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必堅：深切悼念益友良師龔育之

　　育之同志去世，使我萬分悲痛。我是6月14日訪日歸來才獲悉他已于12日去世消息的，當時我原以為他病情雖重，但尚屬穩(wěn)定，怎么就走了呢！說實在話，我還打算同他商量，辦一件重要事情呢！這就是有關同志曾提議，希望我和育之一起來回憶一下，新時期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起草的過程和情況，作為材料保存下來。這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還沒有作，他怎么就走了呢！

　　我和育之同志相識相交，已過半個世紀。從50年代起我們就一起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拔幕�大革命”中，我們一起到寧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勞動，后來我們又一起被借調到小平同志復出后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粉碎“四人幫”后，我們又一起調到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這就是后來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1980年我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在那以后，一直到我1997年調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之前，我們沒有在一個部門共事。但是實際上應當說，恰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近三十年當中，我們在一起合作一起工作的時間更多了。這主要是因為，我們一起參加了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參加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編輯工作。而且，在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中，我們又總是在同一小組工作�，F(xiàn)在回想起和育之同志同心戮力，共同工作戰(zhàn)斗的日日夜夜，他的音容笑貌，真是如在目前，他對我的啟迪、幫助和教益，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育之同志走了，但我深深感到，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黨史研究和教育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將永存世間。經(jīng)中組部審定的“龔育之同志生平”，評價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中共黨史學家、教育家”，我認為是很準確的。育之同志的貢獻，確實是多方面的。

　　一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方面，應當說他在新中國是這方面工作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時，他在于光遠同志領導下，為傳播和研究自然辯證法，制定中國的科技政策，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拔幕�大革命”后，他還在北京大學擔任自然辯證法的博士生導師，擔任過中國科協(xié)的重要工作。這幾年還帶頭反對偽科學，提倡科學精神。這方面情況我雖然不熟悉，但我知道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

　　二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方面。他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zhàn)略思想，對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積累的經(jīng)驗，是傾注了真誠和忠心的。我到黨校工作，提出編寫“三基本”、“五當代”教材，他也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高度鼎力支持，親身參加多次討論，給予許多指教。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發(fā)表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包括他去年發(fā)表的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見，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我認為都將發(fā)生長遠的影響。順便說一下，他在參與“三基本”、“五當代”研討時，身體還好，而在后來參與我們關于“中國和平崛起發(fā)展道路”的研討時，可就是拄著拐杖來的了！

　　三是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他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文獻編輯和黨史的研究上。他對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選編、注釋是下了大功夫的。在我們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時候，他的嚴謹、細致、認真態(tài)度和淵博知識是第一等的，為編輯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證。我在黨校創(chuàng)辦《學習時報》后，他開辟的《黨史札記》專欄成為報紙的品牌之一，發(fā)表了一大批深受讀者歡迎、影響超過大部頭黨史著作的杰出論文。

　　四是在中央文件的起草上。從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開始，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他參與了中央歷次黨代表大會和一些全委會文件的起草工作。去年11月25日，黨校等有關部門為我的論集召開座談會，他的發(fā)言講了我在中央文件起草上所做的工作。他說：“《鄭必堅論集》三卷并不是鄭必堅在理論方面的全部成果，只是他成果中以個人著述表現(xiàn)出來的部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他參與制訂的黨的文獻當中。”事前我并不知道他要講什么，聽說會后他曾向有的同志說，這些事大家不知道，這次不講沒有機會了。他的那次發(fā)言，不僅是拄著拐杖來的，而且是已經(jīng)重病住院當中特地趕來的！他的真誠，實在讓我永生難忘。其實，他自己就是這樣做工作的，他的著作只是他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他參與制訂的黨的文獻和參與編輯的領導人著作之中。我還要說，育之同志在我論集座談會的講話，是他在臨去世前不久寫下的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文章中的一篇。順便提一下，承蒙蘇榮校長的好意，在那次座談會開會前，他提議我和育之同志、先知同志三人合影，這是我和他，也是我們三人最后一次合影。

　　談到育之同志，除了要講他的理論貢獻，還應講他的做人和治學態(tài)度。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chǎn)很多，而就做人和治學方面，以我個人體會，最本質最中心最崇高的東西，一是對黨和人民的事業(yè)上，顧全大局，淡泊名利；
二是在治學態(tài)度上，堅苦精深，樸素求實；
三是在對待同志和朋友上，平等待人，謙和真誠。所有這一切，他是真正做到了！

　　在育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上，我作了這樣一幅挽聯(lián)：

　　“半世紀益友良師，一朝永訣，音容宛在，哀思長留心底；

　　三十年偉業(yè)共襄，而今難再，文運綿長，情寄流水高山�！�

　　我以這幅挽聯(lián)，來表達我的哀思。（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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