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銘銘：讀袁珂《中國古代神話》

　　在我這代學者中，若是對中國古史有愛好的，總是會知道袁珂這個名字。袁先生是中國最知名的神話學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鄉(xiāng)在四川新繁，經(jīng)歷坎坷。他曾用筆名丙生、高標、袁展等，發(fā)表大量文藝學和神話學作品。他曾作為文藝家，在中國作協(xié)重慶分會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1979年，他的學者地位終于得到確認，他也被調(diào)到四川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神話學、民間文藝學和文學的研究和創(chuàng)作工作。后來，袁先生出任中國神話學會會長。

　　我未曾有幸親耳聆聽袁先生的教導，對他的生平和學銜也是間接了解到的。不過，從少年時代起，我已開始閱讀他寫的書。那時我愛好神話傳說，買來看的書中，有希臘的星座故事，也有歐洲神話及袁先生用簡練、通達、優(yōu)美的文字重新敘述的中國古史傳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東南沿�！皪u城”廈門學習考古學和人類學，離袁先生居住和工作的四川盆地遙遙數(shù)千里，在遠方進一步體會到袁珂這個名字的特殊意義。讀人類學和考古學，要閱讀一些刻板的教科書，也要死記硬背古代留下的壇壇罐罐的形態(tài)。大學期間，課堂的學習時常令我感到?jīng)]趣，課外我便搜尋了一些不怎么會影響學習、同時又能給人樂趣的著作來閱讀。袁先生寫的書，總是我的首選之一。他的名字，與一幅幅生動的古史圖像總是聯(lián)系在一起。他的文字，令我能從古代文化墓葬、灰坑及城址里，透過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的殘件，想像到曾生活在中國大地上操作著這些器具的活生生的人。

　　前些年，馬昌儀曾編選《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版）。馬先生給這部文集書寫的引論，題目是“中國神話學發(fā)展的一個輪廓”，文章為中國神話學的復雜歷史提供了一個概要的說明。馬先生認為，神話學這門學問在中國大體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的發(fā)展。在上個世紀初，國人從西洋引進神話學的概念，開始探索中華民族的起源，期待據(jù)此啟迪吾族之民智。約從20年代到1937年，作為學科的神話學，終于在中國落腳，從業(yè)學人多數(shù)從事上古神話研究。從1937年到40年代末，中國神話學進入一個新時代，在視野上得到拓展，加入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的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隨著民族社會、歷史、語言調(diào)查的深化，少數(shù)民族神話得到了系統(tǒng)的搜集整理。袁先生出生于中國神話學的啟蒙時代，那時中國神話學的第一個時代已確立，他也無緣于中國神話學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從其第二代開始便持續(xù)地研究神話直到21世紀開初，他綜合了后三個時期的主要學術(shù)成就。

　　在華夏出版社出版的這部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一書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見證，在我看來，袁先生的神話學里時隱時現(xiàn)出雙重性，主要來源于一種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的營造的普遍主義自然與人對立論。而在我的想像中，神話學最輝煌的一面，卻是它為我們這些過于輕信人自身的力量的現(xiàn)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產(chǎn)物和成員”這個遺訓。若是說“創(chuàng)世神話”這個概念真的能夠用于中國神話的解釋上，那么，與其他“創(chuàng)世神話”一樣，我們的老祖宗創(chuàng)作的神話，陳述的也正是文明在離開自然界時承受著的負擔。

　　對于天與人，不同的文化賦予了不同的價值；
而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們中國的“天”。人們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都曾被表述為一個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然而，對神話世界實施邏輯化，顯然屬于一種“語言暴力”，它強制性地將近代邏輯強加在神話的混沌秩序之上�；貧w這個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講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義：它們有時說，天地都生發(fā)于人自身的“生產(chǎn)”，有時說，人為了生存，必須先依靠后羿們，讓他們射殺十個過熱的驕陽中的九個。我因此也看到一個差別：宙斯永遠只有一個，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
而在中國神話中，盡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個，但它的“父權(quán)”時常要遭到那些被迫離開大地母親的人們的抵抗，因而，中國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沒有被想像為“天的部下”。

　　“神話是在什么地方終止？而歷史又在什么地方開始？”這是結(jié)構(gòu)人類學大師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給自己提出的難題。神話開始于自身，衍生出來的歷史也恰是自身的終結(jié)。當天子宣稱自己是“天子”時，他既終結(jié)了天的神話，也開啟了從氏族社會通向政治社會的大門。大概說來，在“三皇五帝”的神話中，英雄的概念往往是“天”的合法性產(chǎn)生的基礎(chǔ)，而在口承的民間敘事里，人民的傳奇則持續(xù)地表達著各種對“混沌初開”的面貌的記憶（特別是不斷重申生育和兩性關(guān)系的決定性）。接著，中國上古史通過“禮儀秩序”來表達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為了使合法性具有內(nèi)容并因此被接受，早期文明必須在人民的傳奇基礎(chǔ)上制作自己的神話，使“天”的觀念從人民的傳奇中崛起并凌駕于人民的傳奇之上。如此一來，中國古代神話形成了某種“上下之別”。

　　生活在我們這個以禮儀為社會的傳統(tǒng)中，袁先生表現(xiàn)出對神話的終止與歷史的開端的同時性、國家的神話與人民的傳奇的綜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決定論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儲藏“民族自傳”的大廈。我愿以這一可能已被不恰當?shù)乇磉_出來的讀后感作為符號，來表達我對袁珂這位曾給我的少年時代那么多樂趣的偉大神話學家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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