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漁：每一天都是紀念日

　　一部叫做《盧旺達旅館》的電影最近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上映，該片曾獲多倫多國際電影節(jié)“人民選擇獎”、洛杉磯國際電影節(jié)觀眾選擇獎，并入選美國國家評論獎2004年十佳影片。它講述了一個“非洲辛德勒”的故事：米勒·科林斯旅館的經(jīng)理是胡圖族人，而他的妻子是圖西族人，當(dāng)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展開大屠殺時，這個平日里歐洲游客和軍界政要云集的旅館卻成了大批平民的“諾亞方舟”。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電影不是對《辛德勒名單》的拙劣摹仿，它源自發(fā)生在盧旺達的真實故事。1994年4月6日，一架載著盧旺達胡圖族總統(tǒng)和布隆迪總統(tǒng)的座機在基加利上空被火箭擊落；
4月7日，這場空難導(dǎo)致長期互相猜疑的胡圖族和圖西族展開了大屠殺。電影中的旅館經(jīng)理用盡各種手段保護了1268名平民，現(xiàn)實中的盧旺達卻創(chuàng)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百日之內(nèi)，大約100萬人死于非命。

　　當(dāng)一個國家只有一家旅館成為容身之地時，我們既會為這個寒冷的國家感到絕望，也會從旅館的一絲暖意中汲取些許慰藉。不過，在大屠殺中能夠遇到“盧旺達旅館”的幸運者只是極少數(shù)，由于聯(lián)合國維和部隊的職責(zé)和能力所限，盧旺達軍隊甚至可以當(dāng)著他們的面肆無忌憚地屠殺難民。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不幸者習(xí)慣寄希望于“歷史的邏輯”和“群眾的眼睛”。歷史和群眾有著它們不可替代的作用，分別承擔(dān)著記憶和見證的功能。但有些時候，它們并不可靠：歷史未必天然遵循正義的邏輯，而群眾的眼睛也不總是雪亮的。

　　在20世紀，類似于盧旺達大屠殺的事件既不是“空前”也算不上“絕后”。各國對這些事件的處理逐漸擺脫了“血債要用血來還”的鐵律，而是成立真相委員會，將被時間遮蔽的傷口重新呈現(xiàn)給世人。昆德拉在《笑忘錄》開篇即提到：人與強權(quán)的斗爭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對“真相”的挖掘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卻不是惟一的。與人們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馳，“真相”、“正義”和“和平”三個女神常常不能同時到來。英國學(xué)者瑞格比有一個讓人失望卻又不得不承認的結(jié)論：“需要真相、尋求正義和渴望和平的三個要求之間存在著相互拉扯的現(xiàn)象”。在大屠殺之后，盧旺達政府曾進行過一次調(diào)查，當(dāng)人們被問到愿意記住還是忘卻，他們回答說：“為了防止再度發(fā)生，我們必須記住過去發(fā)生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忘掉與之相聯(lián)的感覺、情緒，只有忘記我們才能夠向前走。”

　　按照常規(guī)的司法程序和體制，需要200年時間才能完成對所有涉嫌參與大屠殺者的審判工作。從2002年6月起，盧旺達政府啟動“民間傳統(tǒng)司法”（Gacaca）系統(tǒng)，對罪犯按四級量刑。除大屠殺的組織者、頭目、極端殺人犯以及強奸犯等一級罪行由國家司法系統(tǒng)審判外，其余三級罪犯由民間推舉產(chǎn)生的法官和陪審團審理。后者被稱為“大樹下的民主與審判”，一般在草山之類的地點召開，由村民來指證，在一個限定期限前坦白和服罪的犯罪嫌疑人將可以獲得減刑。不難看出，人們想得知大屠殺的真相，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赦免那些責(zé)任者，通過寬恕獲得和解�！罢嫦唷薄ⅰ罢�義”和“和平”之間的關(guān)系遠非我們想像得那么簡單：揭秘真相可能成為新一輪冤冤相報的理由和借口，實施正義可能使當(dāng)事人拒絕透露真相，追求和平又不能以完全放棄真相和正義為代價。除此之外，如何保證“民間傳統(tǒng)司法”的程序公正，也是一個難題。

　　2005年4月7日是盧旺達大屠殺的11周年紀念日，紀念日經(jīng)常扮演兩個截然相反的功能：一方面它通過各種儀式提醒人們?nèi)舾赡昵暗膽K痛事件，另一方面它又把那些慘痛事件縮小為一些儀式。紀念日的“周期性記憶”，很有可能導(dǎo)致平日的“固定性失憶”。盧旺達大屠殺不僅與種族滅絕罪有關(guān)，還與反人類罪相關(guān)。從這個意義上說，重要的不僅是那些周年紀念日，其實每一天都是紀念日。不僅胡圖族和圖西族需要反思這個事件，在實踐中探討族群和解的路徑；
人類的每一個成員都無法回避它，需要進一步反思當(dāng)年國際社會無法有效介入的瓶頸。（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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