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兩個紹興人：周作人與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與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周建入三兄弟之間，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們都是紹興人，又都致力于文化教育事業(yè)。蔡作為同鄉(xiāng)前輩，對周氏兄弟的才華十分賞識，大力提攜；
而周氏兄弟也充分信賴和尊敬這位前輩，時常以要事相求。其中，周作人與蔡元培之間的關系，雖然沒有其兄魯迅與蔡在民權保障同盟時期的那種特殊情誼，但五四時期他們的交往卻是比較頻繁的。

　　周作人比蔡元培小十七歲，很早就聞知家鄉(xiāng)出了一位“作怪八股的蔡翰林”，后竟參加了排滿的革命黨，因而視蔡為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1906年春，蔡元培應秋瑾等人之請，回鄉(xiāng)主持學務公所，推動紹屬八縣的教育事業(yè)。他邀約裘吉生、杜海生等人相助，與秋瑾相識的周作入亦在被邀之列。但此時周正在南京水師學堂等待官派出國留學，未能應召。1907年后，蔡元培在德國萊比錫寫信給在日本留學的堂弟蔡元康(谷清)，訴說學德語之難，時元康與魯迅、周作人同住東京伏見館，過從甚密，遂提及此事，周氏兄弟部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元康即復函相告。其后，元康又將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寄給蔡元培，這部“譯筆古奧”的文集，給蔡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他為《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作序時還提到“中國短篇小說的譯集，始于周樹人，作人昆弟的《域外集》，但好久沒有繼起的�！泵駠�元年，蔡元培延攬魯迅人教育部，在紹興從事地方教育的周作人從家兄那里直接得知蔡的近況，了解自然加深一層。到1916年1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回鄉(xiāng)省親，身為紹興教育會長的周作人屢次拜訪，并陪同其演說，二人始初次交往。周作人感到：這位曾被一些鄉(xiāng)人比為洪水猛獸的前輩，其實是個：“端正拘謹，古道可風”的人。

　　1917年初，經魯迅、許壽裳推薦，蔡元培同意周作人到北京大學任教。周于4月1日至京，隨后即往馬神廟北大校長室和東城遂安伯胡同蔡寓訪蔡，皆不遇。4月5日，蔡親自到南半截胡同紹興縣館訪周，告知學期中間本科不便開設新課，擬請他先在預科教授國文。周來北大的志趣是講授英文和歐洲文學史，教預科國文非其所愿．于是，4月10日“至大學謁蔡先生，辭國文事，又告南行�！本驮谥茏魅舜螯c行囊，準備離京返里之時，接到了蔡元培的信函，請他擔任附設在北大文科的國史編纂處編纂員，每日工作四小時，月薪120元．周欣然同意，于4月16日正式到校任職，同年9月，又收到了校方請其擔任文科教授的聘書。周作人的進入北大，是其人生歷程的一大轉機，而促成此事的關鍵，是蔡元培的熱誠幫助。

　　自1917年至1923年初，蔡元培和周作人同在北大任職，無論是工作方面，還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二人都有比較多的交往。國史編纂處附設北大之初，只有張相文、屠寄、周作人、沈兼土等幾位編纂員，處長即由蔡元培兼任。由于尚無實際編史任務，周作人的具體工作是收集、翻譯外文資料。他除了日常在圖書館采編資料外，還常常從蔡元培那里接受外文書刊及譯稿的翻譯、校閱工作。通常是蔡將書刊及文稿面交或函送于周，周集中時間翻校后再面交給蔡，這些書稿計有：《中國美術史》、《支那美術》譯稿、《大學評論》、《日支時論》、《廓清》、《支那》等等；
工作之余，周亦曾就時局變化和個人行止等事征詢于蔡。張勛復辟前夕，周跑去找蔡，“問他對于時局的看法，他也不說好壞，只簡單明了地回答，只要不復辟，他總是不走的。”這話使周感到鎮(zhèn)定。俄國十月革命后，引起不少知識分子的關注，周作人也不例外，他甚至動了赴俄考察的念頭，1918年4月26日，周“上午往校，訪蔡先生，說明年往俄事。”兩天后，“蔡先生來談”。赴俄雖來成行；
但二人就此事進行過商討。就在這一年，蔡元培為矯正風氣，發(fā)起“進德會”，周作人積極響應，申報為“乙種會員”，其戒約為：“不嫖、不賭、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9月，周將自己的進德會志愿書面交予蔡。

　　五四運動前后，周作人熱衷“新村”運動，先后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發(fā)表《日本的新村》、《訪日本新村記》等文，介紹日本日向新村的情況及其創(chuàng)建人武者小路實篤的著作。這使一向信奉“互助論”的蔡元培發(fā)生了興趣，新村所追求的“各人應該互相幫助，實行人的生活”的理想，更引起他的思想共鳴。1919年12月，蔡寫了《讀武者小路實篤的著作有感》一文，文章說：“我讀了周先生所譯的武者先生的信與詩，很有幾種感想，隨筆寫在下面，送給《新青年》記者：……武者先生與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義”，“這種人，我們很覺難得。”此文發(fā)表在《新青年》第七卷三號上。思想上的共同傾向，使蔡、周二人對這—時期北京成立的工讀互助團均采取了積極支持的態(tài)度，他們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共同刊登啟事，為工讀互助團募集經費。當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后，蔡曾熱情介紹外地青年到八道灣十一號，與周接洽。可以說，五四時期,他們的思想主張具有許多共同點。

　　在個人交往方面,他們也保持著學人之間的密切關系。魯迅、周作人兄弟喜好搜集漢碑圖案拓本，蔡元培則倡導美育，珍視古往今來的美術佳品。周作人到北大不久，即接到蔡寄送的定州石刻拓本四種，并到蔡寓“觀龜甲獸骨文字”，日本友人剛剛送來云岡石窟的照片，周“即持至蔡先生處”。其同好之樂，于此可見一斑。作為后學晚輩，周時常向蔡借閱善本古籍，例如《碎醒石》、《古和闐》等，為了學習世界語，還托其趁出國考察之便代購有關書籍。周早年用文言翻譯的小說《黃薔薇》一直難于付梓，1920年經由蔡向商務印書館介紹，方得以出版。而蔡對周亦十分器重，曾以要事相托——1920年10月，·蔡將赴歐美考察，特意寫信給周，內云：“越縵先生日記，除五十一冊已付印外，其前有十四冊，遵先生識語，擬節(jié)錄備印。托孫公達君加簽，陶萬福君繕寫。已抄過五冊，第六冊未抄畢。第七冊以后，雖有舊日甲、乙、丙、丁等簽，然尚須審查一過。弟即日出京，謹以奉托。俟陶君第六冊抄畢，請以第七冊付之。其后遞易。別有抄本三冊，均與原本重復，亦奉上，備對勘。”原來，蔡元培在1919年初，與傅增湘，張弧等發(fā)起影印李慈銘的日記，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經過蔡的一番努力，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1863—1888年)的五十一冊日記于1920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這就是風行一時的《越縵堂日記》。但1863年之前尚有十余冊日記，根據(jù)李慈銘的生前意愿，擬節(jié)錄出版。1920年，蔡開始主持對日記的節(jié)錄工作，責成《北京大學月刊》編輯處人員摘抄。此時，蔡遠行在即，特向周作人鄭重托付此事．1922年3月，蔡提議北大編印《文藝季刊》，又特別請周出任季刊的編輯。

　　1923年1月，蔡元培不滿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羅文干案的行徑，憤然辭職，其后，遠走歐洲，直到1926年2月，應北洋政府電促回到上海。這時北伐戰(zhàn)爭即將開始，而北方政局亦日非一日，蔡勾留滬杭，無意北上。周作人于4月25日寫了一封詞意懇切的長信給蔡，陳述種種理由，說明其北返之必要，表示：如“先生復歸長校，不特在風雨飄搖之中，學校可望漸臻穩(wěn)固，即個人亦可得請益之機會，實屬至可欣幸之事�！辈⒄f“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于教務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系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狂愚之言，尚祈寬容是幸�！辈虒χ艿摹�語長心重，感荷無已”，隨即復函，謝其盛意。

　　1927年，國民黨實行“清黨”，殘酷屠戳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面對腥風血雨，主張人道主義的周作人為之震驚和激憤；
對參與“清黨”蔡元培頗有微詞和責難。還在1926年蔡回國之初，曾就政治、教育和共產主義等問題與《國聞周報》記者談話，明確表示：“對于共產，贊成其主義，但主采克魯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對馬克思之階級爭斗�！敝茏魅藶榇藢懥恕锻庑械陌凑Z》一文，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階級爭斗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互助實在只是階級爭斗的一種方法”。二人的思想已表現(xiàn)出某種歧異。1927年9月，周作人在他主編的《語絲》上先后發(fā)表《怎么說才好》、《功臣)等文，抨擊“清黨”中的殘虐行為，其中不無憤慨地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fā)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xiàn)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彼�認為，“南方之事全敗于清黨”，而“吳、蔡諸元老”難卸其責。這是周對蔡明顯的一次“不恭敬”。

　　蔡元培似乎并不介意周作人的批評和責難，三十年代，他在許多介紹中國文化的著述中屢屢提及周，仍與之交往。1931年5月，蔡撰寫《二十五年來中國的美育》一文，在介紹有影響的文學期刊時，提到：“《語絲》為周樹人、作人兄弟等所主編，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勝；
一方面，諷刺文以犀利勝�！蓖�年6月，蔡又在另一篇全面介紹中國新文化的文章中寫道：“至民國七年，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學，而以白話文為正宗的文學�！笨梢�，蔡對周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突出表現(xiàn)是念念不忘的。1934年4月，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詩用險韻，和之頗難。平素不大作詩，更極少公開發(fā)表詩作的蔡元培，居然連和三首，寄贈周作人。其三曰：“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袈了裟。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舔蛇。大么輪值恩贏豆，數(shù)語蟬聯(lián)號績麻。樂事追懷非苦話，容我一樣吃甜茶�！痹娭杏洈⑿履陜簯蚯樾危瑢懭朐S多越語鄉(xiāng)俗，還細加注釋。周作人讀之，不禁感到：這位前輩“于游戲之中自有謹厚之氣”，其童心未泯，“亦自不可及也�！贝撕笾芤恢闭洳刂�蔡的和詩手跡。1935年4月，蔡又致函兼任孔德學校校董的周，介紹正在尋覓工作的北大畢業(yè)生王文燦，請周“鼎力提攜，量予位置，不勝同感，”可知，一直到抗戰(zhàn)前夕，二人之間尚有書信往來。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晚年多次憶及蔡元培：1958年1月在《羊城晚報》發(fā)表《蔡孑民》一文；
60年代，撰寫《知堂回想錄》，在回顧其一生經歷的二百余篇短文中，竟有七篇專門憶述蔡，遠非書中其他人物可比，足見蔡在周心中的份量之重。周評論蔡道：“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艷聞，可謂知識階級里少有人物。”關于蔡著名的“兼容并包”主張，周認為：“我以為是真正儒家，其與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歐學問，使儒家本有的常識更益增強，持此以判斷事物，以合理為止，所以即可目為唯理主義。”正是通過這些文字，周作人抒發(fā)了對這位同鄉(xiāng)前輩深切的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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