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為什么美國少有“知識分子”

　　訪美緣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應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作為一九九八年度美國《國際訪問者計劃》的訪問學者，在美國各地訪問了一個月。

　　這項《國際訪問者計劃》創(chuàng)辦于半個世紀以前，主辦這項計劃的宗旨，是讓外國人到美國來認識美國，讓美國人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來認識世界。主辦者是美國政府，而資金經費來源則主要靠民間捐款與部分財政撥款。訪問者必須是從來沒有到過美國的人士。在出訪以前，受邀請人可以提出自己對美國社會的哪些方面有考察了解的愿望，美方則根據(jù)受邀請者的要求，結合美國方面的具體情況，為訪問者擬定一個在美國各地旅行的初步的訪問大綱，外國訪問者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一般可以訪問美國的六到八個城市或地區(qū)，由于中美文化差異較大，來自中國的個人訪問者，往往由一位政府聘請的向導兼譯員全程陪同。每到一個城市，當?shù)氐摹皣�際訪問者協(xié)會”的分會的自愿人員，就會把一份相當詳細的訪問日程表預先送到你所居住的旅館。當然，有關你本人的情況與學術背景，接待你的人士事先也通過當?shù)氐摹皣�際訪問者協(xié)會”得以了解。這樣的旅行計劃中，每天安排大約四到五個訪問項目。每次訪談大約進行一個小時。

　　一個月的訪問內容安排得十分充實，時間又十分緊湊，有時緊湊得甚至連上街漫步的機會都不一定有。這種旅行實際上是相當辛累的奔波過程。美國人不象中國人對外國訪客那樣迎往送來。在市區(qū)參觀訪問，決不是我們想象的每天坐在轎車里開來開去。在市區(qū)內幾乎都是不斷地步行，不斷地換車，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從市區(qū)的一個角落，及時地趕赴另一個角落。一些來自中國的訪問者對這樣的接待方式頗不習慣，認為美國人對外國人不如中國人對外國人那樣熱情有加。（據(jù)說，有一位受邀參訪的中國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回國以后就對這種苦累旅行頗有微詞。）然而，對于一個想親身體驗美國人日常生活的訪問者來說，正是通過這種高密度、大容量的考察訪問，他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美國這樣一個當今西方文明中最發(fā)達的國家，獲得直接具體的親身的體驗與感受。在這樣的旅行中，你在地鐵上與鄰座的一位萍水相逢的保險公司的女職員二十分鐘的閑談，所獲得的對美國普通人印象，是你坐轎車所無法獲得的。我在美國一個月的時間內，估計正式見到的美國受訪者不下一百人，確實對所訪問的國家產生一種整體性的感受，獲得到書本中無法獲得的深入的認識。

　　我在出國以前，對美方邀請者提出，訪美的主要興趣是三個方面，一是希望了解美國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的。其次是希望看一下美國的“草根社會”即基層社會的民主政治，第三方面，是希望在美國會見研究中國與發(fā)展中國家問題的專家，共同討論中美關系問題，并就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問題交換意見。另外還希望會見一些原來在中國的朋友，了解他們對美國的感受。

　　根據(jù)我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在訪美期間先后被安排訪問了華盛頓、波士頓、威斯康星與加州的好幾所大學，在華盛頓，我訪問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民主黨的戰(zhàn)略研究所、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國會、政府部門，此外，我還在各地訪問了一些民間壓力集團、民間的研究所與地方的市議會和州議會、縣級的兩黨組織，還會見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美國知識分子，例如印弟安人國的知識分子與極右派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t）。

此外，我還與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學者就中美關系、發(fā)展中國家的現(xiàn)代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問題，進行了交流與討論。

　　每次晤談大約為一個小時左右，美國人幾乎都不會寒喧，見面就開始進入話題，一般都是開門見山，相當直截了當，例如，我所拜會的一位美國教授，他對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什么問題？讓我們討論起來吧�！倍�且，絕大多數(shù)美國主人對自己準備向客人介紹的話題，似乎都沒有系統(tǒng)講述的習慣，他們往往只談十來分鐘，就請訪問者提問，就這樣通過討論來切入問題。這種談話方式對于習慣于聽系統(tǒng)介紹與講解的中國人來說，往往頗不適應。因此，對于訪問者來說，能不能恰當?shù)�、一個接一個的提出具有滲透力的問題，是否使對方對你提出的問題產生回答的興趣，能否把握住問題的要害，確實是使這種討論式的訪談取得效果的關鍵。尤其是個人訪問者，在兩個人對談過程中，談話機會特別充分，有時把美國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比較，往往會使主人談話的興趣倍增。對于訪問者來說，通過密集的不斷提問以及在提問中思考，并以中國的情況與美國進行比較，往往成為一種對自己思維能力與知識的自我考驗。

　　為什么美國少有“知識分子”

　　在美國，有一個問題時時引起我的思考：美國人日常話語中，很少出現(xiàn)“知識分子”這一用語。美國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國人中很少有人自稱為知識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識分子的責任、義務、使命感之類的豪言壯語，來表示貢獻于社會公益事業(yè)的。以上我在荷爾頓所看到的，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社會公益事業(yè)與政治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們心目中，理念與理論并不重要。

　　這里指的知識分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當?shù)穆殬I(yè)概念。更具體地說，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這些人受過高深的教育，習慣于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由于所受教育較高，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信息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為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愿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為已任的道德使命。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精英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有別于平民百姓，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lián)，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往往會根據(jù)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獻身于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為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往往導致知識分子以某種自己認為合理的、全面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社會工程的蘭圖，來改造社會。

　　在歐洲、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在社會歷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是那些視理念為生命的知識分子來作為核心的。我在國內時，曾經問過一位來我家做客的美國博物學者，為什么在美國沒有歐洲人使用的那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也一時回答不上來，他只是說，在美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是一個好稱呼。那些被認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家才會被人稱之為知識分子。更有一位從美國回中國探親的朋友說，如果一個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人被一般民眾認為更象是“知識分子”，那他注定失敗無疑。

　　當然，這么說，并不是說美國人中沒有進步、獨立思考、爭取公共權利的理念、以及為這種種自己認同的理念而斗爭的行動傾向性。恰恰相反，美國社會中，這樣一些關注社會、為社會事業(yè)而人士，相當普遍。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yè)，為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被稱之這“專業(yè)人士”（Professional)。每個專業(yè)的人士中，總有一些為社會公益事業(yè)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區(qū)別？

　　我對此作出的一個解釋是，產生知識分子的社會，如歐洲、俄國、中國，是一個社會階層分層較為顯著的社會結構，這種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shù)人可能有機會受到較高深的教育。這些精英分子與沒有受過教育、較少受到人文價值熏染的人們相比，會油然產生一種精英主義的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yōu)越感。這是一批高于眾人之上的、因擁有知識運思能力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因人文價值的執(zhí)著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群體。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并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斷，并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癥作出根本性整體性解決的人們。這種人的最基本特點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論因素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判斷，與道德德關懷相結合，而產生一種行動化的方向。

　　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更具有激進的理想主義的傾向性。更為概括地說，一個階層分層較為明顯，從而僅為少數(shù)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會，以及社會矛盾與問題成為他們進行知識反思的資源的社會，是產生此類知識分子的溫床。

　　而美國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職業(yè)化程度很高，從事各種職業(yè)的人都可以成為中產之家，且人數(shù)眾多，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個職業(yè)中都存在著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他們可以站在本職業(yè)的立場上，以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背景或依據(jù)，來提出問題并為此承擔起社會責任。

　　與歐洲各國相比，歐洲國家有過封建社會的歷史，因則也少不了貴族文化傳統(tǒng)的遺存，貴族文化是產生精英主義優(yōu)越感的溫床，凡是有精英主義價值，就會有精英與平民的分野，就會有一種人產生強烈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沖動。

　　如果這個社會恰恰又有許多困難、矛盾與無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與思辯能力的精英們，就會充當了政治運動的發(fā)動機。而在美國，一則沒有前面所說的封建歷史與貴族傳統(tǒng)，二則沒有災變式的大問題去刺激人們從形而上的理念層面去解釋，去提出某種政治神話來安撫人心，而美國是平民主義傾向很強的社會。美國人的責任感，則由那些專業(yè)人士來體現(xiàn)，他們關注社會，但已經不是懷著精英主義的優(yōu)越感，而是以一個職業(yè)人士的身分，他們從事什么的職業(yè)，受過何等教育訓練，與他們從事的政治公益事業(yè)并無直接的關聯(lián)。

　　當然美國的學院與書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是無疑的。問題在于，他們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國會山見到的自稱是“如同汽車推銷員與地毯商人”的眾議員，以及那位當小城議長的管道工人和當市長的木材商人。他們似乎沒有理想家的想象力，他們也許使美國的政治舞臺少了幾分詩情，但卻同時具有幾分使中國人頗為羨慕的優(yōu)點，那就是大躍進式的、文化大革命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烏托邦，與他們無緣。

　　當然，我決非認為中國不需要知識分子，中國在現(xiàn)階段的進步，實在更需要有知識分子的推動。中國的普通民眾受數(shù)千年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影響，他們比較被動，思考問題較為具體，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他們不太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能動力量，中國還遠遠沒有進步到無須知識分子運用理念來進行思考與選擇的時代。我只是覺得，如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能以一個專業(yè)人員那樣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也許中國就更有希望了。

　　我承認，我在美國一個月的這些感受當然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然而這些確實是我親眼看到的與感受到的。美國還有許多消極的方面，在中國人看來，美國有太多的同性戀，（雖然不少美國人認為這很正常，甚至加州還通過同性戀合法的法律。）有槍支管理問題、有吸毒泛濫問題、有個人主義過分膨脹而出現(xiàn)的一些異化現(xiàn)象，有過多的家庭離異與破裂，有法律上的形式主義導致的不公正，這一點在辛普森案件上最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又例如，幾年以前發(fā)生過的一位美國人把無意中進入其私家園地的日本陌生人槍殺而被宣判無罪的事，無論如何，對此中國人還是難以接受。在國際上，山姆大叔也顯得過于自以為是，較少對其他國家的處境與問題抱同情的、設身處地的理解，（這些也都是使我覺得，實際生活中的普通美國人比傳媒中的山姆大叔更可愛。）等等。另外還有許多社會消極問題在短期訪問中是不能看出來的。

　　盡管如此，作為來自另外一個文化的知識分子，我寧愿把異國文化中的長處看得更多一些，我認為這樣做實在是必要的。我完全相信，一個在美國住久的人一定會發(fā)現(xiàn)美國更多的短處，我也知道，一些在美國長期生活的人會認為，我對美國社會生活中這些走馬觀花的觀感過于膚淺。

　　我之所以認為，發(fā)現(xiàn)另一種文化中的長處，對于出國考察者特別重要，還有一個人們往往忽視了的原因，那就是，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于另一種文化的缺點與消極面的了解與認知，要比對那種文化的優(yōu)點與積極面的了解與認知更多，這是因為，正如本文前面就提到過的，現(xiàn)代社會中，大眾新聞傳媒在報道時，是具有選擇性的，這種選擇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僅僅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更重要，更經常、更普遍的，是新聞的本質就是報道壞事與反常的事，是報道“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滿足人類好新求異的心理。例如，我們一般非專業(yè)人士，對印度的了解，主要通過電視新聞，而中國的中央電視臺通過美國新聞網(wǎng)轉播過來的有關印度的新聞，無非是鐵路中斷、大水泛濫、沉船死人、公路翻車。除此之外，我們對印度幾乎是一無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們心目中就成為這樣一個充滿不幸的可憐的國家。我們并不知道印度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續(xù)穩(wěn)步地經濟增長。因為這并不能激起讀者的好奇心，電視新聞報道者對此沒有興趣。在當今這個世界，美國的新聞資源正是美國的跨國公司一樣，具有一種話語霸權，美國人對印度的形象，也通過新聞傳媒“考貝”給了中國。

以此類推，印度對中國的形象，也是從美國新聞中的中國形象“考貝”過來的。

　　美國對中國的報道與對印度的報道一樣，如果說，中國的報紙出于政治穩(wěn)定的需要，對國內的事是“只報喜不報憂”，美國對中國的報道則反其道而行之，“只報憂不報喜”。正因為如此，在極度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興趣與知識的大多數(shù)美國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中國幾乎就是天安門廣場上發(fā)生的那件悲劇，就是電視中反復播送的坦克與流血，就是走私軍火、出售導彈、強迫計劃生育、勞改產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這些事情既使全部是事實，但也只是變化中的中國的一小部分。而在美國人頭腦的信息倉庫中，它們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國。美國人不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國二十年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少提高，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經擴展了許多。難怪許多美國人來過中國以后，都會感嘆實際的中國比美國傳媒中的中國要好多。

　　正因為如此，我實實在在地認為，每一個有機會來到另一個文化中的人，應該充分運用自己的第一印象，從當?shù)厝嘶蛞泼褚蛩究找姂T熟視無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發(fā)掘出對自己民族有啟示性的東西，他應該盡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鏡”，去發(fā)現(xiàn)異質文明中的那些積極的東西，以此來作為參照物，用來反襯出自己文化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知識分子更為敏感，他們對本國的事務更具有一種天生的批判精神。他們所具有的知識更有利于他們對那些他們在異國所看到的東西去作出解釋與判斷；
他們義不容辭地理應讓他的國人共同分享他的機會。自近代以來，最早去歐洲的郭嵩燾是如此，嚴復是如此，五四以后大批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也都是如此。既然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么，當人們有機會到了另一座山上，不妨回過頭來對兩座山的特點多作一些比較，這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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