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學術闡明事理，道理范導政治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韓愈

　　去年無意中寫出了一篇批評武漢大學法學院李龍教授的“人本法律觀”的小文章，在網(wǎng)上發(fā)表出來后，引起了一些動靜。但總的來說，除了一些嘰嘰喳喳的隨意性談論之外，沒有任何嚴肅認真的反批評，這是一年來我深感失望的。有些朋友認為李龍教授的“人本法律觀”不值得批評，一笑置之可也。但是我的觀點卻不然。我曾經(jīng)在《范忠信迷津》一文中為我作過一個簡單的辯護，大意是，我們必須對我們所置身于其中的這個世界進行認真的反思批判從而確立起我們生活的意義與秩序，而這種反思批判當然包括對這個世界里的一切言說的批判，這種批判也可以理解為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講，李龍教授的“人本法律觀”其實是值得認真對待的，想想黑格爾在撰寫《精神現(xiàn)象學》的時候，就認真對待過“面相學與頭蓋骨相學”，從而成為他構建精神現(xiàn)象學的一個方面，我們有什么理由漠視人本法律觀？

　　不過我終于看到了真正的反批評。更使我高興的是，這位批評者與我同為珞珈學子，而且對珞珈之上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有很深的感情。這位學子就是現(xiàn)在吉林大學隨鄧正來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的孫國東先生。國東博士青春年少，但我與國東博士其實并不熟，只是去年短暫地在長春七、八月間因參加西方法哲學研究班時見過一面，但言談之間精神相通，因此印象極佳，以為當代中國學術之成熟非國東一代莫屬，至于我輩，匆匆過客而已。雖如此說，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放棄思考。前天讀到國東對我的反批評（http://weidunyou.fyfz.cn/blog/weidunyou/index.aspx?blogid=190893）非常高興，今天又認真研究了國東博士修改過的文本（http://sunguodong.fyfz.cn/blog/sunguodong/index.aspx?blogid=192535）更加高興。國東博士在修改稿中將我們之間的批評與反批評看成是珞珈學子之間的內(nèi)部對話，確切地說是珞珈法學與珞珈哲學之間的一次“罕見對話”。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完全認可國東博士的所有說詞，因此即使在研究了國東博士的原稿及修訂稿后盡管心里有不少想法但并沒有打算將它們寫出來。因為總體上看，我認為，雖然國東博士聲稱不打算為李龍教授進行“無力”的辯護，但事實上還是作了一個無力的辯護，而國東博士對我的批評如指責我也是一種政治正確則更令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最終決定寫出自己的想法是今天偶然翻閱《韓愈選集》，讀到了《爭臣論》一文中令我深為認同的一段話：“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保▽O昌武選注：《韓愈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60。）這是一種久違了的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人生態(tài)度。正是受韓愈的激發(fā)，我提筆寫出我所想到的我與國東博士的四個基本分歧，一方面求教于國東博士，一方面求教于各位高明。

　　第一，溫情不能代替思考。李澤厚先生認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一個特點是情本論，這與西方哲學的知本論有很大的不同。原則上我同意李澤厚的觀點。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這個特點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轉(zhuǎn)型有很大的負面效應，我的老師鄧曉芒教授幾乎象堂吉訶德那樣在對之作戰(zhàn)，他的大量著述無非是為了引進西方的理性分析來改良我們的中國文化。但是我們的知識分子甚至于高級知識分子總喜歡溫情。對一種理論，人們總喜歡引用陳寅恪先生所謂“同情的態(tài)度”、“了解的同情”（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頁432。）其實照我看，在陳先生那里同情的了解是思維的最高的層次，在我們這卻成為思維的開始了。對一種理論你不可能一上來就有什么同情的了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完全認同我數(shù)年前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后研究時我的聯(lián)系導師俞吾金教授的話，“根本就沒有什么同情的了解，只有批判的研究”。我這里講的是一個學術立場問題，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站在知識的立場上進行學術研究，而不能用溫情代替了思考。雖然國東博士在文中通篇似乎只涉及到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但縱觀整個行文所籠罩的基本格調(diào)在我看來實際上是思考讓位給了溫情。不是不需要溫情，但溫情不能代替思考。將溫情與思考區(qū)別開來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想做就能做到的事，相反，需有絕大的思維勇氣，需要有一種客觀化、對象化的思維能力，而這是我們中國思維所缺少的。我在十年前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在我的博士論文的“跋”中痛苦地寫道，當代中國人只有在自我毀滅中才能獲得新生。我離開珞珈已有十年，這可以看成我自己“脫離母體”的十年，十年來雖然有種種不如意處，但我終于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思考。我逐步意識到，情感是思考的大敵，我們必須從溫情之中解脫出來。所以，我既在《老師、學生與真理》一文中寫出了對我的兩位導師楊祖陶教授與鄧曉芒教授情真意切的贊美，同時，我也在《楊門十三載記略》一文中嚴厲地批評了我的兩位老師沒有寫出真正的哲學著作以建構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此次回武漢，我又當面對兩位導師進行了批評。我認為我完全是從知識的立場出發(fā)的。對李龍教授“人本法律觀”的批評當然也是我的知識論立場。

　　我的上述說法實際上已經(jīng)隱含了我與國東博士的第二個分歧，這一點或許國東博士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明確地點出來，但我已經(jīng)在我的小文中點出來了。這就是關于批評的性質(zhì)。在許多人看來，甚至我私下得到的信息李龍教授本人也這樣認為，我對李龍教授的批評是與李教授過不去。李龍教授是當事人，這樣想無可非議。但是其他人這樣想則未免太輕視我進行批評的意義了。自前年山東大學謝暉教授兄勉勵我開法律博客以來，我確立我自己的宗旨：“品評大方之家，細察當代中國法理成長之邏輯；
傾聽顯隱之道，反觀傳統(tǒng)華夏社會運行之奧義�！保ㄒ娢业姆�律博客“南邕人語”“自述”）這一宗旨表明，我的批評是將當代中國法理學家們的思想放置到當代中國社會這一場域中進行進一步理解的，中心在于觀察當代中國法理學成長的基本邏輯，而試圖達到康德所說的，要比柏拉圖更好地理解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批判工作從性質(zhì)上講是當代中國思維（這里更多地是法理思維）自我批判的一部分。李龍教授的“人本法律觀”成為我批判的對象，正表明它在當代中國思想場域中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其實我跟李龍教授并不熟悉，我只限于按照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來進行我的批評工作，正象馬克思將資本家視為人格化的資本，我不過是將李龍教授僅僅視為人格化的當代中國法理思維的一個現(xiàn)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李龍教授的批評與李龍教授本人可以說沒有任何關系。

　　我與國東博士的重大分歧可能是第三點，我將它概括為學術權謀不能等同于學術研究。這個問題在國東博士這里似乎可以區(qū)分出這樣三個層次。首先，我想明哲保身地活著，所以我不敢/不想說。其次，我都知道，跟你一樣（你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過不說罷了。最后，我說（但不象你那樣說），但我采取的方式是配合而不是對立。我這里所講的學術權謀主要是指第三層次。前面兩個層次不過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犬儒式的自我安慰罷了。我為國東博士認同這樣的“法學教授”的話而深感震驚：“我們都知道‘皇帝沒穿衣服’，但是中國有劉軍寧、賀衛(wèi)方就夠了，我們一般人哪敢說？還不如先明哲保身地過好自己的生活�！鼻也徽f賀衛(wèi)方、劉軍寧們是不是真看到了中國的問題（我經(jīng)過我自己的研究認為，他們并不了解中國，也沒有看到中國的問題之所在，他們的思想總的來說是相當浮淺的），但是就算他們看到了問題，但必然明白，看到了問題與在學術上將它們建構出來，將它們轉(zhuǎn)化為一種知識系統(tǒng)，而不是隨意性地談論，這是本質(zhì)上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國東博士隨正來教授研究學問已有年，這一點用不著我多說。需要辯明的是，國東博士似乎對一種我稱之為學術權謀的為學方式格外贊美，這種學術權謀表現(xiàn)為跟政治合作，但暗中傳達自己的思想，從而達到改造政治的目的。我可以原則上同意國東博士的論說，但是必須加以嚴格的限定，這個限定其實在我作為本文引辭的韓愈的那段話已經(jīng)表達出來了。按照韓愈的意思，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居其位，二是未得位。國東博士的學術權謀在我看來只適用于第一種，即居其位的知識分子，但完全不能適用于未在位的知識分子。作出這樣一個區(qū)分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建構來說，前者為職責，后者為言職。當代知識分子的問題是整天夢想著盡職責，而對自己的言責視而不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使命在根本上不是跑到政府里面去盡職責，而是創(chuàng)造出真正適合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系統(tǒng)，為我們這個時代立范立式，真正結束晚清以來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關于職責與言責的論辯實際上已經(jīng)表達出我與國東博士的第四個分歧，政治與學術是可以區(qū)分開來的，而且必須分開。但是這種區(qū)分并不意味著兩者是沒有關系的。其實在我看來，學術在本質(zhì)上就是政治。因為我們這里所謂學術乃是關于我們?nèi)绾紊�活以及何種生活秩序是正當?shù)倪@樣的根本問題的討論，學術的靈魂是關于生活秩序及其意義的討論，所以學術在根本上就是政治。探討這樣的根本問題并不是在所有的時代都有的，一般而言，是在社會大變化的時代才會探討這樣的根本問題。但是學術采取了不同于實際政治的姿態(tài)，它是以知識/思想的形態(tài)表達出來的，而不是以政治行動表達出來的。國東博士指責我所謂“學術為本”（好象我并沒有用過這樣的詞，因為我對以什么為本這樣的說法有一種戒備心理）也是一種“政治正確”，是另一種“政治口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在根本性質(zhì)上又是錯誤的。政治正確拒絕一切批判，拒絕一切質(zhì)疑，它就是最終的東西，而站在知識的立場上建構起來的學術傳統(tǒng)（這個詞比學術為本好）恰恰相反，它內(nèi)在地要求超越，在知識的場域沒有最終的東西，只有無止境的探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其中一個根本任務是建立學術傳統(tǒng)，闡明事理，從而達到用道理范導政治的目的。這是政治口號嗎？這是什么政治正確呢？

　　最后講幾句多余的話。國東與我，同為珞珈人也。珞珈學子在當代中國曾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必須看到，十多年來珞珈學術（不僅僅是法學學術）為某些人所誤導，已經(jīng)嚴重影響了珞珈學術的聲譽，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珞珈學子得天獨厚，既能吸珞珈山之仙氣，又能得東湖水之靈氣，理應對當代中國學術作出自己的貢獻。唯望我珞珈學子不務名利，放開視界，以未來五十年為期作為衡量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判準，不要去做什么課題，也不要去爭什么獎項，潛心學術，制造概念，建構體系，真正為當代中國學術的重建貢獻心力。五十年后的中國學術史（包括法學史）不是根據(jù)武漢大學有多少項目、多少獎項、多少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來寫的。唯愿我珞珈學子于困頓中猛醒，中國學術，舍我其誰？！

　　魏敦友

　　匆草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學院法理教研室

　　200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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