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在革命回憶錄、革命家自傳之類的著述中，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有首創(chuàng)之功。這本書以個人經(jīng)歷和工作關系為線索對黨史、國史的某些方面進行研究性的著述，此后薄一波、胡喬木也寫了類似的回憶錄，它事實上提供了革命回憶錄寫作的一種新模式。李維漢資格老、地位高，有相當?shù)睦碚撍�，晚年特別注意總結歷史經(jīng)驗，故其著史料豐富，分析具體，已成為研究革命史和黨史的重要參考。
1、“先鋒”
現(xiàn)在讀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多次修改過的文本。原來的報告中，將那些“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yè)不居的”游民、鄉(xiāng)間痞子當作貧農的一部分，說他們最革命，是革命先鋒。
當時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維漢認為：“農村中確實有一些游民（或稱流氓無產(chǎn)階級），他們有革命性，在農運興起的地方，打先鋒的常常包括這樣一些人。但是對他們需要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因為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其中一部分易為反動勢力所收買，另一部分雖然參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對他們進行改造，防止他們的破壞性�！保ɡ罹S漢，1986：101）因此，他建議毛澤東刪掉這段話，后來的《毛澤東選集》確實刪掉了。但毛澤東沒有改變其基本判斷。1937年在與海倫?斯諾的談話中還說：“我們稱無田地的農民為農村無產(chǎn)階級。我們把沒有足夠土地維持自己生活的貧農看作半無產(chǎn)階級。”（毛澤東，1996：231）一句話，“無產(chǎn)階級”等于沒有財產(chǎn)的人。
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說，李的觀點顯然更為正確。把農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鋒，肯定不是從“社會生產(chǎn)的一定地位”及其與生產(chǎn)資料的一定關系出發(fā)，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平出發(fā)，從對現(xiàn)存秩序的態(tài)度出發(fā)。以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來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當革命先鋒。毛的現(xiàn)實依據(jù)在于，產(chǎn)業(yè)工人在當時只占總人口比例中的極少數(shù)，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難又滿現(xiàn)狀的廣大農民，而要在長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滿足于飽腹暖體、習慣于委曲求全的農民中發(fā)現(xiàn)革命的動力和要求，要想攪動死水一潭、幾乎是千年不變的鄉(xiāng)土中國，就只能靠那些充滿報復和仇殺沖動的“革命先鋒”。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毛就說過“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chǎn)階級利益，不容于現(xiàn)時社會，遂至失敗�！保悤x，1992：153）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無產(chǎn)階級了。1927年2月12日，毛參加了湖南農協(xié)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到武漢，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著稱。據(jù)張國燾回憶，1926年12月，他曾和毛討論過這一問題：“我向他說的大意是，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所謂‘矯枉必過正’，為甚么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肯認輸?shù)娜�，只是大笑一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保◤垏鵂c，2004上：554—555）
矯枉過正之論是當時農村暴力必須的義理支持。這一點，深諳中國農民的作家趙樹理有生動表現(xiàn)，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趙樹理既不寫地主富農的反抗，也不寫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卻認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轉化而來的農村干部的陰暗面�！皳�(jù)我的經(jīng)驗，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鉆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和貧農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農民，早在封建壓力之下折了銳氣，不經(jīng)過相當時期鼓勵不敢出頭；
中農顧慮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tài)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著哪方面也可以。”（趙樹理，1990:1438）在馮德英的小說《迎春花》中，擔任村婦聯(lián)主任的是在外面做過妓女的孫俊英；
在韓丁的小說《翻身》中，成為長弓村領導的，一個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個是常常當土匪的人。幾十年后，古華在小說《芙蓉鎮(zhèn)》中以王瘋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痞子的“革命性”。
就發(fā)動革命的目的來說，毛的判斷是有效的，游民暴力符合了“當前實況”，但在破壞了鄉(xiāng)土中國的組織結構、價值規(guī)范后，依靠這些人是不可能建設新的農村秩序的。事實上，除了政治/行政的組織系統(tǒng)之外，革命后的農村實際處于價值真空和民間組織的稀缺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以至于幾十年后還有人懷疑革命的必要性。
不但農民，工人隊伍也不純潔。1928年，師哲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時，同學中多為上海工人�！八麄兊膸蜁�、宗派氣息卻很濃，這是上海歷史上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現(xiàn)象，即使在莫斯科，他們中的‘老頭子’仍在起作用，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行政領導和黨組織，左右著工人學員的思想和行動。這個‘老頭子’名叫奈堅諾夫（不記得中國名字了），年齡不大，卻很有手段。他表面上幫助組織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卻在暗地里攪渾水，處處掣肘。這一套，完全是對付資本家、統(tǒng)治階級而練就的本領，卻拿來對付自己階級的政黨共產(chǎn)黨，還引以為‘光榮’，說明工人階級不一定就有工人階級的覺悟�！保◣熣埽�2001：39）
無論如何，“游民”和“老頭子”之類的角色畢竟人數(shù)有限，他們只是“先鋒”而不是主體。作為革命隊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實巴交的普通農民，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戰(zhàn)初期的太行區(qū)，“當時由于強調‘大量’，因此出現(xiàn)了采用群眾運動的辦法發(fā)展黨員的現(xiàn)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顧條件地登記黨員。結果，使許多不符合共產(chǎn)黨員條件的人混入黨內。”劉少奇不得不給省委寫信“要反對拉夫主義”。（李雪峰，1998：102—103）要把如此散漫的工農組織成革命大軍，非得有強有力的組織控制和思想規(guī)訓。
2、“左”的起源
1927年以后的農村暴動差不多都有過火行為，這一方面是長期處于社會邊緣的“革命先鋒”失去約束后的破壞性沖動，另一方面是從“八七”會議《告黨員書》到1927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xiàn)狀和共產(chǎn)黨的任務決議案》等中央文件要求的：
關于階級政策，《決議案》寫道：“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于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采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
……對于上層小資產(chǎn)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fā)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農村暴動中，例如在湘南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的所謂“燒殺政策”，甚至引進了城市。（李維漢，1986：190）
在這前后，中央領導機關和某些地方黨的組織還提出“紅色恐怖”（《江蘇省委給宜興的信》1927年11月2日）、“大殺豪紳地主”（《中央給陜西省委的信》1927年11月6日）。（李維漢，1986：180）
黨史上源遠流長的左比右好的觀點就是在此時發(fā)生的，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發(fā)，一是憤于國民黨開了第一刀，二是激于中央的軟弱。僅此而言，“左”的起源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正是從此開始，中國共產(chǎn)黨人走上了自己的革命征途。
拿我自己來說，在八七會議前夕，秋白徹夜翻譯《告黨員書》，他譯一頁，我看一頁，最后翻譯完畢時，秋白問我：“怎樣？”我答：“一劑清熱散（意指清醒腦筋），好極了！”（李維漢，1986：231）
盲動主義作為對投降主義的過激反動，也使革命蒙受損失。后來的黨史把這一切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黨的幼稚。“幼稚”主要是就其不會爭取民眾而言，而不是說革命就不應當燒殺，就應當溫良恭恭謙讓，革命者的手是紅色的，而中國革命更由于大革命時代的“右傾錯誤”牢牢地為后來者記取而成為紅色的海洋。歷史并不遵循辯證法，陳獨秀的“右”引爆了無休無止的“左”，卻沒有一個“合”。30年代的江西蘇區(qū)、40年代末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都有殺死地主及各種“賤民”的行徑。但革命者畢竟成熟了，在正式文件中，在公開宣傳中，都有禁止“燒殺”的字樣。1948年，擔任過《新華日報》總編輯的華崗到香港時，對各民主黨派人士做過一個關于解放區(qū)土改的報告，既講了運動的偉大意義與成就，也講了不少運動的偏向�！按耸卤环从成先ィ醒肽愁I導人很不滿意，打電報給香港的中共工委會，指令工委會開會批評華崗�！保ㄒU，1996：312—313）
3、知識分子
1921年建黨時，全國53個黨員幾乎全是知識分子。此后，黨作了若干努力來強化黨的階級性，如陳獨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黨員，務求占全數(shù)一半以上；
“四大”提出為工人階級“爭取領導者的地位”的要求；
1925年10月中央規(guī)定勞動者三個月、知識分子六個月的入黨候補期等等，盡管如此，從“一大”到“五大”，構成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大多數(shù)的仍然是知識分子。在決定陳獨秀出局的“八七”會議上，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都認為，“五大”以后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于強調聯(lián)合小資產(chǎn)階級，拒絕執(zhí)行大會關于土地革命的決議；
瞿秋白堅持“黨不但靈魂要換，而且軀殼都要換過�！保ɡ罹S漢，1986：181）
從“八七會議”把民族資產(chǎn)階級與蔣介石等同起來作為革命的對象起，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知識分子在革命辭典上就成為一種可疑的、危險的角色，“唯成份論”開始抬頭：
把“一般手工業(yè)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統(tǒng)統(tǒng)當作小資產(chǎn)階級，對小資產(chǎn)階級又不是聯(lián)合第一，不講照顧他們的利益，而是用絕對的無條件的階級斗爭，即所謂“革命方法”來強使小資產(chǎn)階級跟著自己走，這種做法就會把小資產(chǎn)階級大部分驅趕到豪紳一邊。（李維漢，1986：179）
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彌漫開來。1927年《決議案》把“八七會議”后的一些錯誤和失誤歸罪于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將工農分子的新干部替換非無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干部�！裹h的指導干部之中無產(chǎn)階級有貧農的成份占最大多數(shù)�！币蟆爸笇Ц刹抗と嘶�、“指導機關工人化”。延安時代周恩來曾批評這種“把工人干部當作偶像，對知識分子干部不分別看待”的形式主義：“那時李立三同志當廣東省委書記，曾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農干部。所以廣州起義失敗后，教導團有幾百學生軍退到海陸豐，就沒有把他們當干部來使用，而把他們編到第四師去當兵，后來絕大多數(shù)在作戰(zhàn)中犧牲了�！保ɡ罹S漢，1986：193─194）
瞿秋白、李立三是知識分子，黨的其他領導人也多是知識分子。后人對他們摒棄個人情感意緒以革命紀律和意志約束自己的獻身精神也許會肅然起敬，但對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過激行為是農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卻是知識分子的教義。歷史上的極左派基本上屬于知識分子，其原因也許只有知識分子，才對歷史和社會有一定認識，才會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對社會和人性作一番徹底改造。農民會殺地主，但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把這一行為論證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才會在歷史規(guī)律的意義上賦予暴力行徑以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黨的性質決定的。根據(jù)列寧的觀點，工人階級不能自發(fā)地產(chǎn)生一套符合本階級利益的理論體系，能夠代表工人階級創(chuàng)建政黨的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職業(yè)革命家。換言之，工人黨的理念和組織模式是由知識人提供的，知識人創(chuàng)建的不是體現(xiàn)自己要求的政黨，從而在黨這一方面，有一個構成分子（及領導人）與其階級屬性的矛盾；
在知識分子方面，有一個真實身份與扮演角色的差異。解決的基本途徑，是知識人必須背叛自己的出身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戰(zhàn)士，這就需要不斷地批判、清理甚至消滅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為方式，使之徹底認同工農。在經(jīng)歷了蘇區(qū)時代肉體消滅的過激階段之后，毛澤東在延安創(chuàng)立了團結、改造、利用的政策，在黨的立場上解決了黨的階級屬性與黨需要知識分子參與的矛盾。
4、李立三
革命在改變社會的同時更改變革命的命運�！傲蟆币院�，瞿秋白、張國燾、王若飛被留在莫斯科，總書記向忠發(fā)、宣傳部長蔡和森（實際主持中央工作）回國。不到一月，蔡因“六大”前的錯誤被撤職，不少中央委員犧牲、叛變、消極，李立三由政治局修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中央宣傳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他是與博古一樣迅速走上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人。在李維漢的筆下，左派領袖很有特點，瞿秋白是感情細膩的文人，王明極善講演，而李立三則頗具一種夸張的英雄氣。張國燾有些漫畫式地寫道：“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tǒng)帥，頒發(fā)軍隊番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簽署委任狀。譬如某一地區(qū)有幾名游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
某一地區(qū)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fā)一個師或這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于是左一個命令，又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里，明天又進攻那里�！保◤垏鵂c，2004下：160）
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數(shù)省的首先勝利》）之前，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
李立三非常生氣，說他右傾，妨礙中國黨的領導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發(fā)的名義向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提出抗議，要求將羅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國際指示的情況下，于7月13日又召開政治局會議，布置南京暴動、上海總罷工，并要求全國配合。（李維漢，1986：305）
他還講，等打下武漢，中國革命勝利了，再同共產(chǎn)國際講話。（李維漢，1986：310）
李一氓回憶說，在1930年5月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大會上，“立三在作報告的時候，脫離稿子說了一句：‘等我們打下武漢的時候，再告訴第三國際。’這一句豪言壯語，立刻傳遍了整個房子，甚至于我們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謂語驚四座�！保ɡ钜幻�，2001：120）
與陳獨秀的“右傾路線”一樣，李立三的“左傾路線”也是共產(chǎn)國際理論和策略的延伸。（李思慎、劉之昆，2004：192—211）他之得罪太上皇，一是其創(chuàng)造性超過了莫斯科，認為可以立即奪取政權，蘇聯(lián)應借機出兵東北，由中國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蘇聯(lián)一直不愿卷入戰(zhàn)爭，所以得知李立三的談話后大為惱火。二是批評共產(chǎn)國際不了解中國情況。聲稱自己既要對國際負責，也要對中國革命負責，他和總書記向忠發(fā)一起嚴厲指責共產(chǎn)國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對革命犯罪，阻撓革命。由于這兩條，國際對立三的罪狀“上綱”就高了起來。1930年10月，共產(chǎn)國際給中共發(fā)出批示信，認為立三路線“是與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團所共同制定的路線對立的”，是“反國際的路線”。向忠發(fā)在六屆四中全會作的《中央政治局報告》的主題之一，就是強調國際路線是中國黨唯一正確的進攻路線，批判李立三敵視共產(chǎn)國際。
李立三曾被稱為“中國的列寧”，不知是基于哪方面的相似。但列寧可以控制布爾什維克，且不理睬第二國際，李立三卻既不能控制中共，又不能不聽命于第三國際，并且代共產(chǎn)國際承擔責任。胡蘭畦在莫斯科時見過他，“有一次，我問他，‘有人說你每次開會，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罵一通，是嗎？’他說：‘是的。’‘為什么？’。我聽了有些驚異。他真誠地說：‘我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犧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響了革命形勢的發(fā)展，真是罪責難逃！’”（胡蘭畦，1985：281）李立三的悲劇，首先在于中國黨當時還不具有與國際“講話”的力量。
立三的另一個問題，是他的個人英雄主義。他是建黨初期的黨員，領導工人運動有經(jīng)驗、有貢獻，就認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驕傲起來。他的獨斷專橫的作風是很嚴重的，不肯聽取黨內的不同意見，就是共產(chǎn)國際也不放在眼里。（李維漢，1986：320）
革命需要英雄，但當李立三遇到一個更大的英雄時，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就徹底消失了。正像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說的，黨內只有一個大英雄，那就是毛澤東。1946年5月，去國多年的李立三回到延安第一次晉見毛澤東，師哲報告后，毛非常冷漠�！袄盍⑷缂s來到，毛對勤務員說：‘客人來了，倒杯茶�！缓髮盍⑷允堑卣f：‘你回來了，好。你在東北情況怎么樣？’李立三本來滿腔熱望，想向毛澤東傾吐衷腸，讓毛澤東了解自己的經(jīng)歷和心思，但看見主席不愛聽，也就講不下去了，簡單地說了幾句就告辭。莫明其妙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國軍服——美國給中國的所謂物資救濟。當然會使毛澤東更加反感。李離去后，毛澤東吩咐，讓后勤部發(fā)給他一套干部服�！保◣熣埽�2001：216—217）李立三在安源罷工時成功地實現(xiàn)了毛澤東的意圖；
主持中央工作時又恢復了毛澤東在紅四軍的領導地位，毛本來可對李更寬容一些。
從回國到“文革”自殺，李立三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沒完沒了地批判自己、歌頌毛澤東。1954年9月，被撤銷了勞動部長的李立三回湖南休養(yǎng)，有人勸他重游安源，他卻說：“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我年輕時在安源搞工運的成功，那是客觀形勢造成，是毛主席領導的結果。年輕時的成功，助長了主觀主義與盲動主義的傾向，是我后來犯錯誤的一個原因�！保ㄌ萍兞�，2003：266）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反而是有害的。1965年，李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議他去南昌，他又說：“我多年只注意工人運動和城市工作，沒有認識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我雖然參加了‘八一’起義，但貢獻不大，我還是去井岡山看看更有意義。”井岡山之行有詩一首：“井岡好，太陽出得早�！薄熬畬�，紅旗舞得早�！薄熬畬�，紅軍建立早�！薄熬畬�，東風吹早�！� （唐純良，2003：273）1967年7月4日，造反派組織在華北局機關大會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于黨！”
5、國際權威與中國太陽
中國革命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系異常復雜。除“二十八個半”30年代初占據(jù)了領導位置外，1924年（含1925年上半年）回國留學生的勢力也很大，如彭述之、陳延年、尹寬、趙世炎、王若飛、汪澤楷、羅亦農、陳喬年、任弼時、王一飛、顏昌頤等等。“第四次大會前后，黨內重要職務幾乎都給莫斯科回來的，尤其是從法國經(jīng)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占據(jù)了。在中央，彭述之坐等當選中央委員。趙世炎負北方責任，陳延年負南方責任，尹寬在山東，王若飛在河南，不久羅覺占據(jù)上海，湖南李維漢本是法國回來的同志。湖北也有旅莫支部的人，但不起作用。其他小地方。如汪澤楷在安源，高風在保定，李慰農在青島之類，更多。這批同志從外國回來后，國內的同志紛紛退讓了�！保ㄠ嵆�，2004上：218）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是互相呼應的。他們受了共產(chǎn)國際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國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對于中國革命的理論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1924年以前的干部和黨員，對于我們這一批人都側目而視，稱為‘莫斯科派’。”（鄭超麟，2004下：471）
經(jīng)過幾次分裂之后，“莫斯科派”的力量集中在廣東區(qū)委。從1923年到1927年，黨的組織除中共中央外，就數(shù)廣東區(qū)委重要。蘇俄顧問鮑羅廷“不僅直接領導了南方區(qū)委的工作，不理會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的意見，而且企圖支配共產(chǎn)黨全國的工作，至少是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的工作。”常有與中央分庭抗禮的言行。“每逢鮑羅廷和陳獨秀之間嚴重爭執(zhí)時，以陳延年為首的南方干部總是站在鮑羅廷方面的。如此，以陳延年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獨樹一幟了�！保ㄠ嵆�，1989：257—258）他們認為中央只會說“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不懂得政治的現(xiàn)實主義”。由于鮑羅廷的權威，廣東的意見勝過上海中央（包括上海區(qū)委北方區(qū)委及其他各�。┑囊庖姟�
陳獨秀以“右傾投降”的錯誤而終結了他在黨內的政治生命，但他并非只是向國民黨讓步：
“中山艦事件”后，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曾一度“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見陳獨秀《告全體黨員書》），要求國際代表鮑羅廷撥五千枝槍武裝廣東農民，但在遭到拒絕后，就不再堅持了，后來甚至作出共產(chǎn)黨不要搞獨立武裝的決定。（李維漢，1986：134）
張國燾也認為：“共產(chǎn)國際指責他右傾，也是不公平的。因為那時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比陳所主張的還要右傾些。陳先生以較現(xiàn)實的觀點出發(fā)，認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力量薄弱，中共在國民革命中一時不易起領導作用，這是事實。但他從不認為中共加入了國民黨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擴大中共的活動陣地；
反之他認為這是中共方面的一種犧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國共兩黨的糾紛為慮。他主要為了尊重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才接受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蓖瑫r，“陳獨秀先生是首先注意農民問題的人�！保◤垏鵂c，2004上：279、210）共產(chǎn)國際多次否定陳的正確主張，理應為革命失敗負責。嚴格地說，陳獨秀的錯誤不是違背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和紀律，而是執(zhí)行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這一點，不但陳獨秀在1927年的《告全黨同志書》中有痛切陳述，1930年初，在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所召開的“關于陳獨秀主義的歷史起源”討論會上，曾任駐華代表的維經(jīng)斯基在長篇發(fā)言中也承認：自己“對中國共產(chǎn)黨所犯錯誤要承擔很大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更大的責任�！保ㄌ茖毩�、林茂生，1998：372）
但共產(chǎn)國際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1927年7月前后，鮑羅廷約瞿秋白密談。據(jù)張國燾回憶，瞿秋白曾告訴他談話的內容：“中共的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chǎn)國際擔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chǎn)國際今后能夠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薄蚌那锇赘唧w地表示，如果這一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chǎn)，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
現(xiàn)在又采取了不正確的消極態(tài)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張國燾，2004上：607）張沒有參加鮑、羅會談，此話的真實性待考，但把共產(chǎn)國際的錯誤強加給陳獨秀以維護國際權威則是事實。
陳獨秀個性剛強，曾努力維護中國黨的獨立性。建黨初期，他就針對馬林“看不起中國黨”、“藐視中共中央”的行徑，大聲疾呼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堅持獨立自主的作法”。“一大”結束后，他就說過：“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包惠僧，1983：7）蔣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場后，陳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國民黨、反對北伐等等，都遭到國際否決。大革命失敗后，陳從血的教訓中再次得出結論：“中國的問題要中國人自己考慮解決，外國人不懂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中國人能夠判斷，能夠解決�！保ㄠ嵆耄�2004下：421—422）
但陳獨秀明白的事，其他人卻還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黨把自己的創(chuàng)始人和總書記開除出黨，繼續(xù)按國際藍圖進行革命�！皳�(jù)我的記憶，我們當時對國際代表，確實是言聽計從的�！保ɡ罹S漢，1986：236）六屆四中會全之前：
本來我是主張同王明等有斗爭的，后來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來了，說他們是正確的，我的態(tài)度就轉變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態(tài)度都轉變了，因為那個時候共產(chǎn)國際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國黨還沒有一個公認的領袖。既然共產(chǎn)國際來人了，那還有什么說的。（李維漢，1986：323）
這里透露出革命者對沒有獨立性、沒有自己領袖的焦慮。從思想到人員，從組織到經(jīng)費，沒有國際就沒有中共，這是無疑的；
不擺脫國際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這也為事實所證明。毛澤東的貢獻之一，是找到了一條借助國際、利用國際又擺脫國際、抵制國際的策略。
毛澤東對國際意見甚大。1943年5月，共產(chǎn)國際解散，毛非常高興，認為“早就應該解散了！”（師哲，2001：148）并借機清算了國際寵兒王明，使黨擺脫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狀態(tài)。但革命不能沒有莫斯科的支持。遵義會議后，毛逐步掌握了軍隊和黨，他對莫斯科、對斯大林極為重視。一是親自掌管與莫斯科的電報聯(lián)系。1940年下半年，共產(chǎn)國際交給的任弼時的電臺和密碼建成啟用，“代號為‘農村工作部’，具體負責人是吳德峰。該電臺為毛澤東專用�！薄懊珴蓶|同‘遠方’的往返電報，從來沒有在書記處傳閱過，也沒有在書記處會議上傳達過，他把他認為有益的意見融入了他自己的意見中。他不僅親自處理往返電報，不知從何時起，電報也由他親自保管了�！保◣熣埽�2001：135、215）有益的融入自己的意見，無益的就可以不理。二是與莫斯科派住延安的代表孫平保持密切聯(lián)系�！懊珴蓶|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同孫平談的所有問題，都是為了孫平真正了解并理解這些問題，并通過他，使蘇聯(lián)的領導人能有所了解和理解�！保◣熣埽�2001：147）三是努力讓莫斯科認識自己。王稼祥1937年、任弼時1938年、周恩來1939年分別到莫斯科，他們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向共產(chǎn)國際宣傳、介紹毛澤東。1938年1月底，劉亞樓奉命到毛辦公室“幫助整理文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天毛就對他詳細黨內的教條主義、經(jīng)驗主義的危害。同年4月下旬，劉到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毛特別關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黨歷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直接向共產(chǎn)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泵�說：共產(chǎn)國際對我們不夠了解，你要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他轉呈斯大林。（楊萬青、劉青云，1995：172—175）
毛作為社會主義大國領袖的風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
6、一張報紙
長征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毛澤東對革命的前途并不樂觀。據(jù)張國燾說，毛的計劃是北到寧夏，“如果在寧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個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的種籽，將來還可再起。他還說這是他冷靜的想法，也許被人視為右派，但他請求我們慎重考慮他提出來的計劃�！保◤垏鵂c，2004下：382）一、四方面軍分裂后，形勢更為緊張。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說張國燾的南下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所以一、三軍必須變更建立川陜甘根據(jù)地的計劃，以游擊戰(zhàn)爭來打通國際聯(lián)系，靠近蘇聯(lián)，在陜甘廣大地區(qū)求得發(fā)展。這一設想對蘇聯(lián)寄予極大希望，如果考慮到不久西路軍失敗的事實，可見通過游擊戰(zhàn)來打通國際聯(lián)系的可能性并不大，革命此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
不久突破天險臘子口：
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澤東向我打招呼：羅邁（即李維漢————引按），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具體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陜北蘇區(qū)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陜北蘇區(qū)與陜北紅軍會師。（李維漢，1986：368）
陜北就這樣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紅軍10多年后成為百萬雄師，被國民黨一路追殺的共產(chǎn)黨則成為領導著世界最多人口的執(zhí)政黨。中國革命有它發(fā)生發(fā)展的理由，中央紅軍失敗了，也許會有其他紅軍成功；
即使共產(chǎn)黨紅軍失敗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發(fā)生發(fā)展。但所有這些都是假設，實際成功的是以毛為首的共產(chǎn)黨紅軍。而他們的成功，無疑得益于這張國民黨報紙。
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回憶：1935年“9月19日，我和林彪隨二師部隊進駐哈達鋪。在這里我們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陜北紅軍劉志丹部的消息。我說，趕緊派騎兵通信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志送去，陜北還有一個根據(jù)哩！”（聶榮臻，1983：290）
時任一軍團一師參謀長的耿飚回憶：“在哈達鋪時我們借宿在一個農民家里，主人騰出了準備娶兒媳婦的新房給我們住。我躺在老鄉(xiāng)的土炕上，發(fā)現(xiàn)墻上糊滿了新報紙，便瀏覽起來。無意中，我發(fā)現(xiàn)有張報紙上登著一則消息，說什么‘共軍進攻直羅鎮(zhèn)，未克而逃……’我大喜過望。國民黨的報紙報道的消息是否準確，且不管他，但陜北有紅軍，而且與敵人戰(zhàn)斗著，是毫無疑問的。我向房東說明要買下這張報紙，給了他們一塊光洋作賠，便用小刀仔細地從墻上起下了那塊巴掌大的消息。老鄉(xiāng)大惑不解，一再問：‘有甚用？’我說：‘這可比揀個金娃娃還寶貴哩�！覍懮弦环庑胚B同那塊報紙一起，派人送到軍團部轉報中央�！保üj，1991：309）
關于這張報紙，另有一說是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報》。（李濤，2000：113—115）
無數(shù)偶然的積聚就是必然。原新華社社長李普談到李德的《中國紀事》時說：“李德在書中還講到一個十分重大的情節(jié)：1934年9月間，地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連同它的秘密電臺，都被國民黨特務破獲了�！@樣，我們同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聯(lián)系完全中斷了�！酉氯ダ畹聦懙溃哼@‘對以后事態(tài)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這一點他倒是說對了。虧得有這個‘完全中斷’，否則，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不知要到何年何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保ɡ钇眨�1992：135）
7、典型
工農業(yè)對應并舉，有“農業(yè)學大寨”就有“工業(yè)學大慶”，以“以糧為綱”就有“以鋼為綱”。這個做法在延安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在農業(yè)上叫“提倡吳滿有方向”，在工業(yè)上叫“開展趙占魁運動”。
吳滿有是延安紅人，因為連年開荒、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為配合大生產(chǎn)運動，邊區(qū)把他塑造成先進典型。首先是《解放日報》1942年4月30日報道了他的事跡，并配發(fā)題為《邊區(qū)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
接著毛澤東在西北高干會議上提出“吳滿有式的生產(chǎn)運動”的概念；
邊區(qū)政府主要領導號林伯渠、李鼎銘等通令邊區(qū)各分區(qū)、各縣，要求“廣為宣傳，號召每個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向吳滿有看齊 ……創(chuàng)造更多的吳滿有！”（李維漢，1986：543）文藝家更是熱情澎湃，詩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寫出熱情奔放的長詩《吳滿有》，他把詩念給吳滿有聽，直到吳表示沒有意見為止。最后是名至實歸，吳成為邊區(qū)著名勞動英雄，多次參加表彰大會、群英會，入黨提干。
吳滿有當然知道他應該干什么。1943年2月24日，安塞縣勞動模范楊朝臣寫信給吳滿有，倡議開展勞動競賽，吳滿有復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兩個人身上比較，對于革命，固然很好，但為了擴大這個競賽，我們要在群眾身上來比較。現(xiàn)在我莊已成立生產(chǎn)互助小組，我已被選為組長，我們已經(jīng)商量好，一定要使全莊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們的力量用大生產(chǎn)上互相幫助、互相調劑的方法，組織變工，給貧苦村民調劑口糧、籽種和農具，發(fā)揮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產(chǎn)發(fā)展起來，才是真正響應毛主席發(fā)展生產(chǎn)的號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兩條：第一，就是不僅你和我兩人要競賽，而且要首先把你我兩個莊子的生產(chǎn)搞好，我提議根據(jù)兩莊的勞動力和牛犋來競賽，看誰個莊子的糧食多？爭取“勞動英雄莊”的稱號。第二，邊區(qū)的勞動英雄不止你和我兩個人，各縣都有，還有我們的軍隊這兩年的生產(chǎn)成績特別大，他們一定有更多的勞動英雄。所以，我主張把這個生產(chǎn)競賽運動，擴大到全邊區(qū)的軍隊、群眾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贊成的。（李維漢，1986：552─553）
此信一出，朱德電令全軍響應，賀龍連夜打電話要南泥灣駐軍接受挑戰(zhàn)，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廣和領導這一生產(chǎn)大競賽�！耙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莊與莊之間、軍隊與民眾、軍隊與軍隊之間有生產(chǎn)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qū)掀起，發(fā)展到邊區(qū)各個角落�！保ɡ罹S漢，1986：554）
這封信有組織起來、集體富裕的思想，有謙虛的態(tài)度，有對領導的響應，有對軍隊的頌揚。其思想覺悟之高、考慮問題之周延、直接反響之強烈，很難讓人相信這是40年代陜北一個農民寫的，是不是記者捉刀？以典型帶動全社會，通過典型之口說出組織者、領導者想說的話，是“抓典型”、“樹榜樣”的目的之一。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之間聞名全國，不是他的命運好，而是“上面”需要這樣的角色，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中國版。70年代北京市小學生黃帥也“寫“過一封影響全國的信。
1947年胡宗南占領延安后，吳滿有當了叛徒。
8、運動程序
延安整風中的中央研究院，因為出了一個王實味的《矢與的》墻報而引人注目。研究院的院長是張聞天，下鄉(xiāng)調查時委托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代管。知識分子成堆的中央研究院當然是整風的重點單位。
從幾十年后的回憶來看，整風運動開創(chuàng)了此后運動的基本程序。
第一，組成運動的領導機構。整風的目的是整干部，發(fā)動群眾自在必然。但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己的運動，而是由“領導”領導的運動。在動員會上，李提出院長、秘書長、各室主任應是“整風檢查委員會”（“檢委會”）的當然委員。但群眾不接受，大多要求民選，結果有兩名領導沒有當選，王實味等人為此十分激動，高呼“民主萬歲”。此一階段的特點是，“群眾”對運動抱有真誠的希望，而領導在一定程度上會同意群眾的某些要求。
“檢委會”作為運動的領導機構，其內部有領導和群眾的差別，既然群眾是多數(shù)，領導如何領導就是一門藝術。當群眾與領導在許多問題上不一致時，李召集檢委會中的領導同志，在檢委會內部成立一個小組，成為核心中的核心。因為群眾之間的意見也不會一致，這個小組卻可以高度一致，加上總有與領導一致的群眾，從而小組的意見可以獲得多數(shù)。這樣，盡管檢委會是民選的，群眾委員在數(shù)量上也是多數(shù)，但運動的領導權卻還是掌握在領導的手中。如果說檢委會中的群眾意見代表民主，這個小組則體現(xiàn)了集中。當然，并不是每個領導都可以參加這個小組的，研究副院長范文瀾就因強調了民主而未進入。
第二，劃分運動的階段：
動員：1942年3月18日，召開全院動員大會。
鳴放：3月23日，墻報《矢與的》正式出版，批評領導、要求民主，氣氛熱烈。范文瀾說“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面前碰出血來”。這時的特點是領導不在墻報上發(fā)表針鋒相對的辯論，而放手讓人講話，而王實味之類的人也會真的“跳出來”“掛帥”。
轉向：４月３日，中央發(fā)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要求把整風引向“正確”軌道；
5月7日，邀請本院的“負責干部和積極分子”座談會，中宣部代部長凱豐明確指出研究院整風中的偏向。5月10日，李提出改進墻報工作的建議，糾正領導上的放任主義和群眾中的絕對民主傾向。5月17日到30日，召開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談會，主要講集中、講紀律，清算群眾中極端自由主義的思想。范文瀾在會了作自我批評，李則作了定調子的講話。這時的特點是內外有別、先領導后群眾。主動跳出來或被釣出洞的批評者逐步被孤立起來。
批判：6月1日到６月11日，集中批判王實味及其“小集團”，王本人在經(jīng)過短暫的抗爭后也要“自我檢討”“自我認罪”。
總結：６月11日，李作了《論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zhàn)──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的報告，宣布整風運動已達目的，鳴金收兵。
處理：對王的最后處理不是由研究院決定的。以康生為首的中央社會部介入后，王實味的問題就不再是思想問題。10月31日，王被定為“敵人”。1947年春，在山西興縣干硬的黃土地上，王實味以“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的頭目”罪名被砍頭。
第三，確定運動的主要對象。6月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根據(jù)上面的精神，與會者一致認為托派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從到延安來尋找“美麗與溫暖”的知識分子黨員到必須處死的敵人中間，需要不斷推論：
這樣，大家對他的認識逐步加深，由他的反黨立場，到他的反黨動機；
由他的反動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反黨行為。從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群情激憤，要求開除其黨藉。（李維漢，1986：492）
這個推論的邏輯實際上有三組：
言論──立場──動機
歷史──現(xiàn)實
思想──政治、組織
“言論”、“思想”都不足以定罪，即使“歷史”問題也可以暫不追究，但一涉及“動機”、“政治”特別是“組織”，那就是彌天大罪。這中間本來有一個質的區(qū)分，但運動的邏輯卻可以輕而易舉的推導。比如王實味《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fā)言的批評》一文被定性為“誣蔑黨的領導”；
他表達悲觀情緒就是制造謠言、破壞團結；
他批評延安的缺點就是咒罵黨，就是為敵人提供反共材料；
他對某些托派成員有好感就表明他是“托派分子”，如此等等。這個邏輯是如此的強有力，可以使任何對領導有意見、對現(xiàn)實有批評的人都難逃厄運。
發(fā)動群眾幫助黨整風，要求群眾給領導人提意見。真意見出來了又聽不順耳，要治提意見者的罪，根據(jù)就是從思想到政治、從言論到組織，整領導的風演變?yōu)檎罕姷娘L。領導并不總是開始就要釣魚，但結果總是讓被發(fā)動起來的群眾受罪；
群眾似乎沒有吸取教訓，總是容易被發(fā)動起來，不是太幼稚就是平時積怨太深不吐不快。歷次運動把從思想到政治、從言論到組織的邏輯錘煉得像孫悟空的千鈞棒。
9、“交心”
按照毛澤東1946—1947年的設想，一旦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除中國共產(chǎn)黨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47年12月，他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中間派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區(qū)，素無中間黨派。以為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定要與許多黨派并存，是不對的。（楊奎松，2001：263—264）1949年以后的政治實踐形式上沒有據(jù)此設想進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主黨派不但保留了下來，而且被賦予“參政黨”的地位。這一方是基于其在國共較量中對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新政權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民主性。
參政黨不是在野黨。統(tǒng)戰(zhàn)部的工作之一是在幫助民主黨派整頓組織：
要求把那些混進民主黨派組織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領導機構健全起來，在各級地方領導機關盡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間偏左的分子占優(yōu)勢，同時包括一些中間分子和少數(shù)在上有影響的右翼分子。（李維漢，1986：695）
民主黨派中間偏左占優(yōu)勢，其性質已接近左翼政黨，但仍然要不斷左轉。在1958年民主黨派“加速改造”運動中，方法之一是向黨“交心”。天津民盟是當時的典型，主委張同蕃在1958年4月12日《天津民主黨派開展交心活動的經(jīng)驗》中說：“民主黨派是資產(chǎn)階級政黨，知識分子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因此交心首先要交政治立場問題，要把思想行動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六項標準的、非工人階級的東西都談出來�！薄耙驗榻恍氖且缓谛�，要把心里隱藏的不可告人的東西交出來。”1958年3月23日是天津民盟的“全盟交心日”，457個盟員分區(qū)集中，“奮戰(zhàn)一晝夜，到24日為止，用大字報、小字報的形式，交出了5029條錯誤言行和錯誤的思想活動。群眾在交心時提出了‘比快、比廣、比真’的口號，又提出交心要交深、交透、交凈。”（穆欣：1994：105—106）在此過程中，如李維漢指出的：“不少地方在交心過程中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保ɡ罹S漢，1986：847—850）
這種躍進式的效果當然有限。雖然屬于左派，但民主黨派的職能似乎也就是“鼓掌”和“舉手”，而不可能有實權。“人民”原是極廣泛的概念，政治地位并不都是平等的。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報》轉載過一篇王尊一的文章，其中說：“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chǎn)黨員，第二等到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群眾。國家機關、學校、企業(yè)的首長，也是多設復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區(qū)別呢？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朱正，1998：166—167）著名右派錢偉長也說過：“現(xiàn)在只有黨團員和靠近黨的人才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里。有發(fā)展前途的課程都得由黨團員來擔任，不論他懂得多少；
而將一些真正的專家放在一邊。黨是這樣運用一套機構和制度來為它工作的，這就是一切通過黨團員或無恥的積極分子（錢偉長說，這句話是引用別人說的），隨時隨地記錄別人不正確的言行，向上級匯報，由支部集中到總支，大的問題又集中到黨委，然后層層布置，批判這個，批判那個�！h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有問題的。上個星期蔣校長（南翔）在報告中居然說了這樣的話，他說今天的知識分子是吃共產(chǎn)黨的飯，這句話引起了老教師們很大的不滿�！保ㄖ煺�1998：142—143）
10、策略
毛澤東的政治敏感空前絕后，其政治藝術令人嘆為觀止。張聞天評論說；
“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tǒng)治權術。”（李銳，1998：118）李維漢分析更為到位：
毛澤東同志一生幾十年，都是在戰(zhàn)爭和斗爭中度過的。從秋收起義起一直到他晚年，從沒犯過右的錯誤。對于戰(zhàn)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幾百萬敵軍都聽他調動。對軍事這門科學，他在理論上的杰出貢獻超過了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動派斗爭，毛澤東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樣非常英明，可以說是運用自如，得心應手。這些長期的階級斗爭實踐，對他的腦子不能不發(fā)生影響。政治斗爭，不講策略是不行的，對敵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錯誤在于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敵我矛盾，因而把對敵斗爭的一套用于人民內部，把朋友當成敵人，當成“蛇”引出來，這就混淆了敵我。（李維漢，1986：843）
孫子云：“兵者，詭道也。”縱觀毛的全部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政治戰(zhàn)術，“引蛇出洞”、“放進來打”是其擅長。這種方法關鍵。一是掌握先機的極度敏感�！督夥湃請蟆穭偟堑橇送鯇嵨兜摹兑鞍俸匣ā�，“毛主席看后，曾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即打電話，要報社作出深刻檢查�！保ê鷨棠�，1994：449）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還在“放”的階段時，毛打著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后就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李維漢，1986：483）無獨有偶，1957年4月30日晚，毛還要求民主黨派幫助共產(chǎn)黨整風，5月中旬，當李匯報到“輪流坐莊”的言論時，毛就說他們這樣搞，將來要整到他們自己頭上。當有人說黨外人士對共產(chǎn)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李維漢，1986：834）二是重視敵人寧左勿可�！安菽窘员北厝粚е码A級斗爭“擴大化”。1943年“搶救”高潮中，康生捕人過多，并準備開殺戒，延安上下人人自危，毛于8月15日公布了“審干九條方針”，改變策略，使“搶救”愈演愈烈，直到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后，“搶救”才真正落潮。（高華：2000：576—592）然而，就是這一把“搶救”普遍化的“九條方針”，毛后來也認為“右”了。在1955年4月七屆五中全會上，針對饒漱石、潘漢年問題，毛自我糾正地說：“因為黨在過去肅反問題上曾犯過錯誤，以后采取九條方針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種右的傾向，總是原諒自己而丟失應有的警惕，今后必須糾正�！保钌欣�，2001：307—308）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高度的敏感必然引發(fā)過激的反應，這不是心血來潮或任性胡來，也不是執(zhí)行過程中的誤差，而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政治智慧的結晶。只有以軍事家的謀略治理國家，將所有的“敵人”和潛在的“敵人”都被挖出來并踏上一只腳，毛澤東才可以自豪地說：試看天下誰能敵？
11、檢討
黨史上重大錯誤，李維漢大多有份。1941年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歷數(shù)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路線罪狀，特意指出：“羅邁同志在上幾個時期都犯有嚴重錯誤。”（胡喬木，1994：223）寫作回憶錄的時候，正是全黨批左的時期，除有關陳獨秀時期的錯誤李作了辨正外，對其他幾個時期的錯誤，李承認了自己的責任：
１、1928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為特征的瞿秋白左的錯誤，李是積極參與者之一：
我寫這篇回憶錄，把上述情況全部擺出來，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為首的臨時政治局的盲動主義錯誤，同時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為我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員之一。（李維漢，1986：228）
�。�、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以1930年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為標志。在這次會議上：
我表示同意決議案所提出的觀點。并強調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關鍵是爭取上海的勝利，因為上海是全國的經(jīng)濟中心，也是帝國主義的中心，只要上海勝利了，全國也就勝利了。（李維漢，1986：305）
立三路線包含了李的意見，所以“我執(zhí)行立三路線是堅決的。記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談話，談的過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說：“同志，你休息一下，讓我躺一躺�！蹦菚r，連覺也顧不得睡地晝夜工作。“（李維漢，1986：310）
�。场⒘鶎盟闹腥珪�，王明等人集中批判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但李是跟得上形勢的人，1932年底赴蘇聯(lián)學習，1933年4月到中央蘇區(qū)后任中央組織部長。
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斗爭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們作檢討�！一氐饺鸾鹣蛑醒刖謪R報，中央局批準我寫一篇文章：《為黨的路線而斗爭》，公開批評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說他們是派別活動。（李維漢，1986：337）
事實上，李不只是反“羅明路線”的“積極參加”者，而且是“羅明路線”的發(fā)現(xiàn)者的：“羅明當時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因其主管的閩西區(qū)地處蘇區(qū)邊緣，實為游擊區(qū)，形勢復雜多變，群眾工作困難，因此堅持必須采取區(qū)別于中心區(qū)的靈活政策，被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揪住狠批。博古見狀，也就毫不客氣地指責羅明是中央蘇區(qū)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從而導致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蘇區(qū)早期的歷史上，公開祭出‘路線斗爭’的旗號，大規(guī)模地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這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保羁桑�2001：39）在1933年4月江西省委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實際是中央組織部長）親自坐鎮(zhèn)，斗爭得很厲害。保衛(wèi)局局長繳了鄧小平的槍�！保ê钨e，1990）幾十年后，張聞天夫人劉英還記得李維漢“臉一板”的神色和“鐵的紀律”的名聲。正因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在政治局臨時會議上說，蘇維埃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博古應負主要責任，李維漢次之，張聞天又次之。
�。�、1942、1943年之交，整風進入“搶救失足者”階段，康生用“逼、供、信”的辦法制造大量冤假錯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務15000多人，西北公學390人中坦白分子達208。李此時是邊區(qū)政府的秘書長：
以后來了一個“搶救”運動，張克勤的現(xiàn)身說法，我也就急躁起來，搞“搶救”運動了，開了三次“搶救”大會”。（李維漢，1986：510）
這一“急躁”使王實味因言喪命。參加過中央研究院整風的何錫麟直到80年代還認為，王案的發(fā)生，主要由于黨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經(jīng)驗不足，如果那時的運動由洛甫（即張聞天──引按）掌握，情況可能就大不一樣。（戴晴，1989：95）何錫麟的話還需要補充，延安時代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經(jīng)驗不足，那么什么時期經(jīng)驗足了呢？1957？1966？運動如果由張聞天來掌握可能是不一樣，但運動本身就是針對張聞天等人的，這種假設等于說運動如果由王實味來掌握情況會大不一樣。何錫麟的遺憾只是道出了一點：當時掌握運動的李對知識分子缺少同志的善意。
�。�、延安整風以“反左”為動員，但經(jīng)過了整風“反左”、 并被毛認為“在近來的延安工作是努力的”李維漢，后來的表現(xiàn)卻絲毫也不右。1957年反右時：
對于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于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以及反右派斗爭的方針和部署，我當時思想上并沒有懷疑，生怕跟不上，指導思想同樣是“大左”的。因此，要民主黨派、工商界、黨外人士中間堅決貫徹執(zhí)行這些指示，同樣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李維漢，1986：837─838）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搶救”運動、反右這幾次大的左傾錯誤外，在其他若干運動中，李的也左得可愛。比如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指導民建的工商聯(lián)的運動中，曾經(jīng)提出過‘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的錯誤口號，經(jīng)毛澤東同志發(fā)現(xiàn)指出后，作了改正�！保ɡ罹S漢，1986：728）
耄耋之年的李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錯誤，令人欽佩。一左再左，在江西發(fā)現(xiàn)了“羅明路線”，在延安揪出了王實味，原因何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臺，周恩來問李想干什么，“我說：去莫斯科學習，因為我只有實際工作經(jīng)驗，而沒有理論，所以才犯錯誤�！保ɡ罹S漢，1986：331）莫斯科本是左禍的根源之一，而黨內較有理論素養(yǎng)的瞿秋白、王明等恰恰都有左的習性，所以從莫斯科學習理論回來后的李維漢依然要屢屢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論水平高也好，都還不足以解釋左的根由。李不是領袖級的人物，而他所追隨的領袖恰恰都愛左憎右。李坦陳自己的動機“生怕跟不上”。“跟不上”什么？當然是跟不上最高領導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路線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線需要左的干部。1940年，曾就文藝問題與王實味爭論過的陳伯達，得知毛提著馬燈看了他反駁王實味的小字報后，連聲歡呼：“跟上了，跟上了”──從此陳伯達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跟上”既可官運亨通，則真要“跟上”也就不那么容易�！皹寳U子里面出政權”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毛更強調路線的重要，認為只要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什么叫路線對了頭？就是步步緊跟。李對此當然清楚。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人根據(jù)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要求，批評“統(tǒng)戰(zhàn)部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的“右”的錯誤。
我在會上作了書面發(fā)言，對自己在歷史上參加反對鄧、毛、謝、古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說到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要回到部里進行檢查。（李維漢，1986：876）
反右本應轉左，李檢討的卻是“左”的錯誤。這不是李的糊涂，而是他的機智：反鄧毛謝古的本質是反毛，把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翻出來再檢討一次，是為了表達忠誠。左、右只是一個名，重要的是與最高領導保持一致。
12、“左”“右”不是
革命形勢天天在變，領導人及其路線也得與時俱變。機械的“緊跟”不可能永遠保持一致，過猶不及，所以“緊跟”內含著“變化”。努力“緊跟”的李維漢幾度在路線變化之際沒有“跟上”，最后在1962、1964年犯了“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
大躍進時代是全民大玩數(shù)字游戲的時代。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批評黨內一些不相信資產(chǎn)階級時說：“現(xiàn)在它是一只半腳踏社會主義，人家現(xiàn)在快要成工人階級了，人家已經(jīng)是半社會主義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沒有進來�！保ū∫徊ǎ�1997：422）以此為據(jù)，李提出爭取５年或更多一點時間使對資產(chǎn)階級分子的改造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簡稱“五年消滅階級”）；
把民主黨派根本改造為社會主義政黨（簡稱“社會主義政黨”）等觀點，但在一日千里的時代，“五年”還是不能適應時代潮流。1958年1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社會革命要天天革的要求，各行各業(yè)都要“多快好省”。2月27日，民主黨派召開以自我改造主題的座談會，許多人認為，通過整風，“從資產(chǎn)階級的兩面性躍進到無產(chǎn)階級的一面性；
從對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三心二意躍進到全心全意；
從資產(chǎn)階級立場躍進到無產(chǎn)階級立場，在幾年內成為又紅又專、更紅更專的知識分子。”當時還有“一年改造成左派，二年加入共產(chǎn)黨”；
“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產(chǎn)黨”的說法。（穆欣：1994：101）形勢逼人，統(tǒng)戰(zhàn)部于３月８日發(fā)出《關于幫助和推動各民主黨派組織進行一般整風的工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在工商界、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內部開展“加速改造”的運動。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階級斗爭將長期存在的論點。據(jù)此，統(tǒng)戰(zhàn)部1962年為此開了四十多次會議，批判李的“右”的錯誤。批判的成果以《關于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報告》上報，毛對報告的第一部分“關于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問題”作了修改，把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時間從幾十年改為“甚至幾百年”。
左右因時而異。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躍進之年，時間長就是右傾保守，就是落后于形勢，干什么事都要快，資產(chǎn)階級也要盡快消滅。在超越現(xiàn)實可能的意義上，“五年”就是左，即不顧實際、不考慮思想改造艱巨性而一刀切，強制要求資產(chǎn)階級也來興無滅資。但在強調階級斗爭長期性的60年代初，如果資產(chǎn)階級五年就能消滅，那不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又是什么？在夸大階級斗爭長期性的意義上，“五年”就是右。左右之間并無一定界限。關鍵看在什么樣的語境中。非精通政治謀略者、深諳領袖的心理者，會不斷面臨著左右為難的困境。
李認為，毛澤東關于消滅資產(chǎn)階級年限的說法，是逐步放長的：
1956年1月：三年；
1956年12月：七年；
1957年反右：十到十五年；
1959年廬山會議：至少二十年，可能要有半個世紀；
1962年以后：一百年到幾百年。（李維漢，1986：886）
李和統(tǒng)戰(zhàn)部只得根據(jù)毛的說法的變化不斷地調整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時限，“生怕跟不上”：“過去對于階級斗爭長期性認識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認識不足，總是有被動。”（李維漢，1986：887）解釋權不在手中，要始終“跟上”不不容易的。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張聞天、王稼祥、林彪這樣的左派都被認為是右派或形“左”實右。即使像李這樣歷來有左的記錄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于毛的視界。
解釋歷史問題，“左”“右”兩個概念是不夠用的。1962年，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間通史》四卷出齊后不久，他“收到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說我們不應在書里公開批評馮友蘭和賀麟的學術觀點，并說馮、賀都是政協(xié)委員、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我們這樣作在妨礙統(tǒng)一戰(zhàn)線�？戳诉@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時候你們不是隨便就批判人，任意給人家戴上‘右派’、‘右傾’帽子嗎？怎么現(xiàn)在（七千人大會之后）竟連學術批評（而且是歷史上的）也不能進行了呢？要就是一團和氣，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這算什么樣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李新：1998：103）
13、清醒
一生在左右之中跋涉，晚年李維漢顯示出特殊的清醒。溫濟澤回憶：“1980年初的一天，我到李老家看望他，他興奮地對我說：‘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談了四個鐘頭，整整一個下午，我談了肅清封建思想殘余的問題，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說，他將在中央會議上認真談談這個問題。’李老認為，這個問題對于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jīng)驗，對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都有重大關系。”（溫濟澤，1999：422）1980年8月，鄧小平不久發(fā)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講話。
胡喬木特意說明：“個人權力過分集中這個問題，與黨內存在封建殘余的影響有關。這個問題在黨內長期沒有解決過，陳獨秀時期沒有解決，毛澤東同志時期也沒有解決，以致造成嚴重的后果，現(xiàn)在需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是李維漢同志提出的。李維漢同志同小平同志談話提出這個問題，他非常贊成，覺得是很重要的問題�！保ê鷨棠荆�1993：561）
權力確實過于集中，以至于像李維漢這樣黨內元老，也只能通過向最高領導提建議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重要觀點。更重要的是，提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鄧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的目標迄今仍有待完成。其關鍵是如何由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轉變的問題。一個志在奪權的革命黨和一個承擔組織社會生活、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責任的執(zhí)政黨，應當有不同的體制和工作方式。胡喬木說：“列寧在沙皇專制制度下要建立秘密黨跟沙皇專制主義作斗爭，可是在共產(chǎn)黨奪取政權以后，列寧還沒有能夠把在恐怕統(tǒng)治下面黨作秘密斗爭的時候的活動原則改變成為公開地跟群眾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這應該是有非常大的原則的不同�！保ê鷨棠�，1993：147）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意識到這一不同，但他總是堅持黨的革命性，過高估計黨內出現(xiàn)修正主義危險，直至以“文革”來煥發(fā)黨的斗爭性、階級性，因此由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換”一直沒有得到制度上的落實。在鄧小平把黨的工作重點同階級斗爭轉身經(jīng)濟建設之后，中央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要求才真正自覺地推動了這一進程。
李的另一個清醒之處是堅持為王實味平反。溫濟澤回憶說：“李老病危時，1984年7、8月間，還囑托我在他去世后，要繼續(xù)完成他提出的為王實味平反的事。李老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著氧氣管，拉著我的手、吃力地對我說：‘王實味……問題……要搞清楚……要對他負責……對他的家屬……子女……負責。”（溫濟澤，1999：426王實味的最后結局不能由李負責，但當年批王他是積極的。對比一些人在形勢變化之后仍不愿對自己的極左行為有所反省，李確實清醒一些。如果不是他堅持，王實味能否平反就很難說。
李維漢簡歷
1896年生于湖南長沙。
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回國，不久由毛澤東介紹入黨。
1923年后任湘區(qū)委員會宣傳部長、書記。
1925年在“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7年在“五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長；
在同年６月的政治擴大會議與“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政治局常委；
1928─1929年，任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書記；
1930年9月，在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修補委員；
1931年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撤銷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1933年到江西蘇區(qū)，任中央組織部干事、部長等職；
1934年參加長征，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總政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到延安后，先后任陜甘省委書記、中央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陜北公學副校長、校長、干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秘書長。
1949年3月，任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團成員。
1949年后，任全國政協(xié)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八辦主任、第一、二屆副委員長、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等職。1964年12月，被撤消各種職務。
1979年復出，任五屆政協(xié)副主席、中顧委常委等職。
1984年8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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