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尋找增長與快樂的最佳配置

        發(fā)布時間:2020-06-14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過去20年中,東亞經濟奇跡令世界矚目,各種贊譽性的研究鋪天蓋地。相比而言,反思和提醒性的研究則比較匱乏,或缺乏深度。印象中比較突出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華裔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的研究,他發(fā)現(xiàn)東亞的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資源投入。而資源是有限的,投入維持不了很長時間。根據他的研究,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復歸》中預言,東亞經濟奇跡將會破滅。后來的亞洲金融風暴證明,東亞靠高投資而不是高效率的增長方式存在重大隱憂。

          

          科學發(fā)展觀的提出表明中國正在尋求更好的發(fā)展方式,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huán)、可持續(xù)的經濟和社會,這是令人欣慰的。什么樣的增長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長?什么樣的發(fā)展是以人為本的發(fā)展?在社會轉型期,如何比較好地解決貧富懸殊、失業(yè)增加、部分地區(qū)社會矛盾激化、部分群體受挫感、無力感加劇、反社會傾向、精神問題和自殺率上升等等問題?

          

          對上述問題,知識界一直也在探尋。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快樂與經濟”的命題,對東亞地區(qū)“經濟快速增長而人民快樂不足”這一現(xiàn)象進行了深入探討,并稱之為“快樂鴻溝”(happinessga p,也作“幸福鴻溝”)。

          

          他指出:“雖然東亞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為國民謀快樂——這一人類的終極追求上卻毫無作為。對全球各國人們的快樂水平進行比較,東亞國家和地區(qū)的快樂指數(shù)最低。這應該能讓我們稍事停頓,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問題,比如,終極目的、價值問題,經濟成長的代價問題,經濟成長而人們不快樂的理由何在?如何來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對策有哪些?”

          

          黃教授的這些反思,對于“創(chuàng)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無疑是有幫助的。為此,記者與黃教授進行了聯(lián)系,并在5月4日通過越洋電話對其進行了專訪。

          

          《南》:經濟學家喜歡談growth(增長),認為GDP多有助于我們過更好的生活。而您的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是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這些詞,那么您認為經濟增長和快樂之間是什么關系?

          

          黃: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這些詞是一樣的意思,就是快樂幸福。經濟增長和快樂的關系,應該分幾個方面:在人均GDP很少、很貧窮的時候,增長是可以帶來快樂的。收入越多,快樂也比較多。對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來說,經濟發(fā)展能讓他們欣喜歡躍。但是,溫飽問題解決了,人均GDP到了3000、5 000美元之后,這個關系就遞減了,不怎么存在了。第二,每個人都多賺錢,不等于大家的快樂都增加。人與人都在競爭,比著多賺錢,多消費,買更好的汽車,更大的豪宅。絕對收入是增加了,但相對收入并沒有增加,于是繼續(xù)攀比,拼著掙錢?墒悄阌袥]有想過,這樣競爭和攀比的結果,是有了更大的房子卻更難收拾,是要花更多時間去工作,是要減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是要影響自己的健康。

          

          《南》:很多人說,現(xiàn)在勤力一些,趁年輕多賺些錢,是為了將來無憂。

          

          黃:人的基因里確實有一種動物的本能,像螞蟻、松鼠一樣為未來儲存物資。在貨幣社會,這種本能就表現(xiàn)為拼命賺錢,凱恩斯把這種本能叫“獸性(Animalspirit)”。它確實有用,可以使我們降低因物資匱乏死亡的概率,也有助于我們的長期快樂。但是,在物資基本上不匱乏、在賺錢不能顯著提高我們的生存概率與快樂水平時,還去犧牲親友關系、甚至危害健康去拼命賺錢,也就是去選擇那些降低自己快樂的事物,這就肯定是無理性的表現(xiàn)。在中國香港,在新加坡,不少人每天工作16、18小時,沒有盡頭,永遠說是“犧牲現(xiàn)在,為了將來”,其實哪里有快樂,哪里值得?是在犧牲整個生命。美國前幾年有一個調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會夠用”,越有錢的人回答的數(shù)目越高?梢娫谖镔|主義、拜物教的影響下,人們永遠不知足。更有人冒著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險去走私或受賄賺錢,就更不足道了。

          

          人們無理性地拼命賺錢,也有很多時是由于“無知”和受商業(yè)廣告鼓勵人拼命消費的影響。例如,人們爭著買汽車,以為買車很方便和快樂。但事實上很多人買了車,并沒有增加他的快樂。像臺北、曼谷等大城市,都是騎虎難下,私人汽車就是這頭老虎,不但交通擁擠,停車困難,而且空氣污染嚴重。如果更早、更好地發(fā)展公共交通,采用對汽車大量征稅等控制方法,現(xiàn)在的情況就會不一樣。

          

          多年前我看過報紙上的一個新聞,天津有一個青年月收入只有600余元,全部儲蓄只有五六千元,卻想擁有一部手提電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省吃儉用,再向親友東挪西借2000元,才買下一部9000多元的“大哥大”。電話不是用來做生意或工作,這青年騎著單車,帶著“大哥大”寶貝到各個朋友家中展示。由于兩年多省吃,營養(yǎng)不夠,結果半途暈倒,送入醫(yī)院。像這樣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檔品,絕對是得不償失。

          

          總的來說,我認為,如果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不能增加人們的快樂,則它們已不重要,如何增加快樂才重要。

          

          越幫助他人越快樂

          

          《南》:快樂是一種主觀感受,是不是難以衡量?

          

          黃:我不覺得快樂不能衡量。比如,今天我從早到晚,多數(shù)時間沒有快樂,也沒有不快樂,沒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我牙疼,被人欺負了,孩子生病了,我的快樂就是負的。如果我欣賞了風景,有了知識上的成就,那我的快樂就是正的。長期都比較快樂的話,就是幸福。

          

          《南》:但有的人對快樂的需求可能沒有那么強烈?

          

          黃:當然。不同的人,能力、智力、體力、欣賞知識的水平不同,其對快樂的理解是有差別。但是,不管他通過什么途徑,最終他都是需要快樂的。在需要快樂這一點上,人與人是沒有差別的。

          

          《南》:中國現(xiàn)在已經有不少富人,可是他們并不快樂,有的還自殺了。你認為這是為什么?除了受各方面的壓力,沒有安全感,跟他們缺乏更高層次的信仰有沒有關系?

          

          黃:根據研究,有信仰的人是比較快樂的,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信仰。

          

          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強調知足常樂,儒家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更重功利。在東亞,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已日漸衰微,與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卻全民信仰,深入人心。這也可以看出,為什么印度的收入遠低于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而快樂程度卻比別人要高。從政治信仰上說,我少年時在馬來西亞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左派學生運動,冒著被開除和逮捕的危險,可是由于覺得做的事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就很快樂。一個人有社會責任感,就會快樂一些。那些喜歡幫助他人的人,也會快樂一些。越看重金錢越不快樂,越幫助他人越快樂。另外,人際關系也很重要,像朋友、家庭的關系。

          

          《南》:有人把為所欲為當成快樂,說快樂是他自己的事情,怎么辦?

          

          黃:確實,有些人為所欲為,這是他的偏好,但往往是由于無知造成的。而且從生物學上解釋,會存在這樣的人。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地方,仍然跟來歷不明的女性上床,可能一時享受快樂,但長期來講肯定是在減少快樂。對這樣的問題,公共政策應該介入,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國家也介入了。像嗎啡和海洛因,是很容易成癮的,對人的健康危害很大?赡苣贻p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來不及了,這種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

          

          《南》:中國不少人求職,換工作,高薪是第一考慮,您怎么看?

          

          黃:收入太低當然是不行,但是小康之后,選工作就不要把薪水當成第一要件。我認為興趣很重要。我現(xiàn)在的工作就是講課,寫文章,工作過程中就是一種快樂,而不覺得很辛苦。所以,在選擇工作時,除了薪水,你還要考慮興趣,考慮是否離家太遠,工作時間是否太長。

          

          《南》:不少中國人說,我們地大物“薄”,人口多,壓力大,所以才不是那么快樂。

          

          黃:也不能這么說。人口密度和快樂之間的關系很不確定。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樂。英國、德國人口密度都不小,工業(yè)革命首先在英國和西歐爆發(fā),就是因為那里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但也沒有說人多就不快樂。美國東北部的人口密度也不小。

          

          《南》:自由是不是快樂的前提,知識和教育是不是快樂的前提?

          

          黃:一般來說,是這樣的。但也不完全。濫用自由就不行。知識分子在像“文革”那樣的特定時期,不能講真話,很壓抑,反而會出現(xiàn)“知識越多越痛苦”。

          

          不需要一組臟兮兮的增長數(shù)字

          

          《南》:您在解釋東亞快樂鴻溝的原因時,歸結為高生產高消費,競爭太強,教育壓力,過分強調大同、秩序等?墒侨绻麤]有這些進取的精神,高儲蓄的積累,還有東亞的經濟奇跡嗎?

          

          黃:是的,如果東亞不是這樣的發(fā)展,GDP增長是會降低一些。但是還是會有相當?shù)脑鲩L。而現(xiàn)在的增長已經超過了經濟與社會、人民幸福之間的最佳水平,過猶不及,是一種不協(xié)調、不快樂的增長。

          

          我認為,東亞的經濟應該朝著更適當?shù)姆较騺戆l(fā)展。首先,環(huán)境質量的保護應該擺在第一優(yōu)先考慮的位置。我們需要一個潔凈的增長環(huán)境,不需要一組臟兮兮的增長數(shù)字;
        第二,我們希望增長能真正地帶來更多快樂。這不僅需要大力節(jié)制私人的攀比消費,更應在那些能切實改善福利的領域,如公眾健康、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教育領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還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經費以用于更多新領域的探索,例如人們不快樂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應該在藥物的研究上投入;
        等等。

          

        東亞一些地方鼓勵人民消費,而我的觀念是鼓勵投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節(jié)制消費。即使你要鼓勵消費,也應該鼓勵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較低的消費方式,例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絕對不應該鼓勵私人汽車消費。汽車消費有四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費、擁擠、空氣污染、對他人的意外傷亡),又有鉆石性物品的性質(貴重,顯示經濟地位)。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展示,在社會上相互抵消,沒有作用,純粹是浪費,但這種相互競爭卻會給人很大的壓力。

          

          如果中國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將會浪費在私人汽車上的資源的一半,來發(fā)展公共交通,中國大城市將會有全世界所羨慕的現(xiàn)代化公共交通!相反,中國大城市可能變成交通可怕的曼谷。

          

          《南》:您對環(huán)境為何如此看重?

          

          黃:因為只有增長而沒有環(huán)保,地球一定完蛋。所以,環(huán)境比增長重要得多。很多時候,對環(huán)境的破壞是不可補救的,或者將來必須用許多倍的資源才能補救。破壞環(huán)境不但影響人們今后的福祉,也影響經濟生產本身。

          

          環(huán)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資,可以通過對破壞環(huán)境的活動加以課稅(或收費)或限制來實現(xiàn),政府對污染環(huán)境的工廠多抽稅,可視其對現(xiàn)實和未來污染的程度而抽取。這樣的話,魚和熊掌或可兼得,否則就來不及了。

          

          《南》:公共開支的增多會不會帶來“大政府”和低效率?

          

          黃:政府的職能本來就是要解決公共問題,這方面是不能缺位的。不錯,公共開支一多,高浪費低效率問題就會出現(xiàn)。但是,我們對私人消費膨脹的危害性則往往缺乏足夠的認識。私人消費過度,也會導致總體低效。更重要的是,如果個人消費不再能給社會增加快樂,那么提高公共投入,即使在金錢上會有損失,但卻不會付出快樂代價。

          

          快樂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南》:中國現(xiàn)在提出科學發(fā)展觀,“快樂經濟學”的公共政策涵義是什么?

          

          黃:我主張加強公共投資,不主張私人消費膨脹。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經濟是否增長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響生活質量最主要的因素,人們的生活質量更多地取決于其所在國家的科學、技術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夠先進、夠領先。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費。

          

          消費不是不重要,從根本上說,投資最終是為了消費。但在中國當前的情形,不應該鼓勵消費,而應該把儲蓄轉化成投資。

          

          第一,中國還處于發(fā)展階段,政府更需要大力建設基礎設施,發(fā)展科技與教育;
        私人需要增加積蓄,準備購買房子,準備將來孩子的教育費、自己的退休養(yǎng)老等,投資比消費更能夠提高綜合國力與人們的福祉。

          

          第二,基礎設施的貢獻,很可能比許多人所想象的還要大。同時,我要強調,法治也是一種廣義上的基礎設施。

          

          第三,消費已經過分,不需要鼓勵。茅于軾教授說,現(xiàn)在許多有錢人是“用違反道德的方式賺錢,用違反健康的方式花錢”,暴飲暴食,破壞環(huán)境。鼓勵消費雖然也可能有助于維持經濟增長,但卻會減低人們的福祉,減低國力。

          

          《南》:您的“快樂經濟學”對個人來講,有什么借鑒意義?

          

          黃:首先,大家要意識到快樂的重要性,知道健康、親友和精神滿足遠比金錢重要得多。

          

          要意識到,不理性的斂財本性帶來的是種種錯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為漫天的商業(yè)廣告所動。若非必要,不買、不用汽車,不浪費能源,不亂丟廢物等;

          

          要有進取心,但不要追求超過自己能力的東西,別老想著去與人爭,更不要損人地去爭。把這種爭強好勝的本能壓一壓,多去想一想怎樣為社會做貢獻;

          

          不要太重視金錢,要重視真正能增加快樂的東西,例如多運動,重視與家人親友的關系等;

          

          不要在私人消費上競爭,而要在對社會有利的方面競爭,例如捐助慈善、教育、義務工作、研究事業(yè)等。

          

          如果能做到這些,東亞的快樂指數(shù)不僅會提高,而且若能緩解并重新糾正目前的不平衡發(fā)展狀況,對改善全球環(huán)境也是一個福音。

          

          《南》:聽說您是一個很快樂的人,您是不是因為成功才快樂?您的經驗是什么?

          

          黃:是因為快樂而成功,還是因為成功而快樂,我想都有一些吧。

          

          我為什么比較快樂?一是天生的性格比較開朗;
        二是父母的教育,父母親對我的功課大致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媽媽常說,孩子得等他們自己愿意讀書才有辦法。她的理論至少對我來說是對的,我這個留級兩次的孩子也還能讀到博士畢業(yè)(東方的教育方法,往往失之太過嚴格、呆板與填鴨;
        但當今許多獨生“小皇帝”的家庭教育,又失之太寵愛,使孩子長大后,不能與人好好相處);
        三是看得開,不開心的事從來不想很久;
        四是不過分工作,我每周工作就是40個小時;
        五是盡量去做一些利社會的事,我在英國,在香港、臺北地區(qū)都長時間沒有汽車,走路、坐公車,必要時才坐計程車,而并沒有很大的不便。若非太暗,辦公室不開燈,雖然這電費是由大學負責的。我用紙張,段落之間都不空行,因為節(jié)約用紙就是節(jié)約資源。在餐館吃剩食物,我都打包帶回。這些習慣對社會就是一種節(jié)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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