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新神話與新古典——洪堡神話

　　幾乎全世界所有的教育史的著述，都要提到“洪堡是近代德國大學改革之父”，是他開創(chuàng)了新型的研究班教育方式，強調國家不要干預教育，提倡不是為了面包的、追求整體性的知識、完善個人的人格的大學教育，等等——所謂“洪堡大學教育理念”。2001年德國學者派萊茲恰克（Sylvia Paletschek）通過文獻考證，提出駭人聽聞的觀點：所謂“洪堡大學教育理念”，即今天成為定論的所謂洪堡是當年大學改革領袖等的說法，只不過是1910年紀念柏林大學創(chuàng)立100周年時候，后人制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派萊茲恰克通過文獻調查，發(fā)現(xiàn)洪堡的著作，在整個19世紀百年中鮮為人知，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關于大學論述的文章“柏林高等教育機構的內在與外部結構”，在整個19世紀處于冬眠狀態(tài)，無人問津，到1903年才為蓋普哈特（Bruno Gebhardt）在柏林科學院檔案中發(fā)現(xiàn)（該文的片段被他收入1896年出版的《洪堡傳》中），而且還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據(jù)推測，該文章寫于1809年至1810年間。所謂“洪堡大學教育理念”、“柏林大學模式”等概念，在19世紀的各種著作和文章中一次也沒有出現(xiàn)過。這些概念和用詞頻繁地被援引，是在1910年之后。派萊茲恰克認為，所謂德國的大學學術水平達到世界最尖端水平的原動力是“洪堡大學教育理念”、“柏林大學模式”之說，也是無法通過歷史事實來證實的。

　　派萊茲恰克說，1910年紀念柏林大學創(chuàng)立100周年時，因為德國政府感覺到美國的大學學術水平正在追趕上來，給德國高等教育一種咄咄逼人的危機感，作為宣傳，為了激勵大學學術進步，保持德國大學領先地位，創(chuàng)造出“洪堡大學教育理念”、“柏林大學模式”這樣一個神話。他先把1816年制定的柏林大學規(guī)則，與當時其他大學作比較，沒有發(fā)現(xiàn)其有什么特別之處，沒有發(fā)現(xiàn)一條什么強調“通過研究的教學”之類與其他大學有所不同的特別條款。派萊茲恰克再將19世紀的法學教科書和百科全書作為調查對象，檢索有關“洪堡大學教育理念”、“柏林大學模式”等用詞的援引頻率，結果，雖然檢索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興起的新人文主義倡導者施萊爾馬赫、費希特等人名字與言說，但是，完全沒有檢索到洪堡的名字。再有，他在檢索中發(fā)現(xiàn)，通過教師們的研究業(yè)績來決定對教師教學工作的評價和雇用的標準，并非是柏林大學最先實施，而是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更早已經(jīng)采用這一評價制度�！栋亓指叩冉逃龣C構的內在與外部結構》與希費特《柏林高等教育機構建校計劃演繹》、施萊爾馬赫《德國特色之大學斷想錄》并列一起被作為論述柏林大學改革理念最經(jīng)典的文獻，還是二戰(zhàn)后的事情。

　　那么，是誰在將近百年之后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洪堡神話呢？派萊茲恰克考證的結果：洪堡神話的創(chuàng)作者是年輕的、才28歲斯普蘭格（Eduard Spranger）。是這個當時還是編制外講師斯普蘭格，在他的著作《洪堡及其教育改革》(Wilhelm von Homboldt und die Reform des Bildungswesens，1910)中首次援引1903年出版的《洪堡全集》中言說、介紹洪堡的生平事跡，給與極高評價。但是，洪堡神話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可以說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學術顧問，柏林大學神學教授阿多爾夫·馮·哈納克。當時是皇家圖書館館長的哈納克，1900年在他的《科學院史》一書中收錄了淹沒無聞的洪堡未完成手稿的全文，贊美洪堡是學術的守護神，具有預言和洞察的先見非凡能力。為了保持國家、民族的輝煌和強大。1909年11月21日他對威廉二世寫信建議：

　　普魯士的大學和研究所的體制是基于洪堡的理念建立起來的。一方面有高遠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冷靜地對待現(xiàn)實在100年前比今天遠為困難的時期實施這個理想。不僅如此還影響整個德國的高等教育，把整個國家的學術發(fā)展到超越世界所有文明國的水平。他的理念中具有兩個原則，已經(jīng)被過去100年的歷史得到證明了的原則，即使在今天也同樣具有不滅的價值：1，教育與研究必須緊密相結合的原則；
2，為了切實提高學術水平科學院、大學和研究所都缺一不可。

　　一年后，威廉二世在1910年10月10日的演說中呼吁：

　　今天我國的學術堡壘，已經(jīng)越過普魯士國境，超越德國國境，在國際上獲得高度評價，洪堡計劃也不停留在大學的框架之內，已經(jīng)在各個領域里顛覆了傳統(tǒng)的學術管理，這個目標還沒有完全完成，他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踏出第一步。他的偉大的學術計劃中，不僅把科學院與大學并立起來，讓它也成了學術這個有機體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還包括建立獨立的研究所的計劃。雖然我們在回顧普魯士的歷史時，可以看到大學得到長足的進步，但是研究所的發(fā)展還不充分，這樣的基地、自然科學的基地的必要性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明白了，今天我們要超越原先的框架，在不妨礙教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以研究為目的的機構，盡量更快地設立這樣研究所是現(xiàn)代的神圣課題，呼喚人們對這個課題更廣泛關注，是我作為皇帝的義務。

　　誠然，派萊茲恰克與歐美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一樣，也不得不承認：即使不是洪堡個人的功績，18世紀末、19世紀初包括洪堡在內的德國新興的“有教養(yǎng)階層”中的帶頭人——新人文主義思潮的領袖群體確實提出了他們的大學理念：打出了不是為了面包的大學教育旗號，提倡追求整體性的知識、完善個人的人格的大學教育理念。但是，也許人們都會說，盡管洪堡關于“大學理念”代表作的手稿是百年后發(fā)現(xiàn)的，可是洪堡畢竟1809年起曾擔任普魯士內閣文化教育司負責人，直接推動了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建呀！遺憾的是，問題關鍵在于：事實上即使十分推崇洪堡理念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洪堡“擔任文化教育司負責人實際只有16個月……他去職后，其改革目標實際上已經(jīng)被放棄。繼任者舒克曼是一位官僚，與新人文主義觀念格格不入，僅把大學看作國家的機構，一再試圖減少大學的自主權；
舒克曼在位長達20年之久”。（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而且，從柏林大學創(chuàng)建那天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結束為止德國大學的歷史，是德國國家權力對教育、大學的控制日趨強化的歷史，可以說是德國大學國家化的百余年的歷史。（關于這一點，二戰(zhàn)結束以后歐美學者已經(jīng)大量詳實的研究成果）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我們把所謂的“洪堡的大學理念”看作后人制造出來的神話，也不過分。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有教養(yǎng)階層”發(fā)起的新人文主義思潮，不僅在教育領域里奠定了一個“洪堡神話”，還在文學、思想領域掀起一個造神運動。特別19世紀后半，即德國第二帝國時期，營造了許多文化偶像——形成對歌德、席勒、尼采、叔本華和瓦格納的偶像崇拜，其中登峰造極的是歌德、席勒的人格和作品被偶像化和經(jīng)典化。在浪漫主義旗幟下，歌德、席勒從此被稱為德國“古典作家”(Klassiker)，其作品被稱為魏瑪“古典文學”(Klassik)或被冠以形容詞“古典的”(klassisch)。然而，真正的“古典文學”在歐洲文學史中特指古希臘羅馬文學，與之相對應的德語詞是“Antik”。換言之，歌德、席勒的作品是人造的新古典。施萊爾馬赫為旗手新人文主義被人稱做：“新新教、“文化新教”或“教養(yǎng)宗教”。歌德、席勒被他們奉為“教養(yǎng)宗教”的“圣人”。（參見谷�！陡璧屡c席勒經(jīng)典化的過程》，《中華讀書報》，2006年10月11日）

　　制造“洪堡神話”和“歌德、席勒新古典”的是德國“有教養(yǎng)市民階層”�！坝薪甜B(yǎng)階層”這個用詞的出現(xiàn)比這個階層的出現(xiàn)稍微滯后一些。1880年代德國學術界開始出現(xiàn)Bildungsbürgertums——教養(yǎng)市民階層一詞，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相對應的用詞有：有教養(yǎng)的人（die Gebideten）、有教養(yǎng)身份（die gebildeten St?nde）、有教養(yǎng)的市民身份（die gebildete Bürgerstand），等等。二戰(zhàn)結束后，特別是1970年代起，歐美對德國思想史、文學史、政治史和教育史界對“有教養(yǎng)階層”的研究已經(jīng)有相當積累，遺憾的是，即使最近30年中，也未引起我國研究者的關注。德國學者福登（Klaus Vodung）在1970年代把有教養(yǎng)階層特點歸納為：“受過高等教育，按照職業(yè)來說，大學教授、文法學校教師、法官、高級行政官員、新教神職人員，更廣義，由醫(yī)生、律師、作家、藝術家、記者、編輯等職業(yè)。；
大多世襲，由后代繼承；
生活方式、行為教養(yǎng)有共同點，彼此之間內在交流；
與經(jīng)濟相比更注重社會威望；
多數(shù)是新教教徒，形成、領導公共文化和輿論，以此來影響、控制整個社會。天主教徒、理工科學者往往被排斥在這個階層之外”。教養(yǎng)（Bildung）這個詞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已洪堡等人運用在著述中，它開始與啟蒙（Aufk?lrung）、教育（Erziehung）、學者（Gelehrtenstand）等詞的內涵開始分流。這個階層在19世紀對德國產生巨大影響。美國學者M·林肯的統(tǒng)計，與英、美、法三國相比，名人詞典中收錄的對象，德國出自教養(yǎng)市民階層的人物占62%，替他三國都僅占44%-45%；
其中大學教授比例，德國高于45%,法國、英國和美國分別為16%、20%、15%。1890年至1920年代德國文化、學術、藝術各個領域多彩的成果。哲學：新康德學派、狄爾泰的解釋學、胡塞爾現(xiàn)象學；
歷史學：梅尼克、特洛爾奇的歷史主義、蘭普萊希的文化史學、施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社會學領域：馬克思·韋伯空前活躍。當然，還有尼采的影響、新浪漫主義的影響、表現(xiàn)主義的興起，弗洛伊的的心理學，神智學和各種教育改革運動（可參見上山安敏《神話與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是，這100余年中，最具有代表性時代運動卻是民族主義（V?lkisch），被后人簡單地解釋成種族主義，其實并不那么簡單。在那個時代提倡向自然和中世紀回歸的浪漫主義運動中，也包含了這樣的內涵：在民族共同體內，克服近代工業(yè)化帶來的人的異化和道德衰退，力爭到達一個救贖的境界。這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與以后的納粹的興起有著重要關系。何況，誰也不能否認新人文主義興起的動力之一，源自于對拿破侖戰(zhàn)爭后的力圖與法國文化對抗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動力。新人文主義隊伍中盡管有不少自由主義者，但是也有不少保守主義的。其啟蒙精神中，有不同于1789年法國的人道主義理念的內涵。費希特狂熱鼓吹民族主義就是最好的事例。

　　19世紀初洪堡、施萊爾馬赫、費希特等人希望通過在大學擴大第四種學院——哲學院的勢力來努力推行不是為了面包的大學教育：追求人格陶冶、科學整體性教學，雖然，法學院、醫(yī)學院學生為了獲得“有教養(yǎng)”的身份資格，多少也把注意力轉向哲學院。但是，一開始就顯示出他們的妥協(xié)性，還在哈勒大學新設國家行政學講座（Kameralistik）就是一個代表。他們這種努力獲得部分成功有利條件的背景是1787年普魯士教育部建立了以希臘語、拉丁語為基礎古典學為中心的高級中學作為大學預科的制度�？墒�，國家行政機關法規(guī)取代了大學自治的規(guī)章制度，掌握了資格（文憑）考試權限：在建立柏林大學的同時， 1810年普魯士教育部規(guī)定這種高級中學教師必須通過國家規(guī)定的資格考試，1830年正式把高級中學畢業(yè)考試（Abitur）合格作為大學入學前提。國家的資格（文憑）考試制度在整個19世紀逐漸滲入大學各個學科。國家掌握資格（文憑）考試制度本身只能催化大學成為職業(yè)訓練的機構，與不是為了面包的大學教育和追求人格陶冶、科學整體性教學是背道而馳的。第二帝國以后，國家行政控制大學與教授治校的傳統(tǒng)這一矛盾和斗爭也日益激化。（相關的一部分事例，可以參見《韋伯論大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20世紀初大學已經(jīng)顯露出他自身的危機，為了防止被美國大學的追上來，為了力圖保持德國大學世界第一的聲譽，維持其領先地位，于是“洪堡神話”被第二帝國作為一種正統(tǒng)的理念，取得合法地位，流傳開來。

　　19世紀初，德國教養(yǎng)市民階層開始走向衰微。其面臨種種危機：工業(yè)化帶來大眾文化繁榮、天主教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政治勢力的發(fā)展、工人階級爭取政治權利的運動、自然科學發(fā)突飛猛進、學術的精細分工等等都對這個階層發(fā)起沖擊和挑戰(zhàn)，所以，教養(yǎng)市民階層企圖以更普遍的民族文化來替代原先的放在優(yōu)先地位精英的“教養(yǎng)”，獲取更廣泛的支持，用所謂文化改造政治，以德國民族文化來改變歐洲精神。席勒、歌德的新古典就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14年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們（把自己看作中歐國家）把西歐啟蒙思想叫做1789理念，把德國文化精神稱作1914理念，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看作德國文化精神與西歐啟蒙思想的作戰(zhàn)。走向民族信仰和宗教救贖主義，對戰(zhàn)爭狂熱擁護。

　　近幾十年來歐美學者也都探索這樣的課題：為何康德和歌德的祖國會出希特勒這樣人物?一般研究結論是路德、黑格爾或尼采的思想中含有權威主義、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傾向，與納粹主義有其思想上的連續(xù)性。也有人認為康德強調定言命令，規(guī)定了過度嚴格的倫理標準和義務。沒有人指責歌德與納粹思想上有直接聯(lián)系，但是，雅斯貝爾斯曾說到德國人對歌德異常的狂熱崇拜，與對納粹的態(tài)度有間接的相似。然而，上面這些結論不能說明康德和歌德與納粹思想是同質的東西。但是，第二次大戰(zhàn)期間德國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被研究者們稱為文化與野蠻對立、歌德與希特勒對立（Kultur-Alibi\Goethe-Hitler），德國知識分子也把自己作為受害者，在文化領域里站在歌德一邊的受害者。其實，德國知識分子卻是處在這兩個極端東西的中間，并非單純的受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那個時代教養(yǎng)階層的知識分子的宗教態(tài)度和立場。他們蟄居在現(xiàn)世之中完成自己的人格，發(fā)現(xiàn)人生的意義；
從而輕蔑傳統(tǒng)的宗教，認為宗教只是對無教養(yǎng)的大眾來說才是必須的，所以對他們自己階層整體的宗教信仰是持否定的態(tài)度。結果在德國新教世界里產生奇特現(xiàn)象：有教養(yǎng)階層與普通大眾涇渭分明。這種現(xiàn)象在德國天主教內卻是少見。隨著快速工業(yè)化，新教教徒集中在大城市，因為上述精英與大眾的分離原由，所以，也有部分知識分子找到馬克思主義作為宗教的替代物。同時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學科更加精細化，也因為學術更加綜合化，以人文學科為基礎教養(yǎng)階層失去很大部分發(fā)揮作用的地盤，失去原先的優(yōu)勢或社會地位，他們要尋找自己的新的道路。這種新的尋找過程中就反映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國知識分子多彩的成就。新康德派就是追求學術和人格的和諧；
胡塞爾現(xiàn)象學和表現(xiàn)主義都具有某種神學的側面，創(chuàng)建人都追求一種與現(xiàn)實不同更高的層次的現(xiàn)實，企圖發(fā)現(xiàn)救贖的手段。最先提倡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拉加德（Paul Anton de Lagarde）和朗本（Julius Langbehn）都是遭受過人生挫折的大學人。

　　當時傾向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名義上是新教教徒，但是，都對路德教會激烈不滿、批評教會，新教教會名存實亡，死氣沉沉的根源，也就是原先是信徒的知識分子有了自己的世俗信仰。因為他們都在世俗社會尋找宗教的替代物。兩年前中國學者谷裕在介紹德國歷史學家霍爾沙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成果《德國新教信仰文化史》（2005年）時，只是強調路德教會放棄拉丁語《圣經(jīng)》，把《圣經(jīng)》翻譯成德語，對德語古典作品的重視等貢獻，認同18世紀以后新教牧師們參與世俗社會的文化活動，與世俗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新人文主義合流，具有人文啟蒙精神積極的一面。（谷�！缎陆涛幕�與德語文學》，《博覽群書》，2006年12期）其實，從宗教社會考察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開拓者是馬克思·韋伯。韋伯自己也是有教養(yǎng)市民階層的一員。他對這個20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群體前途表示憂慮，感覺到德國的文化、藝術都充滿模擬的世俗宗教味道，追求一種世俗的救贖，這是一種危險的信號。他的諸多著作很早就在宗教社會學領域里考察這個有教養(yǎng)市民階層與宗教信仰的關系。當時他的著述中雖然還沒有使用有教養(yǎng)市民（Bildungsbürgertum）這個詞，卻已經(jīng)使用有教養(yǎng)階層（Bildungsschicht）和教養(yǎng)身份（ Stand der Gebildeten）等詞來特指這個階層。還就這個階層的宗教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問題，還與英國紳士及其信奉英國國教、中國的“鄉(xiāng)紳”、“讀書人”奉行的“儒教”進行了比較。

　　信奉國教的英國的紳士階層知識分子能夠接受來自清教徒的知性的影響，精英階層與非精英階層之間能夠通過活躍宗教的活動相互交流和融合。19世紀路德教一方面與邦國世俗政權合流形成神俗一統(tǒng)的權威，迅速世俗化；
另一方面，上層知識分子——有教養(yǎng)階層對形而上學問的關心，宗教研究與世俗學術融合成一種專業(yè)神學、學術神學。而這種精神活動遠離普通民眾。因為他們看來普通民眾的新教徒的信仰依舊是非理性的、與現(xiàn)世妥協(xié)的。但是實際上德國平民的理性精神是非常強大的，而且不是英國那種宗教色彩濃厚的理性主義，德國平民的反宗教理性主義與失意、遭受挫折的知識分子階層相逢，就形成類似宗教的社會主義思潮。德國新教教徒知識分子企圖在所有現(xiàn)世領域找到一種替代宗教。企圖創(chuàng)建一個所有有原罪的人建立一個新世界，通過性愛、生命的聯(lián)系，建立一個民族同胞的世界�？墒牵�韋伯并沒有肯定建立這種救贖世界的必要性。他看到理性世界中這種救贖理論存在的非理性的一面——結果會喪失社會中所有的生命力。盡管如此，他也沒有感到對這種救贖理論進行批評的重要性，但是，擔憂其未來將具有悲劇的非理性的一面。

　　韋伯早逝，沒有看到他所憂慮事態(tài)在10多年后巨大悲劇的后果。彼得·蓋伊在《魏瑪文化——一則短暫而璀璨的文化奇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中，敘述歐洲人文主義精神在德國回光返照的魏瑪時代“14年的文化奇跡”時，視野的把握與我國學者大不一樣，在“對完整性的渴望”那一章里，獨具慧眼，從另一個角度挖掘這種暗流根源及其禍害。蓋伊所說的“對完整性的渴望”就是古希臘的把知識作為一個整體的傳統(tǒng)觀念，也是洪堡等這些理想主義者企圖用來抵抗18世紀后期開始的大學教學日益專業(yè)化、淪落為職業(yè)訓練的趨勢的原則之一。蓋伊也同經(jīng)歷過魏瑪時代的漢娜·阿倫特、馬爾庫什等人一樣，認為德國知識分子當時對政治冷漠不只是從傳統(tǒng)的延續(xù)，里頭也包含現(xiàn)實因素的影響，但是他還是強調地追溯了魏瑪時代的之有教養(yǎng)階層的歷史責任：

　　現(xiàn)代人性觀念早已被勞力的分割和專業(yè)化拆解，這毋寧是古希臘時代以來有關完整性觀念的悲哀式微，事實上早在魏瑪文化的悲觀主義者企圖恢復這種觀念前，大家對此早已相熟悉了。席勒、歌德、德國浪漫主義運動以及馬克思等人早已使用過嚴厲的用詞，如分裂、異化、甚至其他更嚴苛的用語來形容他們的社會。文藝復興運動吶喊總是追求“全人”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我在本書中不厭其詳?shù)刂赋觯�當時許多德國人，無論是青年運動中的理想主義分子，或是遁世的哲學家，他們都帶者強烈的情感去努力克服這種分類為碎片的現(xiàn)象，他們用這種姿態(tài)看待當時的文化并想加以改變。有一陣理性主義當?shù)�，可不久就受到非理性主義者的攻擊，許多理性思想家于是轉而尋求其他庇護所，他們當中許多人早在納粹陣營中找到了自己的庇護所，哲學家海德格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實際上，彼得·蓋伊的《魏瑪文化》對這個論題還只是作了簡略勾勒，我們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歐美學者關于1810年至1933年間的德國大學與知識分子問題的大量實證研究中，可以讀到通往1933年的歷史路途上，有德國教養(yǎng)階層群體，特別他們中蟄居在大學里的眾多學者們如何從“非政治”理念出發(fā)，最后與民族主義、國家權力、甚至與納粹主義親吻的。

　　本文結束之前，話題還得回到文章開頭提到新神話與新古典的歷史現(xiàn)象，就如恩斯特·卡西爾在《國家的神話》開首和結尾所強調的那樣，20世紀這種國家神話的頻繁登場給世界帶來極大的危機和禍害：“我們不應該第二次犯同樣的錯誤。我們應該仔細研究政治神話的來源、結構、方法和技巧。”

　　拙稿是正在撰寫中的《1810年—1933年：德國的大學與知識分子》一書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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