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中國形象：西方現代性的文化他者

　　一

　　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綜合國力競爭，表現在“硬國力”與“軟國力”兩個方面�！坝矅�力”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與科技實力，“軟國力”則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作為“軟國力”的國家文化形象，已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指標。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創(chuàng)建國家文化形象，不僅要認清當今局勢，思考發(fā)展策略，還應該清理歷史遺產。在現代化歷史的跨文化空間中重整中國的文化形象，為我們今天創(chuàng)建國家文化形象提供資源與信念基礎。李約瑟、弗蘭克的研究，曾經證明中國的科技與經濟實力對現代化與全球化歷史的貢獻，我們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形象對世界現代文明、尤其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現代文明的起點上就已出現，中國形象成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與自我改造的超越力量。

　　西方現代文明的歷史與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歷史是同時起步的。1350年前后，有關大汗帝國的傳說在歐洲流行的時候，文藝復興也開始了。

　　成吉思汗家族橫掃歐亞大陸，最后沖破了舊大陸的東西界限與南北界限，使東西五大文明連成一體，使南北農耕與草原文明相互通融，完成了希臘化、伊斯蘭化時代以來歐亞大陸最徹底的世界一體化運動。

“蒙古旋風”所帶來的“世界和平”，瞬間推進了歐亞大陸的文明一體化進程，旅行與貿易、觀念與知識，都開始了一場革命。世界市場的雛形出現了，世界地理的觀念也開始形成。在汗八里(今北京)或行在(今杭州)可以看到來自中亞、西亞、歐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買到西亞的織品、珠寶，印度、爪哇的香料，中國的生絲與瓷器。中國是轉動世界的軸心。

　　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從1245年，圣方濟各會修士約翰·柏朗嘉賓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到1347年馬黎諾里從刺桐（今泉州）登船返回歐洲，一個世紀間到中國的歐洲人，歷史記載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旅行與器物的交流帶來了觀念的變化，世界突然之間變得無比廣闊，而最令人激動的，是在這個廣闊的世界的盡頭，大汗統治下的契丹與蠻子，那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最富強的國家。

　　馬可·波羅那一代人發(fā)現世界的最重要的意義是發(fā)現中國�，F實世界的旅行將商人、傳教士等帶到中國，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劃時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將中國形象帶回歐洲，是歐洲文化史上的大事。從1247年柏朗嘉賓寫作《蒙古行記》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奧里尼完成他的《萬國通覽》，整整200年間，西方不同類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記、史志、書簡、通商指南、小說詩歌──都出現有關契丹、蠻子的記述。其中影響最大的數《馬可·波羅游記》與《曼德維爾游記》。這些文本相互引證、相互參照，共同創(chuàng)造出一個作為繁華富貴的世俗樂園的象征的“契丹形象”。在這個最初的中國形象中，我們看到當年西方旅行者關于中國的印象與傳說，看到13-15世紀間歐洲人關于中國的知識與想象，看到在最初的中國形象中隱喻表現的西方文化精神。

　　歐洲發(fā)現中國的意義不僅是旅行貿易上的，更重要的可能還是文化上的，他們在中國形象中發(fā)現了新觀念，發(fā)現了早期資本主義的世俗精神。歐洲在現代文明起點上構筑的中國形象，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l、物產豐盛商貿興隆、2、城市繁榮交通便利、3、君權穩(wěn)定與宗教寬容。在早期資本主義的世俗精神背景下，中國形象成為財富與君權的象征，不論其經濟維面還是政治維面，都表現出歐洲文化的向往。當他們議論中國幅員廣闊、物產豐富、城池眾多、道路縱橫時，他們也在體驗自身的缺憾、壓抑與不滿，并表達自己的欲望與想象。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中國形象在改變著走出中世紀的歐洲人的觀念，甚至誘發(fā)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最初的動機與靈感。

　　二

　　全球化作為一種文明發(fā)展的過程，是現代化的繼續(xù)�，F代性社會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產生于一種感性的、世俗化的文化。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西方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就不斷表達、啟發(fā)著這種感性的世俗文化精神。充滿財富與權力象征意味的中國形象，激發(fā)了西方社會被基督教文化壓抑的世俗欲望，表達了新興城市資產階級對城市發(fā)展、自由貿易、君主集權、統一市場的向往。西方現代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從一開始就證明，世界現代化的進程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系統進程。不僅西方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西方現代文化的“自我”。

　　馬可·波羅那一代旅行家發(fā)現舊世界的最大意義是發(fā)現中國，而發(fā)現中國的最大意義是直接導致發(fā)現新大陸。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fā)現美洲，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用亞當·斯密的話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件事。在這兩件事中，有著中國文化形象的影響。馬可·波羅時代的大旅行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使歐洲人意識到他們的家鄉(xiāng)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個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亞洲的東部，在富強的“大汗的國土”。哥倫布的遠航的動機是尋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國土，整個航程中他都期待著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現汗八里或行在城里耀眼的金屋頂。西方人為了發(fā)現一片舊大陸，發(fā)現了新大陸；
為了發(fā)現中國，他們發(fā)現了世界。蒙元世紀創(chuàng)造的契丹形象對西方乃至世界歷史的創(chuàng)造性影響，在于它成為地理大發(fā)現最初的動機與靈感之一。

　　地理大發(fā)現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更加具體更加現實，也更加新奇刺激。盡管當時許多歐洲人還無法判斷馬可·波羅所說的“契丹”與利瑪竇所說的“中國”是否是同一個現實中的國家，但理想化的“大中華帝國”的形象已經出現。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契丹傳奇的繼續(xù)，但已經有了更多的歷史精神與道德色彩。一個財富與君權的物質化的契丹形象轉化成一種文化智慧精神與道德秩序的中華帝國形象，契丹神話中的某些因素被遺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國神話中。當他們描述中國人口多、國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錯、財富豐足時，我們感到契丹傳奇仍在繼續(xù)。而當他們津津樂道中國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與考試制度、中國的圣哲文化與賢明統治、中國的語言與中國人的勤勞時，我們又感到一種新話語或新神話的誕生，因為后者的精神價值明顯高于物質價值。

　　中國形象進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義越來越豐富，不僅表現了西方現代世俗精神、絕對君權，還開始具有某些道德哲學啟示。門多薩神父的《大中華帝國志》第一次使中國在西方文本與文化中獲得了歷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優(yōu)越的中華帝國形象，為此后兩個世紀間歐洲的“中國崇拜”提供了一個知識與價值的起點。西方文化精神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內召喚與塑造的中國形象，都有一種特定的文化動機。文藝復興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傳奇故事，對于初入現代文明的歐洲，它將表現為一種改造社會的動力，甚至開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種社會理想。

　　令人驚嘆的中華文明為文藝復興文化提供了一個自新與自我超越的楷模。大中華帝國的形象，是西方進入現代意識時那種好奇與開放精神的產物。在自尊的謙遜與進取的誠懇心態(tài)中，西方需要一個自我超越的楷模，遙遠的中國又恰到好處地扮演了這一角色。歐洲將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層次上利用中國。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中國形象更加明晰、具體，從民間文化進入精英文化，并帶有某些嚴肅的、激進的色彩。中國形象將可能成為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

　　三

　　文藝復興發(fā)起的西方現代文化，在啟蒙運動中完成。啟蒙思想的核心意義是，以理性為主導追求科學知識與物質財富，通過教育與民主達成社會和諧，達成歷史的進步。中國政教以自然理性為原則，政治開明、宗教寬容，體現著啟蒙運動的理想。中國形象曾經幫助資產階級確立絕對主義王權觀念，限制貴族勢力；
繼而又幫助資產階級限制王權，將希望寄托在開明君主文人政治上。最后，一個表現平等、民權、精英政治與平民政治精神的理想化的中國形象，又反映在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中。馬可?波羅那一代旅行家開創(chuàng)的理想化的富強的中華帝國的形象，通過傳教士書簡的發(fā)揚，到啟蒙運動時代達到高峰。中國形象對啟蒙文化的影響，表現在從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個層次上，一個多世紀前西方的“東風西漸”與一個多世紀后中國的“西風東漸”運動，在過程上基本相同。

　　啟蒙時代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現一種泛中國崇拜的思潮，人稱“中國潮”。它將近五個世紀西方不斷美化的中國形象推向高峰，中國幾乎成為西方文化向往的烏托邦。

　　“中國潮”既指一般意義上西方人對中國事物的熱情，又特指藝術與生活中對所謂的“中國風格”的追慕與模仿�！爸袊�潮”開始于1650年前后，結束于1750年前后。一個世紀間，“中國潮”表現在社會物質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從高深玄妙的哲學、嚴肅沉重的政治到輕松愉快的藝術與娛樂�？追蜃拥牡赖抡軐W、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漢語的普世意義，中國的瓷器、絲織品、茶葉、漆器，中國工藝的裝飾風格、園林藝術、詩與戲劇，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chuàng)造的靈感，在歐洲社會面前，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國潮”是那個時代西方人追逐的異國情調的一種表現，沒有比中國更遙遠的地方，也就沒有比中國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們的思想觀念、人與物產、生活方式�！爸袊�潮”的發(fā)起人主要是商人與傳教士。商人們販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在歐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國潮”；
傳教士們販運回來的孔夫子的哲學與中國的道德神學，在歐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種熱情，中國思想與制度，成為精英階層的文化時尚。傳教士們從中國回來，便成了社會名流，他們穿著中國長袍，談論圣明的康熙大帝與玄妙的孔夫子哲學。他們介紹中國的書信在社會上流傳，激進主義者感到興奮，正統主義者感到恐慌。哲學家們不甘寂寞，也參與到中國哲學是否無神論的討論中來，有些人甚至冒險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國道德哲學取代基督教神學。萊布尼茨希望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拌b于我們道德敗壞的現實，我認為，由中國派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像我們派教士去教他們啟蒙的神學那樣……” 萊布尼茨對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期望，到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哲學家那里，明確化為道德哲學。伏爾泰準確地發(fā)現中國文明在歐洲的利用價值�！啊�…中國人在道德和政治經濟學、農業(yè)、生活必須的技藝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識，倒是我們應該傳授給他們……。”

　　在西方的啟蒙文化中，中國形象逐漸變得豐滿、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個尺度、一種視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脅還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還是感到激動。啟蒙哲學家們將中國當作歐洲的榜樣。在推翻神壇的時候，他們歌頌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宗教寬容；
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運用傳教士們提供的中國道德政治與賢明的康熙皇帝。中國成為開明君主專制的典范。在他們對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們又在經濟思想中開發(fā)中國形象的利用價值，中國又成為重農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楷模。中國形象不斷被啟蒙文化利用，從宗教上的自然神論到無神論、寬容主義，從政治上的開明君主專制、哲人治國到平民政治。

　　文藝復興時代西方在中國形象中發(fā)現或發(fā)明的積極的政治啟示，到啟蒙運動時代又有了更加先進或激進的現代意義。啟蒙哲學家對中國形象的信念，來自于兩個基本觀念：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通過政治權威達成社會公正與幸福。這兩個基本觀念，恰好又體現在他們構筑的開明的中華帝國形象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開明的政治。他們在中國發(fā)現了哲人王，發(fā)現了哲人當政的制度，發(fā)現了理想化的倫理政治秩序。這是中國形象的意義，同時也是一些啟蒙主義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倫理社會的理想尺度。啟蒙時代西方對中國的開明專制主義的贊揚，更深一層意義是他們發(fā)現中國文官制度中隱含的民權、平等觀念。在此中國形象的意義不僅是積極的，可能還是革命性的。中國形象昭示一種與貴族法權相對的平民政治，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觀念，如人民、平等等，都是杜赫德、伏爾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與世界文明視野內從中國形象中植入的。

　　四

　　布羅岱爾早就提出：現代世界是一個由不同國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領域的相互創(chuàng)造生成的系統，離開了這個系統，任何所謂普遍有效的假設，諸如理性或進步、自由，都不足以成為歷史的尺度。啟蒙運動奠定了西方現代文明的現代性觀念，這種觀念絕非像西方中心主義敘事描述的那樣是西方文明自發(fā)的，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中國形象的影響。西方現代文明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現代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方面是現代主義。現代性主張自由與進步，現代主義則關注現代性造成的社會斷裂，主張從審美批判中獲得超越。

現代性視野內“美好的中國形象”黯淡之后，中國形象從西方的道德政治期望進入審美教育期望，隱匿在浪漫主義的東方情調與現代主義的東方啟示的想象中，構成一種超越現代性的美學批判力量。

　　啟蒙運動曾經將中國形象當作批判與改造現實的武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到來，西方的中國形象在現代性自由與進步大敘事中逐漸黯淡，但并沒有消失，而是進入現代主義視野內，變成浪漫主義的、異國情調的審美想象，超越現代性缺憾的現代主義向往的牧歌田園。這是中國形象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建設。西方現代文明在觀念上包括現代性與現代主義兩個方面，而在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出中國形象的影響。

　　1830年前后，黑格爾擔憂東方專制主義的陰影遮蔽了西方啟蒙的光明，因而激烈地批判停滯腐朽、專制殘暴的中華帝國， 他的同胞歌德卻在贊美一個陽光明媚的、童話般的中國：“……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 在此我們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中國形象：一種是政治視野內的東方專制帝國，一種是審美視野內的道德與自然的樂園；
一種是現代性自由與進步視野內被否定的東方帝國，另一種是現代主義美學期望中的烏托邦。這種現代主義東方情調的、美學化的中國形象，集中表現在克洛岱爾、彼埃爾·洛蒂、謝閣蘭、圣-瓊·佩斯和亨利·米肖等人的作品中。曾經晴朗的“開明帝國”，現在籠罩在一種末日的昏黃中，朝著夢幻開放。從馬可·波羅時代起，歐洲的中國形象逐漸從傳奇走入真實。到19世紀中葉，貿易、旅行、傳教、戰(zhàn)爭已使歐洲能夠獲得非常切實非常具體的中國知識，西方卻出現一種重新將中國虛幻化的沖動。中國形象的價值不是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現實的力量，而是作為一種逃避社會的、個人的、審美的幻境。這一審美的“中國形象”傳統，一直延續(xù)到馬爾羅、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作品中。

　　19世紀以后，從西方社會期望中消失的中國形象，作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的向往之地，卻不知不覺地進入審美期望中。社會期望中，西方試圖將中國形象從幻想引渡到現實；
審美期望中，西方試圖讓中國形象徹底沉入幻想。社會期望中，中國形象的感召力是現實的、實用的；
審美期望中，中國形象的感召力是非現實的或逃避現實的，因為它虛幻，才有意義。社會期望中，中國形象出現在歷史的未來；
審美期望中，中國形象出現在歷史的過去。社會期望中，中國形象的精神是自然神性與理性的；
審美期望中，中國形象的精神是超驗神秘的、非理性的。審美期望中的中國是現代主義心靈的象征。它不僅是失望與逃避現實的方式，也是確立主觀性與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它在與現實的疏離感中完成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抗，確立了個人內在精神的真實與權利。

　　中國形象成為西方現代主義美學超越現代性異化的田園牧歌，作為前現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時間上代表美好的過去，在空間上代表美好的東方，寄托著現代主義思潮中對懷鄉(xiāng)戀舊的與精神和諧的向往。中國是“由美麗的山脈、鮮花、或耕耘著自己土地的一群既是學者也是紳士的農民組成的奇妙樂土”。

由《中國佬的來信》中描繪的“中國理想”，在賽珍珠的《大地》中進一步故事化，王龍就是那種“既是學者也是紳士的農民” 的典型，他在戰(zhàn)亂與災荒中幸福而勤奮地耕耘自己“奇妙的樂土”。詩意的中國就是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質樸勤勞的中國農民的中國。20世紀初，西方現代主義審美化的中國形象出現復歸現實的沖動，它對美好的中國形象的重構，省略了明顯不和時宜的哲人王或哲人專政等政治內容，強調與現代工業(yè)文明相對的鄉(xiāng)土精神，強調超越權威回復自我、超越社會復歸自然的個性與藝術解放的價值。

　　五

　　西方現代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一再表現出“軟國力”的感召力與影響力。20世紀中國形象又煥發(fā)出新意義。中國不僅是亞洲第一個現代意義上革命建國的國家（辛亥革命早于十月革命），而且，紅色中國在50-70年代，一度成為西方左翼思潮中表現啟蒙理想的物質與道德進步的烏托邦。中國開辟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解決了人類走向自由與幸福的大問題，昭示著人類的希望。中國的國家文化形象，有著豐富的歷史遺產，整合、發(fā)揚這份偉大遺產，是當今中國文化國力策略思考的前提。它可以讓我們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間中清醒地清理我們的文化資源，在現代化歷史中找回我們一度失落的文化信心，在全球化大趨勢中使往昔的光榮、現在的夢想變成未來的事實。當真像沃勒斯坦所預言的那樣：21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讓位于另一種或幾種后繼的體系，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的作用”。

　　《大地》走紅西方的同時，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斯諾與他的著作不僅開啟了近半個世紀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的中國朝圣之旅，也開啟了紅色中國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紀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國形象扮演著重要角色。它不僅復活了啟蒙運動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的種種美好品質，而且還表現出現代性中自由與進步的價值。49年之前西方記者筆下的共產黨統治的“邊區(qū)”，“無乞丐，無鴉片，無賣淫，無貪污和無苛捐雜稅”，幾乎是“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復制品”，毛澤東是那里哲人王式的革命領袖。

西蒙·波伏瓦率先在新中國發(fā)現“一個生活在未來的光明中的國家�！� 20世紀60年代前后，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帶著這個信念或懷疑這個信念，來到中國。他們在紅色政權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條路線看同一些地方，從廣州到北京，從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說同一些話，歌頌這個遙遠、古老的東方帝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相信，像毛澤東領導的那種不斷的、徹底的革命，昭示了人類改變自身與社會的最新希望。

　　紅色中國成為20世紀表現啟蒙理想的進步烏托邦。其進步理想表現在物質與道德兩個方面。紅色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就讓他們吃驚，那些激進的“朝圣者”們，發(fā)現的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既不屬于傳統的中國又不屬于現代西方；
既不屬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又不屬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中國開辟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解決了人類向自由與幸福進步的大問題。所謂的“中國道路”首先是徹底的社會革命，它改變了整個文明結構，以現代理想重新規(guī)劃現實。使一個貧困、墮落的傳統國家變成一個充滿熱情活力的飛速發(fā)展的現代工業(yè)強國，這不僅令西方發(fā)達世界驚慕，也值得所有不發(fā)達的第三世界學習。

　　中國形象進入西方將近七個世紀，在現代化歷程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參與構筑了西方的現代文明觀念。它一方面證明世界現代化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系統進程，不僅西方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西方現代文化。另一方面，它也說明中國的文化形象蘊藏著巨大的“軟國力”，其知識體系、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顯示出的優(yōu)勢，具有廣泛深刻的影響力，而且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

　　紅色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革命徹底改造了社會與人，其道德價值可能遠比其物質成就重要。紅色中國在西方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意義。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物質進步的意義。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紅色中國的道德進步意義又明顯高于物質進步意義，那里盡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純樸、社會平等自由，在富于智慧與權威的現代哲人王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中國正在通過一系列的革命完成歷史與人的進步，首先是政治經濟革命，然后是社會文化革命，其中最感人的，是所謂“人的革命”。巨大的物質成就令人感動，然而，中國人民完成這種物質成就的勤勞、勇敢、公而忘私、樂而忘憂的精神，就更令人感動。紅色中國的形象對西方不同國家，英美或法國，有不同的啟示。英美知識分子注意的是改革與建設、道德自新的內容，法國激進知識分子則將中國當作“革命的榜樣”。西方那些從紅色中國歸來的政治朝圣者興奮地說：“中國代表著人類向往烏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會主義建設，比歷史上任何烏托邦實踐都更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中國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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