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中國學生的建設性民族主義

　　（吳萬偉 譯）

　　去年六月，加拿大一電臺請我找?guī)讉�中國學生一起做一個現(xiàn)代中國的專題節(jié)目。在過去四年來，我一直在清華大學講授政治理論。我給幾個學生發(fā)了電子郵件，他們很友好地接受了采訪要求。我們在萬圣書園（All Sages Café）會面，這或許是最好的一家銷售中文學術著作的書店，我也常常把來訪的學術界朋友帶到這里瀏覽，向他們顯示他們的書已經(jīng)被翻譯成為中文出版，不過他們也會發(fā)現(xiàn)很少中文著作被翻譯成英語。

　　節(jié)目制作人要求我們圍坐成一個圈，要錄制典型的小組討論的片斷。鼓勵我們就像平常一樣相互之間用中文交談。我還被要求拿著菜單，做出我在看備課講義的樣子，這引得學生哄堂大笑。這種背景有點做作，中途需要停下來以便讓工作人員更換帶子，因為一次只能錄制小組中一半人的話。不過我們的討論仍然很活躍。

　　我提到了奧運會這個話題，希望能引發(fā)一些爭論。就在清華東北門口外面，有個狗肉飯館，大大的“狗”字非常醒目。東亞許多人喜歡吃狗肉，據(jù)說味道鮮美，滋補壯陽，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但是韓國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奧運會期間因為不愿意惹惱西方游客，禁止狗肉銷售。我就問中國政府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是否應該禁止狗肉呢？

　　讓我驚訝的是，大部分學生說不。我在這里感到開心的部分原因就是不斷遭遇驚訝。政府為什么要迎合西方人的情感呢？正如我的碩士生曾雪靈所說“對于忌諱豬肉的穆斯林和忌諱牛肉的印度教徒該怎么辦呢？如果只禁止狗肉似乎對于這些人不公平�！币粋�本科生陳夢吉注意到吃狗肉是中國東北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來自那些地方的客人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剝奪。而且，有些飯館需要賣狗肉才能生存下來。

　　只有一個學生支持禁止狗肉：我的博士生武云，不過她的觀點受到普遍的厭惡吃肉觀點的影響。她認識到素食的好處，雖然她自己不是素食者。（在中國和法國這樣有漫長豐富的肉食飲食文化的社會里成為素食者非常困難）。她沒有提出特別的禁止狗肉的理由。她說“從古代以來狗就是人類的忠實的朋友了，是特別的動物，人們怎么能沒有絲毫內疚地吃狗肉呢？”

　　接下來用英語和電視臺工作人員的討論涉及到常見的話題如中國的民主、人權、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等。采訪者約翰·施萊辛格（Joe Schlesinger）或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電視記者，文化大革命后就再沒有來過中國，所以他在講一個像瑞普·范·溫克爾（Rip Van Winkle）（美國作家歐文的著名小說中的人物）一樣經(jīng)歷人類歷史上最迅速和徹底的社會變革的國家的故事。

　　這種轉變的部分內容包括重新獲得的對于自己國家文化遺產(chǎn)的自豪，以及勇敢面對外來挑戰(zhàn)的欲望。可以說中國的學生比中國政府更加具有民族主義情感，我們的討論部分證實了這種說法的可靠性。就在我們這次討論不久，政府宣布奧運期間禁止狗肉烹調。一個學生給我電子郵件抗議說這樣的決定應該經(jīng)過更廣泛的討論后才能決定。

　　有點民族自豪感有什么錯嗎？學生們不再如二十世紀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做的那樣，盲目聽從西方政治理想或者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遺產(chǎn)。不錯，它可能導致問題的出現(xiàn)，如民族主義可能采取丑陋的形式，“愛國者”清除異端觀點，煽動對于敵人的仇恨等。但是我自己的學生沒有這種思想：他們有思想，了解全面的信息。

　　西方人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年輕人中缺乏對于西方民主的熱情而感到困惑和沮喪，但是學生表示懷疑或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對于民主有理想化的信念，卻沒有民主的經(jīng)驗，因此民主能夠代表他們最熱烈的幻想。這并不是意味著中國當今的學生會為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行動動辯護。

　　但是因為許多學生留學海外，在中國可以廣泛閱讀國際新聞，因特網(wǎng)比印刷媒體受到的限制少些，國際新聞比國內新聞更少宣傳色彩，中國受教育的民眾更容易得到關于民主的優(yōu)勢和劣勢的全面認識。比如，美國入侵伊拉克就破壞了許多受教育的中國人對于民主模式的影響力。

　　學生們對中國問題的復雜性有了更多的認識，不再相信有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我班上的學生的理想也是五花八門。其中一個非常熱衷于維護同性戀者的權利。另外一個擔心全球氣候變暖。一個學工程的學生渴望建設更安全的建筑。一個學法律的學生關心刑事被告人的權利。還有學生關心民工和少數(shù)民族權利。這些問題中有些需要當?shù)卣�府解決，還有些要求更加全球性的眼光，但是沒有人相信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就能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對于把改變中國的杠桿交給八億只受過小學教育的農(nóng)民的前景感到猶豫不決的決不僅僅是政府。

　　或許最讓人困惑的是有海外留學經(jīng)歷的學生往往是最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常常出現(xiàn)的是他們對于他人當今中國的錯誤觀念反應強烈，比如中國存在對于思想文本的專制控制的觀點。在國內猛烈批評政府的學生在消息不靈通的外國人開始攻擊中國的時候，往往為祖國辯護。他們?yōu)橹袊�取得的成就辯護，因而被指控為政府的辯護士，這又往往產(chǎn)生更多的辯護。

　　我的有些學生成為在決心學習更多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與其他文化發(fā)生沖突的時候，確實遭遇到了思考自身文化根源的需要。這并不是說學生全盤否定了西方影響，許多學生仍然渴望出國留學，學習西方。但是今天的學生普遍相信要創(chuàng)立任何穩(wěn)定和合法的政治安排都需要至少部分地建立在來自己傳統(tǒng)文化理想的基礎上。這種觀點幫助解釋了最近人們重新產(chǎn)生了對于儒家價值比如精英統(tǒng)治、和諧、文明等的興趣。

　　如果和文革期間的專制時期相比，北京已經(jīng)幾乎徹底轉變了。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及其周圍的建筑可能是北京唯一在時間上靜止不動的地方了�；蛟S天安門廣場上還會發(fā)生學生領導的示威游行活動，但是激起人們熱情和興奮的象征更可能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自由女神像。

　　譯自：“Chinese Students" Constructive Nationalism By DANIEL A. BELL”

　　http://chronicle.com/free/v54/i48/48b02001.htm

　　作者簡介：

　　貝淡寧（Daniel A. Bell），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新著《中國新儒家：變革的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

　　譯者注：該書中文版即將由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出版。本文修改稿曾發(fā)表在2008年8月13日《環(huán)球時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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