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我所了解的林希翎

　　我與林希翎相識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那時正是整風反右運動的前夕（尚未開始反右），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了北大的校院。前期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右派”同學貼的，其內(nèi)容都是發(fā)自青年大學生的愛國熱情，為了爭取民主，繼承“五.四”傳統(tǒng)，向共產(chǎn)黨提出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中肯的意見（詳見《原上草》）。為了使運動能深入發(fā)展下去，譚天榮、王國鄉(xiāng)、龍英華、張景中、楊路和我等六人發(fā)起成立了一個組織“百花學社”，并聯(lián)合中文系的張元勛、沈澤宜、崔德甫、張志華，哲學系的葉于勝、袁櫓林等人創(chuàng)辦了一個刊物“廣場”。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揭露了在斯大林執(zhí)政期間所犯的令人發(fā)指的暴行（在蘇聯(lián)肅反擴大化，錯殺了五、六百萬無辜的人，其中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者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慘遭殺害）。一開始，中國政府矢口否認這個報告的存在，但當時北大有幾百名蘇聯(lián)和東歐各國的留學生，北大還有西方各大國的英文報紙，那上面都刊載了這個報告的全文，因此要想封鎖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不久，這個報告的內(nèi)容就在北大流傳開來。

　　在五七年整風反右初期，我們想把這個報告翻譯出來發(fā)表在“廣場”上。因為當時在我國知識分子當中普遍認為，五五年由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引發(fā)的全國規(guī)模的“肅反”運動，也像當年的蘇聯(lián)一樣，嚴重擴大化了。因此我們想把這個“秘密報告”發(fā)表出來，作為向政府的一個警示。于是，數(shù)學系的年輕助教任大熊便從北大第三閱覽室借出來一份英文版的英國“工人日報”，那上面刊載了“秘密報告”的全文。但報告的文字太長，因此便由任大熊、陶懋頎（數(shù)學系年輕助教）和我各取一部分翻譯了出來，最后湊成了一個整體。但我們?nèi)�人都不是學外語的，怕翻譯的有誤，想找一份中國官方的中文稿核對一下。恰好在這時林希翎來北大看大字報，王國鄉(xiāng)告訴我說，林希翎能搞到這份報告，中央委員都有。胡耀邦是中央委員，林希翎正與胡耀邦的秘書談戀愛，可以想辦法借出來看看，跟我們翻譯的核對一下。于是我便去人民大學找了林希翎。

　　林希翎來北大是劉秉彝、王國鄉(xiāng)、陳愛文、江文等人把她領來的。她來北大只是看北大同學貼的大字報，因為是在“百花學社”成立之前，我沒有跟她接觸，也不認識她。但林希翎的大名我卻早已知道。因為在整風反右運動之前，“中國青年報”就發(fā)表過她寫的文章，也發(fā)表過攻擊和為她鳴不平的文章，因此那時她在大學生中已有一定影響。我們創(chuàng)辦“廣場”后，王國鄉(xiāng)告訴我林能搞到這份報告，所以我才去找的她。我是以“百花學社”的名義去請她的。

　　她單獨一人住在一間學生宿舍里。我一進門看到她，個子不高，穿一件退了色的舊軍女列寧服（那時部隊的女戰(zhàn)士都穿這樣的衣服），扎著兩個小辮子，一雙布帶鞋，兩只大眼睛滿精神的。但她的床頭上卻貼著一首“紅樓夢”里林黛玉的“柳絮詞”。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的這首“柳絮詞”是很凄惋傷感的。在這之前，因為我看過她發(fā)表過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她應該是一個鋒芒畢露、大膽潑辣、有棱有角、桀驁不馴的女斗士的形象。她怎么把林黛玉的這首充滿傷感的“柳絮詞”貼在自己的床頭上呢？這似乎與她的性格不協(xié)調(diào)。于是我們便從這首“柳絮詞”談起，她向我講了她的全部身世。

　　她原名叫程海果，浙江人。有人說她取筆名林希翎是因為崇拜李希凡和藍翎，因此才取了二人名字中的各一個字作為筆名，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解放前，她父親在上海經(jīng)商并在國民黨政府里任職，娶了個小老婆，把她們母女倆遺棄了，她便幫著她母親做花傘為生。因為她天資聰明，她母親一直供她讀書，直到初中畢業(yè)，再也供不起她了。要知道，解放前窮人家的孩子多半是上不起中學的，因此便給她買了一張船票，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便只身去了上海找自己的父親。父親是找到了，但她的后媽不容她，小姑娘的個性又很強，一賭氣便離家出走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無親無故，投奔誰呢？最后她流浪到了上海郊區(qū)。那時解放軍在上海的外圍已很活躍，結(jié)果被解放軍收留了。那時解放軍的官兵絕大多數(shù)都是農(nóng)民子弟兵，沒有文化，象林希翎這樣的初中生就算是“女秀才”了，于是讓她參加了文工團。因為她聰明伶俐，口才又好，深受部隊官兵的歡迎。解放后，南京軍區(qū)的一位比她大二十多歲的高級將領想娶她，她堅決不同意。領導問她，將來想干什么？她說想念書，于是就把她保送到了人民大學新聞系。那時的人民大學不收一般的高中畢業(yè)生，收的都是由部隊轉(zhuǎn)業(yè)下來的中下級軍官或工人中的勞動模范。人大的任務是為共產(chǎn)黨培養(yǎng)各行各業(yè)的領導干部的。

　　一九五六年林希翎畢業(yè)后，在“中國青年報”當了一段實習記者，到玉門油礦和東北采訪過，同時認識了民革中央女常委譚惕吾（反右當中譚也被打成右派，因此就有人檢舉說林希翎認了譚惕吾為干媽，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純粹是造謠攻擊）。這時她開始發(fā)表文章，批評蘇聯(lián)的左傾文藝政策，引起了文藝界和團中央的注意。有人在“中國青年報”上發(fā)表文章，對她進行人身攻擊，說她有什么個人野心，還有人攻擊她說愛情不專一等等。也有人寫文章為她鳴不平。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對青年大學生是非常愛護的。他提出對象林希翎這樣有才華的青年，不要輕易棒殺。五六年底，林希翎又回到了人民大學讀法律系讀研究生，不久，整風運動就開始了。她首先在人大寫大字報、做街頭演講，向人民大學的領導提了不少意見，并批評蘇聯(lián)和中國的左傾文藝政策。因為她演講的口才非常好，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北大中文系的劉秉彝、王國鄉(xiāng)、陳愛文、江文等同學領她來北大看北大同學寫的大字報（劉曾經(jīng)是她在部隊的戰(zhàn)友，王、陳、江怎么跟她認識的，我不清楚），看后她說“還是北大有民主氣氛”�；厝舜蠛笏�繼續(xù)做她的街頭演講，北京各大學陸續(xù)都知道了。當時除北大的譚天榮外，林希翎和北京航空學院的周大覺（青年教師），已成了影響很大的青年右派。

　　因為劉奇弟在大飯廳貼了一張大字報，公開替胡風鳴冤叫屈，所以北大學生會便組織了一次辯論會。劉秉彝同學是調(diào)干生，在部隊時跟林希翎是戰(zhàn)友，把林希翎也請來了。會場就設在有名的北大三角地，搭了一個臺子，上面掛了一條橫幅：“胡風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許多人搶著上臺發(fā)言，有的為胡風辯護，有的反駁，會場的氣氛非常激烈。劉奇弟第一個上臺發(fā)言，我也上臺發(fā)了言，為胡風辯護。最后林希翎上臺發(fā)言，她說：“從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來看，下結(jié)論說胡風是反革命為時尚早，檢察院至今沒有公布偵察結(jié)果，這就說明了問題”。她還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過時”。臺下馬上有許多人高喊：“不要煽動！胡風問題的性質(zhì)是毛主席定的”！林希翎接著說：“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么不能反對”？臺下又有許多人高喊：“不要聽林希翎造謠煽動！林希翎滾回人大去”！會場秩序大亂，開不下去了。

　　林下臺后許多同學擠上去讓她簽名留念，也有人對她進行漫罵。這時團委書記石幼姍將她領到十八齋一間學生宿舍休息，并由四個人陪著她。這四個人當中，兩名左派是石幼姍和丁爾綱，兩名右派是楊 路 和我。我還向石幼姍提出應當改選學生會，我當時的情緒非常激動。快到夜里十二點了，由八個同學護送林希翎回人大。送她的人也是四個左派，四個右派。四個右派是譚天榮、張錫錕、楊 路和我，四個左派有丁爾綱，另外三人不記得了。走到南校門時，有人還喊：“林希翎來北大一趟，我的喝水的杯子不見了”！

　　過了幾天我和張錫錕、李燕生等同學又以“百花學社”的名義去請她第二次來北大演講，開講之前，她先說：“上次我來北大參加辯論會，有人喊他的喝水的杯子不見了，我聲明，我沒有偷你的杯子”。接著有人寫紙條給林希翎，向她道歉說：“上次我喊丟了杯子是團支部書記叫我講的”。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當年反右運動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是多么卑劣。有一位左派同學指著鼻子問林希翎：“你這次又來干什么”？她回答說：“看看何其芳老師”。左派同學李思敬馬上打電話問何其芳，何回電話說：“我沒有林希翎這個學生”！李思敬馬上就把何其芳回的電話在大會上念了，這實際上非常無聊。第二天李燕生同學還寫了一付對聯(lián)：

　　李思敬思敬不敬

　　何其芳其芳不芳

　　加以諷刺。

　　林希翎這一次來北大演講談的問題很多，詳細情況記不得了，只記得她除了再次為胡風辯護外，還特別談到了法制問題，談到了目前共產(chǎn)黨“以黨代政”和“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胺ā倍际亲罡呓y(tǒng)治者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約，就連一般的官員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嗎？解放后口頭上說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就連槍斃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不是還要毛澤東親自批準才能執(zhí)行嗎？毛澤東說的話，沒有人敢反對�！皺啻笥诜ā笔菍崒嵲谠诘�。就是到了現(xiàn)在，雖然一再強調(diào)“以法治國”，但各級領導干于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嗎？因此說，在五十年代象林希翎這樣的熱血青年，敢于不避風險，公開提出“以黨代政”、“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僅此一點就應該在歷史上用重彩書寫一筆。

　　此后不久，“人民日報”六月八號發(fā)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大規(guī)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了。林希翎逆風而上，繼續(xù)在人大發(fā)表演講。人大黨委組織人對她進行了無數(shù)次的圍攻。面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的指控和下流的人身攻擊，她毫不退縮，堅持自己的觀點。學生右派中，她的名字第一個上了報紙，后來還上了反右運動中搞的一個記錄片，她成了家喻戶曉的大學生中的頭號右派。

　　反右運動白熱化以后，她也象北大的幾個著名的右派一樣被人大黨委派人監(jiān)視了起來。在這之前，幾乎每天都有北京其它院校的同學去訪問她，但她被監(jiān)視起來以后，外校同學再去訪問她，就被人大校衛(wèi)隊擋住了。不僅擋住了，而且記下你的名字，通知你所在的學校，成了你被打成右派的罪行之一。有一天晚上，我擺脫了監(jiān)視我的人員，偷偷去看她，那時人大的圍墻還沒有修好，我是鉆鐵絲網(wǎng)進去的。她的宿舍里貼滿了帶侮辱性的大、小字報和漫畫。我問她：“對這寫東西，你怎么看”？她笑笑說：“這除了說明他們的無能和理屈詞窮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過后不久，我被捕了，關于她后面的情況就不知道了。但五八年在北京草嵐子看守所遇到了人大的葛佩琦和人大學生何鐵生（他也是林希翎的崇拜者之一），何鐵生告訴我，反右期間，林希翎一直被留在人大當“反面教員”。后來大批右派被送去勞動教養(yǎng)，有的被逮捕判刑，她卻繼續(xù)被強迫留校當“反面教員”，天天遭到圍攻和辱罵，這對人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殘酷的。她便多次要求去勞改隊，最后象我一樣，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進了北京監(jiān)獄，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一九八0 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實政策，專門去人大打聽過林希翎的下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人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一個人告訴我，林希翎現(xiàn)在浙江一家工廠勞動，她的右派問題不能改正。因為當時中央對反右問題定的調(diào)子是：“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既然反右運動是正確的，當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因此，大“右派”留下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人炳等五人，大學生中的右派留下了林希翎和我。后來又給已經(jīng)改正過了的右派“割尾巴”（七八--八0 年改正了的右派，大都留下了尾巴。胡耀邦當了總書記后提出，既然給他們改正了，就不要再給人家留下一條尾巴，這樣他們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四化建設。）我沾光于八四年也改正了（我可能是大學生右派當中，最后一個被改正的）。這樣林希翎便成了目前仍然活在世上的唯一一個沒有被改正的右派，成了比大熊貓還珍貴的“稀世珍寶”。

　　九四年夏天突然接到林希翎從青島寄給我的信，要我去青島見她。我馬上去了青島。她告訴我，她是從譚天榮那里打聽到我的地址的。見面后她向我談了她后一段的情況。她五八年進監(jiān)獄，被判刑十五年，受盡折磨本應該在七三年釋放，可不知為什么，有一天毛澤東他老人家突然心血來潮，想到了林希翎，問旁邊的工作人員，林希翎現(xiàn)在在哪里？工作人員告訴他老人家，她還在監(jiān)獄里服刑。毛又問，還有多長時間刑滿？工作人員說，大約還有半年。毛說，讓她出來吧！就這么一句話，她被提前半年釋放了。釋放后被送回浙江老家在一家工廠里接受監(jiān)督勞動，繼續(xù)改造，用當時的話來說，這叫作接受“群眾專政”。因為是偉大領袖一句話，她才被釋放的，所以廠里的領導和紅衛(wèi)兵組織一直對她還不錯，不象其它右派那樣，在“文革”中第二次遭了難，有的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當時廠里還有一個接受監(jiān)督勞動改造的小伙子，對林希翎很崇拜，因此在一半是自由戀愛，一半是拉郎配的情況下，兩人結(jié)了婚，后來還生了兩個男孩，可是小伙子比她小了整整十歲。

　　由于她的右派問題沒有得到改正，胡耀邦總書記于八五年批了五萬元給她，讓她帶著她丈夫、兩個兒子、老母親一起去了法國，因為她父親在法國，來信說病危，要她去法國接受部分遺產(chǎn)。到了香港后，她與丈夫辦了離婚手續(xù)，并給她丈夫在香港的一家船務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問她為什么要離婚？她說：“他比我小了整整十歲。從生理里上來講，男的比女的大幾歲才合適，我已經(jīng)老了，她還正當年，我不能耽誤他的青春年華”�？磥硭�在婚姻問題上是比較理智和通情達理的。

　　林希翎剛出國那一陣子，海外媒體炒的很熱，外臺廣播說，在港、臺和法國刮了一陣“林希翎旋風”。

　　到了法國以后她才知道，父親并沒有病，也不是想讓她去接受什么遺產(chǎn)，而是臺灣當局的海外組織想發(fā)展她當什么“反共義士”。她父親是國民黨海外組織的成員。剛到法國時，法國的政界、學界對她都很重視。巴黎大學社會學院聘她為客座研究員，給她的待遇也很高，但她干了一段時間以后就辭職不干了。她想自己寫東西，她也很喜歡參加海外華人的一些集會，發(fā)表演講。同年晚些時候，臺灣當局邀請她到臺灣訪問。臺灣當局認為既然她在大陸被共產(chǎn)黨判了十五年徒刑，她到臺灣后一定會揭露大陸共產(chǎn)黨的黑暗，這樣就可以爭取她當“反共義士”�？伤�到了臺灣后不僅沒有講大陸共產(chǎn)黨的一句壞話，反而對臺灣當局的一黨獨裁進行了抨擊（那時臺灣還沒有開放黨禁）。這下惹怒了臺灣當局，宣布她是不受歡迎的人，將她驅(qū)逐出了臺灣。在回法國時，途經(jīng)美國發(fā)生了一次車禍，被撞斷了四跟肋骨，她說這是在美國的臺灣當局的特務干的。她在臺灣發(fā)表演講的錄音，我在收音機上聽到過，跟她對我講的完全一樣，沒有半點自我吹噓。

　　她給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法籍華裔自由作家”。我問她目前在法國靠什么生活？她說靠寫點東西拿點稿費，另外還接受法國政府發(fā)給的社會救濟金。她老母親還健在（九四年），大兒子已大學畢業(yè)，小兒子剛考上大學。

　　我問她這次回國的目的是什么？她說她要搜集一點資料，寫一本當年整風反右的書。她認為反右運動已經(jīng)過去快四十年了，至今還沒有一本系統(tǒng)地敘述當年反右運動這一段歷史的書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國人的一種失責。她想寫一本比較系統(tǒng)、詳盡地敘述當年反右運動的書，在一九九七年整風反右運動四十周年時發(fā)表出來作為紀念。我說：“要想比較系統(tǒng)、詳盡地記敘當年整風反右的情況，關鍵是要搞到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決策層對這一問題的決策過程的資料。但共產(chǎn)黨有關這方面的檔案至今還沒有解禁，你恐怕搞不到”。她說搞不到也不要緊，我先把當年各大報紙上刊載的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整理出來再說。同時她要我給她寫一份有關當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的回憶材料給她。她特別強調(diào)要我把“百花學社”和“廣場”成立、出版的經(jīng)過以及她兩次到北大發(fā)表演講的情況，盡可能寫詳細點。因為時間倉促，我用了兩天時間寫了一份東西給了她。另外，落實政策后，李燕生同學把他保留的一本“廣場”給了我，既然林希翎要寫一本有關這方面的書，我就把這本“廣場”給了她 。后來有同學對我講，你應該給她一份復印件，原件留著。可我當時根本沒有考慮這些。九八年回北大參加百年校慶，有同學告訴我他到美國后，因為他是學歷史的，也想寫當年的這一段歷史，托他在國內(nèi)的母親搞一本“廣場”。他母親打聽到北京醫(yī)藥公司有一位姓楊的老學友，（當年他不是右派）手里還保存著一本，她想出高價買，姓楊的老學友沒有賣給她。

　　林希翎已經(jīng)得了嚴重的哮喘病。我到青島見她時，曾在魯迅公園作過一次長談，在我送她回去的時候，因為要爬很多臺階，我攙著她，每上兩三級臺階，她就喘得上不來氣，太可憐了。因為她在法國還要靠拿救濟金生活，我想在經(jīng)濟上幫助她一下，但我又不是什么大款、大腕的，沒有經(jīng)濟實力。她在法國領取的救濟金比我在國內(nèi)的工資還高十幾倍，這次他還送給了譚天榮一部計算機。因此當我提出來盡我的力量幫助她一下的時候，她笑笑說：“你在大陸教書，每月的工資不過幾百塊錢，你怎么幫助我？我在法國雖然靠拿救濟金生活，但如果你需要的話，在經(jīng)濟上我?guī)椭�你一下倒是可能的”。當然，我也不會要她的幫助。臨分別時，她還對我講，問我想不想到法國去？我說：“現(xiàn)在不行，如果我走了，就要把老婆孩子扔下。我不能這樣做。我老婆原是北京的下放青年，比我小十四歲，我們是患難夫妻。當初我們結(jié)婚時，她是放棄了回北京的機會，頂著家庭反對的壓力跟我結(jié)的婚，我絕不能做出對不起她的事情來”。她說：“你的決定是對的，做人應當有原則，將來如果有機會，希望你能到法國來看我”。

　　九五年我?guī)鸵患夜�司搞對俄貿(mào)易，去過海參崴一趟，本想借機會繞道去法國一趟，但簽證很麻煩，費用也太高，公司經(jīng)理也不同意，再說簽證的日期也到了，因此沒有去成。由于原蘇聯(lián)劇變后，頭幾年俄羅斯一直處于混亂狀態(tài)，對俄貿(mào)易很難做，不久也就停了，因此直到今天我也沒有機會去看過她。

　　九五年春我突然從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上聽到廣播說，林希翎的小兒子剛考上大學不久，便因為參加了邪教而跳樓自殺了，林希翎發(fā)誓要跟邪教周旋到底。我聽后非常吃驚，打電話問這事，接線員嘰哩哇啦對我講了一通法語，我又聽不懂。后來才知道，巴黎的電話號碼剛由 8 位改成了 10 位，接線員可能是用法語向我解釋。

　　我本來盼望她準備寫的書，在九七年能出來，可至今沒有看到。我想她兒子的死，對她的打擊太大了，書沒有出來，這恐怕是一個主要原因。

　　九八年秋天，原北大西語系法語專業(yè)的女同學陸丙安（也是右派，八十年代初去了法國）偕丈夫熊秉明先生來華訪問，途經(jīng)成都，那時我正好在成都，跟陸丙安夫婦見了面，并陪他們在成都玩了一天。陸丙安告訴我了有關林希翎的其它一些情況。

　　林希翎剛到法國時很活躍，經(jīng)常有記者圍著她轉(zhuǎn)，出盡了風頭�，F(xiàn)在卻很少跟人打交道。過去她還經(jīng)常到我這里來走走，近幾年不來往了�，F(xiàn)在她已經(jīng)搬了家，連她的電話號碼我也不知道。

　　九四年林希翎回國時倒是向我提到過陸丙安，說陸丙安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富婆了，我不愿意跟富人打交道。此外，關于陸丙安的情況她一個字也沒有跟我說過。

　　陸還告訴我，聽說林希翎最近得了乳線癌，我聽了十分難過。我有心想幫助她，卻無能為力。二000年她回到上海打電話告訴我，因患乳線癌，已經(jīng)做了乳房切除手術。

　　今年四月我去北大參加一次同學聚會，正好她也回國住在人大原老書記家里。通話后我問她近來身體好嗎？她說現(xiàn)在是茍延殘喘，恐怕活不了幾年了。我又問她這次回來要做什么？她說要求統(tǒng)戰(zhàn)部給她的右派問題改正。統(tǒng)戰(zhàn)部給她的答復是，你的右派問題現(xiàn)在還不能改正，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難提出來，我們可以設法給予一定的幫助。九四年她回國時曾為自己是唯一一個仍然活在世上的右派而驕傲，今天她又要求給她改正，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態(tài)或是一種無奈，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說清楚。

　　林希翎的一生是充滿苦難的一生。她性格太強，鋒芒直露，不善于跟人相處。她在法國寫過不少東西，但因政治理念上的原因發(fā)表不了。二000年她回到北京與王國鄉(xiāng)、鄧九平、錢理群諸君會過面，談她寫的東西能否在國內(nèi)發(fā)表，還是因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發(fā)表不了。她的致命的弱點就是她的過于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從她的性格和素質(zhì)上來講，她恐怕只能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她后半生的結(jié)局很可能會應了當年她掛在床頭上的那首林黛玉的“柳絮詞”，會很悲慘的。

　　也許是因為上了年紀的關系吧，眼前的事情時常忘記，而過去的事情卻顯得越來越清晰。當年北大整風反右的一幕幕場景時常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尤其是那些被投進監(jiān)獄、勞改、勞教隊被折磨至死的同學的身影，近些年來，在睡夢中時常從我的眼前飄過。當年林希翎的音容和她在辯論會上犀利的語言更是經(jīng)常在我的腦海里出現(xiàn)，特別是九四年我與她再次會面以后。現(xiàn)在有人提出對過去的事情應該淡忘，可我總是也淡忘不了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

　　二00四年十二月三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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