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只有五四才能幫助中國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

　　編者按：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各個行業(yè)都掀起紀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歷經九十年的歲月顯得更加的生動和鮮活，同時也伴隨著激烈的爭辯。五四運動對于當代中國仍然有著強烈影響，有人高贊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卻認為其為文化“斷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評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對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認識，記者采訪了杜克大學文學系博士、紐約大學中國中心主任、東亞研究系主任張旭東教授。

　　五四核心是“新”以及文化政治的內在邏輯

　　記者：您認為五四精神的核心關鍵詞有哪些，怎么看他們之間的關系？

　　張旭東：談起五四，人們腦子里會立刻會跳出“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反傳統(tǒng)”等字眼。這些當然都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東西，但正因為如此，在今天看，它們僅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主觀的、甚至是一廂情愿的方面或價值取向。在9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們把“五四”理解為一種的客觀歷史運動和思想運動，我們就應該看到，它的核心其實是這兩樣東西:

　　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價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國”，這是普遍的“新”或“現(xiàn)代”在中國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內在化了，變成中國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價值指向。從五四開始，外在的（相當程度上是外來的），有威脅性的、讓人覺得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適應的“新”，逐漸成為內在的、作為內心驅動力的、具有哲學意義的新。這種內在化過程的激烈和深入，徹底改變了晚清以來“理智”與“情感”的分裂，即王國維所謂的“可愛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愛”，從而把現(xiàn)代意義上的理性，同現(xiàn)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欲望方式緊閉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當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但這是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性的問題，而不是古代人或遺老遺少的問題。

　　二是文化政治的邏輯，即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貫通與重合，其一致性、一體性或同一性，它帶來了由新文化、新價值、新人所創(chuàng)造的、與自己的本質相適應的生活形式和國家形式。這是現(xiàn)代性條件下的“國族主義”或“民族國家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在歐美，這個普遍趨向表現(xiàn)為市民階級國家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提供統(tǒng)一市場、統(tǒng)一語言、統(tǒng)一制度、統(tǒng)一的“民族文化”，這個過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而在中國，這個過程是在對外學習和抵抗列強，對內顛覆和挽救傳統(tǒng)的極為嚴酷的環(huán)境下展開的，因此它也對文化與政治的貫通和統(tǒng)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說魯迅筆下的阿Ｑ代表了文化失敗和政治失敗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澤東時代的“雷鋒”則體現(xiàn)了政治與文化的全面、徹底的重合。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現(xiàn)代中國的存在是一種直達個人的文化政治的集體存在，而五四正是源頭。

　　五四使現(xiàn)代中國具備了既“中國”又現(xiàn)代的可能

　　記者：五四運動的意義您認為在哪些方面可以體現(xiàn)？

　　張旭東：五四的偉大和不可代替之處，在于它標志著這樣一個歷史的臨界點，在此，現(xiàn)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觀運動，在中國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認同的這樣的內部空間，獲得了鮮明的形象、語言、觀念和理論。一旦它同一種新的“人”概念相結合，則一般的抽象的“新”和“變”就不僅僅只是被動的、不情愿的適應和和被迫，而晚清以來中國一切變化和變革都只有這樣的意義，因為在情感、內心和符號層面，必須做的事情卻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認同。但“五四”帶來了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轉變，從此，中國人不再僅僅作為普遍歷史的客體，而是作為它的主體和創(chuàng)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認同的同時，塑造著一個新的社會，新的國家。

　　只有通過這樣的文化與政治的融會貫通，“中國”落實到中國人的文化－心里本質的基礎上，不過這已經不是舊文化，而是文化革命所帶來的新文化和作為歷史主體的“新人”。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文化與政治的融會貫通，中國才成為普遍歷史的一個有機組成單位，但不是作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是作為文化主體和價值主體的新的主權國家，加入到世界歷史的辯證運動中去。自此，現(xiàn)代中國才具備了既“中國”又“現(xiàn)代”的可能，也就是說，它終于在理論上有可能克服非西方世界在面對近代西方的興起和全球擴張時所面對的深刻的自我認同的斷裂，即那種“要中國就不現(xiàn)代，要現(xiàn)代就不中國”的兩難境地。在這個意義上，五四確實是大眾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源頭，也是“現(xiàn)代中國”和“古代中國”的分界點，因為此后的中國人，同此前的中國人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可以從五四以后中國人的煥然一新的面貌得到確證。

　　沒有五四，何來傳統(tǒng)？

　　記者：您如何看五四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

　　張旭東：五四新文化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其實非常簡單：沒有五四，何來傳統(tǒng)？這么說好像有悖常識，但我們要知道，傳統(tǒng)文化并不是故紙堆，或像闌尾一樣長在中國人身體里面的某種臟器�；钌�生的、有創(chuàng)造力的傳統(tǒng)只能賦麗在生長在這個傳統(tǒng)里的人身上，由他們來繼承、批判、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的延續(xù)取決于當今的中國人如何生活、如何創(chuàng)造自己的未來。這正是像魯迅這樣的五四新文化知識份子反復強調的：只有有了今天，我們才有將來，而只有有了將來，我們才擁有過去。生命是第一位的，與生的邏輯相左的“傳統(tǒng)文化”只能是“死的說教者”。我們今天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審視和重新理解，是以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為前提和條件的。在今天，哪怕有人呼吁全面回歸傳統(tǒng)，也只是五四開辟的新文化紀元內部差異的體現(xiàn)，是當代社會思想論爭和價值沖突的一部分，同所謂“傳統(tǒng)本身”沒有關系。沒有現(xiàn)代性的挑戰(zhàn)，沒有作為基本歷史條件的“新”，“整理國故”就無從談起，因為我們會仍舊生活在“國故”之中，被“國故”決定，它也就還不是“國故”，而只是“正統(tǒng)”或“文化本身”。

　　五四告訴我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記者：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視野中的中西文化的沖突和融合？

　　張旭東：我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這本書里比較系統(tǒng)地談了這個問題。五四基本上把“中西”問題轉化成了“古今”問題。這個轉化或策略一直到1980年代，對中國思想生活都有著積極的作用。今天，在全球化時代，我們也許有必要在強調普遍性問題的同時，對文化、地域、宗教、政治制度和主體性論述等“空間性的”或“話語建構性”的差異作更為細致的考察�！爸形魑幕瘺_突”只是一種習慣性說法，真正的問題是種種“普遍性論述”后面的主體性、政治性和價值指向。全球化和所謂“后現(xiàn)代”時代，一方面似乎消除了種種“宏大敘事”和總體性，甚至好像連主體和本質也不能談了。但另一方面，它其實有加劇了種種政治立場、生活方式、集體和身份認同之間的沖突，因為每一個團伙或“認同的共同體”都通過全球化和后現(xiàn)代的普遍性論述在加強自身的合法性、正當性，伸張自己的權利和權力，通過“反本質主義”的姿態(tài)把自己普遍化，把他人特殊化；
限制和取消他人的認同，突出和重構自己的認同。面對這種局面，五四傳統(tǒng)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種珍貴的歷史感：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在現(xiàn)代性的歷史條件下，走過了這樣一段路，獲得了這樣一種集體認同和方向感，這對我們處理當今世界的價值空洞化、趨同性和混亂，提供一個歷史參照系。這個基于集體歷史經驗的參照系，比任何“傳統(tǒng)文化”都更能告訴我們我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五四最寶貴的遺產是個性與集體性、斷裂和連續(xù)性之間的張力

　　記者：您認為當代的中國應該如何客觀的認識五四，如何繼承五四精神？

　　張旭東：我既不贊成從所謂“文化保守主義”的角度否定五四，也不贊成不假思索地把“五四精神”定位在“個性”、“自由”等新時期以來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上。五四精神是一個整體，它只有在一個更大的世界歷史的整體上才能夠被把握。我們今天談五四不能再像盲人摸象那樣摸著那個部位就說它像什么，而是要看到它的整體性，它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這個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為這個整體服務。比如“五四精神”的重個體、追求個性解放的方面，就跟它重集體、強調民族的文化重建和政治重建的訴求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
同樣，五四的“反傳統(tǒng)”甚至“全盤西化”傾向，也必須放在它追求民族文化的連續(xù)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當中來看。這種個性與集體性、斷裂和連續(xù)性之間的張力，是五四傳統(tǒng)最寶貴的遺產。在今天紀念五四，首先需要銘記的，是五四給中國人帶來的巨大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性，這種活力和創(chuàng)造性在本質上既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當?shù)赖慕裉欤�五四精神就更顯得重要了。

　　沒有白話文就沒有五四新文化

　　記者：您能不能談一下五四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關系？

　　張旭東：五四運動的載體和媒介是白話文，離開白話文就沒有五四、沒有新文化。白話文運動某種意義上是五四運動的核心，因為它的“言文合一”的理論與實踐，在語言上為現(xiàn)代中國奠定了基礎�？梢哉f，現(xiàn)代中國及其自我意識，都是由白話文構造出來的。有關五四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白話文研究中得到解答。比如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關系。白話文的基礎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白話，一個是“文”。兩者需要并重，分別對待，單獨處理，最后整合為一個概念。白話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里發(fā)明的，而是古已有之，但在五四一代，它成為“文”（即高級文化）的媒介。而“文”的概念不僅包含新文化的種種理念，也同中國文學傳統(tǒng)和文化傳統(tǒng)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更不用說風格、形式、審美這些東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但它在五四時期，第一次在理論上可以抵達全體中國人，因此成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普遍的媒介。

　　我上面談到的“文化政治的邏輯”或“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貫通與重合”，如果離開“言文合一”的白話文，是絕對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都是作家，五四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也都是知識分子，在思想與寫作的問題上，他們都有高度的自覺。特別是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都明確地指出，“白話文”不是白話，首先因為人也可以用白話談舊思想，用白話寫陳詞濫調，做洋八股、黨八股之類的東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寫革命文章，如章太炎）；
其次白話文必須能夠作為“文”同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態(tài)抗衡和媲美，因此它雖然用“引車賣漿者之流”也可以看懂的詞匯和句法寫作，但最終卻必須證明，古文和外國文學能做到的，它也做得到。這里面的關系就非常復雜而微妙。

　　白話文從自我發(fā)明，自我結構到自我風格化和審美化，一步步為新文化、新人、新社會和新國家做開拓和定型的準備，它作為語言方式、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所達到的疆域，也就是現(xiàn)代中國所達到的疆域。很多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人總喜歡感嘆當代文學（1949－至今）的成就不如現(xiàn)代文學（1919－1949），但我覺得這只是因為五四開創(chuàng)的白話文和白話文學，至今還不滿百歲，作為一個文學形態(tài)和文化形態(tài)還非常年輕。在第一個三十年里我們有了新文學和新文化自己的經典或“古典”，在研究第二個、第三個三十年的文化經驗時，我們應該更積極地通過批評活動去發(fā)現(xiàn)和確立經典。在第四個三十年的開端，我們應該相信，偉大的歷史經驗終將找到與它相稱的語言紀錄和藝術再現(xiàn)。

　　人民網記者 秦華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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