一片沙漠呢？但如果把“文化”的定義縮小為“文藝創(chuàng)作”，或魯迅當年所關切的所謂“新文藝創(chuàng)作”，那么的確在香港是風氣不盛的。這當然由于它近200年的殖民地背景造成的人文心態(tài)使然，并不單單由于香港是個功利的商業(yè)社會。但事實上，香港還是有少數(shù)人從事嚴肅的文藝創(chuàng)作，也有個別優(yōu)秀的作家和藝術家。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文藝是很發(fā)達的，流行音樂，電影，武俠小說在海內(nèi)外都起了領軍作用。九七之后，香港文化應有較大的變化，但由于殖民文化正負兩面的遺產(chǎn)一時還沒能好好清理，因而目前還看不出端倪來，有待日后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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