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寧:站起來吧!——讀何方《黨史筆記》的筆記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在網上看到一個消息,說北京正在對中學語文教材大換血,要把《阿Q正傳》、《記念六和珍君》等作品去掉,代之以金庸的武俠小說及其他當代作品云云。不禁擔心,反映了純真童心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是否也被去掉了……我,作為一個有幾十年語文教齡的教書匠,早已認為中學乃至大學的語文教材(不僅是語文教材)都必須改革,不過不應是目前所做的這種改法?吹酱讼ⅲ斎挥邢敕,無奈正與病魔斗爭,無暇專心寫作,姑且把我一年前寫的兩篇文章(另一篇是《阿Q回來了!》)拿出來吧。旨在說明阿Q并沒有走,魯迅當年想要國人認真去做的,改造國民性——救救孩子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2007年8月28日志。】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約十八日》一文中對農民有這樣的評論:“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保ㄒ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93頁)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無孔不入的愚民教育,養(yǎng)成了中國農民根深蒂固的觀念,不相信自己,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清官、或偉大領袖身上。加上當時中國正處于救亡壓倒一切的特殊時期,歷史急需一個能夠團結人民抗戰(zhàn)的領袖,農民/人民自發(fā)地創(chuàng)作了歌頌領袖的《東方紅》,那就不足為奇了。奇怪的是,這首歌竟然唱出了陜北農村,一直唱到北京;
從1942 年的延安整風,一直唱到現在;
而且有一時期,竟然法定地與《國際歌》并列:才唱罷毛澤東是紅太陽,“他是人民大救星”;
接著又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幾十年來,對于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做法,竟然沒有人說“不”,無論是被歌頌者還是歌頌者!這豈非咄咄怪事!看了這本書我才明白個中道理。
長期以來,我對正式出版并公開發(fā)行的大人物(非小人物)撰寫的《回憶錄》之類從不感興趣?傆X得,他們親歷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本應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但是寫出的東西卻是人所共知的、膚淺的,仿佛他們當時只是個遠距離的旁觀者。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卻改變了我的成見。這本書是《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作者何方1922年生于陜西臨潼,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1938年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后畢業(yè)于延安外語學院。曾長期在張聞天指導下從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研究……吸引我的,并非作者的獨特經歷,而是在目錄中看到一句話:“黨史學界普遍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延安整風后形成的一種個人崇拜的說法,并非歷史事實!蔽沂窃诮夥藕笊系闹袑W,在我接受的歷史知識教育中,印象很深的就是這句話:“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從勝利走向更偉大的勝利!笨梢哉f,這句話所包含的全部內容,決定了我(而且不僅僅是我!)此生的思想、生活和命運。然而現在這本書卻說,這“并非歷史事實”!嗚呼!我之上當受騙,并非從響應號召上了北師大中文系那天開始。ㄔ斠姟段沂窃鯓映闪恕吧摺钡模俊芬晃,此文見俞安國、雷一寧編的《不肯沉睡的記憶》)
《黨史筆記》一開頭就說:“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后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一)》),從此成為歷史定論……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二)》),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但是只要詳加考察……這一論斷并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并不合乎事實的說法。”對此他列舉了八個論據(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大多只抄錄論點,一般不抄錄論據。下同。):
。ㄒ唬⿻h推舉出的總書記是張聞天。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分配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1979年8 月27 日,在陳云主持的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的悼詞中也說:“就在這次會議(指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ǘ┰跁h后的長時期里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ㄈ┻@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ㄋ模⿵恼晤I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對發(fā)生于1936年的西安事變的處理。“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fā)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12月13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珴蓶|提出兩條主張: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
二是‘除蔣’、‘審蔣’。張聞天在發(fā)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tǒng)’,‘把局部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后來的事變發(fā)展證明,中央執(zhí)行的不是毛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于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批評了‘審蔣’的意見,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征著黨中央一時到了西安(當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著一大半政治局委員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這些情況分別見《毛澤東傳》和《張聞天傳》、《張聞天年譜》和《毛澤東年譜1893—1949》的有關章節(jié),以及《張聞天研究文集》中的《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等)!睔v史已經證明張聞天的方針是正確的?吹酱耍环羴硪粋假設,如果當時執(zhí)行了毛澤東的主張,歷史會是什么樣?……由于時間久遠,我已記不清上學時老師在課堂上是怎么對我們講西安事變的了,但有兩點卻記得很清楚:一是,蔣介石在夢中被槍聲驚醒,連假牙也來不及戴,就往山上逃……二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成果。我很想知道現在的中學歷史課本是怎么寫的,便上網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網站,找到初中“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及高中“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中國近現代史》下冊”,說法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從全民族利益出發(fā),主張和平解決,并派周恩來到西安調停……最后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不同的是,在初中課本里保留了關于“假牙”的細節(jié);
相同的是,都沒有提到毛澤東或張聞天,兩人都被隱去了?磥硎怯靡环N含糊其辭的手法,來繼續(xù)欺騙數以億計的天真無邪的孩子!在教學中,關鍵的是那些《教學參考資料》,那是老師教學的“圣經”!
(五)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
。┳窳x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并沒有得到普遍承認。如,1940年1 月陜甘寧邊區(qū)文代會上,張聞天先作報告,提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fā)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天后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報告(此報告后來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卻只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不要“民主的”,顯然是個原則性的重大分歧……在各地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一年多之后,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卻只引用張聞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什么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呢,洛甫(即張聞天)同志說……”接著引用了一大段原文(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4 頁)。
。ㄆ撸拔宄I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相矛盾。1964年4月16 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fā)(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1967 年7 月12日,周恩來也談到我黨的五任領袖,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從未見到過否認‘五朝領袖’說的意見。”
。ò耍┰姓摂嗉冗`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損于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這八條見《黨史筆記》第6—23頁)
遵義會議是1935 年1月召開的,到1938年9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以毛澤東為首”的指示,這才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自己也多次說“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的命運的”,這就是明證。
然而一直到現在,中學的歷史教材中仍然是那在幾十年以前毒害了我的觀點。前不久,看到袁偉時教授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看哪!中學歷史課本上謊話連篇》,他說得很對,F在我僅從中學課本中摘錄有關部分(課本與前面提到的相同):
初中是:“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高中是:“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闭绾畏街赋龅哪菢,由于在這段話的前面說“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面又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中央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后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只得在“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前面加上一個狀語“在事實上”來自圓其說。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不肯說“張聞天接替博古任總書記”,而是“負總責”;
二是,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三人組成軍事指揮小組,毛不是“助手”了。
不過這也難怪,這些教材的編纂者,只是重復了中共黨史的說法罷了,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關于延安整風,我知之不多,更不知道延安整風中竟然包含一個“搶救運動”。只知道有個叫王實味的在整風中被處決了,至于為什么,我很想弄明白,可是始終弄不明白。但是,在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之后,我居然在上高中語文課時,教了許多遍《改造我們的學習》之類被譽之為整風文獻的毛澤東著作!那也不奇怪,因為那些《教學參考資料》早已把教案為我們寫好了,拿到課堂上照本宣科即可。
現在看了《黨史筆記》上下冊,我才驚呼:啊,原來如此!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目的就是為了確立毛澤東對全黨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對這點主流黨史都沒有什么爭論。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執(zhí)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事業(yè)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的正確軍事路線得到尊重和采納……但毛既沒有成為領導核心,有時還處于孤立地位。”“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wěn)定的領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后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薄盀榱诉_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對下層一般干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保ā饵h史筆記》第214 、219頁)但是,當時要這樣做,一是共產國際不支持 ,二是領導層多數人也不同意。1941年5月19 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員”,但實際上整風并未開始,這只是毛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一直到1941年9 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全體干部的普遍整風則是半年后1942年春的事。(《黨史筆記》第218-220頁)
長期以來,都說延安整風是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深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事實并不如此。且不說經過延安整風之后,人們普遍地把“教條主義”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只要看一下規(guī)定必讀的《整風文獻》就可見一斑。《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寧的著作也極少,大量的是毛澤東著作,如《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論黨內斗爭》、《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再就是斯大林著作及《聯共(布)黨史》了!懊珴蓶|明確規(guī)定,‘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因為照他說,‘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見《改造我們的學習》,引自《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6頁。此文在正式編入《毛選》第三卷時,刪去了‘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的話。)”
顯然 ,為了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就必須仿照《聯共黨史》對斯大林那樣,肯定毛澤東的一貫正確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并以毛劃線,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見及其代表人物,這就不能不從研究黨史著手。(見《黨史筆記》,第634頁)”中共中央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后就一再決定盡快召開黨的七大,可是在毛澤東的主使下會期一拖再拖,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三到五年參加整風和搶救(整人或挨整),原因只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76 頁)”從1940年下半年起,在毛的領導下開始編纂歷史文獻《六大以來》,要“按照斯大林編寫《聯共黨史》的辦法,先設定黨內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毛澤東代表了一條正確路線,另一條是錯誤路線。選材就要選證明毛澤東正確的材料,并盡量選證明另一條路線錯誤的材料。(《黨史筆記》第637頁)”從收集資料,到延安整風 ,整整用了四年時間。到1944 年5 月21日毛又召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專門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討論《歷史決議》草案。為了統(tǒng)一思想,會議開了十一個月, “是我黨歷史上時間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6 頁)”。
在會議期間,《歷史決議(一)》七易其稿,每次都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 20 日才由全會“原則通過”。此后又經過三次修改,才在1945 年8 月9 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最后通過”。(見《黨史筆記》,第641頁)
這期間,在1943 年3 月20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新的書記處,推選毛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并根據劉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規(guī)定書記處“會談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0頁)”這就正式開創(chuàng)了個人崇拜即個人獨斷的黨內領導體制,在這一體制下,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還是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之間已不是平等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和紀律也自然失效!躁愒普f,“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于提不同意見),那么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仍然不可能:“‘反冒進’不是一次實踐嗎?中央同志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見《陳云同志的三條意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頁)”這正應了一句俗語,“報應!”劉少奇提出的建議為他自己準備了一個枷鎖,二十多年之后,當他被置于死地時,他拿出國家憲法來為自己辯護也毫無用處了!(此處內容見《黨史筆記》,第349和494頁)
《聯共黨史》是斯大林主持編寫的,全書貫穿著突出個人,以人劃線,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等個人崇拜精神,已被公認是一部“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
作為整風運動的總結的《歷史決議(一)》,是以《聯共黨史》為范本編寫的,也是以突出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為中心的,連黨史權威胡喬木都不得不承認,由中共中央領導編寫黨史,“……到整風時才開始。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边說“1945 年決議的作用是把一切歸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歷史太簡單!保ㄒ姟逗鷨棠菊勚泄颤h史》第254和137 頁)僅僅是“不夠”和“太簡單”嗎?在《黨史筆記》中,僅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言,就歸納了如下幾點(見《黨史筆記》,第643-644頁):
(1)過度頌揚 如,《歷史決議(一)》的第一句話說,“從黨誕生時起毛澤東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 ,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
(2)掠人之美 把別人的成績用各種直接間接的辦法掛在毛澤東的帳上。例如把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就歸功于“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zhàn)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
。3)諉己之過 把毛澤東的許多錯誤用有時明確有時含糊的辦法推給對立面或別人。如“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是毛執(zhí)行了一輩子的,1926 年發(fā)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識分子劃歸反革命陣營(收入《毛選》時作了刪改),在反AB團中懷疑和捕殺了不少知識分子,但《決議》中卻被算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一條罪狀……
(4)為尊者諱 不但對毛澤東思想、工作、作風上的缺點一律諱掉,而且為了樹立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他的許多重大失誤也被諱掉……
延安整風打破了中國共產黨長達二十年所保持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tǒng),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宣傳日益普遍起來,如,“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的稱謂出現了,領袖、導師、舵手的稱呼出現了;
還出現了神化和迷信的做法,呼喊萬歲、歌唱《東方紅》等。人們都以為“四個偉大”是林彪在“文革”時的創(chuàng)造,其實在延安整風后期,提出的“偉大”還更多,如 毛澤東“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 頁);
“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边@句話見于1945 年6 月14 日《解放日報》社論《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正是這次大會即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進了黨章。
延安整風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然后隨著參加過延安整風的大大小小的干部普及到全國,再在1949年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發(fā)展和升級。個人崇拜這種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制度上的具體表現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在上面是一個人說了算,在下面是緊跟和服從,一級一級自上而下,概莫能外。毛澤東就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見李銳《大躍進見證錄》第173—174頁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3頁)!边@就形成“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大一統(tǒng)局面,只要最高領袖一聲令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角落都立即響應、緊跟。“胡喬木說:‘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不說中國的列寧)。(蘇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122頁)’因此,為了防止中國的大小赫魯曉夫以后冒頭,鞭他的尸,他決定先發(fā)制人、斬草除根,把那些反對個人崇拜的,‘腦后長有反骨的’,反對過自己的,表現不夠馴服的,以至認為會‘功高壓主的’和看來不順眼的,不論地位高低,都當作‘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準備分期分批消滅之……到‘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更登上了頂峰……(《黨史筆記》544頁。關于此問題,詳見此書中的《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中、下三篇)”這便是個人崇拜在中國發(fā)展壯大的軌跡,是毛一步步由一個人人敬仰的革命家成為秦始皇的軌跡,也是他自己否定自己、背叛自己的軌跡。由于奪取政權是在馬克思主義旗號下進行的,運用政權進行經濟建設,仍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這便是“馬克思+秦始皇”了。其實馬克思只是一件迷人的外衣,外衣里面是斯大林。本來,他在建國前即他登上神壇前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補充和發(fā)展 ,他卻拋棄了,連同他許多本來正確的東西一起拋棄了。一個偉大的人物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我想到魯迅的雜文《燈下漫筆》。魯迅說,當一包沉甸甸的現銀塞在他懷中,使他非常喜歡時,卻使他“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之后,還萬分喜歡!睘槭裁矗克接!人是各種各樣私欲的奴隸。接著,魯迅分析了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
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見《左傳》昭公七年。這些都是封建社會等級的名稱,前四種是統(tǒng)治階級的等級,后六種是被奴役者的等級。)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這種想凌虐/奴役別人的心理或曰私欲,便是個人崇拜/個人獨裁得以發(fā)芽并生長壯大的條件——內部條件/內因。這種欲望是無止境的,有了“仆”的權,還想有“僚”的權;
有了“僚”的權,還想有“隸”的權……成了“公”,還想成“王”;
成了“王”,還要成“神”。只有那權術最“高明”的人,才能登上權力的頂峰。一旦大權在握,為了保住手中的權,為了這權能夠升級,可以不擇手段。這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原因。
粉碎“四人幫”后,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形勢之下,面臨著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的任務,鄧小平說過這樣的話:“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保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 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出現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輿論稍有開放,一些政治問題允許討論,還先后公布了一批黨史材料,要求民主的呼聲漸高……面對這大好形勢,鄧小平改變了初衷,急于要作第二個歷史決議,他說:“這個決議,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5-306頁)陳云說得更干脆,對毛主席的評價要“一錘子敲定”,否則我們這些人也會被否定?梢,趕緊做出《歷史決議(二)》,就是要及早給黨史劃個圈子,做出定論,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爭論”這樣來維護毛澤東,也保護自己。(見《黨史筆記》,第647頁)因此,制訂《歷史決議(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恢復“文革”前的領導體制和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實際上就是維護四項基本原則。雖然在文字上不得不批判個人崇拜,但其中心思想和客觀效果,都還是要維護個人崇拜,維護一黨專政。在此,只摘錄《黨史筆記》中的幾點(見《黨史筆記》第648-650頁):
。1)“主持和領導制定《決議(二)》的鄧小平開宗明義就說:‘我最早提出寫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位的任務是樹立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可不寫。(《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21頁,同鄧立群、吳冷西的談話)’……經過八個多月反復修改仍然達不到要求,就是因為‘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
。2)“《決議(二)》本身及有關《決議(二)》指導思想的一些談話,反映了不少個人崇拜的做法,如為尊者諱、隱惡揚善、攬功諉過等。例如在清算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損失中有‘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少到三萬人左右’,可就是不提西路軍的兩萬多人和肅反中被錯殺的少說也有七八萬人(這些是毛的錯誤)……”
。3)“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不但要‘集中講正確的東西’,而且還要夸大成績!窃凇稕Q議(二)》所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里,我們卻大踏步地同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qū)拉大了距離(落后了),因為日本和‘四小龍’都是在這個時期先后實現經濟起飛的……“
。4)“《決議(二)》及其指導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個人崇拜的思維和邏輯。如‘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斗’;
‘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這只是一種假設,為什么不向相反方面假設呢!
看了《黨史筆記》之后,我知道“搶救運動”是怎么一回事了。
搶救運動,是“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犯‘左’傾路線錯誤的一次重要演練,為以后各種政治運動創(chuàng)造了范式!边@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發(fā)動并領導的,一場歷時兩三年的“自己人把自己人當敵特整的大混戰(zhàn),收獲極小,損失極大,沒有抓到什么敵人,自己卻有一定傷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殺或被逼瘋、致殘,包括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鳳平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特別是造成人力、物力、時間、精神的巨大浪費,還為以后許多運動開了不良的先例……”其“手段的殘酷無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黨校和任仲夷等回憶的北方局黨校的情況(比這更嚴重的還有),較一直批判的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知要厲害多少倍……(《黨史筆記》第236、306、332頁)” “經過整風和搶救,幾乎全體干部的人性、人權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獨立思考、只知服從的黨性。問題還在于,這種‘無法無天’竟成為長期以來占統(tǒng)治地位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搶救運動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無言(緣)無故也可被任何單位搶救關押、刑訊逼供……建國后。我們黨在全國執(zhí)了政,但仍然執(zhí)行的是‘無法無天’政策。毛澤東親自領導和主持制定了他自己稱之為國家臨時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綱領》和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擅自廢棄《共同綱領》和帶頭破壞憲法的正是毛澤東自己。他從來不把法放在眼里,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辦,直到最后和林彪一起制造了個‘國家主席’事件,就來自他要擅自取消憲法規(guī)定的國家元首(《黨史筆記》第627頁)! 搶救運動的做法與在中央蘇區(qū)的抓“AB團”、改組派等,以及建國以后的反胡風、肅反、反右、“文革”等都太相似了,搶救運動只是這一系列運動中不可或缺的、承上啟下的一環(huán)。
“搶救運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一直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禁區(qū),比中央蘇區(qū)抓‘AB團’還要嚴格。因為‘AB團’后來一般都把責任推給尚未成立的‘左’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線(即使按許多黨史書上的說法,也是大抓‘AB團’后的四中全會才出現所謂‘王明路線’),但搶救運動卻無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搶救運動的禁區(qū)也打開了一條縫,露出了一部分真實情況……”但這條縫很快又封上了,而且隨著康生的被揭露,這段歷史被作了修正:“名稱從搶救運動變成了審干運動,時間從兩三年變成了十來天,特別是發(fā)起者和領導者從毛澤東變成了康生……”(《黨史筆記》第300、301、334頁)
“搶救運動”及“抓AB團”等表明毛的過錯的歷史事實,在兩個《歷史決議》中全部隱掉了,自然在各種正史中也無反映,在中學歷史課本中全都闕如,其結果便是這類悲劇得以一次次反復重演,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
何方說,《歷史決議(一)》和《歷史決議(二)》是緊密相聯一脈相承的,它們一起成為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基礎,及歷史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兩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實際上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區(qū)別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維護(《黨史筆記》第646頁)。幾十年前我們所學的中國革命史,及現在中學生學習的中國歷史的有關部分,都是根據這兩個《決議》來編寫的,甚至有一段時間干脆是直接學那本謊話更多更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本書是胡喬木根據《歷史決議》撰寫,并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幾十年前我們在大學里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并沒有讀多少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是讀那謊話連篇的《聯共(布)黨史》。那篇《改造我們的學習》至今還是高中語文第二冊的第一課;
粉碎“四人幫”后我在語文課中教過的《整風文獻》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節(jié)選)、《整頓黨的作風》(節(jié)選)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學語文教材中,曾經有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的節(jié)選,不知現是否還有?在文革中我的罪狀之一,就是我在課堂上講了劉少奇的這篇大毒草!真是豈有此理,課本中有,我能不講嗎!據說現在大學里那門相對來說謊話比較少的《中國革命史》課已被取消,代之以選材更為“嚴格”的《毛澤東思想概論》了……這就更好了,所有不明歷史真相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肯定都相信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都相信偉大領袖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當這樣的黨、這樣的領袖發(fā)出號召或指示時,自然會無不群起響應,無不敲鑼打鼓地歡呼,結果就會是已經重演了多少次的歷史悲劇的重演!君不見,現在就有人在網上說“毛澤東不是神,但比神更偉大”嗎?君不見……
這就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奇怪的倒是這:
在延安整風結束時舉行的,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的黨的七大上,那些了解真實情況的、我們曾經那么崇敬的老革命們,都說了假話、大話、空話,都加入了制造個人崇拜的大合唱,如任弼時、周恩來、朱德等,連敢于提意見的彭德懷也沒有例外,甚至連我看了此書后十分崇敬的、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張聞天(之前我對他是一無所知)也這樣!而毛澤東對這些歌頌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掛在自己的帳上。正所謂理直氣壯地、名正言順地當“代表”。ā饵h史筆記》,第501-502 頁)這當然與這次大會是經過三年的整風和開了近一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后,在思想認識完全統(tǒng)一的基礎上,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具體操作之下召開的,發(fā)言稿都事先寫好并經過審定有關。但是,何方又說:“高級領導層對毛澤東思想的擁護是真誠的,多數人以此為準繩的檢討主要出于自覺自愿……不能說完全出于毛澤東的‘精心安排’。(第229頁)”在另一個地方又說:“但要說他們對自己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的過頭頌揚,都是出于本人的真實認識和真實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別是對多數了解情況的上層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對他們來說,參與制造個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于對毛澤東的景仰、欽佩、尊崇外,也還摻雜有其他因素,如各種各樣的私心雜念……(《黨史筆記》第533頁)”這些話不是互相矛盾嗎?在我百思不解時,又是魯迅的《燈下漫筆》給了我答案,這“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睂τ谶@種現象,魯迅是這樣分析的:“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
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fā)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边@不正是個人崇拜/個人獨裁之樹,得以發(fā)芽并生長壯大的氣候和土壤——外部條件/外因嗎?幾千年專制統(tǒng)治下的愚民教育,已經把這種心理積淀成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了。好好看看魯迅筆下的阿Q吧,他便是這種性格的典型。要改造這種心理/性格,必須從孩子開始,這便是魯迅一再吶喊“救救孩子”的原因。然而……八十八年過去了,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革命革掉的只是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腳!為了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中國人任重而道遠啊!
根據馬克思對農民的評論,這只是一場農民革命而已,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長期以來,人們尤其是革命者們都恥于說這是一場農民革命,可毛澤東卻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說過,當代“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為農民不但“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還“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革命軍隊,也只是“穿起軍服的農民”(見《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開始的依靠對象就是被贊為‘革命先鋒’的‘痞子’,即‘那些從前在鄉(xiāng)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以及‘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
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見《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25、27 頁。)值得注意的是,建國后正式出版《毛選》時,這些話都作了刪改。《黨史筆記》的作者說,毛澤東的講話或文章在收進建國后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時幾乎都經過重大修改,有的還是多次修改。毛“修改發(fā)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fā)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黨史筆記》第35、98頁)!盷總而言之,毛澤東看準了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從而公開表明貧農是最先進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識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號召他們上山下鄉(xiāng)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相應地,農民也就必然把他視為自己的代表了。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卻認為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產黨宣言》,《馬、恩選集》第1卷,第261頁)”
現在我明白許多回憶錄之所以人云亦云的原因了:或者是自覺的,他們仍然要做馴服工具,要與兩個《歷史決議》保持一致;
或者是自發(fā)的,他們仍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還只是一個農民,所以他們還必須維護毛澤東對自己的代表。如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應當知道這句話:
“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著。站起來吧!”(《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頁)
何方說:“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了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于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蒙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fā)批判張聞天反‘三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恨……加之后來看到對張聞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延安整風實在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其影響之大之久,恐怕要超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就是我為什么在學習黨史中,重點從張聞天轉向了延安整風的原因!边@本書是他深刻的反思,真誠的懺悔。又一個經歷了許多重大事件的耄耋老人站起來了,他可以毫無愧色地去向馬克思匯報去了……
不,我說錯了!不知這習以為常的話,“馬克思主義者死后要到馬克思那里去報到”的源頭來自何處?也不知究竟有誰被馬克思接納了?據說當年列寧去世之后,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列寧去向馬克思報到,到了天堂門口,敲門求進。守門人問:“你是什么人?”列寧答:“我是馬克思‘資本’的利息!瘪R克思在里面聽到了這話,當著守門人的面把天堂大門關上了。而且有趣的是,故事的前半是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中流傳的,后半則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補充的。顯然,在馬克思的故鄉(xiāng),人們了解馬克思不要人們把他看作神,他甚至說“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過:“我們兩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
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頁)!蹦亲苑Q“馬克思+秦始皇”,連工人階級的《圣經》、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的《資本論》都沒有讀過的人(見《黨史筆記》第85頁),會被馬克思接納嗎?
馬克思還有一句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于統(tǒng)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边@句話告訴我們,“除了自己的主子的專橫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民,即愚弱的國民是專制主義/個人崇拜產生的氣候和土壤。因此,為了清除專制主義/個人崇拜得以滋生的氣候和土壤,我們必須站起來,反思我們?yōu)橹圃旌托麄鱾人崇拜所做過的一切,使自己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能獨立思考的、具有批判能力的自信的現代人;
必須用人類創(chuàng)造的全部精神財富來武裝自己的頭腦,這當然包括歷史,真實的歷史!法律其實就是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其作用是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不能再繼續(xù)“無法無天”了!
愿假話、大話、空話從孩子們必讀的教科書中消失,“救救孩子”!
愿尊敬的何方先生健康長壽,完成他全部的寫作計劃,多為歷史和子孫后代留下一些真實的見證。
因此因此
愿“站起來”的人多些!再多些。
2006年8 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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