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陳長偉：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

　　摘 要：本文對北伐戰(zhàn)爭與列強政策互動關(guān)系的專題研究進行學術(shù)史的梳理，分四個階段評介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代表性學術(shù)論文和著作在這個專題上已經(jīng)提出、解決及爭論過的各種重要問題和主要論點。指出專題學術(shù)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細化，有助于人們?nèi)�面了解學術(shù)前沿的狀況和動態(tài)，避免重復勞動而直接從已有的基礎(chǔ)起步走向新的前沿。

　　關(guān)鍵詞：北伐、國共、列強、對華政策

　　1926年夏以國共合作為背景發(fā)生北伐戰(zhàn)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nèi)，原本勝利進軍的國共兩黨徹底決裂，而南北政權(quán)分立的局勢卻走向統(tǒng)一，中國歷史由此進入一個新時期，一直影響到今天的政治格局。

　　史學界對于這一歷史大變局的種種成因，自然懷有濃厚的興趣，不斷從各個角度加以研究。這一時期列強的對華政策，尤其是英、美、日對華政策給這一變局造成的影響，一直是中國大陸史學界關(guān)注的焦點，海外史學界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斷地推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墒牵�面對這一論著層出不窮的專題，卻缺乏從學術(shù)史角度深入細致的總結(jié)。[①]以致有人只是被這個眼花繚亂的大變局引發(fā)興趣而投入研究，卻未能直接從已有的學術(shù)前沿出發(fā)來提出和解決新的問題。一些后發(fā)的成果，實際上是在重復前人的勞動，甚至未能達到前人業(yè)已開拓的前沿。由此看來，按照更具體的專題來梳理學術(shù)史是十分必要的，這樣才能弄清前人對此已經(jīng)提出并解決或爭論了哪些重要問題，了解學術(shù)前沿是怎樣不斷拓展的，進而認識到應怎樣開創(chuàng)新的前沿。如果忽略對具體專題學術(shù)史的梳理，或梳理中疏漏太多，則難免對該專題的學術(shù)前沿陷于茫然。

　　唐啟華先生已撰文評介了民國初年"北洋外交"的專題研究，其中對北伐時期北京政府外交關(guān)系的學術(shù)史做了檢討。[②]鑒于迄無專文評介論著更多的關(guān)于北伐變局與列強政策之關(guān)系的專題研究，本文試就此做一番學術(shù)史的梳理。即使在這樣特定的范圍內(nèi)，囿于篇幅和所知，筆者也不能將海內(nèi)外的相關(guān)成果巨細無遺地逐一評介，只能盡力攫其大端而已。遺珠失玉之憾，還期方家補正。[③]

　　一、四、五十年代的初步研究

　　四十年代末，當國民黨在大陸敗局已定之際，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出版了兩本書：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和翊勛（惲逸群）的《蔣黨真相》。兩書作者都強調(diào)：北伐進展到長江流域時，列強對華政策的傾向是要拉攏南北妥協(xié)。1926年末蔣介石派戴季陶赴日本，中國北方的"親日派"政客到南方來同蔣介石會合，表明了蔣介石正在勾結(jié)日本帝國主義，準備謀叛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們都指出：著名的江浙財閥代表、大買辦虞洽卿1926年冬奉英、美、日帝國主義之命，到南昌同蔣介石談判，答應蔣到上海、南京后借給蔣6000萬元，以反共滅共為條件�？墒撬麄兾茨芘e出可信的歷史資料來說明戴季陶、"親日派"、虞洽卿等人當時同各國及蔣介石聯(lián)系和談判的具體內(nèi)容，甚至沒有資料證明虞洽卿這時去過南昌。[④]陳著還提出：當時日本軍部也曾經(jīng)派遣永見俊德、松室孝良兩位大佐來分裂國共兩黨，破壞中國革命。但也沒舉出確鑿的史料加以證明。[⑤]

　　從史學角度看，雖然這兩書的政治性高于學術(shù)性，但代表著對北伐時期列強與蔣介石之間有某種關(guān)系的推測。這種推測成為中國大陸學術(shù)研究的長期取向。

　　五十年代，在朝鮮戰(zhàn)爭和國際冷戰(zhàn)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學者的有關(guān)論著普遍認為：早在北伐戰(zhàn)爭時期，美國對中國革命起了最重要的破壞作用。學者們試圖對四•一二政變前后列強的對華政策進行系統(tǒng)地分析，但是對于列強這個時期對華政策的基本傾向及其各階段的變化，意見并不一致。

　　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英國這一時期實行的是強硬的干涉政策，美國實行的是中立和拉攏國民黨上層叛離革命的政策，日本的政策在英美之間搖擺，但至1927年初，由于國民革命迅猛發(fā)展，美國的政策也趨于強硬，所以發(fā)生了英美聯(lián)合炮轟南京的事件。蔣介石終于在列強的利誘和壓迫下發(fā)動了反共政變。

　　劉大年先生是上述觀點的一位代表。他認為：北伐戰(zhàn)爭開始時，日本想利用奉系軍閥組成北京政府，造成至少是獨占北方的局面。英國則單獨扶持吳佩孚，以鞏固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美國暫時觀望，如果直系奉系勝利，則可借英、日之手消滅中國革命，同時也削弱了直奉的軍事力量。如果革命勢力一直向北發(fā)展，則又可借革命軍之手驅(qū)逐英日勢力，然后從革命陣營中尋找一個上層叛賣分子或集團，充當美國獨霸中國的代理人。1926年冬虞洽卿南昌之行，就是美國這種政策的產(chǎn)物。而日本后來也采取了與美國同樣性質(zhì)的政策。[⑥]

　　金應熙和林平野、陳揚靈諸先生否認美國的中立，認為北伐開始時美國曾和英、日一樣用軍火、教官、金錢來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促使他們聯(lián)合反對革命。后來英國曾一度試圖用一些溫和的讓步來誘使中國資產(chǎn)階級退出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1926年底向各國提議改變對華政策，1927年1月向中國南北政府提交讓步提案等，都是例證。[⑦]金應熙和廖璋先生還認為，北伐軍到達長江流域后，日本的主要政策是策劃蔣介石與張作霖實現(xiàn)南北妥協(xié)。[⑧]

　　劉桂五先生強調(diào)美國對四•一二政變施加了最嚴重的影響。他指出：當時蔣介石一面要求日本支持，一面又向美國表示友誼，要求美國援助。美英軍艦炮轟南京，即可以阻止革命勢力發(fā)展，又可以使蔣介石插足寧滬地區(qū)。最后，美國通過宋子文和上海公共租界董事福林登•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直接幫助了蔣介石的政變。[⑨]

　　邵鼎勛先生卻認為日本對四•一二政變的作用最重要。根據(jù)1927年3月28日美國駐日本大使致國務院的電報來看，當時日蔣關(guān)系比美蔣關(guān)系更為密切。英美炮轟南京后，原準備繼續(xù)派遣大軍實行武裝占領(lǐng)，但是日本已經(jīng)知道蔣介石不久就要同武漢政府分裂。在日本的勸說下，英美將武裝干涉轉(zhuǎn)變?yōu)榉至颜�策，這種分裂政策終于在4月12日收到了預期效果。[⑩]

　　沈自敏先生提出：上海法國租界當局對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曾給予特殊的支持。[11]林平野、陳揚靈先生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12]

　　關(guān)于列強在寧漢分裂后的政策。劉桂五先生認為美國以武力威脅北京和武漢政府的方式來支持蔣介石的南京政府。[13]劉大年先生卻認為美國當時對日本與蔣介石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疑慮，所以沒有積極支持蔣，蔣因而被迫下野。[14]但劉大年先生和劉桂五先生一樣，推測蔣介石1927年秋天訪問日本時，同美、日之間達成了某種秘密協(xié)議。12月份蔣介石與宋美齡結(jié)婚，表明美國與蔣介石結(jié)盟。[15]邵鼎勛先生的觀點稍有不同。他認為寧漢分裂后，美國支持蔣介石繼續(xù)北伐，統(tǒng)一中國。日本卻主張通過奉系軍閥在中國華北和東北建立霸權(quán)。因為蔣一心依靠美國進行北伐，日本的計劃不能實現(xiàn)，便出兵山東，阻止美蔣勢力進入華北。[16]

　　當時中國學術(shù)界同西方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成果相對隔絕。在這種困難條件下，中國學者主要利用的是二十年代的中文報刊資料和一些人士的回憶錄，也利用了部分外文報刊資料和美國發(fā)表的1926年、1927年對華關(guān)系文件。[17]然而限于條件，他們不能大量地系統(tǒng)地利用中外檔案資料來證實自己的見解，也未能對外交資料做出相對全面完整地分析研究。由于史料上的這種局限，一些論點顯然帶有推測甚至假想的成分，缺乏確鑿的依據(jù)。另外，由于對列強決策程序缺乏了解，中國學者往往把各國在華人士特別是各國駐華文武官員的言行一概看作該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表現(xiàn)，而后來披露的檔案文電卻表明這些官員同政府首腦在許多問題上是有分歧的。還有，在中國當時的內(nèi)外政治環(huán)境下，研究者往往從政治定見出發(fā)來研究問題，帶著政治結(jié)論來尋找證據(jù)。這當然會影響學術(shù)客觀性。

　　然而必須承認，五十年代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雖然有種種缺陷，但還是從所能找到的史料出發(fā)，開創(chuàng)了從大革命中內(nèi)外政治矛盾交錯的中國視角分析有關(guān)史實的研究思路�？梢哉J為，他們已就列強對北伐和國共陣營的政策問題，提出了一些與外國學者大不相同、但被后來的史學研究所證實的基本判斷。

　　如果說，中國大陸學者特別關(guān)注列強政策對北伐陣營的影響，而一般性地涉及了列強對中國整體（包括南北政治力量）的政策，那么，外國學者的視角正好相反，他們特別關(guān)注的是列強對這一時期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整體的政策，當然也涉及列強對南方陣營內(nèi)部不同派系的對策。

　　海外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美國著名外交史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道蘿茜•博格（Dorothy Borg）1947年出版的《1925-1928年的美國政策與中國革命》。[18]此書稱得上是這個專題的一部開山力作，系統(tǒng)地利用當時剛刊布的《美國對外關(guān)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5到1928年的中國各卷，參照大量報刊和教會文獻，詳細考察了美國外交政策與中國國民革命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兼及英、日、美之間在調(diào)整對華政策、應付中國局勢方面的異同。

　　作者認為，當時列強的基本立場，是在維護華盛頓條約體系的范圍內(nèi)，按照西方的標準和效率來要求中國進行內(nèi)政改革，并準備根據(jù)這種改革的進度來逐步放棄各項不平等條約特權(quán)。這一時期的中外基本矛盾在于，列強調(diào)整政策的步伐總是跟不上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總遭到接踵而來的大浪拍擊，從而在五卅運動以降的中國革命潮流中步步被動。盡管中國正當?shù)拿褡逯髁x與越軌的排外行動泥沙俱下，美國國務卿凱洛格仍能韌性地保持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諒解態(tài)度和適度讓步，并以此保持了美國在列強對華事務中的領(lǐng)導權(quán)。

　　博格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華盛頓條約體系的巨大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既來自南方的一系列革命運動，也來自北京政府不斷表達的外交訴求。她出色地分析了影響美國制訂對華政策的各種因素：中國局勢的發(fā)展（包括南北政局的變遷和南方內(nèi)部矛盾的顯露），美國政府內(nèi)部特別是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 Kellogg）、遠東司主管詹森（Nelson Johnson）與駐華公使馬幕瑞（J. V. A. MacMurray）之間的分歧，國會和教會組織、商界、新聞媒體、教育界等公眾團體對中國事件亦步亦趨而又不盡相同的反應等等。這部書在美國外交史研究中樹立了一個多源追溯決策過程的范例。

　　博格認為1927年春天發(fā)生的南京事件是對列強政策的最嚴峻考驗，也是中外關(guān)系轉(zhuǎn)變的一個樞紐。美國主要在國內(nèi)公眾、國會和海外僑民的影響下，決定不參與英國建議的軍事制裁，并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tǒng)發(fā)表了充滿諒解精神的對華聲明。這就避免了列強對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集體干涉，也鼓勵了南方陣營中的"溫和派"起而控制局勢。

　　在大洋兩岸冷戰(zhàn)對峙的情況下，中外學術(shù)界很難直接交流。博格同中國大陸的學者一樣過分依靠本國的材料，包括美國政府文件、國會記錄、教會文件和二十年代大洋兩岸分別出版的英文報刊。當時美國外交檔案的開放十分有限，博格尚未看到駐華各地的領(lǐng)事檔等等，這就使其論據(jù)有明顯的局限性。此后一些學者對博格的許多論點提出了不同看法。盡管如此，正如美國著名外交史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所言："這本書是每一個研究二十年代中期美國與東亞關(guān)系的學者不能繞過的起點之作。在美國對中國修約、護僑等問題的反應方面，該書的研究是最為深入細致的。"[19]

　　二、六、七十年代新前沿的開拓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相對沉寂。[20]而美國檔案的陸續(xù)開放為海外學者深入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便利。伊桑•艾理斯（L. Ethan Ellis）利用美國對外關(guān)系文件及凱洛格國務卿的私人檔案，考察了凱洛格在對華政策中的作用。他認為：北伐時期中國南北政權(quán)的對立構(gòu)成了柯立芝和凱洛格當政時中美關(guān)系的基本內(nèi)容。美國總體上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持同情態(tài)度，但是面對中國南北政府相同的政治訴求，美國不知其政策該向哪一方傾斜。其對華決策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凱洛格與駐華公使馬慕瑞長期存在意見分歧。馬慕瑞死抱著在中國受到民族主義猛烈沖擊的舊外交信條，處處顯得謹慎和保守。凱洛格代表的國務院則有意順從中國和美國公眾對變革的要求。馬慕瑞等人傾向與列強采取一致的對華行動，而凱洛格并不恪守大國一致的原則，從而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加上美國對華決策不斷受到其國內(nèi)同情中國革命的輿論的節(jié)制，因此，遲疑與猶豫成了凱洛格對華決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如此，作者認為，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政局從動亂無序到逐步明朗，凱洛格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也成功實現(xiàn)了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合理調(diào)整。[21]

　　國外學者繼續(xù)發(fā)掘檔案資源，在華盛頓條約體系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矛盾框架內(nèi)研究這一時期列強的反應。巴特（Russell D. Buhite）利用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詹森的私人檔案，考察他當時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所起的作用。作者認為，如果不是因為詹森的影響，國民革命時期美國政府可能采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馬慕瑞公使主要是從中國對華盛頓條約應盡的義務而不是從外國對中國的承諾出發(fā)看待中國問題，因而主張對華采取強硬手段。凱洛格國務卿傾向于馬慕瑞的意見。詹森恰恰相反，認為列強應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保持寬容態(tài)度，允許中國用自己的步調(diào)向前發(fā)展。美國應避免干涉中國，只應介入護僑事務。[22]

　　入江昭的名著《帝國主義之后：1921-1931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開創(chuàng)了運用多種語言多國檔案及民間史料來研究1920年代東亞國際關(guān)系史的范例。作者的視野不再局限于"華盛頓體系"同中國民族主義的沖突，更為注意大國間的外交互動。指出列強在二十年代失去了調(diào)整對華關(guān)系的良好機會，五卅以后都意識到協(xié)調(diào)帝國主義遠東外交的華盛頓體系已經(jīng)失靈，于是英、美、日、蘇等大國競相探尋遠東新秩序，威爾遜主義、列寧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交替影響著遠東國際關(guān)系。

　　全書以日美對華政策為重點，兼及英國，闡明北伐時期列強對華交涉重心南移并為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英國在北伐初期放棄了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某些權(quán)益，以保護在華根本利益。1926年底帶頭擺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開明的態(tài)度。但是其旨在博取中國民眾好感和改善自己在中國民族主義者心中形象的新提案，并沒有產(chǎn)生預期的效果。反遭中國南北雙方的一致反對。這是由于英政府對南方革命陣營的內(nèi)部分裂不甚了了，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勢下，南方左右兩派競相表現(xiàn)反帝姿態(tài)，不可能公開接受英國的溫和讓步政策。漢潯租界被占后，英國政策強硬起來。直到四•一二政變后，英國才看清兩派的區(qū)別并回到待機觀變的老路。

　　美國對華政策在北伐時期顯得搖擺不定，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其國內(nèi)普遍同情中國革命。北伐軍進至長江流域，美國不愿介入英國武力保護上海的行動，而積極策劃上海"中立化"。但面對混亂的中國政局，美國不知該向南北對立的哪一方談判讓步，故只能靜觀事態(tài)的發(fā)展。四•一二政變后，美國才逐漸認識到國民黨內(nèi)部分裂的意義，但仍不敢確信國民黨"溫和派"能否擺脫蘇俄的影響，因而未給南京政府以任何支持。

　　日本對華政策要顧及四個方面：滿洲的既得利益，北京的外交攻勢，南方陣營的北進，國民黨內(nèi)的派系斗爭。北伐開始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尋求革命陣營中能夠接受日本"新秩序"的"理性分子"。當英美僅僅模糊地看到南方陣營中派系的存在時，日本則準確的了解到國民黨內(nèi)部的"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并伺機加以利用。南京事件后，楊杰對共產(chǎn)黨人的指控使幣原喜重郎外相清楚地意識到北伐軍內(nèi)部的分裂迫在眉睫。蔣介石此后通過黃郛、矢田七太郎同日方的一系列溝通，堅定了幣原支持蔣主動收拾局面的信念。幣原一面督促蔣介石反共，一面勸說美國公使放棄對蔣介石的強硬立場，實際阻止了英美的制裁行動。以解決寧案為契機，蔣日暗中聯(lián)絡，終于發(fā)生了四•一二政變。此后田中新內(nèi)閣接續(xù)幣原的外交，繼續(xù)同情和支持蔣介石在中國建立新秩序。但軍部勢力為"護僑"而出兵山東，使日本政策背離了幣原外交。[23]

　　入江昭對這一時期日本政策的研究，極大地豐富和補充了這個領(lǐng)域的學術(shù)知識，并為后人的研究開創(chuàng)了新的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蔣介石的政變發(fā)揮過活躍的催生作用。多年后他在新作《跨越太平洋：美國與東亞關(guān)系的內(nèi)幕史》一書中，仍然堅持："沒有根據(jù)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1927年反共反左派的政變"，"實際上，美國駐華官員大多對國民黨右派4月12日上海政變的陰謀一無所知"[24]這種看法得到美國學術(shù)界的普遍贊成。[25]

　　三、八十年代的新進展

　　從八十年代起，中國學術(shù)界開始輸入美國、日本和英國二十年代的有關(guān)檔案，包括博格等未及利用的美國駐華各地領(lǐng)館的文電，并找出了北伐時期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等核心組織的一些重要會議記錄，得以用更多的原始資料研究北伐戰(zhàn)爭時期的列強對華政策。[26]外國學者的有關(guān)論著也越來越多地傳入中國，對中國學者的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但中國學者關(guān)注的重點仍是列強政策對國民革命進程中的階級分化作用，而不只是列強條約體系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互動關(guān)系。

　　1984年夏季，中國學者分別發(fā)表了《日本帝國主義是"四•一二"政變的直接策動者》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帝國主義關(guān)系再探討》兩篇文章。兩文的共同點是利用大量檔案文件和其他原始材料，比前人更詳細地揭示了日本當局通過多種途徑同蔣介石集團密切聯(lián)系，并以"寧案交涉"推動蔣發(fā)動政變的歷史內(nèi)幕。[27]不同點則是后文從更廣闊的角度將日本與英美的政策做了比較研究，認為南京事件前后英美與日本對國民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有重大不同。英美積極實行武裝干涉，調(diào)兵遣艦，炮轟南京。相反，日本已經(jīng)獲得中國革命營壘內(nèi)部分裂的情報，保持特別慎重冷靜的態(tài)度，相信實行分化謀略比出兵干涉更為適宜。于是日本和英美各行其是了。幣原外相一面慫恿蔣介石盡快撲滅革命，一面勸說英美放棄強硬立場，在帝國主義勾結(jié)蔣介石破壞大革命的過程中起了主導作用。英美與日本政策和策略不同，是因為它們對華經(jīng)濟利益很不一樣，更因為對革命營壘內(nèi)情、特別是蔣氏的政治面目了解的深度和遲早大不相同。[28]

　　這些論點引發(fā)了中國學者的熱烈討論。首先爭論的是美國的政策與情報問題。有文章指出：北伐時期美國與日本的對華政策大同小異。它們有兩個共同原則：一個是竭力軟化分化中國革命，表示愿經(jīng)談判放棄某些侵略特權(quán)，籠絡所謂"溫和派"；
另一個是盡量避免同革命勢力直接發(fā)生武裝沖突，但如果重大權(quán)益受到威脅，則必以武力保護之。美國政府有自己的情報渠道，中山艦事件時就已知道蔣介石的反共立場。北伐后繼續(xù)密切注意著革命營壘內(nèi)部矛盾的發(fā)展和蔣介石的動向。漢潯事件后，美國并未改變對付中國革命的兩手政策。英美炮擊南京是因為那里發(fā)生了搶劫外國僑民和領(lǐng)事館的排外風潮，不是因為那里發(fā)生了革命。日本沒有開炮是因為日本僑民的泣請，不能說明日本政府政策特殊。日、美、英對增派武裝來華，保護僑民生命等緊要權(quán)益的基本政策是一致的，只在出兵數(shù)量、保護范圍、登陸時機等細節(jié)上有分歧。但各國并未各行其是，而是頻頻磋商，協(xié)調(diào)行動。美國已清楚地知道蔣的反共政變?nèi)缂�在弦，和日本一樣�?寧案交涉"當作分化中國革命的良機，共同抵制英國的強硬方針，誘迫蔣介石迅速鎮(zhèn)壓革命。美國的傳統(tǒng)對華政策是扶植中國政府、保全中國市場，實現(xiàn)"門戶開放"。其對華貿(mào)易額遠不如日本，只占自己同期海外貿(mào)易總額的2.91%，在華"既得利益小，長遠野心大"。因此從外交傳統(tǒng)和經(jīng)濟利益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美國對華政策何以會比日本更強硬的。[29]

　　爭論帶到了1985年11月上海召開的中美關(guān)系史學術(shù)討論會。一方在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中舉出更多更具體的材料，證明相對人們以往的所知而言，美國對南方陣營的內(nèi)情比較了解，情報比較靈通，同蔣介石有各種聯(lián)系，在各階段對蔣政治動向的判斷都大體準確。據(jù)已看到的材料而言，日蔣間的接觸比美蔣頻繁，但美國在這方面的活動同日本沒有實質(zhì)性的不同。美國當局著意推動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集團壓制共產(chǎn)黨和民眾運動，蔣也通過索柯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柯亨（Morris Cohen）、諾曼（Robert Norman）、何應欽、王正廷、伍朝樞等等渠道隨時向美方轉(zhuǎn)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南京事件后，美國政府無意實行武力制裁，而是敦促蔣介石鎮(zhèn)壓上海工人武裝。四•一二政變后，美國繼續(xù)勸說日本和英法放棄第二次"寧案通牒"，分化武漢國民黨集團。后來美蔣雙方終于通過"寧案交涉"達成諒解，很快于1928年建立起正式關(guān)系。[30]

　　爭論的另一方在會后發(fā)表的論文中，雖然吸收了對方已揭示的一些美蔣關(guān)系的例證，但堅持認為，美國使領(lǐng)官員對中山艦事件后廣州層出不窮的政治征象感到撲朔迷離，對事態(tài)發(fā)展和人事變動困惑不解，朦朧渾沌。北伐伊始，美國政府采取的是武力威懾方針，甚至試圖資助北方軍閥，遏制中國革命。1927年春，美國政策的側(cè)重點擺向武力干涉和炮艦外交。美國雖然收到過一些關(guān)于蔣一伙的情報，但沒有暗中慫恿蔣介石叛變革命。拒絕對寧案實施制裁主要是出于其國內(nèi)政治考慮。日本政府在拉走蔣介石，釀成四•一二政變上起了主導作用。[31]

　　針對忽視日本也持有強硬政策的傾向，又有專文考察了北伐時期的日蔣關(guān)系，以更多的檔案史料重現(xiàn)日本當局在同蔣介石聯(lián)系的同時也和英美一樣堅持武裝保護緊要權(quán)益的種種史實。南京事件后，日本一面暗中促蔣反共，一面準備武力行動。漢口"四•三慘案"即為日本單獨動武，所以日本也是軟硬兼施的兩手政策。田中義一組閣后，對華政策漸趨強硬，壓迫武漢，支持南京政府鎮(zhèn)壓革命，斡旋蔣介石與張作霖派代表在東京秘密談判。但蔣繼續(xù)北伐，田中內(nèi)閣批準軍部出兵山東，日蔣矛盾加深，關(guān)系復雜化。[32]

　　有學者對1927年秋蔣介石訪日情況做了更具體的研究，認為所謂蔣日達成諒解甚至簽定密約都是謠傳，這是一次失敗的訪問，標志著南京政府親日外交路線的破產(chǎn)，中日利益的根本沖突在濟南慘案中爆發(fā)，取而代之的是聯(lián)美制日的外交新格局。[33]

　　對田中新內(nèi)閣的對華政策如何評價？中國學者的看法一直與入江昭不同。沈予、謝雪橋再度論證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通過東方會議，制定了將東三省從中國肢解出去的"國策"，并把攫取東三省新路權(quán)作為實施"滿蒙分離政策"的重要步驟。由此積極展開了一系列侵華行動：逼張作霖簽約，阻蔣介石北伐，出兵山東、造慘案于濟南府，圖霸東北、炸坐車于皇姑屯，直至干涉東北易幟，發(fā)動九一八事變，都是為了實現(xiàn)這一"國策"。[34]

　　由于南京事件的實情與定性直接影響到對列強政策的判斷，有人在仔細考證中外歷史檔案和報刊、回憶錄等資料后撰文指出：南京涉外搶劫雖有直魯潰軍和流氓亂民等參加，但主要責任者是北伐之二、六、四十軍部分違紀士兵和下級軍官。中共人士、政工人員和當?shù)毓と私M織曾盡各種努力制止搶劫，但身居要職的楊杰、賀耀祖等人竟向日本領(lǐng)館誣告搶劫系中共謀劃進行。蔣介石集團出于政治需要編造的謊言，通過日本傳達給列強，成為他們合謀反共的口實。這就使南京事件成為時局轉(zhuǎn)變的一個關(guān)節(jié)點。日美英駐寧海軍事先聯(lián)合制訂了武力護僑的應變方案，日艦臨變放棄開炮是因其現(xiàn)地官員另有苦衷，不能以此說明日本與英美政策迥異。英美炮轟南京，并非以革命為對象，乃系針對排外搶劫而發(fā)，仍屬武裝保衛(wèi)在華緊要權(quán)益的政策范圍。文章對中外生命財產(chǎn)損失數(shù)字也做出具體考證。[35]郭曦曉隨后也發(fā)表文章，對以前關(guān)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種種誤說一一辯駁，得出與上述考證基本相同的結(jié)論。[36]

　　控制北京政權(quán)的奉系軍閥1927年4月查抄蘇聯(lián)使館所屬舊俄兵營后，公布過一批所謂抄到的"蘇聯(lián)陰謀文證"。其中一份所謂蘇聯(lián)《致駐華武官訓令》，有"為引起外國干涉"，"不惜采取任何措施，直至搶掠和殺人"的字句，[37]一直被認為是共產(chǎn)黨策動南京搶劫和各地排外事件的佐證。習五一經(jīng)過細膩的考證，揭露這是由外國公使教唆、張作霖授意、張國忱和白俄記者作偽，美國武官的隨員幫助翻譯而炮制出籠的一份假文件。[38]

　　北京政權(quán)與列強的關(guān)系不僅沒有逸脫中國學者的視野，歷來備遭責難的北洋外交反而得到某種程度的肯定。習五一撰文詳細論列1926年秋顧維鈞內(nèi)閣在民族主義高潮推動下，從委屈婉轉(zhuǎn)的交涉轉(zhuǎn)取強硬立場，中止談判并宣布中比通商條約失效，從而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道路上又邁出一步。她認為北京外交官們的活動，曲折地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費盡心機，折沖樽俎，努力從列強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權(quán)益，對此需要給予足夠的評價。[39]

　　王建朗也指出這期間北京政府的修約活動取得了一些進展，新訂的中奧、中芬條約均取消了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和協(xié)定關(guān)稅。單方面廢止中比、中西條約雖因列強反對未能成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顯示了中國的決心。北京政府的外交成績還包括在關(guān)稅會議上通過了最終實現(xiàn)中國關(guān)稅自主的決議，在上海達成了收回會審公廨的暫行章程。[40]

　　相形之下，歷來得到贊揚的南方國民政府"革命外交"開始受到批評。[41]有文章詳細考察了圍繞漢潯事件展開的武漢政府對英交涉過程后，指出國民黨人及其顧問鮑羅廷在宣傳上高喊反帝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踐中卻力求緩和對外關(guān)系，通過談判來修訂條約。沖占漢潯英租界是中國民眾被"一•三慘案"激怒后的自發(fā)行動。被民眾運動推著走的武漢政府對英外交顯示了革命性與軟弱性并存的特點。英國一度將讓步底線內(nèi)定為可以取消舊條約，談判一個全新的條約。可惜陳友仁不明就里，未繼續(xù)堅持原來的廢約立場，主動退讓為"更改"條約。歸還漢潯英租界協(xié)議之簽定，是在民眾運動造成的既成事實下，武漢政府與英國相互讓步的結(jié)果。武漢方面的讓步包括進一步壓制民眾運動，承諾今后一定以和平談判手段達成外交目標，新的市政局章程由英方起草，保留英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和在原租界的租地權(quán)，允許英人監(jiān)控特別區(qū)（原租界區(qū)）的市政、財稅、立法等。因此，對武漢政府"革命外交"的局限性和兩重性應有清醒的認識。[42]

　　北伐時期的英國對華政策也開始得到進一步討論。丁寧利用英國外交部機密檔案，撰文考察英國放棄漢潯租界的原因。他指出英國因為推行懷柔政策，對漢潯事件缺乏準備，倉促應變，當事官員驚慌中丟失了租界。事后礙于長江枯水季節(jié)軍艦不便開行，懷柔之心未泯，出于緩和輿論和軟化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雙重目的，遂簽訂交還漢潯租界的協(xié)定。但同時調(diào)兵保衛(wèi)上海租界，對華政策轉(zhuǎn)趨強硬。[43]

　　丁寧另一文認為，北伐之初英國以解決華南排貨為中心策略，武力遏制北伐戰(zhàn)爭，但避免介入中國內(nèi)戰(zhàn)。由于朦朧地看到了國民政府中的分裂趨勢，又沒有其他軍閥值得扶助，10月份開始改變強硬的對華方針，對國民政府采取軟化"懷柔政策"，以扭轉(zhuǎn)在華"獨受攻擊"的窘迫局面。漢潯事件發(fā)生后，英政府認為將對上海、香港等地產(chǎn)生連鎖反應，動搖自己在遠東的整個殖民體系，因此重新回到以武力干涉為主的炮艦政策，派兵開赴上海，以防漢口事件重演。在寧案交涉中，英國持最強硬的態(tài)度，一味用鐵腕手段對付中國革命。作者認為此舉客觀上配合了日本對蔣介石的分化拉攏，迫使蔣介石加快了政變步伐。[44]

　　 這時期的有關(guān)論著還很多，恕不一一列舉。另有論文宣稱要探討大革命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與其傳統(tǒng)政策的不同，同列強政策的區(qū)別，新取向的特征以及改變傳統(tǒng)政策的原因等等。但拜讀之下，發(fā)現(xiàn)該文實際上是把美國學術(shù)界的各家之言轉(zhuǎn)述給中國讀者。盡管如此，對我們了解美國同行的成果與觀點還是有幫助的，也因此省卻了本文介紹美國同行這方面成果的篇幅。[45]

　　四、九十年代以來的研究近況

　　九十年代以來有關(guān)這一專題的研究興趣絲毫未減，不斷有新的論著問世。

　　對南方政府外交和英國對華政策的探討又有進展。以往中國學者都把省港大罷工的結(jié)束，當作南方陣營在北伐革命形勢下對英外交取得勝利的范例。有論者深入考察中英交涉的內(nèi)幕后認為，廣州政府在英國自己找不到有效的武力措施的情況下，竟出于對工人武裝和英方壓力的畏懼，向英方做出軟弱讓步。同意僅以征收"產(chǎn)銷稅"來收束罷工排貨運動，是對罷工工人和沙基慘案遇難者利益的巨大犧牲，充分顯露了國民政府的局限性。富有政治經(jīng)驗的英政府對南方陣營的內(nèi)情，并不象我國以往一些論著以為的那樣無知和懵懂，它對各派的矛盾斗爭和蔣介石、汪精衛(wèi)等人的政治態(tài)度，大體了解，常謀利用。其政策有時側(cè)重于和談利誘，有時側(cè)重于武力威懾，總是軟硬兼施，從未簡單地只用其中一手。[46]

　　又有文章根據(jù)對檔案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英國在五卅后已認識到其在華利益不能單靠武力來維護。1926年初大討論后，采取了軟化分化革命和武力維護基本權(quán)益的兩手政策，不斷調(diào)整同中國南北各方的關(guān)系。由于了解到南方陣營的內(nèi)部矛盾、蔣介石集團的崛起及其政治面目，英政府成功地運用同廣州政府談判和向罷工組織動武這兩種手段，促使廣州政府收束了省港罷工，實現(xiàn)了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此后便在"中立"的姿態(tài)下伺機軟化國民革命。但英國對蔣介石集團沒有足夠的信任，把交涉與分化的重心放到了北遷武漢的國民政府方面。它派遣新公使去武漢會談，又宣布新的對華政策聲明，進一步軟化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鼓勵"溫和派"。漢潯事件發(fā)生后英國堅持使用兩手政策，一面向上海大舉增兵，一面繼續(xù)同國民黨人接觸談判。以租界管理權(quán)的讓步、廣泛修改條約等誘餌，誘使國民政府壓制民眾運動，維護"秩序"，保證今后非經(jīng)談判手續(xù)不得以任何方式變更租界地位和其他條約權(quán)利。南京事件后，英國仍是軟硬兼施，但強硬的一手占主導地位，它一面準備武裝干涉，一面以"寧案交涉"為契機，誘迫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鎮(zhèn)壓革命。同英方壓迫武漢、寬容蔣介石的對策相反，日本公使提議各國聯(lián)合向蔣提交以武力相要挾的準最后通牒。英國想制裁武漢政府，而不愿傷害蔣介石，最終同美日法意聯(lián)名提出寧案通牒，促成四•一二政變。此后，英國繼續(xù)向武漢施壓，而將可能危害蔣利益的措施收斂，直至武漢陣營公然分化。[47]

　　政府外交難免要有妥協(xié)，但得失如何則言人人殊。有論文指出：廣州-武漢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標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爭取各國的承認。主要策略是分化列強，促使美日中立，集中力量反英。而外交底線是盡可能避免引起外國的武裝干涉。盡管武漢政府煞費苦心拉攏日本，但日本水兵仍然制造了"四•三慘案"。國民政府在交涉中的退讓未能改變?nèi)毡就�壓武漢、促蔣分裂的方針。寧漢分裂后武漢外交的戰(zhàn)略退卻依然不能挽回時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日低姿態(tài)是比四面出擊更可取的選擇。但是日本侵華利益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畢竟是難以調(diào)和的根本矛盾。國民政府因其自身的階級局限性，不能緊密地依靠人民群眾，民眾運動中的過激行動也一再干擾政府外交。武漢政府從限制民眾走向壓制民眾，結(jié)果未能分化列強，反被列強分化了。[48]

　　從國際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動因等方面來解釋列強對華政策的異同，是中國學者感興趣的課題。有人分析了二十年代國際大格局中的三股勢力、三個特點和四種矛盾，指出在蘇聯(lián)和列強兩方政策的影響之下，亞非拉民族主義運動發(fā)生分化破裂是二十年代常見的國際現(xiàn)象。詳細分析各種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后可以看出：單純比較列強對華投資貿(mào)易的絕對份額、比例與增長速度，只能表明它們在中國市場的地位，卻不能說明中國市場在它們?nèi)�球�?zhàn)略中的地位。認真比較列強在華與在全球的經(jīng)濟利益之比重，以及各國在華投資貿(mào)易的結(jié)構(gòu)和區(qū)域性差異，就會發(fā)現(xiàn)：美、英、法等國在世界其他地區(qū)擁有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而日本的海外投資貿(mào)易卻差不多只在中國特別是東北地區(qū)孤注一擲。這就導致日本對中國革命風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縱能一時觀望與分化，終不能長久坐視北伐統(tǒng)一，于是再次走上了武力侵華的老路。[49]

　　還有文章透過中美南京事件的交涉過程，得出與上述觀點相同的結(jié)論，同樣認為這時期美國的政策是：武力的使用僅限于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不用于維持一般的不平等條約權(quán)利。[50]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研究新成果，被九十年代出版的一些通史和專史著作所吸收。楊天石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5卷，即以這些成果為基礎(chǔ)，根據(jù)翔實的第一手史料，把北伐時期英、美、日等列強同中國南北政治力量間復雜的多邊互動關(guān)系加以綜合和比較，總結(jié)了列強對華政策在基本原則上的異同，在各個階段中的調(diào)整變化，在關(guān)鍵時刻和關(guān)鍵問題上的政策界線，兼及各國政府內(nèi)部及駐華使領(lǐng)官員之間、各公眾團體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種種意見及其對政策的影響等等。[51]臺灣吳翎君在博士論文的基礎(chǔ)上發(fā)表專著，探討了1917-1928年美國對中國南北政局各種發(fā)展變化的反應與政策。該書廣泛參考了包括大陸學者的成果在內(nèi)的中外一、二手材料，在北伐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及美蔣關(guān)系問題上，得出與大陸爭論中的一方基本相近的意見。[52]這時大陸出版的論著普遍接受了"兩手政策"、"軟硬兼施"、"軟化分化"與"武力威懾"等對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基本特征的概括。[53]

　　臺灣唐啟華教授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基礎(chǔ)上，著力研究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動。他在《英國與北伐時期的南北和議（1926-1968）》一文中，根據(jù)英國外交檔案，尤其是藍普森公使的私人文件，探討了英國在北伐時期試圖推動南北政權(quán)妥協(xié)議和的種種考慮與作為。英國的努力雖未成功，但是提供了一個考察北伐時期中外關(guān)系，及內(nèi)政與外交間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案例。[54]

　　九十年代中后期學者們對于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更為著意，就北伐時期中美關(guān)系的轉(zhuǎn)折，美國對華決策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特別是對美國外交文檔的解讀，提出若干新的看法。

　　羅志田提出濟南事件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點。國民黨在事件之前基本上是重內(nèi)爭而輕外事，外交上先是倒向蘇聯(lián)，繼則全力與日本維持穩(wěn)定的工作關(guān)系。事件之后則以消除外患為當務之急，轉(zhuǎn)而尋求與美國建立密切關(guān)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行動。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權(quán)一般被視為親日，實際上也是力圖向美國傾斜。南北中國政權(quán)都在日本威脅加劇的背景下重新認識到中美特殊關(guān)系的重要性，美國也從在中國內(nèi)爭中保持中立轉(zhuǎn)為支持現(xiàn)政權(quán)。[55]

　　八十年代關(guān)于美國政策的爭論受到重新審視。羅志田認為，從當時當事人的認識與關(guān)注點去考察，北伐時政治軍事方面的主要區(qū)分及中外輿論關(guān)注的重點是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對立，國民黨內(nèi)的派爭和國共斗爭并不為許多人所了解，只是在武漢與南昌的對立出現(xiàn)后才漸為人知。北伐時的中國局勢以混亂多變?yōu)樘卣�，任何外國對華除了大原則之外，不可能有預先制定的政策，只能不斷調(diào)整原有的政策原則，所以其政策也以多變?yōu)樘卣鳌Ｃ绹�駐北京使館與華盛頓的國務院長期存在意見分歧，駐華使領(lǐng)事館間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不同意見，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人對國民黨派系及國共關(guān)系的了解從未達到準確的程度。多數(shù)美國人對蔣介石的觀感一直不好，駐華官員對在中山艦事件中崛起的蔣認識相當模糊，缺乏定見。1927年3月凱洛格批準駐華第二把手麥耶（Ferdinand Mayer）進駐武漢，是在武漢與南昌對立后做出的決定，這表明美國政府直到此時并無在國民黨內(nèi)爭中支持或扶助蔣介石一派的意愿。南京事件至濟南事件期間，國務院基本實行了一種相對穩(wěn)健的一面觀望一面準備行動的政策。四一二事變及清黨不僅未引起美國政策什么改變，反而促成了美國觀望政策的確立。[56]

　　也許這一課題的吸引力實在很強，不幸的是研究成果又已如此之多，對學術(shù)史稍有疏忽或用功不到位，往往就會踏進重復勞動的誤區(qū)。試舉幾例：

　　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大變局中，成千上萬的美國在華僑民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國學者對此已有較充分的研究。雖有中國學者嘗試從美國在華僑民的角度，解釋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及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間的差異，但是并未超越已有的前沿。[57]同樣，重新考察二十年代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互動關(guān)系的論著，也沒有跨出美國學者對這個問題原有的解釋框架，給我們帶來新的認識。還有文章試圖綜合考察四•一二前后蔣介石與列強的關(guān)系，但在視角、方法、史料和觀點方面并未推陳出新。對照前人的成果，可以發(fā)現(xiàn)該文不過是在重述前人的觀點，甚至把前人原本歧義分明的爭論要點綜和成一些似此似彼，含混不清的論點。[58]這類問題也發(fā)生在對南方國民政府外交的研究上。有文章試圖從陳友仁外交斗爭和英國政策調(diào)整兩方面再認識漢口英租界收回之原因。雖然作者付出了辛勞，但由于無視前人已經(jīng)開創(chuàng)的學術(shù)前沿，結(jié)果既沒有提出什么新的見解，也沒有解決任何已有的爭議。[59]

　　北伐中的反教暴力事件是中國學者研究不多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對這些在反帝群眾運動中發(fā)生的事件是否可被剝離出來，作為單純的"反教暴力"加以研究，存在分歧。[60]近年有論述北伐期間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責任問題的新作，以1927年南京事件為中心內(nèi)容。作者在報刊資料和國內(nèi)的教會史料方面有新的開掘，但是由于不了解前人對這個事件做過的研究，把已經(jīng)被人仔細考辨過的問題，又作為"歷史懸案"重新考辨。結(jié)果，對原已考辨清楚的問題，要么是沒有提出新的不同結(jié)論，要么是考辨得還不如前人清楚了。對于前人沒有考辨清楚的問題，仍然未能考辨清楚（基本上是屬于事過境遷就無法調(diào)查得很清楚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61]

　　五、結(jié) 語

　　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術(shù)界對北伐戰(zhàn)爭與列強政策互動關(guān)系的研究，是一個不斷發(fā)展深化的過程，要想走向新的前沿，依個人管見，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

　　1、應該更全面細致地收集和分析各國的有關(guān)歷史資料、特別是檔案文書。目前各家觀點上的一些分歧，主要不是在資料占有方面存在差異，而是對同一批資料的分析和解讀不同。因此需要精勤地聚比史料，在更全面地研究各方面資料的前提下，結(jié)合歷史背景來完整準確地理解原始資料的本義。

　　2、對已有的學術(shù)前沿應該下功夫充分的了解，專題學術(shù)史的研究無疑應該深化和細化，因為這是走向新前沿的起點，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舊轍和勞而無功。

　　3、吸收新理論和新方法、采用新視角和新史料。此點對于走向新前沿的意義是毋庸多說的，但可能更值得提倡的是應該在借鑒海外成果的基礎(chǔ)上，提出從"中國視角"出發(fā)、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方法和研究角度。

　　4、力戒從教條或概念出發(fā)，力求言之有據(jù)。研究歷史，既要能"鉆進去"，也就是從當時當事人的認知與關(guān)注點去考慮問題，也要能"跳出來"，站在歷史發(fā)展的高度，更深刻更清醒地回顧、分析和總結(jié)前人未能看出的問題。

　　5、需要更深入考察各國對華政策的具體內(nèi)容和決策過程，探究其來龍去脈。更需要綜合性地比較研究各國政策之間的同與異，相互影響和因果關(guān)系。研究北伐時的列強對華政策，應放在列強世界戰(zhàn)略和對外政策的總體歷史背景之下，結(jié)合其全球戰(zhàn)略目標、國際互動關(guān)系、對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政策、對亞非拉民族主義運動的政策、對中國各個政權(quán)和政治派別的關(guān)系等等因素通盤考量。

　　6、中國大陸的檔案部門已經(jīng)為開放這一時期的檔案做了大量工作，但與臺灣和國際同行相比，在開放的程度、給公眾使用提供的便利、復制整理方法的現(xiàn)代化等方面，尚有很大差距。人們有理由要求大陸各級檔案館向中外公眾進一步開放國民政府和各地政府的歷史檔案。同時還應注意搜尋重要的私人檔案，組織整理和公布租界檔案、商會公團檔案、其他海關(guān)檔案等等。

　　7、我們對海外的大量研究成果尚缺乏了解，海外對大陸的成果也不夠理解。需要積極開展海內(nèi)外的學術(shù)交流，交換不同意見，推進學術(shù)批評和反批評。

　�。ㄗ髡撸号４笥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長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郵編：100871）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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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已有的相關(guān)總結(jié)過于簡略，還需深入細化才能發(fā)揮專題學術(shù)史之功效。這方面的開拓見王建朗、酈永慶：《50年來的近代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31-156頁。

　　[②]唐啟華：《"北洋外交"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99-113頁。

　　[③]胡平生：《中國現(xiàn)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8月，第1281-1291頁，為筆者所見列舉本專題論文著作目錄最詳者。然該書只列目，不評介。

　　[④]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沈陽：東北書店，1948年，第29頁；
翊勛：《蔣黨真相》，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年，第23頁。后人的考證可參見朱鎮(zhèn)華：《誰首先資助北伐到南昌的蔣介石》，《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4期，第79-81頁。

　　[⑤]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第30頁。其主要資料來源是1927年中共的《向?qū)А返瓤�物上的消息�?/p>

　　[⑥]劉大年：《美國侵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8-139頁。

　　[⑦]金應熙：《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美帝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1期，第187-195頁；
林平野、陳揚靈：《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干涉》，《歷史教學》1956年第9期，第12-16、32頁。

　　[⑧]金應熙：《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美帝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1期，第187-195頁；
廖璋：《英日美等帝國主義在我國北伐戰(zhàn)爭中不同的陰謀》，《歷史教學》1957年第6期，第51-53頁。

　　[⑨]劉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蔣的勾結(jié)過程》，《進步日報》1951年4月13日，第5版。

　　[⑩]邵鼎勛：《中國第一次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美日勾結(jié)》，《歷史研究》1958年第8期，第11-30頁。

　　[11]沈自敏：《帝國主義指使下的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上海：《大公報》1952年4月12日。

　　[12]林平野、陳揚靈：《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干涉》，《歷史教學》1956年第9期，第15-16頁。

　　[13]劉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蔣的勾結(jié)過程》，《進步日報》1951年4月13日，第5版。

　　[14]劉大年：《美國侵華史》，第141頁。

　　[15]劉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蔣的勾結(jié)過程》，《進步日報》1951年4月13日，第5版。劉大年：《美國侵華史》，第141頁。

　　[16]邵鼎勛：《中國第一次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美日勾結(jié)》，《歷史研究》1958年第8期，第11-30頁。

　　[17]如U. S. Dep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26, Vol.Ⅰ, Washington, GPO, 1941; FRUS, 1927, Vol.Ⅱ, Washington, GPO, 1942.

　　[18]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 1947. pp.418-431. 該書于1968年在紐約再版。

　　[19] Ernest R. May and James C. Thomson edite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Contributions by Burton F. Beers [et 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25.

　　[20]參見項立嶺：《帝國主義是怎樣干涉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文匯報》1962年3月20日，第3版。為今：《漢潯英租界的收回與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歷史教學》1965年第4期，第35-38頁。張圻福：《四•一二政變與帝國主義》，《江蘇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2期合刊，第13-20頁。

　　[21] L. Ethan Ellis：Frank B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25-1929，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05-156.

　　[22] Russell D. Buhite，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9-35. 張貴永先生兩年后在臺灣出版《詹森與中美關(guān)系》，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初版、1973年再版，基本觀點與基本史料與巴特相同。

　　[23]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Atheneum, New York, 1969, pp.89-159.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 Press, 1965.)

　　[24]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7, pp. 158-159.

　　[25]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三版，孫瑞芹, 陳澤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年，第257頁。Richard Dean Burns & Edward M. Bennett, Diplomats in Crisis: United State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1919-1941, Oxford, 1976.p.16.

　　[26]主要有北京圖書館（今為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FRUS; 社科院近史所藏美國國務院檔案（縮微膠卷）：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M.32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10-1929, M.33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1910-1929, M.341; 英國外交部機要文書（縮微膠卷）：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405；
Genera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371; Consula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228;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外務省檔案》（美國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PVM26, 27; 上海市圖書館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926-1927年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包括中執(zhí)委政治會議、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一些會議的速記錄、會議錄、議事錄、決議錄，等等。

　　[27]牛大勇：《日本帝國主義是"四•一二"政變的直接策動者》，北京：《北大研究生論文集》（文科第二集），1984年6月出版，第77-83頁；
該文摘要轉(zhuǎn)載于《北京大學》�？�1984年10月19日第四版；
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帝國主義關(guān)系再探討》，《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46-58頁。

　　[28]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帝國主義關(guān)系再探討》，《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46-58頁。

　　[29]牛大勇：《美國對華政策與四•一二的關(guān)系---兼與沈予同志商榷》，《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52-165頁。

　　[30]牛大勇：《美國對華政策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中美關(guān)系史學術(shù)討論會，上海，1985年11月。收入丁名楠主編《中美關(guān)系史論文集》第2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年，第231-254頁。修訂稿《北伐戰(zhàn)爭時期美國分化政策與美蔣關(guān)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187-212頁。

　　[31] 沈予：《論北伐戰(zhàn)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未刊稿），中美關(guān)系史學術(shù)討論會，上海，1985年11月。收入丁名楠主編《中美關(guān)系史論文集》第2冊，第204-230頁。修訂稿《論北伐戰(zhàn)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258-282頁。

　　[32]牛大勇：《北伐戰(zhàn)爭時期日蔣關(guān)系的演變》，《江海學刊》（文史哲版）1987年第2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86-91頁。

　　[33]對此問題的討論可參見郎維成：《1927年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會談的內(nèi)容及后果》，《東北師大學報》1988年第5期，第51-54頁；
郭曦曉：《評蔣介石1927年秋訪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6-198頁。

　　[34]沈予、謝雪橋：《"田中外交"的對華政策》，《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11-123頁。

　　[35]牛大勇：《1927年の南京事件に関する考察》，《中國研究月報》（東京），1988年11月號，第21-28頁；
中文版《對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討》，《江海學刊》文史哲版，1989年第6期，第145-150頁。文摘版《1927年南京事件之迷》，載《團結(jié)報》1990年5月12日，第2版；
收入楊天石主編《民國掌故》，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5月，第164-167頁。

　　[36] 郭曦曉：《對1927年南京事件幾種評論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00-215頁。不同觀點可參見劉玉琢、閭小波：《關(guān)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幾個問題》，南京：《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第66-70頁。

　　[37] 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1927年編印，線裝本第1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38]習五一：《蘇聯(lián)"陰謀"文證<致駐華武官訓令>辨?zhèn)巍罚�《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81-192頁。

　　[39]習五一：《論廢止中比不平等條約》，《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2-201頁。

　　[40]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5-19頁。

　　[41]對南方政府"革命外交"予以充分肯定的代表作是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8月。

　　[42] 牛大勇：《漢潯英租界事件前后武漢國民政府之對英外交》，《創(chuàng)大アじア研究》（東京）第10號，1989年3月，第73-84頁；
中文版《武漢國民政府外交兩重性析論》，《歷史檔案》1990年第3期，第109-114頁。不同觀點參見曾憲林：《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斗爭的鐵腕外交述論》，《華中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第49-55頁。

　　[43] 丁寧：《英國放棄漢潯租界的歷史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年第5期，第66-73頁。

　　[44]丁寧：《中國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英國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26-155頁。

　　[45]徐洛：《中國大革命時期美國對華政策（1925-1928）》，《世界歷史》1990年第6期，第119-128頁。除美國學術(shù)論著之外，八十年代日本學者的有關(guān)論著可例舉滝口太郎：《政治變動期における外交交涉-漢口英租界回收事件をめぐって》，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第66號，1980年11月，第54-71頁；
橫山宏章：《中國國民革命と"革命外交"》，《國際政治》第66號，第36-53頁；
佐藤元英：《東方會議と初期"田中外交"》，《國際政治》第66號，第72-90頁；

滝口太郎：《1927年漢口英租界回收の指導權(quán)問題》，《法學政治學研究》（成蹊大學）第4號，1984年3月，第89-107頁；
《地方軍閥の對外態(tài)度と英國の炮艦政策-萬縣炮擊事件をめぐって》，《法學政治學研究》，第5號，1986年3月，第47-75頁。

　　[46]牛大勇：《英國的兩手政策與省港罷工之收束》，《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2期，第45-53頁。

　　[47]牛大勇：《英國對華政策與國民革命的危機》，《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61-76頁。

　　[48]牛大勇：《武漢國民政府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月，第294-308頁。關(guān)于四三慘案和交涉不同觀點，參見張光宇：《漢口"四•三"慘案始末》，載《史學月刊》1984年第5期，第75-80頁。

　　[49]牛大勇：《國民革命時期影響列強對華政策的若干因素》，《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第117-126頁。

　　[50]郭曦曉：《寧案與中美外交》，《歷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61-72頁。

　　[51]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5卷，中華書局1996年2月版。書稿完成于1989年。

　　[52]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2月。

　　[53]參見陶文釗：《中美關(guān)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韓國學者的有關(guān)論文有裴京漢：《蔣介石與四•一二政變》，東洋史學會編：《東洋史學研究》（漢城），第38輯，1992年1月，第109-150頁。

　　[54] 唐啟華：《英國與北伐時期的南北和議》，《興大歷史學報》（臺中）第3期，1993年4月，第129-139頁。唐先生和其他學者關(guān)于這一時期"北洋外交"的重要成果，見前引唐先生的專文，茲不贅述。

　　[55]羅志田：《濟南事件與中美關(guān)系的轉(zhuǎn)折》，《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2-89頁。

　　[56]羅志田：《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認知與對策》，《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第169-185頁。

　　[57]見《旅華美僑與20年代的中期的美國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1-127頁。

　　[58]見《四一二前后的蔣介石與列強》，《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96-119頁。

　　[59]見《收回漢口英租界原因之再認識》，《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44-50頁。

　　[60]熊宇良、徐乃杰：《大革命時期陜西各地的"非基"運動》，《人文雜志》1986年第2期，第98-100頁。

　　[61]見《北伐期間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責任問題》，《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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