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社會公正、民族文化與現代化的張力

　　歷史己可確鑿無誤地寫上：新文化運動期間是20 世紀中國絕無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論難的時期。

　　新文化運動內部是多元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其中且有多種復雜的排列組合。

　　反對陣營也是多元的：國粹派，“學衡派”，東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義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組織……。

　　兩極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中間派與調和論。

　　他們憑藉各自的陣地尖銳、自由地辯駁。個個自以為是，信心十足。沒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墮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動權勢者去消滅對方。唯一的裁判是讀者的自由選擇。鬼怪云集的《靈學叢志》（中華書局出版）是因門庭冷落，香火不繼而不得不自行關門的。它與《新青年》的讀者群有很大差別。后者對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沒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難說清。

　　憑吊當年硝煙，我們可以看到什么？

　　這不是無是無非的混戰(zhàn)。

　　反對白話為書面交往和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言的諸公肯定錯了。言文合一，利國便民，為大眾交往、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諸人促成這一偉業(yè)，合當永志青史。林紓、梅光迪、章士釗等人盡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對白話文而言，無疑都錯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兩大歷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

　　翻檢當年文獻，觸目皆是對社會不公的憂慮。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歷時4年零3個月；
死亡軍人約850萬，平民約一千萬；
直接經濟損失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1516億美元。作為富強典范的歐洲百孔千瘡，武裝革命、和平示威風起云涌。從現象疑及制度，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在西方“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盵1]在國內，政治經濟秩序都面臨著轉型期的混亂和痛苦。軍閥混戰(zhàn)，工廠盛行著資本主義初興期的殘酷壓榨，貧苦民游民化……。面對如斯局面，中國人何以自處？

　　這些世界性的難題，難為了剪下辮子不久的中國知識分子。

　　“勞工神圣！”（蔡元培）、“勞作神圣為世界不可磨滅之公理”（梁啟超）、“今后救亡之第一著當從事于社會革命”（許德珩）、“這種社會革命的潮流……將來必至彌漫于世界”（李大釗）、“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傅斯年）……。

　　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識界菁英，異口同聲爭說“勞工神圣”、“社會革命”！各人情況不同，總的說來是正義沖動推動下對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們期望的是在中國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轍�？墒�，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從“公正”、“公平”的標準，“社會革命”的具體內容，到實現這些的途徑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們大都是人文學者，筆力甚��；
但通常對政治學，經濟學和中國社會缺乏系統(tǒng)的研究，對資本主義和蘇俄的歷史和現狀也缺乏深切的了解；
加上當時雖有政黨卻沒有健康的政黨政治，社會科學大體處于介紹輸入階段；
于是，除了一些激進者走上與國民黨合作動刀動槍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討或“第三種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義。

　　昔日輝煌與今日貧弱的反差一直困著19、20世紀的中國人。進入20世紀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它突出地表現在東方文化救世論的興起。開先河的是辜鴻銘。早在1901年，他就毫不含糊地給東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歐洲和遠東之間確實有一種文明之爭在進行著。不過在我看來，這種斗爭似乎不是一種黃種文明與白種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更似一種遠東文明與那種可稱為歐洲中世紀文明之間的沖突�！�

　　“……人類未來文明……依賴于中國文明的根基，或更確切地講依賴于遠東民族可稱為儒家文明的東西�！盵2]

　　在辜老先生筆下，東西文化之爭，是先進的東方與落后的奉行中世紀文明的歐洲之爭；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但與現代文明沒有矛盾，而且蘊含著現代性的精髓。他寫道：

　　“人們經常斷言漢語中沒有關于‘自由’的詞匯，但令人驚奇的事實是，不僅漢語中有關于‘自由’的詞匯，而且這個詞還準確地表達了……‘自由’的真正含義……漢語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當它在‘自由’這個意義上使用時，被義定為遵循我們本性的法則――率性之謂道。”③新文化運動期間，他更氣壯山河地斷言：

　　“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專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認為在中國，我們一直擁有‘理性民主政體’,盡管從統(tǒng)治的形式上來說始終是君主統(tǒng)治。中華民族一直是個民主的民族。我敢說，就我所知，中國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盡管此老的這些外文著作在國內影響不大，在海外卻頗有一些讀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創(chuàng)一個記錄：中國人以所學西學為工具，努力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挖掘“現代性”。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結論，僅就歷史事實來說，毋庸諱言：時賢孜孜矻矻進行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化”之類的研究，不過是他的未竟事業(yè)的繼續(xù)。

　　同時，辜鴻銘不是孤立的，各個時期都有同道，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幾乎同步的新文化運動中起而呼應者更大有人在，而就東方文化救世論掀起軒然大波的是梁啟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立論：

　　“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tǒng)。第四步，把這新系統(tǒng)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于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進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⑤

　　兩個都是世界性的難題。實質是如何處理現代化與社會公正、現代化與多元民族文化的內在張力。

　　時代變了，即使是東方文化救世界論的鼓吹者也多半吃過洋面包，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他們不是19世紀弄不清有沒有陸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樣以堅決拒絕西方現化文化為職志。他們贊成有所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
有的人筆下還不時出現民主、科學、自由、平等之類的字眼；
有的爭論甚至表現為是誰真正領會了西方文化之爭。當今有的論者據此堅決否認他們是現代西方文化的反對者。

　　如果弄清雙方的確實主張，弄清各自的具體追求，也許有助于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社會公正和文化民族主義出發(fā)非議西方的一方，通常著重在兩個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

　　一是在制度層面。

　　在經濟領域，杜亞泉力倡“凡可從手工制作者，勿以機械代之。”經營者應限于“自給自足之工藝”、“勿視此為投機致富之捷徑�！雹� 他說的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術，而是接受還是拒絕以謀取利潤為動力的現代經濟制度。在張君勱看來，就是不能發(fā)展“謀利之工商”，⑦而謀求“均平寡安”的經濟制度。進入20年代后，章士釗也反對中國走西方發(fā)展現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諸農”，建設“講節(jié)欲、勉無為，知足戒爭”、“說禮義、尊名分，嚴器數”的“農國”。⑧從孫中山到社會主義者則冀圖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競爭，作為“畢其功于一役”的階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頭上也說幾句“自由”、“民主”之類的門面話，實際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層面。

　　“東方文化”怎樣救世？各人說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張用中國傳統(tǒng)道德或人生哲學去“規(guī)范”或修正現代經濟和政治制度。公、忠、誠、有序、服從、集體、天人合一……據說都是醫(yī)治西方現代病的靈丹妙藥。

　　他們的矛頭通常指向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

　　可是，歷史的走向頗不利于前者。

　　折騰了80年，“社會公正”對中國人說來仍是頗為遙遠的奮斗目標，而付出代價之大，真有點不堪回首。一個更加嚴峻的事實是，盡管“社會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須努力，但東方文化對此肯定無能為力；
文人學士的各種偉大構想可否付諸實踐亦頗渺茫；
最切實的途徑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國在此領域采此的各項措施（稅收、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的成敗得失，然后根據本國情況有選擇地移植、改進。

　　西方各國沒有按照中國人的設想，從東方文化中尋求改革的智慧，他們是在不斷自我批判中尋找更新之路的。而東方各國和地區(qū)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學習。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在各項具體制度上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充分暴露了他們與市場經濟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傳統(tǒng)已經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領域，“與傳統(tǒng)徹底決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墒�，既要實行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就不能不確立個人主義的核心地位。傳統(tǒng)可以衍生現代，但傳統(tǒng)的各種觀念和規(guī)范，只有無礙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會被人們廣泛認同和接受。

　　在現代世界，國家和民族應該是平等的。說到文化，無論是世界范圍，還是各國和各民族內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選擇的主體。他人強加的選擇標準不可能長期為多數人接受�，F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趨勢�，F代化有它自己的價值標準。這個趨勢與各國原有的中世紀的民族文化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但歷史是這樣無情，現代化的趨勢順之者昌，逆之則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順應潮流蛻變，而成為抗拒外來文化的堅固堡壘，必然淪為危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國就是這樣的典型。

　　國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國的文化發(fā)展處于同一水平線上。一些落后國家的文人學士喜愛倡導“民族本位文化”，這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煽情。在一個國家急需學習外來先進文化的歷史關頭玩弄這類把戲，欺騙性很大，但禍國殃民，屢試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繼承和保護本民族的文化遺產。這些遺產的破壞主要來自戰(zhàn)亂和貧窮。隨著現代化的實現和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這些遺產中的一部分雖然不能不隨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遷，但從整體上看，又為其保護、利用和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落后國家和民族只有實現現代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縮小或消滅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國際社會中真正爭得平等。冀圖以本國特性的藉口，蓄意標新立異，討伐現代文明的公認準則，這不伸無助于縮小差距，維護本國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圖虛名，得實禍，扼殺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創(chuàng)新能力,摧殘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的動力，把本國拖入困境而難于自拔。

　　“反語言霸權”、“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這類呼喊豪情萬丈、壯懷激烈，令人肅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游戲規(guī)則是各個領域發(fā)展與挫折中不斷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國折騰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開始走上與世界接軌的道路，才開始擺脫被動局面，你們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擋這個歷史進程呢？！

　　注釋：

　�、�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7頁，中華書局1936年上海。

　　②辜鴻銘：《尊王篇》、《辜鴻銘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83頁。

　�、弁�上第150頁。

　�、芄鉴欍懀骸秴群啊�，同上書第544頁。

　�、萘簡⒊�：《歐游心影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37－387頁。

　�、薅艁喨�：《工藝雜志序》、《東方雜志》第15卷4號（1918年4月）。

　�、邚埦齽辏骸对僬撊松�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第111頁。

　　⑧章士釗：《農國辨》，上海《新聞報》（1923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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