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建文：微服私訪：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官方民間法

　　「內容提要」無論在中國古代還是當下，微服私訪現(xiàn)象都較為常見。微服私訪是決策者借助被訪者的信任，為奪回真實信息控制權所做的一種個人努力，是一種實現(xiàn)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官方民間法。

　　「關鍵詞」微服私訪/信息/社會控制/官方民間法

　　盡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三年有余，但國人卻似乎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微服私訪”情結，《康熙微服私訪記》的熱播即為明證。同樣以“微服私訪”冠名的電視劇還有《嘉慶微服私訪記》，而乾隆微服私訪、包拯微服私訪等也是百姓津津樂道的話題。不惟如此，“微服私訪”還被普遍用于現(xiàn)代人。2004年12月23日，筆者曾用www.google.com搜索“微服私訪”，共得到38，900項查詢結果。除大量關于《康熙微服私訪記》的評論外，許多查詢結果都是“××微服私訪”。作為主體的，不僅有中國人，還有外國人，甚至外國記者；
不僅有書記，還有市長，局長，人大代表等。（注：相關文章、報道標題如：《縣委書記微服私訪》，河南報業(yè)網2004年2月7日；
《約旦國王微服私訪查醫(yī)院》，www.xmwb.sh.cn1999年1月19日；
《北京一日：劉淇微服私訪》，鳳凰網2003年6月3日；
《公安局長微服私訪揭開精神病人真面目》，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1/11/13/000189856.shtml ；
《英BBC記者微服私訪調查國際奧委會高官受賄案》，

　　http://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8/04/401＠255249.htm；
《黑龍江藥品監(jiān)管局領導微服私訪摸實情真心真意抓落實》，

　　http://www.sda.gov.cn/cmsweb/webportal/W14506/A15174810.html；
《鄧小平微服私訪》，

　　http://skb.hebeidaily.com.cn/200432/ca396453.htm；
《陪蔣介石微服私訪》，

　　http://book.sina.com.cn/jiangjieshi/2003-10-21/3/20987.shtml；
《行長微服私訪記》，

　　http://www.dzwww.com/jingjidaobao/xdjr/200403100660.htm ；
《承德市長微服私訪》，

　　http://www.yzdsb.com.cn/20030522/ca247137.htm 等。）其中，最為大眾熟知且引起最多關注的恐怕還數湖南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的微服私訪。（注：關于湖南婁底市委書記的微服私訪，主要報道及評論有：《婁底市委書記微服私訪調查礦難》，

　　http://news.sohu.com/20041003/n222336396.shtml；
《市委書記“微服私訪”是作秀？》，

　　http://bf3.syd.com.cn/gb/syrb/2004-11/05/content_1393214.htm；
《湖南婁底市委書記微服私訪之路》，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Oct/672261.htm；
《書記式“微股私訪”當休！》，

　�。╤ttp://www.zjol.com.cn/gh/node2/node138665/node233977/

　　node242652/userobject15ai3444784.html；
《別陶醉于“微服私訪”》，中國新聞網2004年12月11日。）此外，也有人大代表建議用微服私訪代替部門檢查。以上種種，足以成就一個“微服私訪現(xiàn)象”�！冬F(xiàn)代漢語詞典》對“微服”的解釋是，“官吏等外出時為不暴露身份而換穿便服�！睂Α八皆L”的解釋是，“官吏等隱瞞身份到民間調查。”[1]（第1306、1192頁）微服私訪又叫微服私行，或私行微服�！吨袊�成語大辭典》對“微服私行”做出了解釋，即“帝王官吏穿上平民的服裝秘密出行，探訪民情或疑難重案”[2]（第1322頁）。在上述報道及評論中，雖然微服私訪的主體不盡是官員，但都借用了該詞中的“暗訪”一意。本文擬對微服私訪的作用機理、功用以及與正式制度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為此，我分別選取了案例分析、信息、社會控制以及官方民間法等四個視角。

　　一、對“微服私訪”的初步解析——以兩個案例為例

　　為了對微服私訪做更直觀的分析，我將從古今兩個案例介入。

　　案例一：新興宰私訪獲實

　　前明新興邑宰李公，惠政及民。相傳其因公下鄉(xiāng)，見山傍有少婦，艷妝哭于墓，訝之，以問左右，左右曰：“素衣也�！惫�益異之，于是飭役帶回署，細加研鞫。婦曰：“氏夫病死葬此，鄰里皆知之。今‘七七’，哭奠，何艷之有？”公傳鄰里集問，皆曰：“婦夫誠病死�！比唤K懷疑不釋。夫無親丁，其鄰憤而上控以“縣無故押寡婦”。府札限半月，不得實情，即以枉法故入人罪揭參。公慌甚，夜間私出，潛往婦鄰鄉(xiāng)秘訪，數日皆無耗。

　　一日，薄暮遇雨，見山側小茅屋，趨之，有老婦縞袂青裙應門，導入室，既而一漢子年二十余，自外至。婦曰：“此豚兒也�！甭詳⒑疁兀�公以算命對，且言欲止宿其家。漢允之。

　　遂解囊使備晚餐。婦曰：“吾家非業(yè)此獵食者。斗酒只雞，尚是山村風味，而乃向客索直乎？”

　　于是與漢對酌，情頗洽。久之，漢酩酊醉矣，率問：“客由城經過否？知新官誰也？”曰：“李官在此，問之何以？”曰：“聞李官以某婦一案革職矣。好官受屈，冤哉！此事包龍圖審不出，惟我知之�！币驌舭冈唬骸皩嵏婢�，我梁上君子也。小人有母，無以為養(yǎng)，聊借此作生活。是晚，婦夫病甚，予欺其左右無人，欲思行竊，乘他門虛掩，潛身入，隱暗處。婦方徘外室，若有所待。俄見一人貿貿然來，暗中認之，是臨鄉(xiāng)之武舉也，與婦調笑。既而聞婦夫呻吟聲，婦曰：”已煎藥矣�！�遂擎藥入。時病者昏而仰臥，婦扶其首，將藥灌入口，病者狂叫一聲而歿。竊見所煎藥乃銅勺，馀瀝尚存，則錫也！駭極遁去。此事其誰知之？官亦何由知之？“公曰：”何不出而為彼申雪乎？“漢曰：”吾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盜‘，自投羅網，烏敢乎？！“公曰：”穿窬之事不可長也。吾與若傾蓋相知，囊中頗有長物，助子行賈以孝養(yǎng)可乎？“其人大喜。次日即攜同至城，公曰：”子姑待于此，吾即來迓。“于是遣役帶入暑內。接見，然后知推命先生即邑侯也。其人力承作證。遂馳役拘武舉及婦到案。

　　出漢子證之，情不能遁，因開棺起驗，果錫填塞咽喉。蓋毒藥則可驗，灌錫則無跡，故用錫。

　　云前上控者，皆武舉陰使之。訊確，依律定罪。厚予漢子金。（注：該故事摘自薌谷老人撰《粵屑》卷二，轉引自趙進華：《清官微服私訪今說》，法律史學術網。）

　　案例二：婁底市委書記微服私訪調查礦難

　　（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之所以采取暗訪這種方式是因為‘官煤勾結’的問題并不容易發(fā)現(xiàn)，因為礦主和干部之間的勾結，包括參股分紅不可能公諸于世，但是地方的一些老百姓耳有所聞，因此對于‘官煤勾結’這么一種客觀現(xiàn)實，究竟有多大一個面，那就需要深入群眾，深入基層，直接聽取群眾的反映和意見。”

　　在暗訪時，蔡力峰身著便裝，通常以一般的干部，或者以煤礦技術員的身份出現(xiàn)在群眾中間，蔡力峰說：“因為我本身膚色比較黑，再加上也不大修邊幅，深入群眾當中，我說我是采煤的，到這個地方有點事，群眾很相信，因為他們感覺到平常見到的煤礦技術員跟我也差不多，所以拉近了距離，消除了可能產生的很多隔閡，能夠聽到很多真話、實話，所以我聽了以后，也比較全面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蔡力峰為了解情況，先后10余次深入礦區(qū)暗訪調查。蔡力峰發(fā)現(xiàn)，在婁底市的部分地區(qū)，“官煤勾結”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比他開始預想的情況要嚴重得多。（注：《婁底市委書記微服私訪調查礦難》（節(jié)選），

　　http://news.sohu.com/20041003/n222336396.shtml.）

　　透過這兩個案例，我們可以就微服私訪的目的，采納的技術及背景做一初步探析。

　　李公（以下簡稱李）手頭上有個人命案，但對村民的“此人乃病死”一說心存疑慮，同時，他又肩負巨大的輿論壓力——死者鄰人皆言“縣無故押寡婦”，不僅如此，還面臨較大的政治風險——“枉法故入人罪”，可以說，能否查清該案的來龍去脈與他的政治前途緊密相連。由于無法通過正式渠道——沒有人告訴他真話（大概由于社會輿論壓力太大，李無法使用通常的“刑訊逼供”一招獲得真言），緊張、慌忙的李只好晚上獨自暗訪。幾經周折后，他終于非常偶然地獲知事情原委。與案例一類似，在婁底礦難頻頻發(fā)生的前提下，蔡力峰（以下簡稱蔡）致力于調查“官煤勾結”的真實情況，在調查時，他同樣也采取了隱匿身份的做法。

　　上述兩個案例中，微服私訪發(fā)生于類似的社會背景之下，即制度失靈。李、蔡二人手中都握有某種權力，具有較高的地位，一般來說，在制度順利運作時，權力、地位及身份可以轉化為資源，使他們在獲取信息時獲得相當便利。在案例一中，邑侯李本可以通過調查少婦的鄰里，獲知案件真實情況，但鄰里異口同聲的給了他一個讓他懷疑的答案——“病死”。

　　而且，誠如前述，“無故押寡婦”的社會輿論也使他不能對寡婦采取刑訊逼供的方式。在案例二中，蔡書記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一般來說，身為市委書記，他要了解什么問題，本可以要求下級層層匯報——口頭或書面匯報，但偏偏他要調查的是“官煤勾結”，要下級匯報顯然不太奏效，因為，說不定，為他搜集信息、遞交報告的人就是所要調查事件的參與者，也就是說，向上傳遞信息的正式通道被阻塞了。

　　在制度失靈的背景下，李、蔡二人都通過某種技術，盡力疏通信息傳遞通道。李所采納的技術主要有：第一，夜訪。即在非辦公時間辦公；
第二，私出。即沒有人陪同，自己出門；
第三，喬裝。脫去官服，扮成算命先生。蔡所采納的技術主要有：首先，身著便裝。這大概是由于通常而言，市委書記都西裝革履，而且，蔡還具有天然優(yōu)勢，即“膚色較黑”；
其次，自稱煤礦技術員。李、蔡二人盡管存在信息需求，但由于制度失靈，本來代表著某種資源的身份、地位也就沒什么價值了，于是他們都主動將地位、身份暫時拋棄，轉而借助與知情者相差不太大的身份、裝扮，以減少他們之間的心理隔閡，求得他們的信任，實現(xiàn)建立在“同情”基礎上的對話。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二中的微服私訪還減少了信息流通的環(huán)節(jié)，即將民眾—其他官員—書記三個環(huán)節(jié)，減為民眾—書記兩個環(huán)節(jié)，以此來對抗信息流動過程中的“磨損”。（注：相關著作請參閱[美]N·維納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陳步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四章。）

　　二、對微服私訪的深層次分析之一——信息的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信息問題逐漸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信息問題的博弈論則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了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Nash）、澤爾騰（Selten）和海薩尼（Harsanyi）。[3]（第3頁）199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授給了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士·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威廉姆·維克瑞（William Vickery ），表彰他們對信息經濟學——具體的說，非對稱信息情況下如何讓人說實話和如何激勵人努力工作的理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4]（第21-22頁）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有力地證明：“饑荒不可能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出現(xiàn)”，[5]這是因為并非食物總體上的缺乏導致了饑荒，更重要的，是因為貧窮地區(qū)的窮人缺少獲得食物的信息途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歸屬和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從側面表明信息之于社會的重要性。

　　如果說“商品”是理解社會的一把鑰匙，那么，“信息”則為理解社會的另一把鑰匙。

　　商品使社會成為一個系統(tǒng)，生產、銷售、消費商品的活動使社會在時間、空間上做出區(qū)分，環(huán)環(huán)相扣，每個人都生活在這個鏈條中。與之類似，信息也使社會成為一個系統(tǒng)。每個人都是信息鏈上的一環(huán)，或生產，或傳播，或需要，或兼而有之。但二者在解釋社會時又有所不同：首先，商品生產的目的是消費，除非特殊情況，否則，商品一旦產出，就會以最快的速度從生產者手中轉到消費者手中。信息卻不盡然。對于好的信息而言，比如好事，信息生產者或者希望信息能盡快傳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由于種種原因，而不希望別人知道。對于某種智力成果，由于獨占該成果會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信息生產者會千方百計地阻礙信息的傳播。對于不好的信息或隱私，比如丑聞，信息生產者也會阻礙信息的傳播，但可能有人會從這種信息中獲利，因此熱衷于信息的挖掘及傳播，而普通人也會對此很感興趣，并成為信息的傳播者；
其次，商品在流通過程中，比較容易保持一致，但信息卻不然，信息原本無形，其流動要借助各種口頭、書面，或電子載體，而人的理解活動存在于信息流動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理解的天然差異以及對所理解內容的故意扭曲、夸大或隱瞞，使信息接受者接受到的信息與真實信息往往有天壤之別；
再次，在純粹的商品世界中，可能看不到政府的影子。但在信息世界中，政府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體，不僅不可忽視，而且通常要嚴加防范。信息不僅可以用于解釋經濟社會，還可以用于解釋政治社會。

　　幾乎所有的政治活動，要么本身就是直接傳達政治信息，要么是間接輸送政治信息。

　　“政治是傳播的主神經，傳播是政治的控制器�！盵6]（第18頁）更重要的，政治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非對稱是指，當事人雙方都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私人信息。[4]（第23頁）比如，在政治活動中，百姓熟悉自己周圍的生活及發(fā)生的事件，而官方則熟悉社會管理規(guī)范。對擁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我們認為他有信息優(yōu)勢，另一方沒有信息優(yōu)勢。[4]（第23頁）獲知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是政治活動的基礎，而此類信息由百姓傳遞到決策者手中時一般要經歷若干環(huán)節(jié)，因此，政治生活面臨的一大問題即是“如何獲得真實信息？”亦即“如何讓參與每個信息流動環(huán)節(jié)的人都說實話？”莫里斯教授的研究表明，讓人說實話的辦法是保證說實話時的收益不小于說假話時的收益。[4]（第27頁）當然，這必須以制度為依托，但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時，即能調動參與人的積極性時，才是可行的。[4]（第35頁）

　　無論是在封建王朝，還是在今天的憲政道路上，都有許多制度來確保政治活動中能獲得必需的真實信息。最典型的，前者如發(fā)端于秦朝的奏折制度，[7]（第2-4頁）后者如工作報告制度、公文制度、檔案制度。從社會整體來看，上述制度無疑是有效率的，因為信息是正向傳遞，即由信息持有者傳遞至決策者，如從最了解情況的基層傳向需要做出決策的上級，在這樣一種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中，決策者再將決策信息逐層傳遞到基層。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上述制度卻往往失靈，信息的傳遞常常受阻。這是由于這些制度都建立在“治理—被治理”的模式之上，并假定所有治理者都是一個利益團體，他們有共同的目標（或利益）。但實際上，在治理者中又有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之分，他們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注：本文“治理—被治理”及“決策者、執(zhí)行者以及民眾”的分析模式，受到了石紅心《治理、信息與行政公開》一文的啟發(fā)，參見石紅心：《治理、信息與行政公開》，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1期，第67-68頁。）雖然古代和當下都有制度，如監(jiān)察制度等，來確保二者利益目標的一致。但監(jiān)察制度是針對個案的，執(zhí)行者往往會持僥幸心理。此外，在被治理者之間也有不同利益集團之分，有時這些利益甚至相互沖突，比如，案例一中，“夫”的利益與“婦”及其鄰人的利益；
再比如，婁底礦難案中，同為被治理者的煤礦經營者的利益與礦工的利益——經營者要最大化自己的利潤，就要減少安全生產方面的投入，這與礦工的生命權益是相沖突的。更重要的，治理者集團與被治理者之間也有可能存在個別且一致的利益，如案例二中，書記通過微服私訪調查的“官煤勾結”。而且，這種利益集團往往隱蔽，并在其活動中，形成若干“潛規(guī)則”。[8]（第471-472頁）

　　微服私訪活動即是決策者針對上述信息傳遞受阻狀況，主動實施的一種個別救濟。我將分五個層次對其進行剖析。第一，該行動的主體是決策者，行動的目的是獲得真實信息，形成正確判斷。由此可以看出，該行動的主體僅占社會的少數。第二，該行動是由決策者主動實施的，一般說來，之所以微服私訪，是因為決策者對下級報告的情況存有疑慮，失去了對下級的信任，本文所列兩個案例都是如此。因此，微服私訪的發(fā)生并非常態(tài)。第三，微服私訪是針對個案，對正式信息傳遞通道實施的救濟。第四，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微服私訪的基礎有二，其一是減少信息傳遞環(huán)節(jié)；
其二是決策者隱匿身份，暫時拋棄表明其社會地位及身份的標志性服飾以及隨從人員等，裝扮成與被訪者同群的人，求得與被訪者的對話。第五，決策者微服私訪時，與作為被訪者的民眾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雙方都具有某種信息優(yōu)勢：只有民眾熟悉真實信息，只有決策者知道自己和對方的真實身份。但人一般都有傾訴的欲望，尤其是在他確信傾訴帶來的利益將遠遠大于自己的損失之后。當決策者贏得民眾的信任時，他就在雙方博弈中取得了勝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決策者通過微服私訪所做的，其實是奪回對真實信息的控制權。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法律之所以將對真實信息的控制權配置給決策者，是因為這樣做對社會整體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而某些官員盡管借助微服私訪，卻沒有獲得真實信息，則是因為他沒有贏得民眾信任，此時，隱瞞真實信息對后者來說是利益最大化的。

　　三、對微服私訪的深層次分析之二——社會控制的視角

　　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控制，是由美國杰出的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Ross ）在1901年出版的《社會控制》一書中提出的，它是指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guī)范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約束的過程。布萊克語境中的社會控制，也指“社會生活的規(guī)范方面”。[9]（第123頁）社會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社會中存在超個人的集體利益，如社會穩(wěn)定與安寧。雖然受個人利益支配的個人理性有時會導致集體理性，如在一個很小的國度中，幾乎每個人都會盡力去保衛(wèi)國家安全，這是因為國家安全直接關切到其個人安全和其他利益。但比比皆是的是“搭便車”現(xiàn)象，理性人的個人理性行為可能導致集體非理性。為此，就需要有專門集團來確保集體理性的形成。社會控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控制，泛指對一切社會行為的控制；
狹義的社會控制，特指對偏離行為或越軌行為的控制。根據社會控制有無明文規(guī)定，社會學家將其分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政權、法律、紀律、各種社會制度、社會中有組織的宗教，均有明文規(guī)定，它們屬于正式控制的范疇，是依賴專門集團的存在才能實現(xiàn)的社會控制；
而風俗、習慣等則是非正式控制，每個人既是社會控制的實施者，也是被控制者，也即，非正式控制的實現(xiàn)不需要專門集團。布萊克認為，法律的變化與其他社會控制成反比。[9]（第125頁）

　　前已述及，微服私訪之所以發(fā)生，是由于正式制度失靈，即古代的奏折制度、當下的工作報告制度等正式社會控制制度失靈。此時，法律的量較少。社會秩序的維系需要其他制度對其進行補救。微服私訪是決策者為奪回社會控制權而進行的個人努力，是一種非正式社會控制方式。

　　社會控制具有依賴性和互動性。依賴性指社會控制只有依賴于社會實體才能起作用。這些實體包括社會組織、社會個人和傳遞社會規(guī)范內容的信息媒介�；�動性是指社會控制通過社會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而起作用。微服私訪的成功不僅需要訪問者自身的努力，還需要被訪者的配合，關鍵問題是要信任訪問者，并能對其說實話。對于訪問者，首先要求其有效地隱匿身份，違反人們常規(guī)預期地行事。但誠如那位書記所言，“微服私訪的本質不在隱藏身份，關鍵是你以什么樣的心態(tài)、情懷和形式去接觸群眾�，F(xiàn)在各級領導下去調研有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隨從人員太多，包括各級、各部門負責人員、工作人員，甚至帶上幾個記者，一搞就是十幾個人、幾十個人的隊伍。這么一支龐大的隊伍，走到人民群眾當中去，一是行動不便，二是形成了一個以領導為核心的隔離層，把你和群眾的距離感拉大了。群眾一看你這陣勢，就會產生顧慮，很難講出真話。而微服私訪時即便群眾認識我，但我是以一個普通群眾、普通干部的身份深入群眾當中，距離感就自然而然消除了。談話時也不是居高臨下，擺出一個架勢，而是以一種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口吻探討問題，聽取意見和訴求。這樣來得親切、隨和，群眾可以掏心窩講真話。”（注：《湖南婁底市委書記微服私訪之路》，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10ct/672261.htm.）

　　當然，微服私訪僅僅是實現(xiàn)社會控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即獲取真實信息，這是社會控制的起點。依據其獲取的信息，決策者還要依賴正式的社會控制制度，如法律、紀律等對社會實施管理。但微服私訪的社會控制功能并不僅限于此：對于反制度而行的執(zhí)行者以及其隱藏于“民眾”中的利益伙伴而言，微服私訪還可能產生一種潛在的威懾力，增加其繼續(xù)反制度行事的心理成本。

　　四、對微服私訪的深層次分析之三——官方民間法的視角

　　近些年來，法學研究中立法中心主義的轉向不僅使學者們更多的關注司法過程，而且使“民間法”的概念得到了較普遍的認可。但在許多學者的觀念中，民間法僅僅存在于鄉(xiāng)土社會，是在國家法無法觸及到的地方，人們于長久以來的生活實踐中自發(fā)形成的維持社會秩序的規(guī)則，從而，實施民間法的主體也僅為與“官方”對立的百姓。但我認為，民間法存在的領域顯然要廣闊得多，它不僅存在于鄉(xiāng)土社會中，在官方，同樣存在民間法，我們不妨先稱之為“官方民間法”，本文所探討的微服私訪即是這樣一種官方民間法。

　　在人類交往中，信息不對稱是其常態(tài)，而理性人的個人理性行為又不總是導致集體理性，因此需要設計一種能實現(xiàn)激勵相容的制度，但因政治生活領域中利益取向的多樣性，人類至今還沒有設計出這樣一種制度，封建政治制度、代議制、選舉制及權力分立制等都無法實現(xiàn)激勵相容。因此，在這些制度之外，決策者都不約而同地借助其他方式作為制度運行的輔佐，比如塑造決策者的神圣性，提升決策者的個人魅力等，以此來維護官僚體系的整體性，在這個領域，形成了紛繁多樣的官方民間法。

　　此外，根據重復博弈的理論，信任（或信譽）是當事人謀求長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4]（第47頁）是市場經濟得以建立并維系的基礎。同樣的道理，我認為，政治制度也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首先，代議制的邏輯前提是民眾對代議機關的信任，即相信其有代為行使國家權力、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其次，在代議制運轉過程中，更需要民眾對代議機構的信任，愿意為其提供真實信息，以幫助后者做出正確決策；
再次，代議機構職能的實現(xiàn)也有賴于內部的互相信任。在信息由下向上層層傳遞的過程中，每一級決策者要相信下級所傳遞的信息是真實的，并據此作出決策，此外，決策者還要相信執(zhí)行者能將其信息層層下達。而且，與法律相比，信譽機制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機制。但是，信任的維護也需要借助于制度。維護市場經濟中的信任的制度有合同制度、公證制度、訴訟制度以及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ADR）等。（注：相關著作，請參閱范愉著：《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對于政治秩序而言，主要有權力分立與制衡制度、監(jiān)察制度等。盡管如此，無論在市場經濟活動中，還是在政治生活中，也無論有怎樣的制度約束，對個人來說，遵守制度并不總是利益最大化的。而且，如若違反制度的行為并不為人所知，或盡管為人所知，但知情者與其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害關系，其信譽也不會受到影響，更不會進入制度性懲罰的視野，這甚至會對其繼續(xù)違反制度的行為產生更大的激勵。

　　微服私訪即是決策者在意識到上述現(xiàn)象之后，采取的一種制度外的救濟方式。而且就其技術而言，微服私訪是反制度、反慣例的，一般來說，官員都有顯著標志，如古代的官服，現(xiàn)代官員們的服飾以及出訪、出行時的隨從等。這些標志既有制度性的成因，也有非制度性的成因。微服私訪首先是決策者對這些標志的拋棄。其目的是減少信息阻隔，贏得被訪者的信任，事實上，這也是微服私訪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就個案而言，這種做法頗為奏效，因此，會從古流傳至今，并在當下呈流行之勢。那么，從這個視角來看，微服私訪則是在決策者和普通百姓都對執(zhí)行者失去信任時，決策者運用某種技術贏得百姓信任，并最終挽救信任的一種個人努力。我們將微服私訪視作一種官方民間法，并不是就微服私訪存在的普遍性而言，而是單指其存在的合理性。雖然這種方式非常沒有效率，也不可能真正解決決策者與民眾之間的溝通問題，但這卻是在層級式的政治制度背景下，決策者彌補制度缺陷的一種方式，因此實在無可厚非。

　　小結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的“微服私訪現(xiàn)象”和本文參照的兩個微服私訪案例，使我們意識到信息和信任之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和基礎地位。政治生活正是圍繞著信息的獲取及傳遞、信任的塑造及維系而展開的。但政治領域中利益集團的多元化，使人類盡管歷經多種努力，仍然無法做出能實現(xiàn)各方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作為彌補的是各種官方民間法，微服私訪即是決策者借助被訪者的信任，所做的奪回真實信息控制權的一種個人努力，是一種作為非正式社會控制方式的官方民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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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建文（1978-），女，安徽滁州人，山東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社會學。山東濟南250100

　　來源：《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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