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國強：對歷史的另類詮釋——《血路——中國革命中的沈定一傳奇》評介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書，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蕭邦奇（R. Keith Schoppa）關于20世紀10—20年代中國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該書于1995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年便榮膺美國列文森圖書獎中的優(yōu)秀史學著作獎。該書的中譯本《血路——中國革命中的沈定一傳奇》于1999年9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譯者為周武彪先生。

　　當你偶然從書架上拾起這本書開始閱讀的時候，你很難一下子意識到你手中拿著的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本書第一章的敘述風格使得該書更象是一部暢銷的偵探推理小說。作者在長達八頁的篇幅中，向我們描述了一個并不復雜的事件：1928年8月，本書主人翁沈定一從他的家鄉(xiāng)——浙江省蕭山縣的衙前村——去省內(nèi)的風景名勝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盤桓兩日，會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槍手的暗殺。穿插于這些事實之間的，是大量的對當時歷史背景的介紹、對沿途自然人文景觀的瑣碎記述和對主人翁內(nèi)心感受的主觀推測；
接著，是對突如其來的暗殺過程和血腥場景的細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殺手的成功逃逸，使得這次暗殺事件顯得撲塑迷離，給讀者留下許多懸念……

　　當然，這本書的巨大成功決不僅僅歸因于作者巧妙的整體構(gòu)思和高超的寫作技巧，它能獲得列文森圖書獎，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種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的敘述方式，詳實生動地向讀者展現(xiàn)了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的一般面貌。書中的許多觀點反映出作者對民國政治和中國革命的深邃見解。作者在《提要》中說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圖還是為了通過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經(jīng)歷和死亡以及其中蘊涵的本世紀10年代晚期和整個2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裂痕及結(jié)構(gòu)，以考察20年代中國革命�！本C觀本書，我認為作者成功地實現(xiàn)了上述意圖。

　　按照近年來西方學界頗為流行的理論研究范式，蕭邦奇在本項研究中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對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選擇這樣的角度切入主題，是基于以下認識：

　　在整個20世紀的巨大挑戰(zhàn)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統(tǒng)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始終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會政治變遷背景下，個體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問題與社會、國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問題緊密聯(lián)系起來。而急劇的革命變遷造成的相當?shù)恼�治與人身不安全也使得個人必須面對身份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須建構(gòu)或重構(gòu)身份。

　　為了確定沈定一的“身份”，蕭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會網(wǎng)絡”的概念和方法。他認為“社會”是“個體間通過廣泛的私人聯(lián)系而形成的聯(lián)結(jié)體或聚集體。這些可能既是橫向又是縱向的聯(lián)系隨之又組成社會關系束和關系網(wǎng)，而后者又是社會組織和群體諸如政黨和派系結(jié)構(gòu)的基本成分�！痹谧髡呖磥�，“社會網(wǎng)絡”不僅是構(gòu)成社會的要件，而且是決定社會發(fā)展變遷的一種動力機制。

　　在運用“網(wǎng)絡”概念和方法對大量史料和史實進行梳理的過程中，蕭邦奇發(fā)現(xiàn)：“個人并不只簡單地從屬于一張網(wǎng)，而是屬于許多重疊的網(wǎng)，這些網(wǎng)決定了個人的社會位置并塑造其身份”；
“許多精英的身份具有變化的軌跡，隨著社會情境的變遷而具有相當?shù)哪：�性和適應性。”

　　正是基于對沈定一在不同時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時期，五四時期，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場所”（如全國范圍，浙江省內(nèi)和蕭山衙前等）所處的眾多的、相互交叉重疊的“社會網(wǎng)絡”的深入研究，蕭邦奇向我們展示了沈定一作為“地主少爺”、“清朝縣官”、“辛亥革命的擁護者與參與者”、 “地方自治倡導者”、“新聞記者和五四精英”、“農(nóng)村教育家和農(nóng)民運動先驅(qū)”、“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主要成員”、“國共合作時期的跨黨分子”、“西山會議參與者”、浙江省“清黨委員會負責人”、“國民黨內(nèi)的反對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復雜的政治面相，從而使我們對沈定一這一歷史人物的認知超越了我們所熟知的“好人”或“壞人”、“革命”或“反動”的簡單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顯得更加生動、豐滿和真實可信。

　　其次，通過對沈定一所處的“社會網(wǎng)絡”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蕭邦奇在界定沈定一個人身份的同時，還連帶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幅20世紀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國政治舞臺上活躍著的政治精英的群像。這使我們對“沈案”的歷史背景有了一個更全面的整體把握。

　　第三，通過研究“社會網(wǎng)絡”形成和裂變的基因，蕭邦奇還向我們立體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國革命陣營內(nèi)外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從而逐步明確了沈定一在蕭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國的政治對立面——“沈案”的潛在主謀。

　　在該書的第九章，蕭邦奇為我們列出了五種不同類型的嫌疑人：（1）衙前東岳廟廟祝；
（2）嵊縣蠶繭商人；
（3）蕭山縣地主；
（4）共產(chǎn)黨或個別共產(chǎn)黨員；
（5）國民黨或個別國民黨員，并根據(jù)他（它）們各自可能產(chǎn)生的暗殺動機的強弱程度、組織和實施暗殺計劃的各種能力、以及“沈案”發(fā)生后各方的反應，最終將暗殺的主謀鎖定為國民黨內(nèi)的蔣介石集團，指出這是一場“為阻止政治成功和潛在叛亂而實施的謀殺”。盡管蕭邦奇的上述推斷缺乏直接的證據(jù)，還不能作為歷史的定論，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實所作出的嚴謹周密的邏輯論證，依然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蕭邦奇看來，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國政治舞臺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終死亡，是20世紀10—20年代中國革命發(fā)展和蛻變歷史的一個縮影。中國革命的悲劇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階段，許多懷著不同政治和知識信念的人們，面對已被鑒定和確認的共同敵人會聚成廣泛的反帝反軍閥的包容性動力源。五四時期所崇尚的寬容、開放和實驗意識正是這整個時期的時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當革命運動開始顯示出可能即將成功的跡象時，革命過程卻變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間，政治憲政文化及其對程序和法律的強調(diào)即被順應革命而興起的尚武風尚吸納和摧毀。

　　造成革命異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國政治舞臺上的所作所為。而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毀譽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圍繞“沈案”的研究敘述中，字里行間，作者還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對“革命”的獨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歷史觀。他寫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個人的社會、經(jīng)濟力量或意識形態(tài)斗爭就能解釋的過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們的故事。這些處于不同的社會關系和推進力中的人們，常常是別無選擇地被卷入他們所不能控制和引導的革命形勢和風暴之中。

　　革命過程中的日常決策和行動產(chǎn)生于類似的事件、發(fā)展和關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一致及發(fā)展。為了理解革命，我們必須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日常人生經(jīng)歷和社會過程，人們的思想發(fā)展和行動正是來自于此；
我們也應把我們的主要關注點置于活生生的個體之上，不同個體的目標相同，但可能來自于多樣的動機。

　　如果我們把蕭邦奇的上述觀點驗之于沈定一的個人經(jīng)歷，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對《血路》這本書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讀法。如果把它當作一部偵探推理小說去讀，在故事的結(jié)尾沒有能夠最終確認“沈案”的主謀，不能不使讀者感到某種缺憾。但在我看來，既然該書是一部以浙江為主要“場所”、以沈定一為中心人物的民國政治個案研究專著，在我們讀完全書以后，誰是“沈案”的元兇似乎已經(jīng)并不重要，因為作者已經(jīng)成功地運用“沈案”所造成的懸念，巧妙地將讀者的思緒引入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之中，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對20世紀初期民國政治和中國革命的了解更進一步。

　　后一種讀法，或許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本文原載于《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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