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民粹主義的三只手

　　民粹主義思潮越來越引起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關注，絕非偶然。健康的學術思想之于社會，如同白細胞之于人體，對任何入侵的病毒總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氣溫的突然變化廣泛流行一樣，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來世界的民粹主義思潮，則借助社會急劇轉(zhuǎn)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義思潮對于社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但對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轉(zhuǎn)型越不徹底的社會，負作用越大。一個世紀以前，它攜帶著無政府主義和西伯利亞寒流抵達中國，后來又寄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內(nèi)部，變形為極左思潮，不僅造成了兩次大革命的失敗，還造成了建設時期的急躁冒進，想從人民公社直接進入共產(chǎn)主義，比俄國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動作還要大，結(jié)果自然是鼻青臉腫、骨折筋斷。

　　一，變形金剛與政治調(diào)料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讓歷史欺騙了自己：以為民粹主義就等同于價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進和政治上的極左。從秦暉剛剛完成的《怎樣的“左派”和“右派”——讀林達〈西班牙旅行筆記〉有感》一文來看，他好像有被蒙騙的嫌疑，這不僅從標題上可以看出來，從下面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沖突特別嚴峻，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這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fā)展來看，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反饋放大機制。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寡頭主義統(tǒng)治的時候用專制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jīng)濟、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夠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雖然有“非寡頭主義的右派”和“非民粹主義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暉看來，寡頭主義是極右，民粹主義是極左，則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民粹主義是變形金剛，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權，一會兒是民主主義者手里的講稿，一會兒又是獨裁者，比如庇隆腳下的陽臺，這個國家的民粹主義者要加稅，那個國家的民粹主義者要減稅，甚至拒絕繳稅，比如法國的鮑杰德主義……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在西歐興起的“新民粹主義”，就不僅在“新左派”政黨（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領口和袖口上噴了自己品牌的香水，還為極右翼政黨，特別是“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制作了灰色制服，穿著這套制服的有法國的讓—瑪利·勒龐領導的“民族陣線”，奧地利的約克·海德爾領導的奧地利自由黨，雖然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尚綠，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義”，因為它和法國的“民族陣線”、奧地利的自由黨一樣，都患上了“恐外癥”，前兩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點是本土民族主義，將其發(fā)展到極端，就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奧地利的海德爾發(fā)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這種主義的極端表現(xiàn)。

　　這說明民粹主義不是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tài)，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它的價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還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對對它的主張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對、甚至制造被他們妖魔化的集團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義不擔心對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羅·塔格特）把民粹主義稱為價值“空心化”的政治工具。它像適用于各種菜肴的調(diào)料一樣，適用于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
它像要附體的孤鬼游魂一樣，到處找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調(diào)料，自己成不了一道菜；
它是政治幽靈，自己成不了行動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種比較溫和、無論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場推向極端。

　　極端，是所有民粹主義思潮共同分享的特點：左是極左，右是極右，保守是極端的保守，激進是極端的激進，民主是極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陳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獨裁是極端的獨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獨裁，暴力是極端的暴力——美國三K黨、俄國民粹主義暗殺派，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暴力……

　　二，“顛簸稻谷”與剩余主義

　　民粹主義者的價值為什么是“空心”的？因為它是一種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義說話，甚至自稱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別，而“人民”這個概念卻是“空洞”的。價值的“空心化”來源于核心概念意義的“空洞化”。從下面這個對話，你很容易看出這一點：

　　問：你們不是標榜要“為人民服務”嗎，怎么是這個態(tài)度？

　　答：是啊，我是為“人民”服務。請問你是人民嗎？

　　問：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員。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員？你怎么證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員？

　　問：……（語塞）

　　答：如果你無法證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員，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國人民嗎？

　　問：……（語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證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員，我能接待你就不錯了。我可是只為“人民”服務的啊。

　　問：…… （徹底語塞）（該案例引自劉軍寧相關文章，引用時作了文字上的修飾）。

　　這個對話發(fā)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機關。該機關墻上高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鮮紅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個窗口前，一位前來辦事，卻被慢待的“主人”，與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煩、臉色難看的“公仆”之間發(fā)生了上面這番對話。在具體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個張三李四，但你絕對找不到“人民”，為人民服務，結(jié)果就變成了為無人服務。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運用維特根斯坦的兩種語言意義診斷法（圖像診斷法和語境診斷法），以及索緒爾的語言價值診斷法，對“人民”這個詞進行了診斷，發(fā)現(xiàn)“人民”這個詞，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該怎么走的棋子，一個與現(xiàn)實不發(fā)生摩擦力、自我空轉(zhuǎn)的詞，一張無法兌現(xiàn)其承諾價值，從而也花不出去的大額鈔票。

　　那么，民粹主義又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變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義或被識別，因此，民粹主義者一般不是先識別“人民”，而是先識別敵人，把敵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謂的“人民”。這種工作，就很像過去農(nóng)民用簸箕顛簸稻谷的工作，在開始顛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該留下的好稻（道德飽滿的人民和平民），哪些是該揚棄的癟稻（道德墮落的腐敗分子，反動精英，主流經(jīng)濟學家，漢奸，殖民主義，自由化分子，外國掠奪者等等），每顛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點，癟稻就推前一些。越在后面的稻粒越飽滿，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說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這部分“人民”被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稱為民粹主義者想象的“心臟地帶”（heartland）。處于心臟地帶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團結(jié)一致。由此可見，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剩余主義者，從整個簸箕的居民中顛簸掉少數(shù)集團，剩下來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顛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顛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癟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義者妖魔化的集團或族群。由于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面對的社會危機不同，同一時期同一國家持不同觀點的民粹主義者對要顛簸掉何種妖怪的認識也不一樣，結(jié)果，敵人的多樣性決定了民粹主義的多面性和多變性。

　　在19世紀末的美國人民黨民粹主義者看來，要被顛簸掉的癟稻是來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貪婪的金融資本家和鐵路當局，剩下來的“人民”，當然是南方農(nóng)民；
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德國納粹分子看來，要被顛簸掉的癟稻自然是猶太民族，剩下來的“人民”主要是血統(tǒng)優(yōu)越的雅利安人；
以20世紀末期及21世紀初期的北歐新民粹主義者之見，要被顛簸掉的癟稻，是那些靠高稅收維持生活的貧民，和沾本國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來的“人民”，則是那些本土有產(chǎn)階級。如果說美國人民黨民粹主義要求的是平等的話，德國納粹和西歐新民粹主義要求的則是特權，它們唯一沒有要求的東西，是自由。因此，說民粹主義是反自由的整體主義，也并沒有錯。

　　三，左手，右手與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義思潮當作一個人，他應該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謂后手，就是把社會拉向倒退的手。幾乎所有的民粹主義思潮在實質(zhì)上都不是面向未來的，而是懷念過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樣，飽滿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積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癟稻才浮在上面，跳到前面。這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有道德的人在底層，理想的社會在過去。俄國民粹派是這樣，美國人民黨民粹義和歐洲當代新民粹主義也不例外，中國當前的民粹主義思潮也大體相同。

　　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遠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較近的中國當代新民粹主義者，一般是黨內(nèi)傳統(tǒng)左派及其情緒的繼承者和將其表述現(xiàn)代化的“新左派”，在他們看來，現(xiàn)在的一切都不對勁，毛澤東時代才是黃金時代，沒有腐敗，沒有賣淫，沒有毒品，沒有賣國的金融資本，也沒有不平等，道德也不這樣墮落，中國在世界上也不像現(xiàn)在這樣被老美牽著鼻子走，那時，只有別人怕咱，咱怕誰了？往后看得比較遠的中國當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時代，甚至先秦，他們推崇的是所謂“政治儒學”，是《春秋公羊傳》里宣揚的“大一統(tǒng)”，要破除對民主的迷信，對先秦文獻里提到的以天朝為中心的所謂“天下體制”十分著迷。

　　但是，民粹主義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樣，同時用所有的腿，他們一般一次至多用兩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
政治儒學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同時并用的還沒有見到。顯而易見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國當代新民粹主義的左翼，因為它不反對民主，它反對的只是當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體——代議制民主，他們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徹底的民主，所謂直接的民主就是經(jīng)過打磨的文革那樣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對此有充分論述；
所謂徹底的民主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還要有經(jīng)濟民主，換句話說，就是要有產(chǎn)權的平等，這是對財產(chǎn)公有制的另一種說法，汪暉先生有文章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

　　“政治儒學派”和“天下主義派”則是中國新民粹主義的右翼，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選賢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對現(xiàn)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題為《超越西方民主，回歸儒家本源》的長篇文章里，蔣慶先生寫道：

　　“當代儒學面臨的問題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與可能的問題，而是中國儒學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質(zhì)與文化自我的問題。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與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國文化特性的立場，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當有的與必須的”。

　　不過，右翼民粹主義并不承認自己是民粹主義，但它知道別人是民粹主義。想從中國傳統(tǒng)里尋找“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資源的盛洪，這樣寫道，“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精英全被打沒了。雖然我們看到臺灣的民主那樣混亂，但是如果大陸實行民主可能不如臺灣。因為中國多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它是徹底打垮中國精英的運動。那是民粹主義，中國現(xiàn)在的危險也是這個”。

　　表面上看起來，政治儒學派確實很像民粹主義的對立面——精英主義，實際上，它和新舊左派共用著一個身體——向后看，反西方、反現(xiàn)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義當作“人民”；
而贊成“天下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蔣慶的用語），被右翼民粹主義當作它的“心臟地帶”。

　　這就是說，中國新民粹主義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議制民主；
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這兩種民粹主義不會互相抵消，只會相互加強，一個存在是另一個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極端是另一派走向極端的催化劑。

　　但是，左右兩翼民粹主義都無法回答各自的問題。對于右翼的問題是，假如我們在過去數(shù)千年的歷史中都沒有做到“天下為公”，你如何能做到？對于左翼的問題是，假如像毛澤東那樣的偉人都搞不好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誰能保證我們跟隨你們回到過去，不是重蹈覆轍？

　　2008年4月10日

　　原載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E31版，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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