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母親放飛的手

　　在內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而尖銳的沖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單方面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chuàng)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某種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么大的影響�！彼�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生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要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后，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脾。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并無那一個“最”字橫亙心中。

　　1942年，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縣——“去逃難”，直到抗戰(zhàn)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后來又常出差，再后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jié)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并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xù)地離家獨立生活，家里，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凍著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制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制作的這類美味佳肴。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并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里外不憚煩地制作美味�！皨�！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于天經地義。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于沒收，卻總是要數(shù)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只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并且那話里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將所意會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飼養(yǎng)”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里，各家的郵件，特別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只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余的竟都是我訂的。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huán)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眾電影》、《戲劇報》……乃至于《收獲》與《讀書》。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么那么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么多錢��！你看你，自己穿得這么破舊，家里連套沙發(fā)椅也不置！”母親回簽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其實鄰居們還只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里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后，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制片，又由于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父親簡直不怎么過問我的事。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么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yǎng)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yǎng)育下，我便儼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于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在我母親來說呢？“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并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里得到一個好分數(shù)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里面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jié)。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著許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別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我被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guī)煼对盒３燥埐灰�錢，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別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伙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來，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并且也不曾設想過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我服從了，心里卻十分地別扭。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那雖只是個�？茖W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和了迷，幾個月后，我也就習慣于在圖書館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竟也出現(xiàn)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還是屬于多的。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候買些伊拉克密棗(那是當時市面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fā)現(xiàn)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我當然也并不以為自己應當隨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于：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么，為什么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別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于“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里聽課。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里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污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現(xiàn)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練，也堪稱教訓與經驗并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xiàn)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xiàn)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母親將我們放飛

　　我在對母親的回憶里，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嘆，不是因為家貧難養(yǎng)，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沖破牢籠”，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而是因為父母一致認為，特別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后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yǎng)活到自己筑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chuàng)自己的另一個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二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里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yè)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傊�，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在后來的歲月里，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后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父母對放飛后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后，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shù)匕仓玫狡�遠的家鄉(xiāng)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里往北京我這里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匯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跡，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yǎng)孫子”，對我，卻并沒有濃釅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全力地讓他康復。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后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里，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母親絕無一分鐘的動搖，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隨父親到了塞外。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只好安排。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鐘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干�！�…對于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么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一種優(yōu)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xiàn)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幾年后，我已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近五年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后，終于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于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于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遇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xiàn)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為我縫制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內心里的感情沖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以后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面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于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F(xiàn)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叵肫饋恚�自那以后，結婚以前，我確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于1978年突發(fā)腦溢血逝世。父親逝世后，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里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著一種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并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志，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fā)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里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機，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干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適，從二哥家進了醫(y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yī)院看過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撥下護士給她扎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隨父親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將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的累贅，在她即將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面時，她采取了不發(fā)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號。

　　靜夜里，憶念母親，無端地聯(lián)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里眼中吸�！蹦潜臼翘迫隋X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營造的，是一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
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只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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