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我包容多元

　　特里·伊格爾頓 著 吳萬偉 譯

　　《巴赫金：世界的詞匯》（Mikhail Bakhtin:The Word in the World）

　　格雷厄姆·派契（Graham Pechey）著

　　Routledge出版社 238頁，19.99英鎊

　　過去30年，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與其說是個人倒不如說是一個公司。實際上不僅是個公司，而且是個欣欣向榮的跨國公司，里面有乘飛機到處旅行的行政總裁，有全球性的學術會議和自己的出版刊物。在文化理論領域，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已經(jīng)成為龐大的產業(yè)。他創(chuàng)造的許多冗長夸張的術語包括對話主義(dialogism),雙聲語(double-voicedness),時空軌跡(chronotope),雜語/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多音性(multi-accentuality)等，已經(jīng)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熱門詞匯。在世界性的學者圈子里，有些人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研究他的著作，要從其著作中找到為自己議題服務的東西。他是馬克思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宗教思想的人道主義者，文本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文化社會學家，民族思想家，哲學家，人類學家，還是所有這些的結合？

　　這個曾經(jīng)默默無聞的蘇聯(lián)語文學家現(xiàn)在成為后現(xiàn)代西方的學術明星并不像看起來那么讓人吃驚。因為幾乎沒有哪個后現(xiàn)代熱門話題巴赫金沒有預測到。文本，雜合性，他者，性別，顛覆，延異（deviance ）,異型生殖（heterogeneity）,大眾文化,身體,去中心的自我（the decentred self）,標記的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of the sign）,復古主義（historicism）,日常生活等。這個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后結構主義者，正如格雷厄姆·派契所說的，是遠遠走在我們時代前面的人，讓人驚訝的是沒有在他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球星貝克漢姆和辣妹的典故（Posh and Becks）。因為這個文化很少是他影響的直接后果，人們或許聲稱如果巴赫金不存在，那就沒有必要再創(chuàng)造一個他出來。

　　為什么讓人恐怖的斯大林主義時代和iPod時代有這么讓人好奇的類似呢？答案是非常明顯的。正如巴赫金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lián)極權主義的隱晦的批評一般，后現(xiàn)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潰敗的結果。在鮑德里亞（Baudrillard）,利奧塔（Lyotard）等人的著作中，它成為幻滅的左派另外的信條。它對文本的著迷在缺乏政治行動的時代就具有了意義。美國學生不是在校園里放火，現(xiàn)在開始清洗他們不正確的言論。如果馬克思主義對于性忸怩作態(tài)，覺得丟人的話，那后現(xiàn)代主義則對性盲目崇拜。溫暖的，充滿欲望的，可觸摸的身體是對所有那些沒有血肉的亞洲生產模式抽象的活生生的叱責。我們不是導致進入古拉格的宏大敘事，而是有了微型敘事的多重性。因為教條的絕對性分割撕碎身體，相對主義是那時的秩序。如果閹割同性戀者是你文化的一部分，那我來反對的就是種族中心主義。革命不再成為議題，但是斷斷續(xù)續(xù)的顛覆可能替代了它。階級政治讓位給了身份政治。體制不能被推翻，至少它能被解構。因為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沒有政治希望，無產階級舉起了棍棒卻沒有指出前進的方向，后現(xiàn)代的關注催眠術似地轉向他者，不管他是拿著什么樣的護照女性，同性戀者，少數(shù)民族等在旅行。

　　巴赫金也是第五縱隊的人。他1895年出生在俄羅斯外省小鎮(zhèn)奧勒爾（Orel），父親是沒有名份的貴族后來成為銀行家，在彼得堡大學學習古典文學。上大學期間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革命。在這個爆炸性的歷史時刻，巴赫金幾乎同時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未來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雖然他是虔誠的俄羅斯東正教徒，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巴赫金度過了一段濃烈的文化綜合期，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聯(lián)姻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他的思想至少既是歷史的，也是唯物的。俄羅斯宗教明顯的共產主義偏向連同其意識的精神性在這個同盟中發(fā)揮了作用。同樣的情況是人體神圣性的準唯物主義信念。這是贊美基督的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的信念。在巴赫金對這個詞的物質性的著迷背后，正如派契的標題顯示的，存在著神學的復活。詞匯人（The Word-made-flesh）是他的著作的毯子中的人物。

　　革命后，巴赫金在幾個小鎮(zhèn)工作，忍受貧困和疾病的折磨。他患上了骨髓炎，1938年的時候一條腿截肢了。身體的頌揚者現(xiàn)在處于非常糟糕的狀況。他還是個煙鬼，這個習慣最終導致肺氣腫，雖然他對拉伯雷式熱情（Rabelaisian feasting）的羨慕似乎僅留下喝茶的習慣，他是成加侖地喝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沒有支用來卷煙，他剝奪了后代有些無價的洞察力，把他的手稿撤下來卷煙抽。

　　巴赫金在涅維爾（Nevel）城的學校教書，在維貼布斯克（Vitebsk）教育學院上課。這在早期階段蘇維埃當局還是可以接受的，他還為當?shù)毓伯a黨組織成立了文學小組，給學藝術的工人講授美學理論。在1924年，他返回彼得堡，除了微薄的國家救濟金外在私人公寓里為非正式團體講課貼補家用。像往常一樣，他周圍總是有一幫無政府思想的作家和奇怪的博學者。實際上，他的生活故事是一個又一個的小圈子故事組成。在他周圍形成的碰巧洗滌而后被遺棄的死水。他是一個傳播并實踐對話體的人。但是到了1920年末期，他朋友圈推動的宗教狂熱在國家看來越來越討厭，到了1929年巴赫金就因為是宗教團體的成員，反共傾向和用歪理邪說毒害青少年被捕�？梢宰匪莸教K格拉底的主張如對話體，顛覆性諷刺和隱晦話語的思想家現(xiàn)在好像遭受了前輩同樣的命運。

　　讓巴赫金免于死在勞改營的是，巧得很，因為一本書。他對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詩學的深入研究就在他被捕的那年發(fā)表了，獲得了教育部長和業(yè)余文化理論家盧納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的好評。從勞改營中被解救出來，他被判刑，慈善地流放到哈薩克斯坦。作為毒害孩子的知識分子，他被禁止在那里教書，他的妻子葉蓮娜•阿列克桑德洛芙娜（Elena Alexsandrovna）靠打零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這個但丁和歌德的崇拜者最后淪落到給養(yǎng)豬的農民講會計作為集體化努力的一部分。在哈薩克斯坦期間，他生活在薩蘭斯克（Saransk），曾經(jīng)居住在棄置不用的監(jiān)獄里，在一個人的世界文學系的教育學院任教。他還對燈泡廠的工人講授過美學理論，成為當?shù)匾粋�名人。從那里，在1930年代大清洗高潮的時候，他的流浪甚至到了莫爾多瓦共和國的薩維洛沃（Savelovo），在那里要不是朋友們的慷慨襄助，他可能就餓死了。

　　在這個階段，巴赫金在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后來，成為《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在1946年他把著作提交要求審查。評審委員會對它的淫穢內容，性直接描寫，民俗感傷主義和對教條的蔑視非常不滿，直到12年后才授予他博士學位。直到1960年代，他逐漸復興，部分因為蘇聯(lián)的巴赫金熱心者，形式主義學者（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好官職，至少其中一個沒有意識到這個偉大的人還活著，敦促重新發(fā)表妥斯陀耶夫斯基的著作，經(jīng)過了漫長的和當局的斗爭后在1963年看到了曙光。在經(jīng)過強烈的媒體攻勢下，拉伯雷的書最終也出版了，其中的色情描寫經(jīng)過了謹慎的刪節(jié)，（比如陰莖變成了婚姻短棍）巴赫金現(xiàn)在身體已經(jīng)很虛弱，在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女兒的幫助下在莫斯科一家醫(yī)院得到一個位置。從那里他們又搬到專門為第三世界居住者的住所的老年人的房屋，最后給了他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

　　就像生死在巴赫金的狂歡觀念中交織一樣，在他的身體衰落下去的時候，他的名聲卻在興起。他在1975年去世的時候，文學學者把他捧為名流，上年紀的形式主義者到處打聽他的消息，年輕的學者為他喝彩，因為文學理論正在西方成為熱潮。他的臨終遺言是“我來到你身邊”，雖然他在著作中否認有最后的話的說法。巴赫金的宗教追隨者認為這個你是指上帝，馬克思主義信徒則認為指他的四年前已經(jīng)去世的妻子。

　　巴赫金的核心概念對話主義并不意味著側耳聆聽別人的談話，正如他的有些自由評論家似乎認為的那樣。它指的是任何一句話或一個字是通過一系列的他者折射出來的，或許是對抗性術語，通過這些術語可能抓住其意義。因此它和后結構主義者的文本性概念（textuality）有契合之處�？赡芨�本就不存在沒有中介的真理。正如許多現(xiàn)在思想家宣稱的我們通過一個很陌生的媒介來到我們自己。在巴赫金看來，語言是交戰(zhàn)力量的戰(zhàn)場，因為每句話都發(fā)現(xiàn)自己的位置被另外的意義占據(jù)了。每個符號都盯著其他的符號，在自己的身體中藏著它們的蹤跡，同時面對說話者，話題，上下文和聽話者。像人一樣，話語也是由它們和他者的關系確定下來的，語言總是多孔的，雜合的，開放的。從來沒有第一個字，也從來不會有最后一個字。語言的沒有終止性和不可預測性，我從來不能從你的任何兩個字中推斷出第三個字是什么這個事實，說明它就是人類自由的標志，因此在廣泛的意義上它是政治性的。符號從來不是自我確定的，總是表達比它們說的東西更多（它們沒有說的多余的東西）敵人是巴赫金提出的術語獨白（monologism）。意思是試圖征服這種難以壓制的異質性的元語言。

　　在他的著作中有時候是斯大林主義的禮貌詞。語言被離心力（centrifugal）和向心力（centripetal）兩種力量撕扯，前者是離心力，后者是向心力。國家語言傾向于同一性，但實際上是完全“異質性的”（heteroglossic），隱藏著方言和言語風格的多樣性。在所有這些方面，巴赫金的著作標志著從語言到話語的重大轉變。在索緒爾（Saussure）和他的學生把語言簡化成為形式的，沒有上下文的體系的時候，巴赫金對語言中不能被形式化的任何東西都感興趣，上下文，語調，和隱含意義，詞的物質性，沒有說出來的話（the non-said）想當然的話，意識形態(tài)評價，說話者的社會關系等。如果交流是讓我們成為人的根本，那么語言學就根本不可能和倫理學完全區(qū)分開來。

　　那么，語言符號就是“多重音的”（multi-accentual），一個只能依賴它和其他符號的關系定位存在的不穩(wěn)定的力量。巴赫金對文化的興趣因而在那些形式上，狂歡，梅尼普諷刺體（Menippean satire），小說等代表話語的相當大的“多音/復調”（polyphonic）競爭，意義的一種形式相對化或者分散化對方，一種形式的習語入侵，顛覆，引用，構成，拆除它周圍的習語。對于這個現(xiàn)象的主要文學名稱是小說，完全沒有規(guī)則的混雜文體，不像史詩，牧歌，或者悲劇，因為在巴赫金看來不是確定的形式而是破壞性的力量。小說完全依賴于和其他文學模式的對話關系，吞噬它們，模仿它們。它是個標新立異的反文體，偏離的，非教規(guī)的，世俗文獻，顯示所有的話語都是部分的，臨時的。在巴赫金看來，語言形式的這種重大沖突誕生在希臘化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這些獨裁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的廢墟中決不是偶然的。

　　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意義的這種祭祀儀式來到街上成為狂歡的形式。在神圣的傻子（holy fool）的俄羅斯傳統(tǒng)中，人們揭露所有形而上學標記，把所有官方價值都變成滑稽的模仿的古老藝術。像小說，它贊美流動，變化，動態(tài)和不穩(wěn)定。所有的絕對價值都被嘲笑和相對化。官方主義的莊嚴被笑聲的致命力量陷在坑里�；�稽模仿，扭曲，和倒轉（鼻子/陰莖，臉/屁股，神圣/褻瀆，男人/女人，高雅文化/低俗文化）通過偏僻小道和市場進入心情愉快時刻的猖獗泛濫。嚴格的反對被粗糙地拆除了。生與死，破壞和重生，身體和精神，智慧和愚蠢，天使被送出，尾巴在對方的嘴里�？卓诒豢醋魃眢w破壞邊界的地方，相互狂喜結合的地方。這種實踐的任何事情都是模糊的，雙面神的，太滑了根本無法確定�？駳g減少圣潔和矜持，在這種驅除神圣性的背后是基督教福音的矯揉造作，救贖變成了一杯水的禮物。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把普通生命神圣化的運動，基督教站在巴赫金的對日常生活先入之見的源頭。就好像它遠遠地潛伏在對大眾文化著迷的現(xiàn)代潮流后面。

　　或許英國到現(xiàn)在為止關于巴赫金最好的書是1999年出版的肯·赫契考普（Ken Hirschkop）的《巴赫金：民主的審美》（Mikhail Bakhtin: 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Hirschkop）。該書在下面幾個方面超越了派契的研究。和派契不一樣，赫契考普懂俄語，在莫斯科圖書館工作過。另一方面，赫契考普的文筆流暢，親切友善，而派契的精心追求的流利有時候接近于冗長羅嗦。他太容易接受莊嚴洪亮的短語，有時候甚至能加入些微牧師的口氣比如“現(xiàn)代理性的罪惡的傲慢在20世紀產生其政治特征的恐怖主義異端邪說。”盡管崇拜巴赫金，赫契考普能夠非常不留情面地批評，但是派契幾乎沒有說巴赫金一個字的壞話。他給我們提供的幾乎沒有任何毛病的思想家的形象遠非未完成的，成長的，模糊的，沖突的，而赫契考普特別擅長驅趕改變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最后雖然赫契考普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并不劫持巴赫金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派契是馬克思主義者變成的基督徒恰好迫切要做到這些�！栋秃战穑菏澜绲脑~匯》是可敬的智慧敏感的洞察力強的精心研究，但是在它的錯綜復雜的學術文體背后是深刻黨派偏見的產物。

　　派契令人信服地認為巴赫金是要重新寫現(xiàn)代性的歷史。認識論屈服于美學，啟蒙的抽象推理被藝術的感官特殊性替代。冷酷的工具性理性為交流的理由的形式讓路�，F(xiàn)代時代的虛假自動話題被對話自我推翻了。在所有這些方面，現(xiàn)時代的美學變成了失去的或者邊緣化的知識形式的儲藏室。派契運用技術和力量提出這個觀點，但是他不能抗拒把他的各種對手妖魔化，用最不具備對話體的形式。俄羅斯形式主義者的有錯誤的，豐富的，具有獨特創(chuàng)造性的著作被這么多批評性的技術專家論而拋棄。實際上，該書建議在他們和斯大林主義者之間的驚人的平行關系。所有的先鋒派（法國詩人蘭波Rimbaud，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都應該被作為文學上的列寧主義送到地獄里（派契自己的語言），他們試圖挑戰(zhàn)的在現(xiàn)代化的項目上的陰謀家。這個隨便的漫畫或許成為在1930年在斯大林加強控制的時候自殺的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的驚訝。派契錯過了歐洲現(xiàn)代主義既極端現(xiàn)代又極端反現(xiàn)代的真正復雜性�，F(xiàn)代性是“抽象思想和不流血的認識論”。對于贊同啟蒙（民主，女性主義，自由主義，普世權利等）沒有什么可說的，雖然巴赫金遭受了蘇聯(lián)政權野蠻的非理性主義的苦難，我們仍被邀請崇拜“任何有理由懷疑理性的群體”（注意scare cap）雖然派契想把巴赫金從馬克思主義的最微小污點中拯救出來，他在這方面是不一致的。巴赫金以兩個同事的名義寫了馬克思主義文章的建議一方面被嘲弄性的駁斥為“上當受騙”，但是在別的地方這些著作據(jù)說“激發(fā)”甚至“說服”了他。巴赫金可能以他自己的理想主義方式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事實則根本沒有提到。

　　派契非常干脆地向我們保證不愿意把他討論的人物的著作政治化，但是他不止一次把這些著作當作反對蘇聯(lián)的文章，甚至允許巴赫金堅持一種‘虛假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讀者可能注意到雙引號）。在本書的其他地方，這種明智的構想變得更加大膽，巴赫金成為后殖民主義的先驅。雖然非常讓人吃驚的是，派契作為南非人，似乎認為在種族隔離的故鄉(xiāng)和反對它的“顛覆思想的正統(tǒng)根源”之間很少或者沒有選擇。對于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的幻滅，連同所謂的隨著年齡增長人們變得保守右傾，或許起了一些作用讓他在從馬克思主義向基督教的轉變中。至于巴赫金，或許也是從曾經(jīng)對馬克思主義表示同情到讓人可以理解的反對，該書或許有自傳性的色彩。

　　盡管招徠過多的反對，派契的研究是思想的杰作，是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長期和深入思考的成果。但是人們或許回憶起來關于變化，動力學，多元化，雜合性，開放性等沒有本質上的積極性。從巴赫金時代以來已經(jīng)改變的東西是如果這些曾經(jīng)是體系的替代性選擇的話，它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雖然派契或者后現(xiàn)代主義者似乎還沒有注意到這點。沒有哪個政權比后期資本主義更喜歡多元化和動力學。人們或許也記得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美德就是它的一貫性，根本沒有必要草率拼湊另外的現(xiàn)代性，因為那個替代性選擇深藏在現(xiàn)代性本身。讓人類痛苦和壓迫的力量本身也同樣可以帶來解放和幸福�；蛟S，這就是對話主義最大膽的形式。

　　譯自：“I Contain Multitudes”by Terry Eagleton

　　http://www.lrb.co.uk/v29/n12/eagl01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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