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哲學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jīng)驗

　　內(nèi)容提要：學術(shù)獨立于政治是普世性的現(xiàn)代訴求，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shù)之具有現(xiàn)代性，正基于其內(nèi)在的自由品格。不過，千方百計爭取獨立的中國學術(shù)，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quán)力拘束為所有學者難以擺脫，其關系之復雜、過程之曲折，任何一種理論都無法充分理解。本文以賀麟先生《當代中國哲學》一書的修改為例，透視學術(shù)與政治關系上的中國特色。第一部分“哲學的政治化”介紹賀麟寫作、修改該書時是如何地自覺地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
第二部分“政治的哲學化”探討現(xiàn)代中國政治何以需要哲學；
第三部分“哲學家的政治關懷”討論學術(shù)政治化在現(xiàn)代中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四部分“政治家的哲學地位”評論強烈的政治意識對哲學史寫作所造成傷害。

　　關鍵詞：賀麟 哲學 政治 蔣介石 毛澤東

　　關于學術(shù)與政治，韋伯在1919年的講演中斷定：“這是兩個完全異質(zhì)的問題”，“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有充分理解的終結(jié)之時。”（1）盡管此論涉及到世界的“祛魅”、理性的工具與價值的主觀化、科學無法提供人生的意義等西方現(xiàn)代性的基本形勢，僅僅一句“學術(shù)自由”并不能概括韋伯的深微論旨，但無論如何，學術(shù)獨立于政治不但是韋伯的結(jié)論也是普世性的現(xiàn)代訴求，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shù)之具有現(xiàn)代性，正基于其內(nèi)在的自由品格。不過，千方百計爭取獨立的中國學術(shù)，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quán)力拘束為所有學者難以擺脫，其關系之復雜、過程之曲折，即使細讀韋伯也無法透徹理解。

　　1986年，著名哲學史家賀麟先生，將1947年完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修改后以《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書在不影響原書的體系及主要論點的前提下，作了適當?shù)男薷暮脱a充�！保�2）揭呈此一修改所關涉的諸多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學術(shù)與政治關系上的中國特色。

　　一 哲學的政治化

　　經(jīng)過五十年代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學術(shù)思想批判等“洗腦”、“交心”的運動之后，賀麟一代的學者紛紛修改舊作以適應新的環(huán)境。馮友蘭修改《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修改《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等都是著例。政治熱情不那么高的湯用彤，1955年沒有修改就再版了此前曾享譽國際的舊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為此他“感到非�；蹄ぁ�，其《重印后記》主要是自我檢討，“希望讀者留意本書中存在的這些帶有根本性質(zhì)的缺點。”（3）謝泳注意到：“書是按舊稿印了，但這樣的話也一定要說，另外再深刻地檢討一下自己的過去，這似乎已成為那個時期老學者重印舊著的一個慣例�！保�4）賀的《中國當代哲學》之所以要等到八十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在其過份強烈的政治色彩：“我記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對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此說的論點，及發(fā)揮知行合一說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不過嚴重的錯誤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蔣介石所謂‘力行哲學’�！保�5）除了吹捧蔣介石，此書還包含對辯證唯物論的根本性批判，這樣的著作在此前的三十多年中連修改的前提也不具備。如果說純學術(shù)性的著作再版都要按政治標準進行修改，那么原本就具有自覺政治傾向的賀著新版，自然就更脫離不開政治。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種新的政治標準代替舊的政治標準，新舊兩版實際上都具有政治化寫作的性質(zhì)。

　　賀在新版序中交代說：“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于學生的筆記寫成，由于我當時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本汀拔镔|(zhì)在于意識之先”而言，舊版認為這是科學常識而非哲學，“哲學要問在理論上邏輯上什么東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東西是核心，是命脈？”新版在“物質(zhì)在于意識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誤以為”數(shù)語以為限制；
在指出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之后，加上“這并不能說是辯證唯物論”一句，表明所批評的并非真正的辯證唯物論，但辯證唯物論究竟是什么，新版卻沒有交代。

　　就辯證法來說，舊版首先強調(diào)，辯證法產(chǎn)生于哲學家研究人類情感生活后發(fā)現(xiàn)的通理，“只有應用到精神生活內(nèi)心生活上去，才見其生動活潑”。賀本以此批評唯物辯證法，新版卻加上“各國新黑格爾派大都認為”一句，表明這不是自己的觀點。其次，辯證法不能顛倒：“馬克思并沒有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讀黑格爾柏拉圖的著作。讀馬克思的著作對于辯證法的學習，并無多大幫助�！毙掳鎰h去了最后一句，減輕批評的力度。第三，關于辯證法的三大規(guī)律，舊版認為對“對立統(tǒng)一”的原則，“辯證唯物論者從不曾好好發(fā)揮”，新版式改為“辯證唯物論者不見得有更多更好的發(fā)揮”，語氣稍緩；
有關“否定之否定”的規(guī)律，新版沒有改動；
關于質(zhì)量互轉(zhuǎn)規(guī)律，舊版認為質(zhì)量關系“既無所謂互轉(zhuǎn)，其本身和辯證法也不相干”，新版改為“它們的對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轉(zhuǎn)化，自身辯證發(fā)展的過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對辯證法的評論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觀而言，舊版以“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想的貧乏，不過辯證法唯物論主要觀點還是它的歷史哲學”開頭，新版把這一句話改為：“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方法論，許多都是承黑格爾而來的�！闭Z氣由批判改為介紹。舊版對唯物史觀的批評有三點，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會背景的歷史觀，屬于“客觀的或外觀的研究”，雖不能說錯，卻不如“從思想本身來看思想”的內(nèi)觀法的深刻。二是不同意下層決定上層：“在我們看來，經(jīng)濟始終是工具，上層的生活才是目的，我們固然不否認工具的重要，但是我們更注意目的的重要。”“歸根結(jié)底不是經(jīng)濟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經(jīng)濟，我們表面上受經(jīng)濟支配，實際上受經(jīng)濟背后的主人公支配�！比�是認為階級斗爭理論不足以解釋歷史：“這種只是政治斗爭的一個口號。但是歷史上的斗爭并不限于階級，我們也可以說歷史是觀念的斗爭，民族的斗爭”。新版對這三個觀點基本沒有修改，我們無法從中看出賀對唯物史觀有什么新的認識。

　　舊版對辯證唯物論的結(jié)論也保留下來：“辯證唯物論的根本缺點是忽略個性，忽略人格，將人與人的判別全部抹煞�！�…唯物論者自詡是注重時代背景和客觀環(huán)境的，但在中國問題上,他們卻太沒有認清中國問題的時代背景和客觀環(huán)境，而只知抄襲外來的教條了�！薄稗q證法唯物論在中國的貢獻，并不在提倡科學，亦不在研究哲學，且亦未提倡純正的社會科學研究，使人民的思想更開明。其力量所在，乃是滿足青年情志的要求，給一部分喜于熱烈行動精神的青年，以政治的信仰，理論的簡單公式和信條。所以它決不能代表真正的學術(shù)興趣，滿足青年真正的求知欲�！保�6）舊版一經(jīng)貫之地以“批判”為基調(diào)，首尾一貫；
新版易“批判”為“剖析”，有所肯定卻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實際上并未改變舊版對辯證唯物論的批判。從棄舊迎新的角度看，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為賀設想，最好的辦法應當是全部改寫。

　　其實，新版的改動決不限于第三章。這一章的內(nèi)容是批判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以過渡到“正統(tǒng)哲學與三民主義哲學的展望”。所謂“正統(tǒng)哲學”，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德國古典哲學和中國程朱陸王的新儒學，它的當代版即是三民主義哲學。三民主義哲學既如此重要，故舊版第四章全部討論“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fā)揮”，前4節(jié)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第5節(jié)討論蔣介石的力行哲學，以為“當代哲學”的總結(jié)。孫中山既仍被奉為革命偉人，自無需大的改動，第五節(jié)則須全部刪去并換上毛澤東。賀在新版序中對第四章的修改情況不著一辭，何以如此，我們不得而知。

　　舊版對蔣的評論，首先是在中外哲學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其政治意義�！吧钋兄�明地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須建筑在一個偉大的民族哲學與民族精神復興的運動上面，恐怕要首推為德意志復興建立精神基礎的大哲學家費希特了。而蔣先生謀國規(guī)模的遠大，識見的超卓，卻處處與費希特所見，幾若合符節(jié)�！保ㄅf版第107頁）如批評本民族之墮落，復興民族首在復興民族的道德、發(fā)展民族性等，蔣都堪與費希特比美。其次是從融會王陽明與孫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學價值。賀認為，王陽明致知之教，其歸宿即在一個“行”字，蔣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陽明的致良知之教。鑒于孫中山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真理相背馳，而無補于世道人心”，蔣特別提出“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來融會陽明與中山。所謂“致知難行易之良知”，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我們大家皆知道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保ㄅf版第111頁）舊版對此所作的解釋是：“第一，所謂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就是指一般的行或力行而言，勿畏難，勿忽易。亦即勉為其難，力行其易之意。第二，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特指實行革命的主義而言，確認所信仰的主義為吾人的良知，亦即認三民主義，認知難行易說為吾人的良知，致這種對于主義的良知，就在努力實行主義，實現(xiàn)主義的意思�！保ㄅf版第111頁）一個融會了從王陽明到孫中山的哲學，當然就是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問題研究的最高成果：“蔣先生的力行哲學實在是發(fā)揮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偉大成果，也就是為知難行易謀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證明。”（舊版第117頁）其三是把“行”與古儒“仁”、“誠”聯(lián)系起來分析其文化貢獻。舊版把蔣的前后言論聯(lián)貫起來，認為“蔣先生不惟承認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這種看法不惟對人性有新認識，且于孔孟性善說也有新的證明與發(fā)揮�！保ㄅf版第113頁）蔣的人生觀“實亦代表中國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觀”。

　　蔣之于中國哲學是如此重要，一旦刪去，豈不殘缺不全？賀應當感到高興的是，蔣之后有毛澤東�！秾嵺`論》所論也屬于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而且他同樣重視實踐。所以以毛易蔣，內(nèi)容上仍然和諧一致。新版以新寫的文章“知行合一問題——由朱熹、王陽明、王船山、孫中山到《實踐論》”為結(jié)束。“從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來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論沒有看到知識的感性和實踐的基礎；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觀上內(nèi)心體驗，王船山見解正確卻沒有把知行問題作為哲學的重點；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缺點最少，但把知行劃分為二截，認為難易懸殊，理論實踐上都有困難。毛澤東“不像朱熹那樣把知行分為二截，也不像王陽明那樣在當下的直覺里或內(nèi)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階級斗爭和社會實踐、生產(chǎn)實踐里去求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tǒng)一，他不像孫中山那樣去作知行孰難孰易的比較，他不像朱熹那樣陽明兩人那樣皆同隱于內(nèi)心生活體驗、知先行后的說法，而是提出知識出于實踐而又為實踐所證明的實踐論。站在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掌握住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并靈活地運用它來處理知識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知行統(tǒng)一論。所以他在立場上，唯物觀點上，辯證方法上以及問題的提法上超過了孫中山，揚棄了、發(fā)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觀點。他文中雖未提到他們，然而他又沒有把他們的貢獻完全拋開”。（新版第209頁）所以，不是孫中山，更不是蔣介石，而是毛澤東，才是中國哲學的最后總結(jié)。

　　49年以后的舊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馮友蘭對此體會甚深：“在解放后以后，我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nèi)容是主要是懺悔，首先是對我在40年代所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并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但“這個修訂本只出了頭兩冊之后，我又感到修訂得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我又著手修訂修訂本，但是在它即使付印之際，我發(fā)現(xiàn)這個修訂修訂本也必須重新再寫。這一次，我完全從頭開始重寫。三十年已經(jīng)過去了，就這樣修訂、重寫，還沒有出版定本。”（7）賀對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蔣后，讀起來并無突兀湊合之感，因為新版舊版都是政治化寫作，其上下關系、歷史位置乃至一些觀點大同小異，兩版各成一史，均較完整�？梢�，如果政治的力量強大并內(nèi)化為學者的自覺認同，則政治與學術(shù)就沒有矛盾。40年代發(fā)揮蔣介石，80年代闡釋毛澤東，其間的過渡當然充滿緊張和苦惱，在兩頭卻似乎圓融無礙，水到渠成。

　　二 政治的哲學化

　　哲學家認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學，哲學與政治在現(xiàn)代中國有相互接近的趨勢，這是政治家進入哲學史的基礎。

　　古中國有君師合一、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在此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蔣、毛都有“老師”情結(jié)，蔣愛以“校長”自居，毛在給個人崇拜降溫時仍愿保留“偉大導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然，對于始終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來說，傳統(tǒng)觀念的存續(xù)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中國全能政治的需要。領袖不只是擁有至上權(quán)力，更應當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權(quán)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軍政事務之際，他們都一度成為哲學著作家。蔣介石認為：“有了哲學基礎，然后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確定。一切榮辱，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于變節(jié)，臨到富貴貧賤轉(zhuǎn)變的時候，也難免變節(jié)�！保ㄅf版第108頁）“革命不是隨便沖動的事，一定要有革命哲學作基礎。革命哲學的基礎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研究幾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經(jīng)過許多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才可以構(gòu)一個中心思想�！保ㄅf版第109頁）毛澤東也認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8）他們都認識到，為著實現(xiàn)治國平天下的大業(yè)，哲學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須用。

　　哲學如此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從晚清開始，陸王心學及大乘佛學獨得盛大發(fā)揚，賀麟認為這“大約由于（一）陸、王注重自我意識，于個人自覺民族自覺的新時代，較為契合。因為過去五十年，是反對傳統(tǒng)權(quán)威的時代，提出自我意識，內(nèi)心直覺，于反抗權(quán)威，解脫束縛，或較有幫助。（二）處于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無舊傳統(tǒng)可以遵循，無外來標準可資模擬。只有凡事自問良知，求內(nèi)心之所安，提契自己的精神，以應付瞬息萬變之環(huán)境。庶我們的新人生觀，新宇宙觀，甚至于新的建國事業(yè)，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礎或精神的基礎上面�！保ㄅf版第19—20頁）在不同時期擔當了國家領導之責的蔣、毛兩人，均對陸王心學深有體會，都認識到革命需要的個體的堅強意志和犧牲精神。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他們的哲學卻有兩個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蔣介石有言：“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并沒有什么困難，只是在我們一念�！�…只要個個人照著自己良心上所認為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和私仇可以消除凈盡，這是致良知�！保ㄅf版第110—111頁）毛澤東在《矛盾論》也使精神突破物質(zhì)的限制：“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fā)展中物質(zhì)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jīng)濟基礎的反作用�！保�9）后來更是越來越強調(diào)人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動性，提高中國人民的能動性、熱情，鼓吹變革現(xiàn)實的中國是可能的�！保�10）二是強調(diào)行動。蔣介石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誤觀念，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去做�！保ㄅf版第110—111頁）毛澤東不但早期即有“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名言，后來也認為“先行后知，知難行易”（11）哲學就是精神某人革命，其主要政治功能是砥礪主體意志，鼓舞行動勇氣，這里的意志是有明確的目標和統(tǒng)一的紀律的意志；
行動是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性政治軍事斗爭，他們的哲學是掌握群眾的理論，是變?yōu)槲镔|(zhì)的精神。蔣、毛都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王”——按照英國學者巴克的解釋，“理想國”的“哲學家不能對國家進行任意的動搖和變化，他應當讓它在對其基本原則的忠實尊奉中保持穩(wěn)定，靜物一樣的穩(wěn)定�！保�12）中國政治家進行的是倒海翻江的革命，與之相應的是為之提供支持的意志主義和行動哲學。

　　蔣、毛是否有入史的資格，要由史家來審查。確實，我們沒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學史把拿破侖、俾斯麥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寫進去。羅馬皇帝奧勒留之入史，不是因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錄》是斯多葛主義的經(jīng)典，而且奴隸出生愛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樣的哲學地位。但是，蔣、毛的哲學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獨語，而是現(xiàn)代中國牢籠百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一度為無數(shù)人所信仰�？箲�(zhàn)前周佛海說過：“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保�13）1958年，柯慶施等人也說過：“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保�14）這種個人崇拜的言論，反映的是一種“主義”言說是如何的具有呼風喚雨的政治功能，是如何成為一種真實的動員力量，并深刻地導引、規(guī)范著所屬時代的文化思想，這就是毛的名言“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義。所以“主義”云云不一定是哲學，卻常常支配著哲學。比如賀麟的唯心論，一方面固然有德國古典哲學的資源，另一方面也與“主義”取同一主張：“新的中國哲學，主張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礎上，精神的基礎上。沒有精神，什么都沒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礎才是最鞏固的基礎。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貴相知心，甚至戰(zhàn)爭也以攻心為上�！保ㄅf版第68頁）49年以前的哲學史要寫蔣介石，49年以后的哲學史要寫毛澤東，迄今為止，海峽兩岸關于毛、蔣的哲學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其中不都是宣傳。羅素在哲學中把詩人拜倫置于黑格爾與叔本華之間，理由在于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觀影響了19世紀的歐洲大陸。現(xiàn)代中國貴心重力，政治家倡導于上，蕓蕓眾生響應于下，哲學史如果不寫蔣、毛，又何從把握現(xiàn)代中國的脈動？

　　三 哲學家的政治關懷

　　在現(xiàn)代哲學家中，賀是政治關懷較深的學者。1927年北伐勝利挺進的消息傳至美國，正留學的賀麟興奮不已，即在“東方學生會”舉辦的學術(shù)會議上宣讀論文《中國革命的哲學基礎》（該文后發(fā)表于《清華周刊》英文版）。次年又年在《芝加哥道德論壇》上發(fā)表《中國革命勝利的主導思想》回國后與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系，49年以前蔣介石先后4次召見，對他禮遇有加，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而且其侍從室在戰(zhàn)爭期間直接支持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如賀所說：“自從民國三十年中國哲學會西洋名著編譯委員會成立后，我們對于西洋哲學，才有嚴格認真，有系統(tǒng)的有計劃的經(jīng)過專家校閱夠得上學術(shù)水準的譯述和介紹�！保ㄅf版第26頁）以“抗戰(zhàn)領袖”而關心純粹哲學，賀有知遇之感�！百R先生當時是國民黨內(nèi)相信三民主義的主戰(zhàn)派學者，又是知行合一哲學的研究者，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和蔣介石的力行哲學都有過深刻的反思。當時他政治上擁護蔣介石，哲學上同蔣介石探討，似乎也符合民族戰(zhàn)爭時代的時代精神�！保�15）馮友蘭也是官方學者，其《新原道》從孔子開始一直寫到自己的“新統(tǒng)”，卻沒有孫中山、蔣介石的位置，甚至還批評過孫中山的學說。賀不但在政治上維護蔣，還通過重心強調(diào)、歷史聯(lián)系、補充發(fā)揮等方式努力使蔣的哲學精致化、學理化。49年以后，賀麟的政治熱情沒有降溫。雖然也有過苦悶的日子，“回想解放初期，當我們在‘紅樓’幫助賀先生‘洗澡’時，大家說，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有什么舍不得丟掉，有什么值得留戀的，有什么不好一刀兩斷的。我們是那樣地‘慷慨’，賀先生是那樣地動情，他好久都說不出一句話，當時我們感到實在不好理解，只說他思想太頑固�！�16)但賀的政治敏感使他很快就與時俱進�！爱斔�第一次讀完《新民主義論》以后,就產(chǎn)生了當年第一次讀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演集時的類似感受�！保�17）1951年，賀表示“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
1955年批判胡適時，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讓他參加寫作班子，賀主動寫了《兩點感想，一點反省》一文發(fā)表，此文獲得并非哲學家卻可以領導賀的周揚的肯定：“從你那篇文章看，你的哲學素養(yǎng)是相當深的�！敝行�部長陸定一也對他表示親切。（18）1957年4月，毛澤東召見周谷城，賀奉命作陪。周谷城回憶：“大家受到領導同志的鼓舞，學習理論的熱情都是很高的。賀麟同志則更積極，大有盡棄所學，專讀馬、列、毛書之概。記得，大約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參加政協(xié)組織的參觀學習團，路過上海，順便到我家談天，看到我書架上亂七八糟的書，幾乎全是老古董；
抽一本看，是柏格森的《物質(zhì)與記憶》；
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則是詹姆斯的《極端的經(jīng)驗主義》，他不抽了，笑著對我說：‘盡看這些！’”（19）1982年，賀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徹底完成了政治上的新生。

　　賀麟一代的學者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一般不能在哲學上繼續(xù)有所創(chuàng)造，他們所從事的，一是無休無止地批判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二是爭取一點翻譯的機會。就賀個人來說，新的政治認同確實改變了他對現(xiàn)代哲學的認識。他對胡適的實驗長期持批評態(tài)度，但對胡適其人甚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適：“先生近年為國宣勞，功績至偉，而對學問如此努力，寫作收獲如此之多，使國內(nèi)朋友聞之莫不欣佩奮勵。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早日寫成出版。麟近應《五十年來的中國》編者潘公展先生的約，寫有《五十年來的哲學》一文，文中有兩三處提及先生，雖覺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見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閱，尚祈指正�！保�20）但數(shù)年后，賀卻開始批判胡適“反動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思想”，至有“胡適成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成為頭等戰(zhàn)爭罪犯，與人民公適度蔣介石一文一武，異曲同工，決不是偶然的”等語。（21）對于舊版中高度評價的哲學家們，1961年卻認為“他們把西方哲學某一流派與他們喜愛的中國哲學某一流派相聯(lián)系，來一個‘中西合璧’，這樣就使得自己的哲學思想有一點‘創(chuàng)造性’，自創(chuàng)體系，自己搞一套雜湊的哲學，更可以欺騙和影響較多的讀者、青年�！�…這種所謂‘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東西，既不是客觀科學地介紹西方哲學思想，也不是實事求是地整理中國的古典哲學著作，沒有推動學術(shù)文化的向前發(fā)展，反而拖著向后退�！保�22）當然，在1986年的氣氛中，胡適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學家們已開始卷土重來。賀應該慶幸自己沒有五、六十年代修改舊作，那意味著馮友蘭的尷尬在等著他。

　　賀的政治關懷不是被動的。他早就認為：“凡是一個哲學家，與政治家總有著密切的關系，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兩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應，終必殊途而同歸�！保ㄅf版第69—70頁）他是對政治暢開大門的哲學家。在1941年《學術(shù)與政治》一文中，他首先肯定學術(shù)獨立：“所以一談學術(shù)，我們必須先要承認，學術(shù)在本質(zhì)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shù)，根本上不算是學術(shù)。學術(shù)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它有它的大經(jīng)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廣大范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門學術(shù)都有它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都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態(tài)度，忠于其職，貢獻其心血，以保持學術(shù)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性命，亦所不惜。因為一個學者爭取學術(shù)自由獨立的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shù)，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jīng)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chǎn)物，那么這一種學術(shù)，就不是真正的學術(shù)�！崩^而卻認為學術(shù)與政治有密切關系，主張“學術(shù)建國”、“學術(shù)是政治的命脈”。文章的重心，是說明“獨立”不是“脫節(jié)”�！蔼毩⒆杂珊汀�脫節(jié)’根本是兩回事，求學術(shù)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shù)和政治根本脫節(jié)就不可”，“真正的學術(shù)自由獨立，應當是‘磨而不潾，涅而不淄’。學術(shù)到了這一種程度，它就能夠影響支配政治社會，不怕政治社會玷污了它的高潔�！薄耙粋�學者求學術(shù)的獨立與自由，有時誠應潔身自好，避免與政治發(fā)生關系�！�…但須知獨立自由與‘脫節(jié)’是兩回事，求學術(shù)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shù)與政治的根本脫節(jié)就不可，學術(shù)與政治不但須彼此獨立自由，還須延緩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健全的近代社會�！贝苏撏耆�正確，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軌道、政府專制獨裁的現(xiàn)代中國，學者的“潔身自好”，學術(shù)的超然脫節(jié)，很可能助長政府的胡作非為，最后仍不免要傷害學者和學術(shù)。所以賀特別批評學術(shù)界逃避政治、視政治為畏途的現(xiàn)象，“這種學術(shù)，表面好像是超政治而獨立自由，實際上并沒有達到真正獨立自由的境界。”在他看來，這種真正的“獨立自由”要在學術(shù)與政治的聯(lián)系中尋找。

　　在初期新文化運動時代，學術(shù)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術(shù)自由獨立的立場，反對當時污濁的政治，反對當時的賣國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xié)�！�…學術(shù)界這種獨立自由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為腐朽殘暴的北洋軍閥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羅致有力的新進分子，去支持陳舊腐敗的局面；
間接有助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雖有不少紛亂，學術(shù)上的自由獨立，仍然保持相當?shù)乃疁剩�但是學術(shù)界的人士，對于統(tǒng)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國民政府，態(tài)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是當時學術(shù)界的普遍現(xiàn)象。到了七七事變，學術(shù)界的人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就進而對政府取盡量輔助貢獻的態(tài)度，政府對于學術(shù)界也取咨詢尊重的態(tài)度，我們希望我們中國漸漸有自由獨立的政府，來尊重自由獨立的學術(shù)，同時也漸漸有自由獨立的學術(shù)，來貢獻于自由獨立的政府了。(23)

　　賀此論基本上是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講話。學術(shù)脫離政治在北洋軍閥時代之所以是對的，因為它客觀上國民革命。賀對當時的國民政府基本上是滿意的，1945年給胡適的信中就說：“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敗狹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義中，國民黨貢獻最少者亦惟民生。共產(chǎn)黨人黨見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較少民主精神也�！保�24）

　　1956年，賀把政治上的忠誠奉獻給此前曾批評過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黨，并再度以同樣樣的語調(diào)批評學術(shù)脫離政治的現(xiàn)象。

　　但是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政府做了數(shù)不清的驚天動的偉大事業(yè)，有著無限的威信，為全國人民所衷心愛戴，所有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們大都興奮感激，擁護歌頌之不暇，更沒有人愿意脫離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所以現(xiàn)在的問題已不是脫離政治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專業(yè)基礎如何依靠黨，得到黨的幫助和指導的問題。（25）

　　舊版擁蔣，新版頌毛，賀的哲學觀一貫通。他沒有指出甚或沒有注意的，學者主動以學術(shù)貢獻于政治是一回事，在號令下把學術(shù)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學術(shù)是另一回事。其間的關鍵是政治家是否承認并尊重學術(shù)獨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獨立自由”？無視這個差別而要求學術(shù)與政治的聯(lián)系，即使理論上說得通，實踐上也只會導致學術(shù)的取消。以賀本人為例，曾經(jīng)寫出過《時空與超時空》、《知行合一新論》、《宋儒的思想方法》、《辯證法與辯證觀》這樣文章的人，后來除了批判和翻譯，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哲學論文，以至于在遲暮的1988年，只能抒發(fā)對舊作的一往深情：“《文化與人生》一書雖然在編排方面有不少缺點和錯誤，初次在報刊上發(fā)表時，讀者尚有較好的反響。我自己也感到相當滿意。”（26）

　　四 政治家的哲學地位

　　所謂“當代中國哲學”，是指“從1884年孫中山創(chuàng)立興中會之時為起點至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這一階段”。政治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成為哲學史的分期標準，本身即需要討論。賀是哲學中人，并不認為此一時期所有的政治論說都有哲學價值，他的標準是：“至于哲學的職責，則一方面要超出常識，成立一貫的理論系統(tǒng)，另一方面又要解釋何以常識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論上欠貫徹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種學說，就事實言，必能解釋問題范圍內(nèi)所涉及的一切事實，不能有一個例外。只消有一個例外，則此項學說便發(fā)生動搖，須得修正；
就理論言，則該項問題中的主要概念必必須加以嚴密的分析，而下一謹嚴的界說。對于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必須建立有基本的原則，以作立論的根據(jù)。簡言之，‘據(jù)界說以思想，依原則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論所必須遵循的方法。必須這樣，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貫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論系統(tǒng)�！保ㄅf版第71頁）孫中山、蔣介石對知行學說有貢獻，所以可以入史，而馬克思主義“壓根兒就沒有哲學興趣，他們只徒摭拾黑格爾幾句口頭禪，牽強傅會以為他們的信仰作辯護，以為他們的主義作宣傳，他們的興趣本既不在哲學，更不在了解黑格爾的哲學�！保�27）《中國當代哲學》之所以提到辯證唯物論，只是因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間的思潮之一�！澳菚r的中國學術(shù)界，既沒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沒有偉大的哲學家領導，但青年求知的饑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從日本譯過來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已知便充斥坊間，占據(jù)著一般青年的思想了�！�…不但這樣，這新思潮既有實際的方案，國內(nèi)又有嚴密的組織，……在理論方面，辯證法唯物論也自成體系，有一整套的公式，以使人就范。同時，辯證法唯物論又似乎有科學的基礎，此即19世紀最發(fā)達的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足見辯證法唯物論之吸引青年不是偶然的。”（舊版第61—62頁）所以要專辟一節(jié)予以“批判”。

　　然而，“為信仰作辯護、為主義作宣傳”是政治家的天職，也是政治家借助哲學的主要動機，馬克思主義如此，孫中山、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如此？舊版對其他哲學家均有批評，獨對孫、蔣的人格、行為、思想只有聯(lián)貫、闡釋、發(fā)揮而無任何批評，還專門回應了胡適、傅銅、馮友蘭等人對孫中山的批評，強調(diào)“知難行易說”不是一種有宣傳作用的常識，而是一種有普遍必然性的學說或理論。從賀對孫、蔣的細密鋪陳來看，他并非在做應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壓力下的政治表態(tài)，而是基于學理的評論。但我們注意到，在賀頗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論》一文中，卻沒有孫、蔣的位置，這表明對知行問題提出“新論”，并不需要以孫、蔣為出發(fā)點。他們之進入哲學史，借助的是賀麟的力量。賦予一種政治論說以哲學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地位的一種方式，它主要通過哲學家來完成。

　　還是共產(chǎn)黨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發(fā)表《抗戰(zhàn)以來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一文，給哲學下的定義是：“哲學是各階級黨派的世界觀，是他們認識事物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指南。”（28）所以，不但辯證唯物論，陳立夫的唯生哲學、閻錫山“中的哲學”、國家社會黨的哲學、中國青年黨的哲學、張申府的哲學，都是當時“重要的哲學思想”。毛澤東后來也說：“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nèi)绻�懂得唯物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孔子和蔣介石，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保�29）艾、毛理解的哲學不同于賀麟理解的哲學，既然黨派世界觀就是哲學，那么哲學研究就是政治斗爭的一環(huán)，政治主張就可以是哲學。政治與哲學是如此手緊密，艾思奇在比較陳立夫與閻錫山時甚至能發(fā)現(xiàn)他們在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權(quán)時間：“‘中’的哲學不同于唯生論，在社會基礎上說，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來才當權(quán)的國民黨當局者的世界觀，而‘中’的哲學卻是民國以來就統(tǒng)治自成一個局面的地方政權(quán)當局者的哲學。”（30）賦予哲學以政治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地位的另一種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來完成。

　　政治與哲學雖然有兩種方式的聯(lián)系，但不是任何政治家都可以進入哲學史的。政治家與哲學家不同，他不是在哲學領域內(nèi)作具體的研究和學術(shù)的推進，其在哲學上的地位，主要不是其具體的論述和學術(shù)上的創(chuàng)造，而在于以其地位和影響力，或無意識中轉(zhuǎn)移一時風氣、引領時代潮流，或有意識地借助權(quán)力推行自己的觀點，給一時代的哲學打上烙印，直至籠罩當時的哲學論說。政治人物有大有小，有顯有隱，能夠發(fā)揮這種影響且又為學者目力所及的，只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通常就是最高統(tǒng)治者，哲學史有其勢利的一面。支持國民黨的賀麟40年以前不會想到把陳立夫和閻錫山請到哲學史，49年以后的大陸哲學史，除了以蔣介石為批判對象外，一般也不再提及陳、閻等人。當然，大、小，顯、隱是不斷變化的，40年代蔣介石的哲學固屬統(tǒng)治思想，毛澤東亦非書齋學者，不但其《實踐論》發(fā)表后不久就成為共產(chǎn)黨控制區(qū)域的哲學經(jīng)典，而且在毛的倡議下，艾思奇、何思敬等于1938年9月發(fā)起成立“延安新哲學學會”，許多機關、學校也成立了哲學小組。朱德后來說：“過去在前線聽到延安新哲學學會成立，前線同志聽了都很高興，引起了研究新哲學的興趣。因此，兩年來，辯證法大大地發(fā)展了，在華北及全國的一切進步地區(qū)，都研究著新哲學。”（31）毛確實在局部地區(qū)影響了中國哲學，作為一個掌握政黨、擁有軍隊、治理數(shù)千萬公民的領袖，毛至少遠遠比一些學院哲學家更重要。賀麟可能看不到《實踐論》及毛的哲學影響，但即使看到了，他也不會把毛澤東寫進舊版，政治成見而外，毛澤東在49年以前的論著不具有蔣介石那樣的全國性也應當是原因之一。毛作為中國哲學家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取得的，與此同時蔣介石則下降為臺灣地區(qū)的哲學家。所以，即使在1986年寫“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毛似乎也不能取代蔣的位置。為賀辯護，以毛易蔣的理由只能是哲學的：毛比蔣更有哲學的創(chuàng)造性，更能代表中國哲學的進步。

　　但賀沒有交代把以毛易蔣的理由。其哲學史寫作、修改的實踐表明，一旦涉及到政治家，賀的哲學判斷就不太清明。1988年在檢討其“吹捧蔣介石”的錯誤時說：“殊不知蔣介石的目的、方針、政策均與孫中山相反，因而使得這書很早就在臺灣出版�！保�32）吹捧蔣介石自非哲學家所宜，類似“這是他自己偉大人格的寫照，自己實行主義矢死不二，忠貞精誠的態(tài)度的自白。這也充分表現(xiàn)他所以能領導革命偉業(yè)，領導抗戰(zhàn)建的大業(yè)的精神基礎”之類也很肉麻，（舊版第115頁）但蔣之能否入史與其是否背叛孫中山無關，孫不是哲學的標準，其他任何政治都不是哲學的標準�？鬃佑性疲骸褒R一變，至于魯；
魯一變，至于道。”賀麟的變化只是時空環(huán)境變化的產(chǎn)物，而不是哲學思想的變化，正是孟子所謂“望道而未之見”。

　　注釋：

　　（1）馬克斯·韋伯：《學術(shù)與政治》，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38頁。

　　（2）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商務印書館，2002年，“新版序”。

　�。�3）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第635—636頁。

　�。�4）謝泳：《湯用彤寫序》，《學人今昔》，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頁。

　�。�5）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序言”。

　�。�6）以上修改情況，參看舊版第61—67頁，新版67—74頁。舊版即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四集），商務印書館，1959年。

　�。�7）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黨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頁。

　�。�8）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頁。

　�。�9）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00—301頁。

　�。�10）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第828頁。

　�。�11）同上，第863頁。

　�。�12）厄內(nèi)斯特·巴克：《希臘政治理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6頁。

　　（13）引自艾思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頁。

　�。�14）引自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頁。

　�。�15）張書城：《賀麟的體系、轉(zhuǎn)變和辮子》，《會通集》，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第37頁。

　　（16）楊子熙：《賀麟的生活與哲學》，《會通集》，第31頁。

　�。�17）同上，第17—18頁。

　�。�18）宋祖良：《賀麟傳略》，《會通集》，第76頁。

　　（19）賀麟：《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谷城序”。

　　（20）《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40頁。

　　（21）1955年以后，賀先后寫了四篇批判胡適的文章：《兩點批語，一點感想》（《人民日報》1955年1月29日）；
《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新建設》1955年第3期）；
《讀艾思奇同聲<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的一些啟發(fā)和意見》（1955年發(fā)言稿，1983年收入《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
《實用主義是折衷主義和詭辯論的思想根源》（《學術(shù)月刊》1980年第3期）。

　　（22）賀麟:《加強對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研究》，《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第176頁。

　　（23）賀麟：《學術(shù)與政治》，《文化與人生》，第246 —247頁。

　�。�24）《胡適來往書信選》，第40—41頁。

　�。�25）賀麟：《知識分子怎樣循著自己專業(yè)的途徑走向社會主義?》《哲學和哲學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49頁。

　　（26）賀麟：《文化與人生》，“新版序言”。

　�。�27）賀麟：《黑格爾》，商務印書館，1936年，“譯序”。

　　（28）艾思奇：《抗戰(zhàn)以來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頁。

　　（29）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第691頁。

　�。�30）艾思奇：《抗戰(zhàn)以來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述評》，《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頁。

　�。�31）許全興：《毛澤東與中國20世紀哲學革命》，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357頁）

　�。�32）賀麟：《文化與人生》，“新版序言”。

　　2003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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