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董時進——一個被遺忘的知識分子

　　前幾年，我做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研究時，開始留意董時進這個人，但后來因為其它研究，沒有深入下去，所獲資料也非常有限。這幾年，我的學術興趣已有所轉移，在當年所留意過的那些歷史人物中，董時進是一個始終讓我不能忘懷的知識分子。董時進，1900年生人，何時去世，我不知道。四川塾江人。清華學校畢業(yè)。后赴美留學，入康乃爾大學，獲農(nóng)學博士學位。歷任國立北平大學農(nóng)學院教授、主任、院長；
國立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教授、主任；
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農(nóng)利股主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干事，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委員，江西省農(nóng)業(yè)院院長。1945年10月，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著有《食料與人口》《農(nóng)村合作》等書。

　　我只在《觀察》上讀到過他的一篇文章，但他那篇文章所傳達的卻是一個對歷史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的看法。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取締民盟后，作為民盟的一員，董時進寫了一篇《我對于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觀察》三卷十一期）。董時進對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很有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說；
“因為一般人民對于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于共產(chǎn)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被�于這樣的認識，他在文章中奉勸國民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產(chǎn)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lián)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允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nèi)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lián)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jù)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這樣的認識，今天看起來沒什么了不起，但在四十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這樣看問題，都能在兩黨之爭中看出孰輕孰重的。在這一點上，董時進和儲安平是有遠見的。他們認為，自己腐敗但還給人民一點自由的政府，比那種又腐敗還不給人民自由的政府總是要好一些。這個簡單的常識，中國多數(shù)知識分子要在經(jīng)歷了半個世紀以后的悲慘命運中才想清楚。

　　董時進還有一件讓后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一九五零年復刊的《觀察》周刊曾發(fā)表過一篇談話紀要式的文章，名為《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队^察》發(fā)表談話摘要時，先有一個說明；
“董時進君為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處散發(fā)過。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應廉耕、韓德章諸教授，曾在校內(nèi)發(fā)動師生，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其中一次是有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的幾位老會員出席的�！边@個談話摘要，沒有列出發(fā)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來代替。我們現(xiàn)在雖然看不到董時進上書的原件，但我想這個原件也許還在世間，因為給毛澤東上書，總會在他的那些來件中保留下來。將來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擋案，總會有人來重新評價那時的歷史的。

　　我們從那個批判性的座談會發(fā)言中，多少能看出一些董時進的意見。有一個發(fā)言的人說；
“董時進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見到了。所以現(xiàn)在不需要我來詳細介紹。概括地說來就是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jù)是：舊中國農(nóng)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系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薄巴恋馗母锇淹恋胤稚⒘�，經(jīng)營不利”�！巴恋馗母�，由于失卻了地主富農(nóng)的累進負擔而國家稅收將受到損失�！薄岸瓡r進先生說華北有封建性剝削，而江南則沒有”�！岸瓡r進先生說地主是勤勞的，而農(nóng)民則是懶惰的”。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都是農(nóng)業(yè)方面的專家，許多是董時進的同事。他們認為，董時進在美國學得農(nóng)業(yè)，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很深，他對中國土地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一個他當年的同事說，董時進在國民黨時期就反對土地改革，他主張：“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他來來的命運我不大知道，只是希望能有研究中國土地制度的專家，在研究中國社會的變化時，能考慮到當時一個知識分子的意見。董時進當時提出的那些問題，有相當?shù)膶�業(yè)性，也可以說是學術問題，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歷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歷朝歷代，這都是最大的問題。四十年代中國的土地問題，已不同于過去，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有些農(nóng)村，特別是江南的一些農(nóng)村，已經(jīng)有了一些工業(yè)化的苗頭。而華北農(nóng)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農(nóng)村的土地制度，確實不可同時語。董時進本人是一個留學美國的農(nóng)業(yè)專家，在農(nóng)業(yè)問題上，他是有發(fā)言權的。我們?yōu)槭裁床荒苈犅犓�的一家之言呢？我們不能說董時進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但我們可以說他的那些看法絕對是有根據(jù)的，也是負責的。五十年代，在這些問題上，最讓人感到悲哀的還不是執(zhí)政者沒有聽不同意見的雅量，而是許多身為知識分子的專家，不但不能為同行辯護，而且多數(shù)是站在另一面，隨聲附和。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國著名大學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參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來后寫了文章。其它專業(yè)的教授寫文章可能還有應景的成分，但是像當時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超，他們都是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問題過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們也寫了針對董時進“江南無封建”說的文章，來證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還有孫毓棠，他也以專家的身份寫了《江南的永佃田與封建剝削》。一個時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喪失了獨立性，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恥辱，也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恥辱。

　　(10/1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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