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阿倫特與左翼人士

　　上一世紀90年代，已經去世近20年阿倫特（Hannah Arendt）及其著述再度為歐美學術界矚目，對她的思想重新進行闡釋成為一個新的學術熱點，她的未結集出版的文章和未公開發(fā)表的手稿和書信逐漸被整理、編輯出版，1甚至普通媒體上也常能讀到援引她的著述中的文字。歐美之所以再起阿倫特熱，筆者就視野所及，大致有兩個原因：一，蘇聯、東歐的演變，冷戰(zhàn)結束，讓人們回首重溫阿倫特關于極權主義的論斷和她獨特的政治學說，同時，世界進入了一個她擔憂的“公共領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時代，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帶來新的相對貧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間不斷發(fā)生的激烈沖突等新的現實政治課題，也刺激人們重新研究、評價阿倫特學說的欲望。二，正如在馬格利特·卡諾芬所分析的那樣，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思想與現實政治事件有著難以分割、非常密切的關系，可是她思考方法的卻是內省方式，2于是，這種孤獨的精神生活與公共政治領域的緊張關系是潛伏在著作中，增加了她的思想復雜性、理解的難度和容易引起研究者產生不同的、對立的闡釋，成為爭論焦點。但是，阿倫特的著述在今天中國內地的傳播，卻是另一番景象：沒有像施密特成為研究者們追逐的熱點，甚至還不遠不如保守主義的斯特勞斯那樣為人熟知。阿倫特及其著述在中國遭到冷遇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為她直接、徹底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然而，值得欣慰的，江蘇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阿倫特的《黑暗時代的人們》，這是內地出版的第二本阿倫特的著作中譯本。拙文從阿倫特與“左翼人士”3的聯系與分歧這個視角出發(fā)，結合《黑暗時代的人們》所收的文章，簡略地勾勒她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

　　一，《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左翼人士

　　根據伊麗沙白·楊—布洛赫的傳記（《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1982），記述，《極權主義的起源》自1945年底開始寫作。最初計劃是由“反猶太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帝國主義”三部分組成。41947年阿倫特調整了計劃，準備在第三部分中，和在前幾年已發(fā)表的論著基礎上寫出的前兩部分不一樣，必須從頭開始通過蘇聯的事例來追究本質的事物。

這一新計劃的產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戰(zhàn)結束后，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烏克蘭饑荒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等被封鎖在鐵幕后的舊聞更詳盡地傳入西方文化界，特別是戰(zhàn)后斯大林再度強化“紅色恐怖”手段（按照阿倫特說法，二戰(zhàn)時期，由于戰(zhàn)爭，斯大林極權主義統治得到短時期緩和）——和納粹有類似性集中營——古拉格的傳聞引起阿倫特對蘇聯體制的注意。5當然這些都和周圍的人們對她的影響不無關系。正如摯友漢斯·約納斯在阿倫特追悼會上的致辭所述，阿倫特是個天才的社交家。她的一生廣泛交往的友人中不少是“左翼人士”。1963年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后，引起很大反響。友人杰哈特·肖萊姆(Gerhard Scholem)對這本書也十分不滿，寫信給阿倫特，指責她在書中對納粹時期的猶太人評議會的批評。肖萊姆在信中說，阿倫特屬于左翼知識分子，阿倫特在回信中否定這種將自己歸屬于“左翼”說法。6但是，肖萊姆的左翼說也不是沒有一點“依據”：阿倫特的父母都是社會黨黨員；
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場，戰(zhàn)后作為著名記者(筆名Andens)依然積極地對西方社會進行批判；
她佩服的、認為很有才華的瓦爾特·本雅明、加繆、奧登也可以歸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知識分子”行列；
她雖然很厭惡阿多諾，但是早年與阿多諾也有過交往。7作為“左翼人士”對她影響最大的要算她后來的丈夫布呂舍（Heinrich

　　Blücher）。布呂舍加入過德國共產黨，參加過盧森堡、李卜克納西組織的斯巴達克團，親歷過1918年德國革命。她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明確說：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布呂舍把不關心政治的自己引向專注于政治思考的。8由于使用非母語——英語寫作，此書撰寫過程中，阿倫特得到“極有才氣的”俄國血統猶太人、年輕的文學史學者凱金的不少幫助。以后凱金在《紐約的猶太人》(Alfred Kazin, New York Jew ，1978)一書里提到：1950年夏與阿倫特夫婦的交往：當時《極權主義的起源》書稿已經基本完成，阿倫特夫婦倆經常圍繞共同的哲學話題進行討論，討論時那興奮和喜悅的樣子讓人難以想象。9我們從《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援引的文獻也可以看到布呂舍對該書第三部分《極權主義》寫作的間接影響。比如阿倫特引用的《在斯大林秘密機關工作》（Walter G.，Krivitsky， In Stalin’ s Secret Servuces, 1939 ）是1937年逃往巴黎的原蘇聯秘密警察克利維斯基的回憶錄，言及布呂舍的朋友——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勃蘭特拉在莫斯科指導下，1923年舉行過“德國10月革命”，最后成為失敗的替罪羊那段歷史。布呂舍參加過1928年勃蘭特拉建立“反對派”，與勃蘭特拉的往來保持到30年代初，所以，當年布呂舍直接或間接聽到過勃蘭特拉對莫斯科的抱怨。10又如，薩瓦林的《斯大林》(Boris Souvarine, Stalin：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1939)和圖茲恰的《斯大林》（Isaac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1949）也是阿倫特引用的文獻，前者曾是法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
后者是波蘭猶太人，早年加入波蘭共產黨。兩者也和克利維斯基一樣，最后是遭遇被莫斯科清洗的命運。所以，阿倫特寫完前兩部后，醞釀寫作第三部的計劃，受到丈夫布呂舍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影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是不可思議的。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還引用了“研究布爾什維克主義卓越的專家”沃特馬·古里安的著述。古里安曾師從馬克思·舍勒和卡爾·施密特，30年代初和阿倫特相識，阿倫特以后不僅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中收入了追憶古里安的文章[第九篇《沃爾特馬·古里安的人格》（The Personality of Waldemar Gurian），是1955年為《紐約書評》的紀念古里安逝世專輯寫的追悼憶這位友人的文章]，而且，1953年曾特意為古里安的《布爾什維克：從開始到蘇維埃共產主義》（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t,1952）一書寫了書評《理解共產主義》（Understanding Communist）。在書評中，她盛贊古里安的著作“是據我所知的、最好的批判地討論布爾什維克歷史的著作”，準確地把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tài)歸結為三個特征：一，斯大林體制是從馬克思開始，經過列寧發(fā)展而來，是一貫的；
二，布爾什維克是世俗宗教；
因為徹底世俗化造成失去了超越的目標；
三，把完全追求現實作為終極目的，體制上只能轉向極權主義。11這篇書評也顯示了阿倫特受到古里安的啟發(fā)，開始轉向對馬克思思想的關注、研究，注意到與納粹種族主義相比，馬克思思想中含有的西歐傳統的要素，因此某種程度上被正當化了，世俗世界很難避免馬克思主義者的思維方法誘惑。12從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記》(Denktagebuch), 來看，雖然1951年阿倫特就開始思考馬克思關于勞動的論述，但是，比較集中思考馬克思勞動觀是從1953年春開始，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條件》中系統地表述出來。

　　《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把蘇聯古拉格集中營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宣傳一起作為與納粹政權類同的極權主義體制的標志，但是因為時代的限制，除了利用“原共產主義者”的回憶外，該書中缺乏更加翔實的印證材料。13所以，人們批評這部著作“不是歷史的描述”、“過于哲學般論述”，14在這篇書評中阿倫特還間接地回答了這批評：

　　古里安選的主題是歷史學家們感到最困難的一種。即使由最值得信賴的歷史學家來準備蘇維埃研究，也會為實證資料不充分發(fā)愁。蘇聯的檔案館從來沒有公開過，我們不清楚布爾什維克體制是否會留下敘述實際的歷史的資料。不幸的是，在社會科學的影響下，歷史學家們也越來越對出典失去了興趣，關于蘇聯的研究文獻中，也越來越顯示出這個趨勢。因為關于這個主題我們什么也不知道，不得不依賴二手資料。其他的學者往往因為資料欠缺，利用蘇聯政府提供的材料，屈服于布維什維克的宣傳，因為對于他們來說，這些材料比體制的犧牲者和個別政府官員自白更加容易到手。古里安沒有跌入這個陷阱，解決的辦法是避開單純的敘述事實，集中力量分析意識形態(tài)。15

　　阿倫特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也采用了這種方法，“因為寫作目的是為了使得自己的主題能夠在未來世代的關心和記憶中留下來，所以要把歷史記述高度正當化”。16 這一經驗值得研究現代中國學人注意，問題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學養(yǎng)。50年代后，不僅可以利用1945年開始寫作時未能利用、逐漸出現新的實證材料，比如，紐倫堡審判的記錄、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報告。所以，后來該書第三部分幾經補充、改寫。1955年的德文版和1958年英文第二版都增加了《意識形態(tài)和暴力》一章；
60年代因為中國文化革命的興起，又開闊了阿倫特的視角，1968年再版的英文版第三部分的《結語》和《序言》部分又作了改寫。然而，阿倫特也坦率承認，所掌握的材料和文獻，對于中國的了解程度還不如30年代蘇聯，可是，她認為：即使蘇、德、中三國因為國民歷史傳統不同，表現出來類型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但是這些相異之處，都與統治形態(tài)沒有直接的關系。極權主義統治與其他專制、獨裁統治不同的標志：“所謂極權主義，就是無論誰都不能與它共存的唯一的統治模式”。17另一方面，阿倫特看到斯大林死后，隨著權力斗爭和集體領導，赫魯曉夫掌權以后的蘇聯已經不是嚴密意義上的極權主義體制了，但是，她指出，只要蘇聯的一切權力不是在根本上合法的話，處于一種“無法”狀態(tài)，那么就有可能不用伴隨大的動亂突然回復到極權主義形態(tài)。18這兩個論斷，很值得前些時候圍繞如何區(qū)分極權主義與右翼獨裁、專制體制展開論爭的中國學人注意。

　　二，原共產黨員和歷史主義

　　1948年阿倫特曾在紐約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工人聚會的場所——蘭德學校（Rand School ）進行過演講,這學校有許多她的左翼朋友，她的那次演講，首要的話題批判美國左翼知識分子40年代出于對蘇聯的失望使用的所謂“反斯大林主義”口號。阿倫特尖銳的警告，雖然是批評當時美國左翼知識分子特有的幼稚錯誤，19但是，對今天中國讀者也不是沒有教益的。阿倫特指出，“反斯大林主義”并不反布爾什維克主義，也不反對極權主義是要害。就如“反希特勒主義”是羅姆或者施特拉瑟兄弟出自納粹黨內的反對派一樣，“反斯大林主義”最早出自20年代布爾什維克黨內斗爭，如類似的還有“反布哈林主義和布哈林主義的斗爭”，“反托洛斯基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的斗爭”等等。這樣的口號帶來兩個危險：第一，混淆敵我。德國不少往昔的納粹主義分子今天也是堅決的反斯大林主義分子、鐵托也是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并且還會把真正的反極權主義者同敵人放在一起。第二，最具有危險性的，即美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方法變得僵硬了。原因是他們不愿正視自己的過去，堅持過去的信仰，不愿意對照經歷的過去的事實重新反思——把那個時代所有的激進的運動和俄國革命等同起來，更加痛心的是對俄國革命幻想完全破滅之后，還堅持這樣的立場。20

　　在1951年的《雞蛋的呼聲》、1953年的《原共產黨員》兩篇文章中，阿倫特把拋棄共產主義信念的人分成兩種：“原共產黨員”(Ex-Communists)和“前共產黨員”（Former Communists）。所謂前共產黨員，是指知道了斯大林體制真相脫離黨后，大多不會再以政治為職業(yè)，不去追求替代舊信仰的新信仰那些人。他們不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精力去與共產主義體制斗爭，典型人物是畢加索。阿倫特生活中交往的左翼人士大多數只是這種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原共產黨員是指那些退出共產黨組織后，公開、積極投身和共產主義作斗爭的那些人。他們精通對手（以前的戰(zhàn)友）的手法，在自由社會充當和共產主義斗爭專家的角色。往往因為他們的存在，前共產黨員被人們認為在品質、誠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共產主義的危險性的認識等方面不如原共產黨員�？墒�，阿倫特認為這樣的原共產黨員在自由社會中孕育著新的危險。21她以到了美國后叛變的原蘇聯間諜強伯斯（Whittaket Chambers）為事例,來說明這些原共產黨員斗爭中往往采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比如，極權主義社會中，通過告密使被統治者感到恐怖，于是，被統治者們也加入告密者的行列，所謂不成為龍就不能與龍斗，于是，告密成為社會的風氣。顯然，阿倫特是指當時原共產黨員配合麥卡錫主義的告密，使得美國的公共政治領域的民主傳統進一步衰退，造成社會危機。50年代初，背離共產主義信仰的原左翼人士或原共產黨員的告密得到麥卡錫主義的默認甚至公開的贊揚。對此阿倫特感到非常憂慮和憤怒，促使她以后寫出捍衛(wèi)、恢復美國革命傳統的《論革命》。22阿倫特分析原共產黨員之所以會采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與共產主義斗爭的根源：還是和他們的對手一樣——迷信于歷史主義的原理：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歷史使命，自己的行為不僅是政治行為，是歷史瞬間的表現，是在創(chuàng)造歷史；
他們強調只要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擇手段。阿倫特指出，他們所謂的與共產主義斗爭本質上依然是黨內斗爭一種，其錯誤所在：一，人必定要死的，決不能見到歷史的總結（目的），二，人不僅見不到歷史終結，也不可能知道歷史的目的。人的行為本質上是不可能對未來做出預言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歐偉大的政治傳統一直懂得這一點，把它作為一種難以克服的困難來解釋。23她的對歷史主義的警惕側重兩個方面，在以后研究中逐漸體現出來：一，批判所謂“不敲碎雞蛋不能做成蛋餃”那樣把行動混淆為目的和手段，把私人領域的生產制作的概念，偷換成公共領域里的參與政治概念；
二，剖析通過“用目的使得手段正當化”在公共領域活動的政治人物。24

　　1954年阿倫特向美國政治學會提出的研究報告《最近歐洲哲學思想中對政治的關心》（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對法國左翼存在主義被黑格爾主義同化作了評價。她贊賞加繆、馬爾羅堅持傳統的美德，拼命抵制從自我淪落為虛無主義；
批判薩特和梅洛龐蒂簡單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行動指南，以為自己的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能解決一切問題是一種幻想，在行動領域里只要贊成革命都被作為許可的——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25阿倫特著不為左翼知識分子占優(yōu)勢的法國文化界接受，《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部分，以《極權主義體制》（Le systéme totalitaire）的書名、第一部分以《反猶太主義》(Sur l"antisémtisme)的書名的法文版分別在1972年、1973年在法國問世。阿倫特去世之前，完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未能在法國出版，受到法國讀者關心的著作只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三，《黑暗時代的人們》的褒與貶

　　《黑暗時代的人們》收錄了10篇關于人物評述的文章，評述與共產主義思潮有關的“左翼人士”的，除了《沃特馬·古里安的人格》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兩篇之外，還有1966年對尼特爾的《盧森堡傳》寫的書評（J·P·.Nettl, Rosa Luxemburg）和對同時代的布萊希特簡潔的評傳《對約彼特的原諒》(What Is Permitted to Jove)。

　　1963年寫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開始，阿倫特集中思考極權主義社會里個人倫理責任問題——政治道德問題。她認為，在極權體制下能夠堅持拒絕服從邪惡立場的人，都是只由自己來做出判斷的人，既不是他們擁有更好的價值體系，也不是自古以來判斷邪惡、善良的標準植根于他們的精神或良心中。當面臨一個一個問題時，他們并不是自動地調動相對應的先天具有的乃至后天養(yǎng)成的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的規(guī)則。他們自己質問自己，這樣做結果是否能安心地活下去。會做出這樣判斷的人，是出于能有捫心自問、自己與自己對話的習慣，而不是掌握了高度發(fā)展的知性或受過什么道德的洗煉的緣故。26那些掌握了高度發(fā)展的知性或受過什么道德的洗煉的知識分子往往受到“要達到善、要遵循道德”的誘惑，為了某種道德體系做出錯誤判斷。所以，阿倫特在《對約彼特的原諒》中指出：“最可怕的是要達到善、要遵循道德的誘惑”。27她認為，布萊希特對蘇聯革命事業(yè)抱有幻想，乃至會誤入歧途，寫出《斯大林頌》這樣的作品，他企圖行善、幫助弱者，卻與邪惡結成同盟。28阿倫特對作為文學家的布萊希特能否與政治保持距離，保持自主的姿態(tài)，接受、認識事物本質——那種能力與意志表示懷疑。以后在《真理與政治》一文中又針對布萊希特強調：誠實孕育出判斷能力。如果缺乏這樣的誠實，“詩人因為實際生活的罪責，遭到了詩神的懲罰”， 完全喪失了才華和靈感。29

　　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第一篇《論萊辛》說萊辛的偉大就在于不為同情誘惑；
認為布萊希特誤入歧途，使得自己的作品毀滅的原因卻是他饑餓的人們的同情，30他與羅伯斯庇爾、列寧一樣有強烈的同情——沖動，幾乎是一種潔癖，要和饑俄的人們一起反抗。追求自由。盧梭最初倡導的政治道德同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最充滿同情心，與無知的大眾的區(qū)別就在于能夠把他們的同情的沖動轉換乘“憤怒”的沖動，把這種同情讓拒絕被同情的人接受那就轉化為憐憫。31前一年在《論革命》中，她更詳細闡釋了“同情”。法國革命中羅伯斯庇爾等人因為同情人們饑餓的肚子，企圖解決屬于社會領域（近代產生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領域）問題，放棄了最重要公共領域自由的追求。她指出，同情只是一種內在感情，是不能言傳的。一旦善行公諸于眾，僅僅是為了行善而行善。革命者如果表白“同情”，就已經墮落為徒有外表的“偽善”；
32另一方面，同情轉化為憐憫的結果，把道德作為底層人民的專利相信私有制必然孕育犯罪。最后發(fā)展到相互揭發(fā)“革命隊伍”里偽善者，革命暴力恐怖必然而至。阿倫特在文章最后說：如果詩人像不肯浪費憐憫的“憐憫B(tài)B”（布萊希特的小名）那么，在這個世紀，也許無論在什么時代，要做一個詩人是困難的。33這里阿倫特以布萊希特為例，不僅提出詩人政治倫理責任問題，也提出了她關于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觀點。

　　從布呂舍的經歷，我們可以推測阿倫特為《盧森堡傳》寫書評并非偶然。1955年，在研究報告《最近歐洲哲學思想中對政治的關心》的基礎上，她在加大伯克萊分校開設“歐洲政治理論”研究班（seminar）。那是她最初在大學的講課，深受學生歡迎，選修人數超過百人。她曾對學生講解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把這個研究班叫做“斯巴達克團”，有的學生開玩笑的說：“盧森堡（指阿倫特）來了！”她高興得很，告訴老朋友自己獲得了難得的“稱贊”�？梢姳R森堡在她心中的地位。也就是在講授《論俄國革命》，對盧森堡思想分析、評價的過程中，萌發(fā)了寫作《論革命》構思。34阿倫特和盧森堡一樣否定列寧的關于革命論諸論點：非工業(yè)化國家的革命組織少數人嚴密的領導集團是對革命有效的；
如果戰(zhàn)爭是促進革命的要因，那么無產階級應該歡迎戰(zhàn)爭等等。她贊賞盧森堡的“與失敗告終的革命相比，被歪曲了的革命更加恐怖”的觀點。35她肯定盧森堡資本積累論，認為資本積累并不是像馬克思說的“資本原始積累”原罪那樣的只發(fā)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只由最初的資本家來進行的唯一一次掠奪行為，然后就引發(fā)出一個積累過程，按照它的內在規(guī)律或“鐵的必然性”運作直至最后的崩潰。相反，為了保持整個系統的運作，這種掠奪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復進行的。因此，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生產它自身的矛盾并“孕育著革命”的封閉系統，相反，它不斷以吞食外部要素為生，不會因為“鐵的必然性”的帝國主義危機直接走向崩潰。如果資本主義有自動崩潰是可能的話，那也只有等到整個地球表面都被它征服和吞沒之。36即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對立的；
盧森堡的“共和主義”與爭取無產階級經濟利益相比，更多強調論的人的主動性、自發(fā)性爭取政治權利�！稑O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關于帝國主義分析明顯有繼承盧森堡理論痕跡。雖然阿倫特不想盧森堡那么認為社會主義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危機唯一的途徑，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同樣也是現代產業(yè)社會雙胞胎，也同樣存在把人的一切包容到社會系統內去的危機。37阿倫特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有一段在發(fā)展了盧森堡的思想的論述值得我們注意：

　　與各種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不一樣，根據我們的經驗，隨著資本主義興起，依靠生產資料進行的掠奪過程是不會終止的。只有獨立于經濟各種力量及其自動過程之外的法的、政治的各種制度才能控制、檢定這個過程各種各樣異常的狀態(tài)�！�…捍衛(wèi)自由，就要使統治權力和經濟力量分離，采用馬克思的用詞來表達，即國家及其憲法不是上層建筑。38

　　也就是說，與盧森堡重視經濟體系相比，阿倫特更注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認為要爭取經濟領域的公正保障，要抑制掠奪、剝削唯一的方法，公共政治領域與私人經濟領域分離開來，先捍衛(wèi)個人參與政治的意志自由，實現民主的共和制度，才有可能解決大眾貧困問題。39這一見解和阿馬蒂亞·森的觀點很接近。人們常誤認為阿倫特是無視經濟領域公正問題，其實，《人的條件》、《精神的生活》中，她強調自由參與政治對話的“活動”權利，優(yōu)先于“勞動”和“工作”，強調作為人存在的條件——參與公共政治領域權利是先決條件，勞動只是維持人的本能肉體生存欲望，批判馬克思的三個命題，都源自這個出發(fā)點。40

　　阿倫特精辟分析：德國（乃至西歐其他國家）被同化了的猶太人中像本雅明、卡夫卡那樣杰出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不考慮自己被孤立、邊緣化的后果，走在時代前沿，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猶太人問題對于他們來說，明顯是絕對重要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著作中的絕望的表達得到證明，因為自我歸屬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對作為整體的西歐傳統（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也產生懷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馬克思主義，如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不僅批判社會、政治現狀，還思考思想、政治領域的整體問題。41

　　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她自己。

　　注釋

　　1，如Essays in understading,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Harcourt Brace, 1994;. Denktagebuch, 1950-1973 (Volume1&2), Edited by Ursula Ludz and Ingeborg Nordmann, Piper Verlag GmbH, 2002 等。

　　2，14，マーガレット·カノヴァン：《アレント政治思想の再解釈》（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1992，東京：未來社，2004），頁16-17；
28。

　　3，拙文中的“左翼人士”，不僅指共產黨員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還包括信仰、同情共產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

　　4，“種族帝國主義”概念出自1942年出版的法朗士·紐曼的《比希莫斯》（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單世聯把它譯成《巨獸》）。

　　5，10，16，22，24,26，34，エリザベス·ヤング＝ブルーエル：《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東京，晶文社，1999），頁281-285；
190-191；
282；
289；
500；
501；
502；
502p；
528—529；
.396--397。

　　6，孫傳釗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154-166。

　　7，和阿多諾關系變壞導火線是1930年阿多諾審查君特·斯特恩提出的申請教授資格的關于音樂哲學的論文，以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研究的理由否定，阿倫特氣憤地說：“今后不要那個人進我家的門。”（前揭エリザベス·ヤング＝ブルーエル：《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頁130-131。關于阿倫特對阿多諾在30年代失節(jié)的批判，詳細參見拙文《阿多諾的“硬傷”》，載《博覽群書》2005年第5期。

　　8，前揭《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頁185—188。關于布呂舍對阿倫特思想的影響，另可參見G. Gaus, Zur Person, Munich,1965,SS.19-20。

　　9，アルフレッド＝ケイジン：《ニューヨークのユダヤ人たち》（東京：巖波書店，1987），頁103-104。

　　11，12，15，19，20，21，23，25ハンナ·アーレント：《アーレント政治思想集成·2》（Essays in understading,1930-1954，東京：みすず書房，2002），頁193-198；
9，10-13；
230；
81，237-238；
278，289-294。

　　13，值得欣慰的是在半個世紀后，2003年美國女學者安妮·愛潑萊芭姆獲得普利茲獎的巨著《古拉格——一段歷史》（Anne Applebaum：Gulag:：A History）問世，在俄羅斯人自己陷入了“忘卻的陷阱”的今天，再現了那段20世紀最為悲慘的往事。

　　17，18，ハナ·アーレント：《全體主義の起原·3·全體主義》（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Part Three Totalitarianism,1968,東京：みすず書房，1981），緒言、

　　頁9；
22。

　　27，28，29，30，31，33，35，36，41，ハンナ·アーレント：《暗い時代の人々》（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1968，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8），頁285；
286；
286—287；
301；
71，54；
231。

　　32，阿倫特：《人的條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56。

　　37，川崎修《帝國主義と全體主義》，《思想》，（東京：巖波書店，2003年第三期），頁15—16。．

　　38，Hannah Arendt,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Crise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p.173.

　　39,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3,p.60.

　　40，三個命題：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哲學家任務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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