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大國崛起的物質主義陷阱

　　人人都在談論，中國即將作為一個大國崛起。這些話語中的大國之“大”，基本上指物質性力量的強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國外人士肯定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其依據(jù)正是中國人口龐大，GDP規(guī)模龐大，經濟高速增長，軍事實力強大。國內人士普遍不承認中國現(xiàn)在還是一個大國，但始終把成為大國作為一個奮斗目標，為達此目的而開列出的對策無非繼續(xù)快速發(fā)展經濟，提高GDP規(guī)模及人均GDP水平，發(fā)展科技，增強綜合國力。

　　《大國崛起》電視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場的作用，但在其敘事邏輯中，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為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可以保證那些物質性力量的快速增長。同樣是這樣的邏輯，讓中國很多人對印度模式大不以為然，某些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讓經濟實現(xiàn)高速增長，就沒有用處，假如妨礙了經濟快速增長，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說，物質主義國家哲學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據(jù)此而采取的戰(zhàn)略與政策選擇完全有可能讓中國成為一個國強民也富的國家，但現(xiàn)代大國興衰起落的悲喜劇表明，如此成為大國的結局，卻也很可能讓人沮喪。

　　物質主義的國家哲學

　　《大國崛起》所羅列的近代大國，大多數(shù)都曾經信奉過當代中國人所信奉的物質主義哲學。這種物質主義乃是一種倫理態(tài)度及國家哲學，它與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論、笛卡爾開啟的近代唯理主義有密切關系。從亞里士多德到托馬斯·阿奎納的西方主流哲學傳統(tǒng)相信，人天生是社會性動物，城邦、國家是自然形成的，對于人實現(xiàn)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趨向上帝——是必要的。這一最高目的同樣約束著城邦或國家。因而，城邦或者國家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倫理性存在，統(tǒng)治的正當性在于其能增進“公共善”，向人們供應正義。正義是國家的根本特征，圣奧古斯丁曾說：沒有對正義的追求，國家就跟盜匪團伙沒有區(qū)別。所以，中世紀的普遍信念是，國王在上帝與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讓一個人成為統(tǒng)治者，他必須服從上帝與法律，才享有統(tǒng)治權。這一點，其實也正是周的“禮治”背后的政治哲學：天子與諸侯的統(tǒng)治權來自于禮，而非力。

　　近代哲學則顛覆了這套憲政主義的國家哲學。人的本質就是自利的欲望，國家只是人為了讓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與財產而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工具，與倫理目的無關。國家的正當性不再來自上帝或法律，而是當權者所掌握的物質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僅僅因為法律具有強制力，國民之所以順服，僅僅因為他們恐懼懲罰。也因此，為遏制眾人的欲望及對抗其他國家，國家力量必須足夠強大。為此，博丹、霍布斯構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主權”。

　　因此，乍一看也許有點奇怪：近代哲學無不奢談自由，但最終大多以權力迷信告終，不論是一人獨裁的權力，還是某個集團的權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權力，而“權力”一詞在古典與中世紀哲學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皺嗔Τ绨荨睒嫵闪私�代國家的精神癥狀之一。近代國家的精神癥狀之二是對財富的迷戀：國家把金錢、制造業(yè)等視為國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催生了歷史上第一套經濟學體系：重商主義，它倡導通過制造壟斷、設立專利權、限制進出口、限制本國貨幣外流等方式，為國家積累財富。此后大多數(shù)經濟學都繼承了這種精神氣質。

　　由此，大國依靠實力崛起并被實力更強者超越、摧毀，就成為歷史的主題。

　　大國們的覆轍

　　權力與財富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今人所津津樂道的“實力”、“國力”。一國之大，就大在這些“力”(power)上。為了積累實力，國家對內占有資源和財富，擴張國家權力，把權力擴展到公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控制經濟活動，尤其是把公民組織起來，納入到國家的動員體系里，讓每一個公民都作為國家實現(xiàn)自身目標的工具。此時，國家所能給出惟一論證就是，如此可以強國，自由何足道哉。對外，國家不顧既有的國際市場、國際社會游戲規(guī)則，狂熱地尋找資源、擴展影響力，輕率地與其他國家發(fā)生摩擦乃至沖突。此時，國家所能給出的解說總是民族生存或國家安全。在物質主義心靈支配的世界上是沒有對與錯的：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

　　物質主義的國家哲學具有一種自拆臺腳的傾向。當實力成為國家間關系的惟一尺度時，強者傾向于依賴對內的暴政聚集國家力量，弱者則難逃被更強者毀滅的命運。試看《大國崛起》所論及的各個大國的命運：西班牙依靠對外殖民實現(xiàn)強大，隨后被英國打敗，從此一蹶不振，遲遲不能建立起現(xiàn)代憲政政體。法國借著大革命的狂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行強制征兵制，就在巴黎的斷頭臺頻繁起落之時，法國軍隊橫行于歐洲大陸。但法國國土當時就已遭到歐洲君主聯(lián)軍的圍攻，最終雖占領很多國家，卻與德國結下冤仇，后來兩度被德國人入侵占領。德國人為這種榮耀同樣付出了慘痛代價：統(tǒng)一過程是普魯士軍事獨裁統(tǒng)治的擴展，最后則是兩次大戰(zhàn)的毀滅。日本的命運與德國類似。蘇聯(lián)為了崛起，把物質主義國家哲學推向極端，國家占有全部資源、全部工廠，甚至占有全體國民的身體與思想。為了積累國家力量，甚至不惜人為制造饑荒。但最終，甚至都不需要直接沖突，僅僅一場冷戰(zhàn)，就讓其龐大帝國土崩瓦解。

　　如此算來，近代以來陸續(xù)崛起、或試圖崛起的大國，大多數(shù)的命運其實十分悲慘。而在這些噩夢之前，它們都曾經做過狂熱的大國夢。大國夢具有自我毀滅的傾向，指望依靠權力、實力讓國家成為大國，享有支配他國的榮耀，本質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英國智慧的啟示

　　這并不是說，一個國家就必須回避成為一個大國。英國似乎就展示了一種有點例外的大國模式�！洞髧�崛起》恰恰忽略了這一點。該片津津樂道的伊麗莎白女王差點毀了英格蘭，正是在她統(tǒng)治時期，君主專制主義初露端倪，試圖顛覆英格蘭的古老憲政。她跟歐洲大陸的專制君主一樣是重商主義者，為了增加王室財政收入，隨意增加稅收，出售壟斷權、專利權。英國的國力確實由此增強了，并在戰(zhàn)爭中打敗了西班牙，用今人的話說，英國“崛起”了。

　　然而，崛起的代價卻是專制君主制的強化。伊麗莎白女王去世之后由蘇格蘭入承大統(tǒng)的斯圖亞特王朝兩代君主，把伊麗莎白女王的專制傾向發(fā)揚光大，試圖在英格蘭建立絕對君主專制統(tǒng)治。幸運的是，清教、法治與憲政觀念讓英國人勇敢地對這種近代物質主義國家哲學說不。英國人堅信，國家權力永遠要服從上帝，追求正義，并受法律約束，哪怕是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國王也沒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權力。

　　這些信念是相對古典的，正是這種信念，讓英國人沒有像歐洲大陸各國一樣，變成權力與實力的崇拜者。相反，英國重申了“古老的憲政”(ancient constitution)，強調了法律主權，率先建立了自由憲政制度。在此制度框架下，英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釋放出來，形成自由市場制度，該制度又催生出工業(yè)革命。只是在這之后，英國才真正成為一個“大國”。

　　與其說英國是一個“大國”，不如說英國是一個“好國”。“大國”不過是英國人追求好國家的附帶結果而已，好國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結果。正是這個良好的政體，讓英國人在成為大國的過程中并未喪失自由，反而不斷擴展自由與權利；
同樣是這個優(yōu)良政體，讓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政治安排勝他國一籌——盡管殖民統(tǒng)治本身無疑是丑惡的；
事實上，英國各殖民地在獨立之后普遍沿用了英國的法律制度與憲政框架。后來在帝國衰落過程中，英國人的自由與福利也并沒有遭受損失，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英國成為大國中惟一經歷大國自然衰落而未遭國破家亡命運的國家。

　　這個例外昭示了一種有待國人高度重視的治國智慧——其實孔子的王道思想蘊涵了同樣的智慧。中國以其龐大的體量，注定了要對世界發(fā)揮重要影響力。假如其他國家盲從物質主義的國家哲學，中國增加影響力的過程很有可能招致沖突。但是，國民若盲目追求這種影響力，治國者若完全專注于應付這種沖突，則必然讓國家深陷物質主義陷阱，成為大國的過程也很可能埋下禍根。

　　所以，“崛起”話語本身是令人憂慮的，因為諸多談論崛起者或多或少迷信實力、權力。崛起論者有時也談論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們把建立好制度僅僅視為一種手段。有些人大談“軟力量”，貌似超越物質主義，但其實是徹底的物質主義者，因為他們把文化、道德工具化，孔子、儒學成了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道具。可以說，生活于當今時代，實力與權力的誘惑確實十分巨大。

　　中國的十字路口

　　中國能否像英國那樣成為另一個例外？

　　當年北京的大學生們正是憤激于強權即公理的現(xiàn)實而發(fā)起了“五四運動”。然而，深為積弱狀態(tài)刺激的中國知識界反而一直是該教條的忠實信徒。自嚴復以迄今日，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廣為流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人們觀察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倫理信條，“現(xiàn)實主義”幾乎是研究國際問題學者的普遍信念，報紙上經常說，弱國無外交，中國強大了所以別國就尊重中國了云云。

　　為此，人們本能地支持一種立國思想：不惜一切代價實現(xiàn)國家強大，過去幾十年來的國家哲學都帶有強烈物質主義色彩，并發(fā)展出一套國家動員體系：政府占有各種資源，也控制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從最初發(fā)展重工業(yè)、軍事工業(yè)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發(fā)展“綜合國力”，始終都是在物質性力量上打轉。90年代以后流行的主流經濟學也強化了整個社會對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

　　但是，這幾年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已經表明，這種片面的物質主義現(xiàn)代化進路是走不通的�，F(xiàn)在中國正處于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國民、尤其是精英能否超越物質主義的國家哲學，拒絕實力的誘惑，放棄實力話語，也不再奢談“大國”崛起，而把建立“好”國家作為首要目標？

　　這個好國家既包括法治民主制度，也包括向善的國民道德與健全的社會組織。這些才是國之所以大者，因為只有這些能讓每個國民像人那樣生活，并且把他者也當成人對待：這一點既是人的最高目的，也是國家的惟一目的。國家的力量強大與民眾的財富豐裕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它們不應反客為主，成為國民、國家直接追求的目的，它們甚至連手段都不能算，至多不過是追求好國家的一個附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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