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平：經濟預警與調控規(guī)則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05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繼續(xù)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一般意義上理解，所謂加強，就是2005年仍將在較緊的經濟環(huán)境下運行；
所謂改善，就是在宏觀調控中處理好市場化手段、行政性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間的關系。前者表明了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基本判斷，后者則反映了對今年調控效果的一種反思。由于宏觀調控與經濟波動聯系在一起，因此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我國經濟波動的特征是什么？應該如何評價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政府應該從何處著手改善宏觀調控？

　　回首十年宏觀調控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三次宏觀調控，政府都采取了市場化手段與行政性手段相結合的方式，保持了經濟較為穩(wěn)定的增長，但宏觀調控尚缺乏預警機制，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基本上遵循相機抉擇原則，因而可能導致政策效果不顯著。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有過三次引人矚目的宏觀調控。簡要回顧與評價這三次宏觀調控政策及其效果，將有助于政府新一輪宏觀調控政策的改善。

　　第一次宏觀調控始于1993年。1992年我國經濟出現了超高速增長，這一年GDP增長率高達14.2%，而1990年僅為3.8%。人們把1992年經濟的突然起動歸功于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澳涎仓v話”對經濟的最大刺激在于激活了兩大要素市場：一是以土地批租合法化所形成的土地市場，二是以股市為核心的資本市場。然而，土地市場化的一個最為直接的后果就是提高了所有產出品的要素成本，資本市場的開放使眾多融資者可以通過直接融資方式拿到巨額資金，而這些資金中的一大部分又轉而投向土地市場，造成了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進而帶來產品成本的普遍上升，同時也刺激了與土地建設相配套的進口。到1993年，CPI（消費價格指數）上升了14.7%，1994年進一步上升了24.1%，而外匯儲備日益減少。為控制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央行大幅度調高了銀行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最高時達12%），并實行保值儲蓄。為解決國內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出口企業(yè)大面積虧損，也為解決外匯儲備日益減少的問題，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對美元的匯率從5.8:1一次性貶值到8.7:1，貶值幅度達50%。在這種強有力的調控措施下，至1997年CPI回落到2.8%，外匯儲備從1992年的194億美元上升至1399億美元，而經濟增長率仍保持8.8%。應該說，這次宏觀調控是成功而有效的。

　　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不可小視。在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不利條件下，人民幣頂住了貶值壓力，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當時人民幣不貶值的背景恰恰是1994年人民幣提前大幅度貶值。對國內經濟來說，在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第一次出現了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通貨緊縮，

　　CPI連續(xù)五年為負數或接近于零。盡管我們仍保持著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失業(y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從1998年開始，中央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為主基調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從調控措施上看，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從13%一直下調至6%，連續(xù)大幅度降低利率，并開始實行赤字財政政策。從效果看，擴大內需的政策收效并不顯著，資本市場持續(xù)走低，漸漸失去了晴雨表作用和融資功能。

　　從2003年開始，隨著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而引致的土地價格的上升，各地出現了競相圈地、炒作地價的投機熱潮，對重化工業(yè)的投資也開始加溫。中央及時發(fā)現了問題，并開始了一系列針對房地產和部分生產資料領域投資過熱現象的政策調控，但在“非典”的背景下，宏觀政策的主基調仍偏向擴張。直至2004年4月，能源、原材料出現了短缺，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升，房地產價格進一步沖高，中央才開始實施較為嚴厲的緊縮政策。

　　通過回顧以上三次宏觀調控，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結論：在三次宏觀調控中，政府采取市場化手段與行政性手段相結合的方式，使宏觀調控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或與目標比較接近，從而使經濟保持了較為穩(wěn)定的增長。但宏觀調控尚缺乏預警機制，一般是在經濟過熱或過冷現象已經出現時才進行調控，而當情況比較嚴重時再進行調控，容易使政策力度過猛，再加上宏觀調控政策往往具有滯后性，因而會導致調控過度，從而會對下一輪經濟波動起負面影響；
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基本上遵循相機抉擇原則，而沒有形成一種調控的規(guī)則或制度，由于相機抉擇具有隨機性，變化速度較快，不能在公眾中形成確定的預期，因而可能導致政策效果不顯著。如果我們能夠事先知道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勢，或能夠預測到經濟運行的基本拐點，那么宏觀調控政策就可順勢而為，就可以減少調控的失誤。

　　經濟波動監(jiān)測預警

　　建立宏觀經濟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可以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大量信息，使政府能夠變事后調控為事先調控，化被動為主動。同時，為提高監(jiān)測預警的精度，尚須根據我國經濟格局的變化進行完善修正。

　　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jiān)測預警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早在上世紀20年代，哈佛大學商學院就開發(fā)出包含商情指數、貨幣指數、投機指數的哈佛景氣指數，用以預測經濟運行的趨勢。以后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NBER）開發(fā)出由領先指標、一致指標和滯后指標組成的景氣監(jiān)測體系。二戰(zhàn)后，亞洲各國，尤其是日本開始引入這套體系，并逐步開發(fā)出以擴散指數為核心的景氣信號體系。70年代石油危機以后，NBER開始著手編制國際經濟景氣監(jiān)測體系。80年代后期，由美國國際商業(yè)循環(huán)中心為首的研究機構在經合組織（OECD）內建立了國際商業(yè)循環(huán)監(jiān)測體系。盡管監(jiān)測效果仍有不理想的地方，但這些體系在跟蹤國際經濟衰退與復蘇，揭示經濟增長與衰退的原因，預測外貿流動轉向以及事先發(fā)出景氣趨勢警告等方面還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少專家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波動幅度逐漸減小，世界性大衰退危機的逐漸消失都與對經濟的跟蹤監(jiān)測和及時預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我國對經濟波動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的研究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改革開放前，經濟波動的軌跡與五年計劃基本吻合。改革開放后，盡管由五年計劃所引起的投資沖動，以及由投資沖動所帶來的經濟周期性波動依然存在，但經濟波動中也滲入了市場供求沖擊的因素，再加上體制變革所帶來的經濟能量釋放，導致經濟波動的規(guī)律難以把握。為此，不少研究機構開始對經濟波動的狀況進行跟蹤監(jiān)測，力圖尋找到預警的方法。在眾多研究成果中，研究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國家統(tǒng)計局建立的景氣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

　　國家統(tǒng)計局的這套系統(tǒng)誕生于上世紀90年代初，此后一直作為中央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參考依據。從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國經濟運行狀態(tài)看，經濟波動基本趨于平穩(wěn)，其增長率的波動幅度基本控制在7%-10%之間，大起大落的現象已基本消失。這種經濟波動狀態(tài)正是我們一直追求的。這一方面說明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已大大加強，調控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也證明有沒有宏觀經濟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大不一樣，這套系統(tǒng)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了大量信息，也使政府能夠變事后調控為事先調控，化被動為主動。

　　然而，不可否認，這套系統(tǒng)在監(jiān)測預警的精度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這次經濟過熱，景氣系統(tǒng)直到2004年4月才出現紅色預警。其實這輪經濟過熱的跡象早在2002年下半年就已顯現，只是被2003年的“非典”所掩蓋，但“非典”過后經濟依然順著2002年的軌跡在運行，而這套景氣系統(tǒng)卻失去了敏感性。再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國的經濟迅速從通貨膨脹轉變?yōu)橥ㄘ浘o縮，但當時預警系統(tǒng)并沒有及時提示，導致1997年底我國繼續(xù)實施緊縮的調控政策，延遲了政策轉變的最好時機。可見，對經濟景氣的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必須根據中國經濟格局的變化不斷修正。就目前來說，至少有以下因素必須納入該系統(tǒng)：

　　其一，國際經濟發(fā)生的重要變動。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額已達1.1萬億美元，占我國當年GDP總額的比重已超過70%。在如此高比例的國際貿易額下，很容易產生輸出輸入型通脹或通縮。因此必須將國際經濟的變化納入預警系統(tǒng)，尤其對那些占我國對外貿易額和直接投資額比重較大國家的經濟變動狀況必須進行一體化監(jiān)測。

　　其二，對影響經濟運行重大事件的監(jiān)測。有些事件可以改變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勢，而有些則不會。例如2003年的“非典”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勢。但如果發(fā)生像美國“9·11”事件或這次印度洋海嘯事件，則可能會改變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勢。因此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中必須對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有所考慮。

　　其三，對投資進行結構性跟蹤監(jiān)測。實踐證明，投資波動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但不同的投資項目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有些投資項目所形成的產業(yè)鏈非常長，對這些項目的投資會引起一系列的后續(xù)投資，其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會大于那些產業(yè)鏈相對較短的投資。此外，由于我國已是一個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那些大量消耗資源的投資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也很大，也必須加以區(qū)別對待。

　　規(guī)則勝于相機抉擇

　　對于如何加強與改善宏觀調控，不少專家認為應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方式進行，從原則上說并沒有錯。但是，運用與改善市場化調控方式的前提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fā)，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可信的宏觀調控規(guī)則。

　　從近十余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及宏觀調控的效果看，宏觀調控對穩(wěn)定我國經濟確實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宏觀調控政策所具有的滯后性。例如，1993-1994年實施了針對通貨膨脹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到1997年通貨膨脹問題得到有效控制，但1998年我國經濟就全面進入了通貨緊縮。原來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效應在通貨緊縮時期仍起著作用，以至1998年以后實施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直至若干年后才開始起作用�？梢娗捌谡�策的滯后性影響了后續(xù)政策的有效性。

　　這種政策滯后性所導致的問題被稱為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學者就有獲得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他們在1977年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規(guī)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yōu)計劃的不一致性》的著名文章，認為，由于政府執(zhí)行經濟政策能力的不完善性，經濟政策與實際經濟運行之間存在著時間不一致性問題。這個問題的本質是，由于各個時點的約束條件不同，政府事先認為的最優(yōu)政策，如果影響了人們對政策的預期，通常在事后的執(zhí)行中會產生偏差。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針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所制定的政策，到真正實施有一段時差，這時經濟狀況已發(fā)生了變化，原先制定的政策到那時就不會停留在最優(yōu)狀態(tài)。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改變政策，但如果政府經過重新考慮選擇的最優(yōu)政策與最初的最優(yōu)政策存在一定差異，仍會形成最優(yōu)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因為當公眾形成了政策預期，他們就會根據預期改變自己的對策，也就是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就會迫使政府不斷修正自己的政策，造成政策之間的不穩(wěn)定。因此，他們認為，規(guī)則比相機抉擇更為重要。如果政策不是按可信的規(guī)則，而是相機抉擇的話，最終執(zhí)行的可能會是一個較差的政策。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上述思想對我們改善宏觀調控政策是有啟發(fā)的。如果我們能夠在實施宏觀調控過程中不斷完善調控的規(guī)則，建立起一種可以預期的制度，而不是相機抉擇，那么就可能達到宏觀調控政策的時間一致性。例如英國、德國、瑞典等國運用了這一理論對央行進行改革，通過立法正式授予央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決策權。由于央行會在事先確定物價穩(wěn)定的目標，所以就從制度設計上保證了按不變的長期規(guī)則執(zhí)行貨幣政策的可信性。在歐盟進行的關于新歐洲央行設計的討論中，也是堅持制度設計要使政策措施可信可行的原則，宏觀經濟政策決策領域改革的重點，正從孤立的政策措施轉變到能夠消除時間不一致性問題的政策抉擇制度框架上來。而正是這種改革，保證了近年來歐洲通貨膨脹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

　　從這點上看，我國經濟政策在時間一致性方面的問題還很多。例如在證券市場上的政策就一波三折，對國有股減持問題、股票全流通問題、新股發(fā)行方式問題、對違規(guī)上市公司的處置問題的政策前后不一致，這些缺乏一致性的經濟政策使投資者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預期，政府所期望的政策效果也就不容易顯現。

　　對于如何加強與改善宏觀調控，不少專家認為應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方式進行，從原則上說并沒有錯，但是，運用與改善市場化調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國特有的國情。到目前為止，我國許多經濟現象是很難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時，經濟就出現了產品過剩危機；
當生產性投資日益高漲，生產資料價格日益攀升，消費需求卻始終不能被帶動起來，表明生產性擴張無法向消費領域傳遞；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外貿依存度如此之高，內需卻始終不能被激活，導致經濟增長主要受制于進出口；
一個儲蓄水平最高之一的國家，資金卻是如此匱乏，以至于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外資的引進。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這些與一般經濟理論相悖的現象是最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也是我們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所必須把握的。就我個人的理解，這些現象的存在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國長期存在著的二元經濟結構有擴大之趨勢。中國特有的地理環(huán)境導致城市化過程的成本過高，城市化由東向西推進的速度比較緩慢。已經基本城市化的東部地區(qū)資金運用效率比較高，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資金往往會通過市場化方式流回東部地區(qū)，從而導致有錢的更有錢，沒錢的更沒錢的“馬太效應”。東西部投資規(guī)模的差距進一步導致了經濟增長水平上的差距。由于城市與農村在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上差異巨大，而以城市消費結構為主導的消費品生產體系與消費模式難以向廣大農村地區(qū)傳導，從而形成了消費模式的阻隔，這就導致了我國在低水平收入條件下的消費產品過剩。

　　第二，從人均角度看，中國是一個資源十分貧乏的國家。除了能源和基本原材料外，土地資源也十分貧乏。對13億人口來說，糧食已成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但由于環(huán)境污染和土地沙漠化，我國的耕地面積越來越緊缺。從歷年通貨膨脹的起因看，糧食價格的上漲都是主要導火線。但是，從產業(yè)升級角度看，我國正處在向重化工業(yè)轉軌時期，大量從事重化工業(yè)的外資也源源不斷向中國轉移，各方面的輿論也在推進把中國建成“世界工廠”的步伐。然而，無論從能源、原材料瓶頸還是從土地有效使用的角度看，“世界工廠”之重任并不是那么好承擔的。因此，中國產業(yè)結構升級遇到了不可回避的阻力。

　　第三，由于地方政府被賦予了經濟增長之使命，因而投資沖動很難得到控制。作為一個大國，財政的分權管理是一個必然趨勢。從信息充分與否的角度看，地方比中央更清楚本地區(qū)經濟的優(yōu)勢劣勢，也更了解人民群眾的日常需求，因此其決策更貼近本地區(qū)的實際。然而，分權也會導致重復建設、地區(qū)間相互封鎖、不利于市場一體化建設等弊病。因此在分稅制條件下，必須對地方政府的事權進行重新界定。在不同的產業(yè)發(fā)展階段，地方政府的事權也應該不同。對于輕紡工業(yè)和與生活相匹配的第三產業(yè)，地方政府的權限可以大點，而在發(fā)展重化工業(yè)以及與國土整治有關的領域，事權應該向中央集中。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波動正面臨著需求與供給的雙重沖擊，結構性調整的任務相當繁重。在這種國情下，任何單一的宏觀調控手段都會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宏觀調控應該堅持以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以建立完善的制度（規(guī)則）為主要目標，培育公眾穩(wěn)定的預期，通過對分權體制的重新整合，采取市場化為主、行政管理為輔的方法，逐步改變相機抉擇機制，使宏觀調控向更高層次的宏觀管理過渡。（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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