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失敗者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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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擺脫身外與身內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壓來——這又是一部讓我無法平靜地對待的書稿。

　　書寫的并不漂亮，但卻十分的真實——正是這真實令人戰(zhàn)栗。

　　單是這篇《矮子家族史》里的這一聲長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淚下。有誰會想到，身材的矮小與其貌不揚，竟給人帶來了如許的屈辱；
僅僅是要與別人平起平坐，活得有頭有臉，竟要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代價!又有誰會關注，這“矮小”的身軀承受著多少精神的與肉體的苦難，蘊藏著怎樣一個巨大而復雜、豐富的精神世界：那異乎尋常的自卑與自傲，與身體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內在的志氣、英雄氣、風云氣、大丈夫氣，那越是受壓受挫而越加強烈的內心的不平，焦灼，憤激，狂躁……，水里浸泡過干百次、烈火里熔煉過千百次、污血里爬滾過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撓的鋼筋鐵骨般的頑強的生命力，那拼將青春拋擲，不惜血肉濺飛，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舍命掙扎，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著沖上去前仆后繼的奮斗……，這都構成了一部歷史：作者個人的血淚史，蔡氏家族的血淚史。而且我要說，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種象征性：難道你不會由此而聯(lián)想起我們的國家、民族?作者說，他發(fā)現(xiàn)本世紀曾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孫中山、魯迅，以及鄧小平，都是矮子；
這事實或許有某種偶然性，但把它視為一種象征，也是可以的。自從上一個世紀中葉，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以后，在與世界各國的比較中，中國人突然發(fā)現(xiàn)了自身的“矮小”(落后)，由此而開始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史，掙扎史，奮斗史。于是，本書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顯示的前述精神特征，固然帶有明顯的個人性與家族性，但卻具有更督遠的典型性，這是一個本世紀的典型精神現(xiàn)象，它是能夠讓人們聯(lián)想起我們這個民族百年奮斗中豐富而復雜的心理內容的。

　　但我最想強調的卻是本書的另一種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視為“受屈辱、被損害者”的代名詞的。作者把他的這部血淚之作稱為“一個底層知識者的人生體驗”，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沒有忘記，他的祖輩、父輩都是農民即使他已經脫離了土地，成為一個知識者，但依然沒有忘卻、也不可能擺脫自己與生俱來的“底層”性。于是，他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盡管正是農氏及底層人民養(yǎng)育了中國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他們?yōu)檫@個民族的生存與發(fā)展付出最多，犧牲最大，但卻因為貧窮，因為沒有文化，而長期被人“矮視”，受盡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國的底層人民承擔的，可以說，他們是將民族的、階級的屈辱集于一身的。這正是構成了本書作者這樣的“底層知識者”最根本的生存體驗，他(他們)對“矮子”的處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實是包孕著這更為深廣的歷史內涵的。

　　因此，盡管如魯迅所說，這還不是沉默的國民自己發(fā)出的聲音，但這些底層知識者的掙扎與呻吟，是應該傾聽與關注的。而這恰恰是當今中國被壓抑了的聲音。我在剛寫完的一篇文章里寫道，在這世紀之末，聽見的是一片狂歡之聲，早已將弱者的哀哭掩埋。知識精英依然高談闊論，但中國的“矮子”們，這些備受歧視，備受凌辱的人們的真實的痛苦，卻不在論題、視野之內，君子遠離庖廚，大家相安無事，大概就要在太平聲中迎來新的世紀吧。

　　那么，這執(zhí)拗如怨鬼的一聲聲“矮子，苦哇”，實在是有點掃興。不知道愿意傾聽的人，還有沒有?

　　(二)

　　本書最動情的篇章都是獻給奶奶，母親，父親，哥哥與妹妹，獻給自己的家族的。這是作者和中國的底層知識者的“生命之根”。

　　于是，我們聽見了：“一字一頓，幾乎是從喉嚨管里扯出來的，奶奶咳著，喘著，用整個生命唱出的”歌謠——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護——我家小——毛

　　升——學——堂——喔

　　作者告訴我們：“當天夜里，奶奶便離我而去了�！�…這是奶奶留給我的最后一支搖籃曲，我流著淚，默默地唱著哭著重復著，于是它變成了一首古老纏綿悲涼凄慘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邊永遠回蕩……”(《搖籃曲》)。

　　大概每一個來自底層的知識者都有過類似的體驗：他們的耳邊永遠響徹著這古老的生命的呼喚。

　　這古老的聲音是來自中國農民的心靈深處的：他們幾乎一字不識，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與此有關；
于是，知識、文化、學堂，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一種神圣性，他們是如此虔誠地祈禱著上蒼，讓他們的子孫后代，能夠念書識字，有著另一種命運，這是整個家族希望之所在。讓孩子上學，有個“出息”，光宗耀祖，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農村吃苦耐勞的父母的生命存在的全部價值。對于作者這樣的“矮子家族”，讀書就更具特殊的意義。這是奶奶臨終前的囑咐：“孫子都矮，不考學堂就些投人家降”；
這是父親的信念：“人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沒有本事”；
于是形成了兒子的理論：“矮子的強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須從智慧方面發(fā)展”。這可以說是物質貧困、苦難深重的中國農民，以至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從自身的經驗中提升出來的生存哲學，這是絕境中的希望之光：讀書，追求精神的豐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機。因此，當讀者看到作者的父親怎樣逼孩子念書，扯耳，碰壁，踢腿，罰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動的：在這幾乎是不近人情的殘酷背后，隱藏著的是怎樣巨大的期待與愛!中國的農民的孩子是懂得這一點的，他們不會埋怨自己的父輩，只會把這一切深理起來，成為刻骨銘心的原始記億，化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無論如何艱難，也要讀好書，報答父母，為“矮子家族”爭口氣!作者說，奶奶歌謠里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這是實在的：不讀得個“出息”，這些農民矮子的子孫的靈魂是永遠也不得安寧的！

　　這樣，中國農民、大地母親哺育了自己的兒女，義把他(她)們送出了土地，并且期待再也不要回來。

　　(三)

　　本書的作者和他的同輩，于是在父輩的囑望中，走上了永遠的不歸路。

　　這歷史的選擇發(fā)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國。

　　那是一個激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年頭，是一個做夢的時代。在作者的筆下，成了永遠懷想的“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散了多少步啊，那個時候說了多少話啊，那個時候寫了多少信啊，那個時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膽謬談闊論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書》)于是作者做起了“文學夢”，一個玫瑰色的夢。作者在九十年代回億說：“本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學夢”’“那時候的風氣是不愛作官愛文學，不像現(xiàn)在文學很臭，每一個人摸到自己的肚臍眼都是錢”(《大哥的文學夢》)。他說的完全是事實，盡管在今天的青年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現(xiàn)代神話”。正是文學把這個“矮子家族”里的后代內在的英雄氣、丈夫氣全部誘發(fā)出來，使他堅信：通過文學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軀體的“矮子”變成精神的“巨人”。整個家族也這樣期待著他：“我家的玉鑲佬將來在文學上大有前途”！在那個“文學是崇高的事業(yè)，每一個有可能成為作家的文學青年都被捧為天上的星座”的時代，這無異于宣布，他將從根本上振興蔡氏矮子家族!——這志氣，這責任，這預言，這自信，以后就成為一個掙不脫的夢魘，永遠追懾著他，壓迫著他的靈魂。

　　本書的作者就這樣在八十年代的夢幻中，從一個農民的兒子蛻變成一個充滿浪漫氣質的知識者。

　　他在中國中部的一個小城里支身下來。一一終于脫離了土地，卻又開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難歷程。

　　無論如何，總算成了“公家人”，這應該是有了“出息”，家族的夢想至少是部分地實現(xiàn)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寧。

　　他陷入了中國小城鎮(zhèn)的灰色生活的塵埃之中。這就是本書“生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與“無聊”的日子，“教書，回家，吃飯，屙屎，困……”(《無忌的詩》)，“生活的輪子艱難地朝前滾動著，碾碎了我的青春。頭發(fā)，白了；
胡子，硬了；
眼角，有了皺紋。生活的輪子繼續(xù)無情地朝前蠕動著。無聲無息。無香無臭。沒有留下任何一絲痕跡。”(《過年》)……

　　這無血的殺戮，在契河夫的小說，葉圣陶、蘆焚……的小說中都曾出現(xiàn)過，這幾乎是一個永恒的苦惱，因而通常也是依靠時間的流逝造成的麻木來自行消解的，至少對大多數(shù)的小城鎮(zhèn)的居民，包括其中的知識者，都是如此的。

　　但本書的作者，這位念念不忘振興矮子家族的大業(yè)的農民英雄的后代，這位八十年代的烏托邦的夢幻者，卻長久地沉浸于真正的恐懼之中。他害怕自己陷于“危城”里不能自救，反復告誡自己：一定要沖出去!(《沖出危城——致唐師》)

　　于是，開始了他的“突圍”的悲壯歷程。

　　而且他還必須面對新的時代的挑戰(zhàn)。這大概是出乎這些八十年代的中國的大學生們的意外的：當他們懷著種種英雄夢走出校門，還沒有來得及大展宏圖，就被鋪天蓋地的商業(yè)大潮淹沒了�！皶r代”翻了一個臉：理想主義、啟蒙主義被送上了審判臺，金錢與權力突然受寵，錢權交易成為時髦；
追求精神被視為神經有病，快樂、縱欲成為唯一原則；
“文學”從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來，成為嘲笑的對象……。

　　于是這些無論如何要弄出個“出息”的中國的農民的子孫，又面臨著選擇的分野。——或許我們應該從這一角度，來看待本書寫到的發(fā)生在九十年代的蔡氏兄弟的論爭。

　　大哥本是這個家族癡愛文學的傳統(tǒng)的始作俑者，但也正是他首先提出疑問：“精神，純潔到纖弱的精神，又怎能逃脫力大無窮，美麗無比的物質巨人的強奸呢”?(《長兄致二兄書》)他發(fā)現(xiàn)“文學夢”將把他自己，連同深受他影響的弟弟、妹妹，以及整個家族引進一個“死胡同”。于是，開始用嘲諷的語氣來重述自己當年被退稿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敘述都是以感傷的唏噓作為結束的。他以對待文學那樣的瘋狂的熱情投身于政界，并且很快就獲得了成功，以縣辦公室主任的身份成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一舉而實現(xiàn)了光宗耀祖的世代農民的夢。而做弟弟的卻仍癡迷、忠實于文學，在他看來，哥哥是在“以《紅與黑》中削尖腦袋柱上鉆的的于連為榜樣，搖唇鼓舌來為當官的歌功頌德，圣潔的高貴的文學女神的貞操被一次次地出賣給了渾身酒臭的縣處級官僚，獨立的文學的人格變成了御用的工具”。兄弟因此不再通話，直到那一個春節(jié)，哥哥大醉之后，重又敘述那個古老的退稿的故事，卻拿出一箱紙色發(fā)黃但卻保存完好的文學手稿，邊說邊哭，動情處竟至頓足捶胸，弟弟這才明白“文學夢”依然深藏在哥哥心靈深處(《大哥的文學夢》)。更料不到的是，不久，哥哥因勞累過度，腦溢血突發(fā)而猝亡。

　　這故事發(fā)生在九十年代是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或許那令人感傷的結局才多少有些偶然性。本書的作者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于連的影子，這更是一個相當深刻的觀察。底層生活的經歷與體驗，那因被壓抑而變得加倍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也是能夠孕育不擇手段的野心家與賭徒的。在這個意義上，哥哥是一個不徹底的于連，他還沒有把自己完全出賣給金錢與權勢的魔鬼，他的天良未泯，因此才有那失聲痛哭，他仍然是一個犧牲品，最后的結局或許有一種必然性也說不定。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中，成功的于連是大有人在的。他們在爬上了政治或商業(yè)的高位以后，以百倍的瘋狂攫取原先不可能染指、因而顯得格外耀眼的“黃色”(金錢)與“紅色”(權力)，或許自以為是在復仇，其實瘋狂吮吸的正是養(yǎng)育自己的父老鄉(xiāng)親的骨肉。這是一個邁為深刻的悲劇，但不在本書的敘述范圍之內，這里也只是順便提及。

　　回到本書作者的選擇上來：如果說八十年代對文學的迷戀完全是一個美麗的夢，九十年代在文學已經失去光采以后，仍然癡心不改，就多少具有某種掙扎的意味。作者說他是在“堅守著這最后一道防線”(《哥哥的文學夢》)。他要堅守的不僅是他的“矮子家族”的振興夢，更是那早己滲入血液的家族哲學：要以自身精神的強大對抗外在的磨難。這里是內含著一種中國農民的執(zhí)拗、自尊與誠實的：一切仰賴自己而不作任何非分之舉。作者內在的農民氣質正是在這里顯示出來：他不怕吃苦，準備獨自承受一切物質與精神的苦難，只要能突圍出來!他同時堅守的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與精神至上：多少個孤獨的夜晚，他伏案疾書，也是在喃喃自語：“精神與物質的重建是同步的。更何況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所有的民族的最后都是以精神作為其歸宿點”(《堅守精神——致思潮書》)，“人們啊，永遠不要忘了，人類在擺脫了物質上的流離失所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便必然要走向精神的家園，那是上帝指引給我們的最后的處所”(《沐泉》)，“我熱愛生命，我熱愛文學，文學便是我的第二生命，不，文學便是我的第一生命，為此我押下了生命和青春的賭注”(《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我永遠不讓我的頭腦給人跑馬，直到它被砍掉，或者被埋進泥土”，“世界上最大的刑罰是剝奪人的思想，剝奪人的精神生活，讓一個嗜好讀書的人沒有書讀，一個酷愛寫作的人根本無作可寫”(《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這是真正的“身無分文，心懷天下”，是關于民族的、人類的歸宿的大思考、大憂慮。這是絕望的抵抗：抵抗物欲橫流對精神的侵蝕，抵抗權勢對精神自由、獨立的剝奪，抵抗世俗對精神對文學的輕蔑與褻瀆，同時也抵抗著自身的軟弱與可能的動搖，他一再地激勵、警戒著自己：“可千萬不能舍棄和退卻呵，在這最后的關頭”(《拒絕平庸——日記五則》)。在一篇文章里，他說自己的住房“頗像一個封建的遺老”(《堅守精神——致思潮書》)，他正是八十年代時代精神的最后一個守望者，盡管守得如此艱辛，如此力不從心。

　　即使是回到現(xiàn)實的層面，他也是別無選擇。中國的底層知識者要想依靠自己的本事突圍而出，唯有科舉考試一路。這是傳統(tǒng)，也是現(xiàn)實——至少在本書作者的眼里是如此。他只有仰賴拼命地寫作，以圖發(fā)表而一夜之間改變自己的命運；
同時拼命地讀書，以圖考上研究生，躋身于學術界，滿足對精神的迷戀也改變自己的處境�！　�

　　于是，就有了本書所深情描述的“不醒文學夢”。

　　(四)

　　這條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也是有典型性的。當我們考察當今中國文學界與學術界的構成時，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農家弟子，或者是有底層生活經歷與體驗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她)們都是“矮子家族”的后裔，并且都是通過文學或讀書的通道突圍而出的。這樣的背景與他(她)們今天的文學與學術的關系是復雜的，也是因人而異的，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情：但這卻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與研究課題：作為生命基礎的原始的底層體驗與利益關系，怎樣深刻而又曲折地影響著這些文人學者今天的思考與言說，他(她)們因此擁有了什么資源，又可能承受著怎樣的負擔……等等。

　　但這都不在本書的描述與議論范圍之內。——和這些生存競爭中的不同程度的成功者與幸存者不同，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失敗者與被淘汰者。

　　命運在他面前充分展現(xiàn)了全部殘酷與猙獰：上百萬的生命結晶無一得到發(fā)表面世的機會。無數(shù)次的投考全以失敗告終。連“乘桴浮于海”逃到異土也被押送回國(《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所有的文學門都對他關上了。所有的學校門都對他關上了。所有的可能突圍的出路都被堵住了。

　　他還有一條路：回到生他、養(yǎng)他的農村故土去。他太想回去了。多少次，他對自己說：“你縮在這黑屋的一角，離了陽光，沒有明月，空氣都好像一個死，……視野早就窄了阿!……你生命的源，是在山里水里，花里草里，風里雨里雷里電里。……你忘了?你最初的根，是扎在黑色的泥土里，……在對面山上的竹子里!……我是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心靈里有農夫的創(chuàng)傷，毛孔中有泥土的氣息……我應當回到山里去�！�…呼啦啦地，山風在外面喚我呢。我的頭發(fā)蓬亂，大胡子長長，我但且歸去，山不棄我�！�(《歸去，歸去——寫給自己》)這真是“夢里多少還鄉(xiāng)路”啊!在本書中，寫得最有靈氣的文章都收在“傷心自然”這一輯里：《山之夢》、《山徑》、《山中日記》、《山里的故事》、《夜讀山》、《讀夕陽》、《讀雪》……，那是寫不盡的真山真水，永不枯竭的文學想像的源泉啊!……

　　但他回不去，不能回去。

　　作者說：“不是我走在道路上，而是道路走在我的身上。由石塊，水泥，風雨，年華，歲月，歷史所組成的幾百年幾千年的經歷和邊路全部走在兒子的身上，兒子的骨頭被壓得錚錚作響”(《愛的負荷——致弟書》)。矮子家族送你出來的，是一條“不歸路”啊!天意不可違，奶奶的臨終囑咐山一般不能動搖�。骸皩O子都矮，不考學堂就要投入家降……我曉得孫子將來都有出息，可惜我看不到喔……就到我墳前放一千炮……”(《矮子家族史》)。設得出息的子孫怎歸家啊，那是向命投降啊!……

　　不，我不投降，拼死也要拒絕投降!作者在《游子不歸書》中對父母說：“兒之讀書矢志，垂十有八年，未嘗一刻懈怠，亦未嘗一刻窺園也。其志在必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遙想過年之家中，嚴父慈母拭目以待之，請看三男之將來”，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啊!……

　　前無出路，后無退路：玉鑲佬啊，你把自己逼到絕境上了。

　　面對這不認輸、不回頭的失敗者，人們還能說什么呢?

　　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后，都有這樣的數(shù)量多得多的失敗者。但有幾個成功者會想到他們呢?

　　而且正是這些失敗者為成功者墊了底，或者如魯迅所說，沒有泥土，是不會有天才的花的(《未有天才之前》)。但歷史從來是成功者的歷史，在歷史的敘述里是不會有失敗者的位置的�！　�

　　但我仍要說：請記住這些不屈的失敗者吧，請傾聽他們的充滿血和淚的心聲吧。而且我堅信，他(他們)的事業(yè)縱然失敗，但在拼死搏斗中所顯示的某些精神，卻可以而且應該成為后來者的精神資源的。

　　但在這位身心交瘁的作者面前，我又能說什么呢?

　　一切安慰與鼓勵的話，都是無力的。我只想和他討論更為嚴峻，甚至是殘酷的話題：在充分肯定了該肯定的精神的同時，是不是可以再對自身作出某些反省呢?或者說，能不能對某些作為前提的東西——底層的期望，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提出某種質疑呢?我提到了大哥的信中的一段分析：“在你的身上，充滿了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相對豐富的文學書本知識與極端貧乏的生活知識；
極端的精神和物質欲望與相形見拙的實際運作能力；
千變萬化的社會現(xiàn)實和一成不變的人生追求，等等，這些矛盾的客觀存在，從根本上制約了你在事業(yè)、婚姻等方面的發(fā)展，叫你很難如愿以償”(《爾非真英雄——大哥回信》)。這里，有沒有某種合理的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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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我收到了作者的來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矮子家族在文學上的悲劇意義是發(fā)人深省和驚心動魄的。它至少給人以兩點啟示：一是一個人如果奉行‘文學至上主義’，或者說是‘文學唯一主義’、‘文學清高主義’，那么他在底層社會與環(huán)境的沖突并被環(huán)境所淹沒，就幾乎是必然的；
二是一個人如果奉行‘個人奮斗’，或者說是在行為上奉行經過美化了的‘個人孤獨主義’，而不知和整個社會大勢結合起來，必然為時代所拋棄，形成身體孤島與精神孤島”。來信還討論了“個人野心與個人才質的矛盾，人的無限的精神苦斗與社會家庭環(huán)境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這自我反省的勇氣同樣給我以震撼。盡管我直觀地感覺問題可能沒有這么簡明。但一時我又確實作不出作考期待我的“毫不留情的解剖與徹底的批判”，坦白地說，我沒有也無法想清楚這一切。但我仍從這討論里感到了作者的清醒與成熟，并且產生一種信心：他會繼續(xù)尋找(或許能夠找到?)自己的路。作者說：“我只能做魯迅筆下狀貌困頓的過客，一個勁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有一個聲音在叫我”(《堅守精神——致思潮書》)——這也是我和他共同的宿命。

　　讓我們“相濡以沫”吧。

　　1999年11月22——25日寫于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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