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秋紅：北大的情調(diào)與格調(diào)

　　畢業(yè)二十年，讀了政勛君所寫《北大給了我們什么》一文，不說心潮澎湃，倒也漣漪陣陣、浮想聯(lián)翩，以至于想“跟風”說點什么、寫點什么了。北大之于政勛君，若母親之于游子、情人之于使君，這種情懷非我能與之比擬也。在我所熟識的北大人中，政勛君可謂“北大情結(jié)”最深的一個，他無時無刻不做著“北大夢”，心心念念掛著“8415”，魂牽夢縈的結(jié)果是，年近不惑的他，頂著“大學教授”的頭銜，重返北大，當起了北大的“博士生”。如果不是時不我待，我估計他會留在未名湖邊，每天誦著經(jīng)史子集，和那湖、那塔、那島、那柳溶在一起，構(gòu)成一幅新的北大風景。定居唐都，年逾不惑，拖家?guī)Э�，那夢只好永遠留在未名湖邊了。那是他的遺憾，也是我們大家的遺憾。

　　北大之于我們，往往是空間的距離愈遠，心靈的距離愈近。畢業(yè)分配時，我?guī)捉?jīng)周折，最后落戶長沙，孤身一人，在一所名不見經(jīng)傳的高校任教，可以說，是北大四年的經(jīng)歷給了我從容面對生活中風霜雨雪的自信。三尺講臺，三度春秋，不敢有絲毫懈怠，那是怕辱沒了“北大畢業(yè)生”的聲名。記得有一年元旦，室友怡昕寄來一張賀卡，上寫：“在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我們曾經(jīng)共度黃金般的歲月，你會踏著春天的腳步歸來嗎？我期待著重逢的腳步聲�！蹦菚r，我正在復習考研，一年后，我們相聚燕園，問起別后的經(jīng)歷，憶起大一時的約定，真是感慨萬千！如果不是畢業(yè)于北大，如果沒有同窗學友的激勵，或許我會在長沙“成家立業(yè)”，偏安一隅，自得其樂，焉能有今天在學術(shù)路上的苦苦求索？

　　在法大碩博連讀，離北大近了，反而不象以前那樣對北大“情有獨衷”，眼中比較和心中反思的成分漸增。60后的我們，求學北大時，正好是80年代，那時的北大是“精神象牙塔”，我們的腦海中只有國家民族大義，只有蔡元培、梁漱溟、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馮友蘭、季羨林……，再有就是從外國傳入的羅素、薩特、尼采、叔本華、榮格……，那是一長串為國家、為民族、為人類作出思想貢獻的“偉人”或“大師”的名字，在我們的世界中，其實沒有我們自己，因為那個“小我”被那個“大我”完全淹沒了。畢業(yè)分配，走入社會，我們仿佛一捧塵沙被拋入茫茫大海，有些找不到停靠點，便沉寂下去了。社會這堵墻，砸碎了許多人的夢想。北大沒有教會我們在中國社會生存的“技巧”，我們沉浸在理想主義的幻夢中，只知魏晉，不知有漢，因此才有了初出校門時的跌跌撞撞。

　　北大四年、法大五年，時間相若，感受迥異。北大是“天下英才”匯集之地，在北大，我們從來不敢說自己“最優(yōu)秀”，至多只能說“各有所長”�！疤焱庥刑�，人外有人”，是北大給我上的第一課，我在那里最大的收獲或許是同學之間的相互交流與砥礪，水漲船高，那種影響是無形的。在北大讀書時，我們正值青春年少，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時期，北大灌輸給我們的思想、觀念、精神，左右著我們?nèi)松�的每一步選擇與行動。有摯友說：“獨特的眼光、寬闊的胸懷與內(nèi)在的良知，是北大學生的基本要件”，我深以為然。無論我們身處何方、身居何地、身置何位，獨立、自由、平等、批判、抗爭，這些融入我們血液中的精神元素，讓我們?nèi)绱恕芭c眾不同”！

　　與北大相比，法大少了些“一覽眾山小”的豪氣以及“天下之大，舍我其誰”的浪漫，多了些“步步為營”的平實與甘作“滄海一黍”的謙遜，因而拉近了與中國社會的距離，法大學生融入中國社會，比北大學生要容易得多，不會經(jīng)歷巨大的心理落差，更能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自由游弋、左奔右突。北大的老師，常常距學生千里之遙；
法大的老師，則每每成為學生的忘年之交。步入社會后，北大學生傾向于各自為陣，一如往昔；
而法大學生則較為注重橫向聯(lián)合，攜手進步。兩相比較，差異畢現(xiàn)，不好說孰優(yōu)孰劣，但對于改變北大人“惟我獨尊”的心態(tài)，汲取他人所長，應該不無裨益吧。當然，我這里所說的北大、法大，是我們那個時期的北大與法大，是我身處其中的北大與法大。

　　博士畢業(yè)后，到了有“翰林院”之稱的社科院工作。對于我心中的北大，又多了一個可比的對象。社科院沉穩(wěn)、大氣，以構(gòu)建社會主流文化為己任，其風范明顯有別于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北大。在社科院工作期間，有幸受清華法學院之邀，在明理樓度過了一年的兼職教師生活，使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清華、感受清華。北大與清華，同列中國高校之首，但校風、學風各具特色，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領(lǐng)風騷，清華則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頂天立地。“北大是一首詩歌，清華是一篇論文；
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華是工程師的搖籃”，這樣的比喻之于傳統(tǒng)的北大、清華，很是貼切。不過，近些年來，清華朝著建設(shè)綜合性大學的目標邁進，著力吸納人文社科方面的優(yōu)秀人才，大有“后來者居上”之勢，北大恐怕難以等閑視之，在出思想、出大家方面，仍以“北大第一”沾沾自喜了。

　　中國在變，社會在變，北大也在變；
物質(zhì)在變、觀念在變，北大焉能不變？！今日之北大，與我們在讀時的昔日北大，已經(jīng)有了太多的變化。在我看來，這種變化很難說是朝著好的方向在變。我看到，一向以崇尚真理、蔑視權(quán)威自傲的北大，在膜拜權(quán)力方面，與其他高校幾無分別，在一些慶典活動中，以請到高官出席為榮，以畢業(yè)生中的高官人數(shù)自喜；
我看到，一些北大的教師，其學術(shù)水準、敬業(yè)精神、誨人態(tài)度、職業(yè)操守在下降，學術(shù)講堂日益成為追名逐利之所，“北大人”的榮譽感與使命感在消失；
我看到，一些北大的學生以純粹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求學生涯，在他們的身上，再也看不到理想主義的蹤影……那還是我念茲在茲的北大嗎？我還能將它視為“心靈的故鄉(xiāng)”嗎？

　　在我心中，對“北大情結(jié)”的最大沖擊，來自于前年秋冬對于耶魯?shù)脑L問。北大是中國名校，耶魯是美國名校；
東方的北大有100多年的歷史，西方的耶魯有300多年的歷史；
北大與許多改寫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相連，耶魯是美國現(xiàn)代政治人物的搖籃……兩所學校在精神與氣質(zhì)上，似乎蘊含著某種相似之處。讓我意外的是，在耶魯，我仿佛拾回了一些關(guān)于北大的記憶：質(zhì)疑一切，努力學習，獨立思考，是耶魯?shù)慕逃�理念，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北大，我們不也把它作為北大精神的組成部分嗎？在耶魯?shù)恼n堂上，老師傳道，學生受道，其樂融融，那不就是我們當年求學北大時的場景嗎？渴求知識、尊重教授、尊重學術(shù)、熱愛真理，耶魯校園中洋溢著的勃勃生機、流淌著的清新氣息，與昔日的北大并無二致，這一切，我們曾經(jīng)那樣熟悉、那樣沉醉其中……

　　“大學最重要的是通過自主、自由的學習，培育人的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的民族，每個人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民族也不會獨立和發(fā)展。人的獨立、人的自由發(fā)展，本來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有學者如是說，而北大正是以“自由、民主、獨立、科學”為旗幟，開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大學不僅是獲得知識、增強技能、練達人情的場所，它更是提升人格、養(yǎng)育靈性的家園。曾幾何時，北大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丟了魂魄，開始媚俗，日益迷失在金錢與權(quán)力之網(wǎng)中，令人擔憂：如果沒有“生源上的優(yōu)勢”這張華麗的皮囊，北大將憑什么資本雄踞全國高校之首呢？隱約記得，剛?cè)氡贝髸r，系主任張國華教授自豪地宣稱：“全國其他高校法律系的力量加起來，也不及北大法律系”，可是，現(xiàn)在的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有膽量這樣說嗎？

　　元稹有詩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今昔之間，滄桑巨變，如果我們一味地沉湎于昔日北大的輝煌，看不到今日北大的沒落，是否會有些“白頭宮女”的悲哀呢？06年央視記者在采訪北大老校長丁石孫教授時，曾問他這樣的問題：“您認為北大的精神是否會喪失呢？”我下意識地認為，他會回答“當然不會”，沒想到他的回答卻是“一種精神能否傳承，那要看后來者能否將其發(fā)揚光大�！保ㄎ乙延洸磺逶�話，大意如此）應當說，這是客觀和理性的態(tài)度，在各種贊譽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老校長讓我看到了北大人的風骨，難怪百年校慶時，季羨林先生將他與蔡元培校長相提并論。

　　“山花落盡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閑”，是丁石孫先生喜歡的一句佛語，哪怕所有榮譽、地位都失去，哪怕經(jīng)歷再多的變化和干擾，山還是那樣，還在那里，這是丁先生對北大精神的一種注腳。我曾經(jīng)的同事且為北大校友的夏勇教授在《憶陳老 念北大》一文中說：“北大人有骨頭，有個性，但是，他們更善于學習，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權(quán)位、財富和良知這三者發(fā)生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時選擇良知。可以說，北大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優(yōu)良品德的一種表現(xiàn)�！彼�還說：“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備，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備。”

　　夏勇教授的一席話或許對我們有警示意義。畢業(yè)二十年了，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我們是北大人，但我們果真具備了北大精神并在漫長的、艱辛的、變化著的人生歲月中堅守了它嗎？我們是否與今日的北大一樣，在迷失、在沉淪，已經(jīng)失去了拒絕蠅營狗茍、拒絕庸庸碌碌的勇氣？在我們的心中，理想主義的火焰還在燃燒嗎？它是否已被現(xiàn)實主義的大水所澆滅？我們還喜歡、還敢把“我們北大”時常掛在嘴邊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中國人的生存哲學，面對洶涌而來的市場經(jīng)濟大潮、面對社會轉(zhuǎn)型帶來的困惑、痛苦與機遇、面對我們置身其中的那個不相信眼淚的社會，我們的確需要變通，但是，人生在世，有些東西不能變、不該變，它們的價值是永恒的，非金錢、權(quán)力這些外在之物所能比擬和衡量。

　　我們畢業(yè)于北大，應當清楚什么東西不能變、不該變。那蒙著歲月灰塵的群樓、那學子捧書的湖畔、那林木蔥蘢的小院，是母校留給我們的珍貴記憶，北大的情調(diào)蘊含其中，值得我們終生回味；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適， “清而不排它，高而見愈廣”的季羨林，“甘作前薪燃后薪”的馮友蘭，“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yè)”的朱光潛，“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只唯實”的陳岱孫，這些燕園名師以及那些“無名有尊，無位有品”的北大人，向我們昭示著北大的格調(diào)，那是潤潔我們心靈的瓊漿、修正我們品格的坐標。

　　北大的情調(diào)與格調(diào)，是一種永在的美。懵懂的青澀歲月，它伴我們走過，如春雨之潤心；
喧囂的奮斗歲月，它伴我們走過，如清風之浴心；
穩(wěn)重的成熟歲月，它伴我們走過，如星輝之照心。我們是北大人，在我們前行的路上，北大的情調(diào)與格調(diào)，與我們形影相隨。羨慕政勛君的“北大情結(jié)”，我們不妨也像他那樣，繼續(xù)做做“北大夢”，最低限度――我們不要丟了北大精神，不要丟了北大的情調(diào)與格調(diào)。

　　2008年2月27日于京都紫東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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