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駐足2004年

　　【內容提要】　該文通過對恐怖主義、國際熱點問題及美國的決策等方面的論述,總結了2004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形勢,指出2004年的國際關系中仍然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敏感性,提出對現(xiàn)時代的特征應有新的理解,對當前的國際關系應有更深入的研究,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學會辯證地思考和面對未來可能更多的矛盾和多變性。

　　【關鍵詞】　全球政治;安全;國際關系

　　概括2004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形勢,可以說,這一年保留了九一一事件發(fā)生以來國際關系的基本特質,是各種恐怖主義襲擊頻繁和劇烈的一年,是美國繼續(xù)遭受嚴重外交挫敗的一年,是國際間的對抗性不斷強化的一年,也是現(xiàn)階段國際關系之不確定性加深的一年。雖然和平與發(fā)展的世界潮流并未逆轉,從局部觀察,消極因素卻有所增多,國際格局的矛盾與超級大國密切相關,國際政治的折沖多變而詭異。

　　一　全球恐怖主義的猖獗

　　2004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恐怖主義襲擊是最受世人關注的事態(tài)之一。近三年來,全球范圍的各種恐怖主義活動不僅沒有隨著打擊力度的加強而消失,反而令人驚恐地不斷增加。以巴以沖突為核心的中東地區(qū)的恐怖襲擊繼續(xù)存在,伊拉克戰(zhàn)后的重建工作由于自殺性爆炸和武裝派別的攻擊陷入困局,東南亞一帶(以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和印尼全島為主要活動區(qū)域)的恐怖主義顯示出日趨活躍的跡象,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發(fā)生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恐怖襲擊事件,巴基斯坦由于領導人多次遭受未遂刺殺和多起爆炸事件而被稱做“最令人恐懼的國家之一”,多民族、多宗教并且一直在同分離主義勢力斗爭的俄羅斯,成了近一時期恐怖活動的中心舞臺之一。幾乎所有這些恐怖主義的活躍范圍和危害性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胺纯侄窢幵椒丛娇帧�,常常是各國媒體放在頭版頭條的醒目標題;“恐怖活動范圍日益擴大”,則表現(xiàn)出世人的擔憂。一系列的恐怖主義行動證明,盡管基地組織失去了塔利班政權提供的地盤,但它們卻獲得了更大的勢力范圍,網絡在不斷擴大:從阿富汗、中東、西亞、南亞,蔓延到北非、中亞、東南亞和前蘇聯(lián)的每個角落;活躍于伊拉克一帶的扎卡維,散布于印尼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伊斯蘭祈禱團以及中東地區(qū)形形色色的巴勒斯坦激進的武裝勢力,表現(xiàn)出當代全球恐怖主義網絡更加頑強的生存能力�？植阑顒拥墓�擊目標正在從占領軍或政府中樞設施及美國本土或盟國的基地,擴大到更易遭受襲擊的普通民眾,擴展到反恐機構無力顧及的領域。恐怖主義日益成為各種全球性問題中最嚴重的一種。與傳統(tǒng)的國家敵人不同,全球化時代的恐怖主義是一種非政府組織形態(tài),跨越了國界的范圍,無視甚至挑戰(zhàn)主權觀念。在它看來,現(xiàn)行國際體制隸屬于美國的霸權,服從于西方列強的利益,現(xiàn)今多數(shù)的恐怖主義組織行為具有強烈的反美、“反霸”色彩。它們充分地利用了美國主宰下的國際體系里的各種矛盾、錯誤和失敗,例如美國及其盟友對伊拉克的軍事占領、超級大國對以色列的無理庇護以及西方一些人鼓吹的“文明沖突論”、“邪惡軸心說”,以此作為對全球各個受壓迫地區(qū)和遭受不公正待遇人群的感召,提醒受壓迫階級注意自身日益惡化、無望無助的艱難處境。正如巴基斯坦總統(tǒng)穆沙拉夫指出的那樣,最大的危險在于國際反恐斗爭的失誤和“基地”等組織的煽動,已使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國家和下層民眾,要么把本國當成是西方強硬勢力的打擊目標和改造對象,要么把自己看成是一種即將來臨的和不可避免的嚴重對抗的陪葬物。

　　當今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斗爭,完全錯誤地設置了打擊目標,正在滑向十分詭異、難于捉摸的方向。在“九一一綜合癥”的驅使下,美國的言行經常表現(xiàn)為一種非理性狀態(tài),其政客不停地變換說辭,用笨拙的手法粉飾真實的目的。美國代表在聯(lián)合國及其他國際論壇上越來越多地被人抓住把柄,在世人眼中,這個實力超群的國家顯然無法恰當運用自身的力量。反恐聯(lián)盟本身也顯示出奇怪的特征:有些國家不情愿地追隨美國,表面上捍衛(wèi)、實際上損害了本國的國家利益;英國政府從伊戰(zhàn)開始時的高調隨美,到近一時期少見的沉默寡言,反映出這個歐洲大國處境的困難;國際社會多數(shù)成員或消極觀望,或批評嘲弄。布什政府無視國際法和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不僅讓美國人付出了沉重代價,也使現(xiàn)有國際維持安全的系統(tǒng)漏洞百出。伊拉克戰(zhàn)后,美國及其盟友面臨的尷尬處境,既是當今國際反恐斗爭之有效性的一種測試儀,又是國際社會多數(shù)成員明知錯誤所在、卻又無力糾正的矛盾寫真。

　　值得研究的一點是,薩達姆的暴政以及布什政府的渲染掩蓋了超級大國對手的復雜性。以伊拉克為例,在美國及其盟友面對的敵對勢力里,包括拉登的追隨者扎卡維一樣的“蒙面殺手”和從外部進行滲透的組織、新的恐怖主義國際網絡、薩德爾武裝一類的強大地方政治宗教勢力、反對外國軍隊占領的民兵和志愿者、失去特權的舊政權殘余分子,可能還有個別國家的軍情部門和政府勢力。伊拉克的現(xiàn)狀證明,由外部勢力強行扶植一個政權是多么困難,有時顯得可笑,“輸入性體制”終究不服水土、難以扎根。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在美國決策當局和國際主流傳媒那里,“恐怖主義”標簽顯然被濫用,任何反抗現(xiàn)存秩序的武裝斗爭都無法幸免。它不僅無視國家恐怖主義行為的存在,也提示了當代國際政治中一種不良傾向,即將殘殺無辜的行為與合理的反抗斗爭混淆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抹殺對暴政的武力抗爭或各種民族解放斗爭存在的可能性,把主宰性國家的狹隘定義強制擴展為普遍原則,把個別國家的意志與要求同安理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國際組織的決議捆綁在一起。這是應當提請人們關注的一個危險傾向。

　　二　美國的誤導與失敗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決策層對目前的危機形勢似乎視而不見,反恐政策還在我行我素,以暴易暴。正是由于美國反恐政策的失誤,在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反恐力度越大,反而樹敵越多,讓民眾和世界感覺越不安全。這是當前國際社會需要認真反思的一個問題。表面上目前的伊拉克是關注的焦點,其實中東問題才是所有麻煩和沖突的核心,中東好比是整個國際恐怖活動最重要的溫度計:中東和平進程推進了,巴以雙方矛盾緩解了,恐怖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就可能趨緩;假使中東問題停滯不前,甚至繼續(xù)深化,穆斯林下層民眾的不公正感就會上升,針對西方特別是針對美國、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也不會停止。

　　一般而言,國際反恐斗爭不應當依靠超級大國導向,而是應該更多地借助聯(lián)合國的力量,各國認真協(xié)商、坦誠地交換意見,爭取達成共識。實際情況卻相反,由于超級大國的誤導,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偏差和矛盾。這不僅指美國和它的傳統(tǒng)盟友之間的嚴重裂痕(包括它同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及北歐一批國家圍繞伊拉克戰(zhàn)后派駐北約軍隊或訓練伊拉克警察問題上的分歧),更指美英聯(lián)軍行動對國際法原則造成的傷害以及由此產生和長久不能愈合的國際社會內部裂痕。

　　美國當局傾向于把恐怖主義說成是一種極端的宗教偏執(zhí)情緒所導致,說它背后是對美國價值觀念的一種仇視態(tài)度。事實上,恐怖活動之所以加劇,重要根源在于不公正感在上升,而這種不公正感的背后是戰(zhàn)亂造成的貧困及無望無助,是單邊主義式的強硬打壓和對以色列的庇護政策。沒有對恐怖主義深層次根源的認識,就不可能找到未來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的鑰匙。伊拉克戰(zhàn)爭絕不是真正的反恐戰(zhàn)爭,而美國卻以種種理由“論證”這是一場反恐戰(zhàn)爭。美英聯(lián)軍及其盟友目前在伊拉克的各種努力,建立在完全錯誤的目標之上。本應完全由伊拉克人民在后薩達姆時代自己來決定他們的前途,卻被美國冠以反恐的名義,打擊薩達姆統(tǒng)治的基礎、反美的宗教派別和其他不遵從美國的勢力。反恐戰(zhàn)爭在這里已經變味。

　　從全球范圍觀察,現(xiàn)在反恐聯(lián)盟關注過多的是軍事層面,政治調解和外交手段往往不受重視。美國在伊拉克遭遇的重大教訓就是:它在軍事戰(zhàn)場上能夠速勝,在政治上則表現(xiàn)拙劣,外交上失去廣泛支持。超級大國不僅在國際社會嚴重挫敗,美國民眾也對自身的安全缺乏信心。2004年是布什政府外交不斷失敗的一年,留下了自越戰(zhàn)以來罕見的失敗記錄。

　　三　國際熱點的持續(xù)高熱或升溫

　　超級大國的失敗與誤導,體現(xiàn)出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紊亂,同時加深了形形色色的國際危機和地區(qū)沖突。2004年有一系列的事例足以證明,在當前各個地區(qū)熱點和潛在沖突里面,相當一部分與美國的我行我素、不當干預有關,少數(shù)事態(tài)(如發(fā)生在俄羅斯聯(lián)邦內部的沖突)反映出各國內部原有的危機進程,幾乎所有危機都體現(xiàn)了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缺失與矛盾。

　　1.伊拉克持續(xù)不斷的流血沖突。美軍對薩德爾城、納杰夫、費盧杰等伊拉克境內城市的攻打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種自殺性爆炸和流血沖突,幾近令現(xiàn)政權失去對形勢的控制,使什葉派內部出現(xiàn)分裂前景,使整個國家面臨長期內戰(zhàn)的危險。伊拉克危機是當代國際政治各種危機的集中表現(xiàn)之一,是超級大國美國支配國際秩序的一個縮影。伊拉克危機值得人們認真研究,汲取教訓。

　　2.巴以之間無止境的報復性襲擊。以軍的定點清除和威懾性轟炸與巴勒斯坦激進武裝勢力組織的一輪又一輪自殺性襲擊,不僅令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不斷加深,也加劇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內部的爭吵。圍繞沙龍政府從加沙地帶單邊撤軍的計劃,以巴各自出現(xiàn)了嚴重的內部分歧,它們是2004年中東熱點的最新表現(xiàn),體現(xiàn)出中東和平進程的艱難。

　　3.前途未卜的朝核危機。盡管有2004年夏天的第三輪北京六方會談,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前景仍不明朗,主要原因是美國當權者始終不斷的威脅性言論和朝鮮出于對自身生存的擔憂而加緊進行的各種“先軍政治”舉措。從各方面看,東北亞這片區(qū)域不只是冷戰(zhàn)的最大一塊遺產,同時是孕育未來沖突的溫床。

　　4.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和西方主要國家的對峙。不管外界猜測是否屬實,伊朗已成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頭號調查對象,成為西方國家聯(lián)手防止核擴散的最新目標,也使人們對于下一屆美國政府按照伊拉克模式打擊伊朗的擔心變得不無道理。2004年夏天,布什政府在美國喬治亞州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提出了所謂“大中東改造計劃”,預示著伊拉克或許只是“山姆大叔”出手的多米諾骨牌中的第一張,而伊朗則可能是下一個,特別是布什連任的話。

　　5.蘇丹達爾富爾地區(qū)人道主義危機的國際化。北部非洲這一區(qū)域難民形勢的惡化,造成西方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升高,迫使聯(lián)合國安理會通過相應的決議。如果真的遭受制裁或軍事打擊,這個非洲窮國有可能短期內出現(xiàn)國家完全失控、鄰國和周邊地區(qū)麻煩不斷的局面。蘇丹的糟糕形勢是許多非洲國家類似情況的突出表現(xiàn),它們或者是被現(xiàn)代文明社會遺忘的角落,或者是遭受了粗暴無禮和外人強加的“改造”計劃。

　　6.俄羅斯外高加索一帶的麻煩。車臣叛匪的恐怖襲擊加劇了不斷惡化的形勢,普京對此的強力鎮(zhèn)壓和相應政治變化,給這個仍處在艱難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增添了幾分不確定的因素。外高加索地帶的危機形勢是這個國家經受的重重壓力的側影,民族矛盾和分裂問題一直是俄羅斯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7.格魯吉亞的裂變。面臨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等地分離出去和俄羅斯“先發(fā)制人”打擊的內外雙重壓力,格魯吉亞原本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更加危難,內政外交動蕩不安。而超級大國美國遠在天邊的所謂“支持”,不僅多半口惠而實不至,而且大大加深了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的積怨,加劇了這一區(qū)域沖突的危險。

　　8.俄羅斯與歐美國家的爭吵。在別斯蘭人質慘劇之后,圍繞普京政府新的反恐措施的出臺,特別是政治體制為此做出的相應調整(尤其是在強化中央權力方面),俄羅斯與西方世界出現(xiàn)了被稱做“冷戰(zhàn)式交鋒”的唇槍舌戰(zhàn),一些歐美國家指責普京過分強硬和專權,而莫斯科則批評西方國家在反恐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不論國際觀察家所謂“蜜月期結束”的評語是否合適,俄國與西方主要大國的關系在2004年的確產生了新的裂痕,給大國關系增加了些許不確定因素。

　　9.東南亞面臨的恐怖威脅的上升。伊拉克危機的深化和美國的強硬姿態(tài)激活了東南亞國家的恐怖主義網絡。2004年,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國在這方面遇到的新挑戰(zhàn)可能只是即將到來的更大麻煩的前奏。在這些國家,經濟的不景氣和恐怖襲擊威脅的增大,更加深了民眾對前景的擔憂。東南亞各國歷史上曾經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近些年它們試圖同中國建立緊密關系,但是這些國家的未來卻被恐怖主義罩上一層陰影。

　　10.“臺獨”勢力引發(fā)的危險。陳水扁在2004年3月有爭議的“連任”,“臺獨”勢力漸進式的“小步快走”以及美國不顧中國警告、一味向臺灣地區(qū)銷售先進武器等因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導致臺灣海峽成為近一時期東亞地區(qū)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中國來說,處置“臺獨”勢力的挑釁是整個國家艱巨而棘手的重要任務;對于美國而言,面對海峽兩岸統(tǒng)獨之爭是它保持在東亞影響力的復雜“藝術”;對于東亞地區(qū)其他國家,“臺獨”誘發(fā)的軍事沖突在可預見的未來是最令它們害怕的事態(tài)。

　　11.軍備競賽的繼續(xù)。從表面上看,現(xiàn)有的各種大國關系相對穩(wěn)定,一些傳統(tǒng)的大國間矛盾有所緩解(如印巴之間、中印之間),大國強國彼此對抗的意愿遠遠小于它們相互合作的可能。然而,出于各種原因特別是美國的誘導作用,主要發(fā)生在大國強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有增無減,各國靜悄悄地都在做著強軍擴武、預防不測的準備,個別國家甚至走得更遠(如美軍在全球的重新部署、日本邁向軍事大國的新動作、外太空領域的競賽等),引起世人的不安和相關國家的警惕。

　　四　新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

　　　　在2004年的國際政治和安全形勢中,存在許許多多難以定性、可能消極也可能積極的事態(tài),它們從不同側面顯示出當下國際政治的復雜性、敏感性和多變性。

　　200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美國每到此時便會表現(xiàn)出某些非理性的姿態(tài)。美國的國內政治往往引發(fā)其國際政治表現(xiàn)的失常:要么過分強硬(如將貿易赤字和失業(yè)增長歸咎于他國),要么完全回避(如對于聯(lián)合國安南秘書長的批評)。任何國家很難將這一年兩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某些說法視為基于美國國家利益之上的認真而長久的承諾。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印尼、菲律賓以及臺灣地區(qū)也在2004年進行高層次的轉換,一樣地競爭激烈并充滿做秀成分;但與美國略有不同的是,多數(shù)地方的“選舉后綜合癥”更為嚴重,黨派之爭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政治的穩(wěn)定,減緩了國民經濟的成長。

　　與“文明沖突論”的自我實現(xiàn)仿佛相抗衡,文明間對話溝通的努力也在加強。2004年10月初,在越南首都河內召開的歐亞首腦會議便是明證。來自歐亞大陸的幾十個主要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響應中法兩大國的倡議并向全世界發(fā)出呼吁:一方面要打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和極端行為,另一方面增進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和地域間的理解與交流。聯(lián)合國的努力則是另一個典型。安南秘書長在2004年9月下旬召開的聯(lián)大會議開幕式上,重申了在國際社會避免狹隘的價值判斷、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尊重國際法和人權原則的憲章精神;他同時不點名地對美國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清除異己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要求所有國家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應遵守法制規(guī)范、尊重民主程序。

　　歐洲聯(lián)盟的擴大是2004年國際政治舞臺上值得一提的“亮點”,也是歐洲戰(zhàn)后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從15個成員國發(fā)展到25個成員國,從西歐擴展到中東歐和地中海區(qū)域,尤其是吸收了前蘇聯(lián)在中東歐的一片戰(zhàn)略疆域,擴大后的歐盟在經濟總量上可與美國一比高下,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領域擁有更大的發(fā)言權,原本具有優(yōu)勢的區(qū)域一體化方式可望起到對其他地區(qū)的示范作用。有必要指出兩點事實:第一,此次被吸收入盟的那些中東歐國家所謂“維謝格拉德集團”(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亞和從蘇聯(lián)分離出來的波羅的海三國等)之所以能夠比較順利地加入歐盟,是與過去十余年它們自身艱苦而卓有成效的社會經濟轉型分不開的。第二,在擴大后的歐盟,法國和德國(一定程度上包括西班牙和荷蘭)繼續(xù)扮演著“核心發(fā)動機”的作用,這在防務、外交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尤為明顯,它們代表著西歐的典型形象,提示著歐羅巴合眾國的未來角色;而意大利、英國等追隨美國的老牌歐洲大國,則在不知不覺地被“邊緣化”。

　　有關聯(lián)合國安理會改革的議論,成為2004年下半年引起國際社會廣泛矚目的重要議題之一。其實這方面的討論早在1995年聯(lián)合國成立50周年之際已經有許多探討和建議,今年之所以成為焦點,一是因為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聯(lián)合發(fā)動攻勢,力爭成為擴大后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二是由于2005年聯(lián)合國創(chuàng)立60周年,安南秘書長為此成立了討論聯(lián)合國改革的“名人小組”。然而,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衡量,短期內真正實現(xiàn)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特別是安理會的變革并不容易,幾乎所有強有力的候選國都有強有力的反對者(中朝韓等國質疑日本,意大利不同意德國,巴基斯坦抵制印度,巴西面臨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兄弟”的競爭),更不必提那些實力弱一些的競爭對象(如尼日利亞、埃及、南非)。美國及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也有各自的戰(zhàn)略考慮,其分歧之廣泛、深刻,可能抵消改革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合力。例如,美國不止對德國加入安理會不太熱心,它也不愿意因成員數(shù)量增長而降低安理會原本不高的工作效率。

　　如同近幾年總體趨勢一樣,石油價格在2004年呈現(xiàn)相當不穩(wěn)定的走勢,并且價格持續(xù)上揚。在紐約、倫敦等全球主要石油市場,2004年10月的基準石油期貨價格一度接近60美元大關,多半時間維持在45美元之上,比6月底上漲了近20美元,自2002年初以來已經漲了30多美元。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石油輸出大國的政局動蕩(伊拉克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的麻煩不斷,尼日利亞和委內瑞拉等石油輸出國的政局動蕩,俄羅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危機連連),工業(yè)大國的石油消費增加(中國和印度在2004年上半年石油進口分別增長40%和11%,英國最近10年中第一次變成了石油進口國),石油輸出國組織供應余力不足(僅僅沙特阿拉伯一國擁有足以影響油價的生產余力)以及新探明的石油儲量達不到人們的預期,不穩(wěn)定性加劇投機行為,等等。其中,“政治溢價”可能起主導作用,它從能源這個側面提示了當代世界經濟的政治化。證實國際安全格局對國際社會生活的另一個有效事例則體現(xiàn)在外資投向上:當代史清楚地顯示,凡是社會安定、政治穩(wěn)定、國家安全的地方,對于外資的吸引力就比較大,如中國、越南及中東歐的部分國家;凡是戰(zhàn)亂頻繁、內部動蕩、政治混亂的區(qū)域,即使自然資源雄厚、教育水平很高、有較好的投入產出效果,投資者常常裹足不前,俄羅斯和南美一些國家提供了這方面的例證。對待此類現(xiàn)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常常比純粹的經濟學范式或政治原理更有針對性和說服力。

　　在世界經濟2004年新一輪的曲折行進中,“中國主題”發(fā)揮著日益增大的作用。在這一年,中國第一次被邀請參加七國財長會議;中國繼續(xù)充當世界投資者首選地(500億美元以上)的角色,為拉動全球經濟在困難時期的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上海合作組織的工作重心做出調整,從安全領域的合作(如反恐、緝毒、打擊分離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轉向經貿領域的合作(選定了交通、能源、通訊和農業(yè)四大領域展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起到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動機”的作用。不難理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也面臨來自各個方面不斷增大的壓力、排斥和質疑:中國商品出口遭遇到形形色色的“經濟排外主義”,如歐盟對中國的大量反傾銷訴訟,西班牙鞋城埃爾切發(fā)生的焚燒中國鞋的惡性案件,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發(fā)生的不加通告便大批查抄和沒收中國貨物的事件以及巴基斯坦當?shù)毓椭髋c中國承包商的沖突,等等,世界上幾乎各大洲的各個角落,都能耳聞目睹類似的事件。2004年有關人民幣升值的各種說法不絕于耳,中國在一些西方大傳媒那里經常被視做當?shù)仄髽I(yè)破產和失業(yè)數(shù)目增加、原料和能源價格上揚的“罪魁禍首”,連中國政府對本國經濟采取“降溫”措施的力度大小,也成了周邊一些國家經濟好壞的“測速儀”�！爸袊�和平崛起論”與“中國威脅論”相反相成,成為2004年國際傳媒和許多國家激烈爭辯的話題。

　　五　對時代特征的再思考

　　顯而易見,機械地套用“和平與發(fā)展”的命題解釋當前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用它來說明九一一事件以來的國際安全形勢,可能使公眾產生誤解。對現(xiàn)時代的特征應有新的理解。

　　所謂的和平與發(fā)展,首先是指大國關系的相對穩(wěn)定。至少在目前階段,各個大國之間的關系保持了比較穩(wěn)定與合作的態(tài)勢。盡管存在摩擦與矛盾,但主要大國之間既缺少全面戰(zhàn)爭的準備,也沒有彼此開戰(zhàn)的意愿。與冷戰(zhàn)時期相比,“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離我們更遠而不是更近。當然,這種穩(wěn)定只是相對的,不排除局部對抗和經常性的摩擦,但這不說明長期事態(tài)的走向。

　　其次是地區(qū)沖突的邊緣性質。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世界給人的印象是熱點更多了,沖突更頻繁了。但是,仔細考察后卻會發(fā)現(xiàn),地區(qū)熱點和局部沖突雖然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它們畢竟處于工業(yè)化發(fā)達地帶和新興工業(yè)國家群之間的縫隙地帶,如伊斯蘭新月地帶、外高加索地帶和南亞次大陸;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fā)動機仍然在有效運轉,它們是西歐地帶、北美地帶和東亞地帶以及這三大區(qū)塊的鄰近國家和附屬地區(qū)。全球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程度不同地保持了增長的勢頭。

　　最后(或許更重要的)是重視民生和人權的現(xiàn)時代特質。盡管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應當承認,聯(lián)合國和國際社會總的要求和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各國發(fā)展民生、尊重人權、改善治理、提升經濟的。即便是安理會的某些強制性決議,也不必然造成軍事沖突的后果,何況多數(shù)國家解決國際沖突的主導思想依然是以對話與合作方式,增信釋疑、求同存異,建設性而非破壞性地處理問題。人類解決國家間矛盾的手段有了重要改進,各國政治和外交上的安排也有了新的內涵。

　　然而,必須冷靜地意識到,上面所說的“和平”僅僅是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消極和平”,即不打槍、不開炮的無戰(zhàn)狀態(tài),并非“持久和平”,不是全球對抗因素的根除和國際關系法制狀態(tài)的實現(xiàn)。像各國國內的民主化過程一樣,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任重道遠。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仍在起作用,尤其是美國經常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麻煩制造者和冷戰(zhàn)結束以來各種地區(qū)性戰(zhàn)爭的主要推動者。制約這種霸權的各種力量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俄羅斯、西歐、日本與美國既有矛盾,更有共同利益;中國、印度、巴西等發(fā)展中大國依然處在經濟發(fā)展、政治改革、社會轉型的中間階段,對美國的科技、貿易、教育和投資等方面的巨大能量有很大的依賴。各國都對美國有這樣那樣的不滿與抨擊,但它們也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或遏制美國主宰的國際秩序里的各種重大消極事態(tài)。除了霸權主義的因素之外,也應承認,發(fā)展中國家自身存在嚴重的制度性缺陷和歷史遺留的問題,有的屬于民族宗教之間的隔閡,有的可歸咎于政治經濟體制的落后,有些甚至處于前現(xiàn)代化的狀態(tài)。綜合考慮和評估,在相對和平與不斷發(fā)展的主流下面,很難避免類似霸權戰(zhàn)爭、局部沖突、恐怖襲擊等消極事態(tài)。

　　從2004年這個特定的時點觀察,國際形勢充滿了矛盾性與不確定性。一方面,人們看到了某些積極跡象,如印巴關系的改善和南亞熱點的降溫,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歐洲與亞洲對話合作努力的加強,各個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繼續(xù)推進,信息革命的深化和通訊產品的不斷出新,國家間、區(qū)域間相互依存的擴大與深化,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和國際法網絡的繼續(xù)鋪展等;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有種種擔心、疑惑和不安,比如擔心油價持續(xù)上升導致復蘇中的全球經濟再度衰退,不安地注視著美國在伊拉克的魯莽行為所遭受的懲罰,害怕恐怖襲擊的瘟疫和核擴散的陰影,提防伊斯蘭世界進一步被激怒,更不希望見到恐怖主義與特定的宗教、文化、民族、種性和地域掛鉤。再以對美國的分析為例,一方面要看到美國近期在伊拉克的失敗和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的挫折,看到美國對于世界政治的強大支配性和嚴重消極作用,看到五角大樓、石油財閥及美國本身具有的難以遏止的貪婪和危險的攻擊性,對它們抱有警惕和批判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要看到美國媒體對“虐囚事件”的曝光,看到美國公眾對此類事件持有的厭惡心態(tài),看到美國黨派政治和權力制衡機制對白宮政策的一定約束,看到美國一些傳統(tǒng)盟友對伊拉克事態(tài)及美國的某些錯誤言行的抵制,用復雜的眼光、從動態(tài)的角度、實事求是地進行探討。既不能因為要與美國交往而放棄對美國應有的批評,又不可由于討厭美國的霸權而無視這個國家體制上的某些優(yōu)點。

　　最后,筆者想指出的是,理解當前的國際關系,需要對不確定性有更深入的研究。與確定的關系及趨勢相比,我們面前不確定的東西更多,而且隨著信息時代的推進和國際政治的演化,這種不確定性將有增無減,很可能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tài)。人類取得的進步,不是表現(xiàn)為對不確定性的征服,而是對它的洞察。這是一個復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要學會用辯證的邏輯去思考它。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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