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炳嘯：人民民主與國家理念——寫在六十年國慶之際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鬃釉�在《論語·為政》中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可見，對于一個人而言，六十周歲就意味著“耳順之年”，而之所以“耳順”，是因為自立而不惑，知天命而盡人事，有豐富的閱歷和經(jīng)驗，能夠做到見怪不怪，見識不凡。六十周年對于一個共和國而言，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理性負責、兼收并蓄、納諫有容、從善如流的成年期。因此，我們熱誠地為共和國進入成年期而高興，并愿意為推動共和國繼續(xù)在富民強國、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化道路上獲得新突破、創(chuàng)造新輝煌、取得新進步而團結奮斗。我們知道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與肩負的歷史使命，深知數(shù)以千萬計的無數(shù)革命英烈曾為建立人民民主新國家而拋頭顱、灑熱血，使得“人民民主”最終成為了我們共和國的國家理念，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理念實體化的開創(chuàng)性時期。

　　那么，什么是國家理念？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國家理念的實體化過程？這就需要我們重新闡發(fā)黑格爾關于國家的政治哲學思想。

　　所謂“國家理念”，就是指表達國家理性也即國家本質(zhì)的“象形文字”。黑格爾曾經(jīng)指出：“國家必須被看作一個建筑學上的大建筑物，被看作顯現(xiàn)在現(xiàn)實性中的那理性的象形文字。”[i]這句話提出了倫理制度研究中的三大原則，即構建性原則、理念性原則和現(xiàn)實性原則。所謂構建性原則，即指認為國家的制度實體是人創(chuàng)造性地構建起來的，這既包括構建國家理念，也包括構建國家制度的框架式結構，還包括這一國家巨大建筑物之中的其它實體性內(nèi)容與理念化形式。所謂理念性原則，就是指只有準確把握了倫理國家的“理性的象形文字”也即“國家理念”，你才能抓住國家的本質(zhì)�！皣�家理念”作為表達國家理性也即國家本質(zhì)的“象形文字”，雖然還不是國家本質(zhì)的具體現(xiàn)實化，但卻為這一國家的自身存在提供著合法性，同時也為使國家本質(zhì)和國家理念的實體實現(xiàn)提供著合法性。建立現(xiàn)代國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過程，所以，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創(chuàng)建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使這一新國家具有開放性的符合新制度倫理的 “理念”，而其他具體的、細節(jié)的問題的解決則需要一個長期過程；
而對于這一國家之中的人，則首先需要認識你的國家的理念，而后再根據(jù)你對這一國家制度的具體與細節(jié)的經(jīng)驗來選擇和決定你的行為，即反對它的理念還是實現(xiàn)它的理念。這就是制度理念主義原則。所謂現(xiàn)實性原則，一方面是指現(xiàn)代國家必須具有現(xiàn)實顯現(xiàn)的基礎，而不是僅僅只能在人的頭腦中顯現(xiàn)，因此它與國家的“烏托邦構想”相區(qū)別；
另一方面，是指已經(jīng)構建確立起來的現(xiàn)代國家理念必須得到現(xiàn)實的具體顯現(xiàn)，也即必然有一個具體現(xiàn)實化的過程。這就是制度現(xiàn)實主義原則。

　　正如我們在《新國家理念與新共和運動》中以美國國家成長歷程為例所揭示的，現(xiàn)代國家必須具有共和主義之頭腦、憲政之骨架、平等之心臟、自由之血液、民主之強健的肌肉，其中，平等與自由也可以被視為是衡量現(xiàn)代國家的重要維度，即平等之維與自由之維。在黑格爾那里，“現(xiàn)代國家”必須以“所有人都平等”為最高理念，并因此而使國家保持著朝向“所有人都自由”的理想社會的發(fā)展向度�！白杂伞辈⒉皇菄�家最高理念，而是一種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貫穿始終的歷史理念也即“自由精神”�！捌降取本哂鞋F(xiàn)實性、實體性、前提性與基礎性，所以是現(xiàn)代國家理念�！白杂伞本哂心康男浴⒕�神性、擴展性與流動性，所以是歷史理念。堅定這一現(xiàn)代國家理念就意味著相信國家能夠?qū)崿F(xiàn)基于“所有人都平等”的“國家正義”，而堅定這一歷史理念就意味著相信歷史必然能夠不斷地趨向于基于“國家正義”的“所有人都自由”的人類理想社會。也就是說，歷史理念是自由，而現(xiàn)代國家理念則是平等。自由解放貫穿人類文明史的始終，平等則貫穿現(xiàn)代國家發(fā)展的始終，而現(xiàn)代國家作為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國家，同時也必然以歷史理念——即自由的歷史性展現(xiàn)為前提。因此，國家是歷史發(fā)展中的國家，平等是自由擴展之中的平等。具有“平等理念”的國家必然走向歷史的自由彼岸，而“所有人都平等”的結果就是“所有人都自由”。

　　既然國家理念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說有了正義的國家理念就意味著理念的實現(xiàn)？黑格爾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已經(jīng)從美國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從“歷史的自由精神”到“國家的平等理念”，從理念成為憲法，憲法成為法律，法律成為行為，實在是一個漫長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過程。那么，1800年的實行奴隸制的美國還算不算是“新理念的國家”？我們應當根據(jù)什么標準來判定國家性質(zhì)？又應當如何正確看待那些正處于“新理念”的實體化過程中的“行進在途中”的國家？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首先知道什么是“國家”。人們對于國家的不同界說至少有上百種，但在黑格爾這里，“國家”就是“現(xiàn)代國家”、“理性國家”，也即盧梭所說的“公意國家”。這樣一個“新國家”的形成首先是基于人民的普遍認同，而人民首先予以普遍認同的并不是某些具體的、零碎的、實體的“特殊制度”，而是某種普遍性的“新理念”。這一“新理念”就是這個“新國家”活的生命與靈魂。從這一意義上講，“國家即理念”，國家即理念的“定在”，由于認同理念所以認同國家。為了說明這一點，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一書中指出：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但這個新世界也正如一個初生兒那樣還不是一個完全的現(xiàn)實。這一點十分要緊，必須牢牢記住。首先呈現(xiàn)出來的才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者說它的概念。我們不能說一個建筑物在奠基的時候就算是已經(jīng)落成，同樣我們也不能把對于一個全體所獲得的概念視為是該全體自身。[ii]

　　這里所說的“新世界”的“概念”，就是指“新國家”的“理念”。以美國為例，在1776年發(fā)表《獨立宣言》的時候，美國就已經(jīng)提出了它的“平等理念”，在這個時候，人民雖然對于這一“理念”也即一種“概念”的全部實體內(nèi)容尚難以形成某種具體而現(xiàn)實的把握，但人民卻堅信，“新國家”的實體必然會體現(xiàn)“新國家”的“理念”。這種堅定的信心是人民與“國家”（這時候這個“國家”是指一些“革命精英”）就某種“普遍理念”達成“相互承認”和“相互承諾”的前提，同時也是作為“新理念”的“國家”相對于初創(chuàng)時期的“具體承諾人”而開始獲得獨立地位并成為新的合法“共同體”的前提。人民兌現(xiàn)了承諾，用鮮血創(chuàng)造了“新國家”，這時候，人民就開始要求“新國家”也兌現(xiàn)承諾�？墒牵�在“新國家”還沒有實體化的時候，“新國家”就是“新精英”。而“新精英”作為一種歷史的現(xiàn)實的存在，是一種“不純粹的集合”，其中既有“人民精英”如杰弗遜（他們更關心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也有“特殊利益精英”如資產(chǎn)階級利益代言人麥迪遜（他們更關心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和利益），還有“官僚精英”（他們更關心國家機器的權威也即官僚自身的權威地位與利益）。即便是在“人民精英”的內(nèi)部，也不可避免地是“新頭腦”與“舊頭腦”的集合，他們所能提出的任何要求還不可能超出他們所在的歷史階段（包括生產(chǎn)力階段、文化啟蒙階段、社會結構階段、政治知識階段等等），也不可能擺脫一切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力量的牽制，這就是“人民精英”自身所難以克服的歷史局限性。正因此，在所有“新國家”創(chuàng)建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激烈而復雜的斗爭。在美國是自由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大辯論（最終形成了美國兩黨制），在法國是一輪又一輪的“暴力革命”，在前蘇聯(lián)是領導階層的分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派、布哈林派的斗爭），在中國是“56年風波”和隨后60年代領導層的整肅（毛澤東與劉少奇派的斗爭）。這就說明，“新理念”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立即成為事實，就如同建一座摩天大樓，從“概念”到“設計”再到“選料”、“施工”、“監(jiān)理”、“驗收”、“公民入住”等等，是一個非常復雜也充滿斗爭的長期過程。“設計”是不是符合“概念”？“選料”是不是達到“設計”的要求？“施工”能不能防止“偷工減料”、能不能堅持“施工標準”？“監(jiān)理”能不能“監(jiān)理到位”并糾正錯誤？“驗收”能不能“代表公意”、“堅持原則”？這里的每一個問題都很關鍵。“公民入住”后要求小維修、大維修甚至大返工，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過程。這不禁令我聯(lián)想到前一時期，在中國出現(xiàn)了很多“社區(qū)開發(fā)公司”與“社區(qū)居民”的沖突與磨合，其實它們的關系演變就是一個說明這一問題的很好例證。作為一種新事物，無數(shù)的相互競爭著的“社區(qū)開發(fā)公司”，都有自己獨特的“社區(qū)理念”，它們?nèi)缤瑲v史大變革時期懷有各種不同社會政治“理念”的彼此競爭激烈的政治精英集團一樣，都必須傾其全力向居民或國民推銷他們的理念，居民或國民在選擇的時候只能看到一種理念，然后就交錢或流血，“社區(qū)開發(fā)公司”用這些“血汗錢”去開發(fā)“新社區(qū)”，政治精英集團依靠這些“熱血”去開發(fā)“新國家”�！靶律鐓^(qū)”建成后，就出現(xiàn)了整個社區(qū)的物業(yè)管理問題，而“社區(qū)開發(fā)公司”依靠其天然地優(yōu)勢總是能夠使新組建的“物業(yè)管理公司”就是它自己�！拔飿I(yè)管理公司”必須依靠“社區(qū)居民”供養(yǎng)，本來這種“供養(yǎng)”關系的前提是“物業(yè)管理公司”必須首先提供優(yōu)質(zhì)的合格的服務，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很多事情都是人們第一次遇到，所以不可能事先預計到所有難以意想的情況或能找到所有的有效的維權依據(jù)，一切都呈現(xiàn)為一個相互沖突與磨合的過程。問題被激烈地提了出來：在社區(qū)，誰是主人？誰說了算？誰雇傭誰？理論上總是明明白白，而實踐中卻困難重重�！爸髌完P系”的顛倒，總是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事實的，這時具有了“自我意識”的“居民”或“國民”，有權要求把這種顛倒了的關系再顛倒回來，然而，這一目標不經(jīng)過奮爭是不會自動到來的。我們注意到，在“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問題”的沖突與磨合中，有居民和保安流過血，有報紙電視中的唇槍舌劍，有法庭的激烈辯論，有一輪輪雙方的談判與協(xié)商。我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么在有的社區(qū)，問題得到了很好解決，而在另一些社區(qū)，沖突與對抗卻不斷升級？

　　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一書中指出：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但這個新世界也正如一個初生兒那樣還不是一個完全的現(xiàn)實。這一點十分要緊，必須牢牢記住。首先呈現(xiàn)出來的才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者說它的概念。我們不能說一個建筑物在奠基的時候就算是已經(jīng)落成，同樣我們也不能把對于一個全體所獲得的概念視為是該全體自身。[iii]

　　這里所說的“新世界”的“概念”，就是指“新國家”的“理念”。

　　黑格爾提醒我們：“根據(jù)某些原則，每個國家都可被指出是不好的，都可被找到有這種或那種缺陷，但是國家，尤其現(xiàn)代發(fā)達的國家，在自身中總含有它存在的本質(zhì)的環(huán)節(jié)。但是因為找岔子要比理解肯定的東西容易，所以人們?nèi)菀紫萑脲e誤，只注意國家的個別方面，而忘掉國家本身的內(nèi)在機體�！彼�謂“肯定的東西”就是指“新理念”。顯然，黑格爾所真正關心的是“新國家”何以能延續(xù)的問題。

　　“國家”與“社區(qū)”有所不同，“社區(qū)”是由“社區(qū)開發(fā)公司”建設好以后“居民”才入住，但“國家”卻是公民在“政治精英集團”的領導下共同開發(fā)、共同建設的過程。所以，對于“新國家”的成長歷史，公民與“精英集團”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國家奠基之初，風餐露宿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在建設過程中，技術的曲折乃至工程事故，也是難以絕對杜絕的，整個龐大工程的總指揮者或領導層面偶或出現(xiàn)令人憤慨的不可寬恕的言行，也是可以預見到的，那么，這些事件或曲折能不能成為我們放棄建設“新國家”的努力的理由？能不能成為我們破壞乃至摧毀這個正在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的行為依據(jù)？黑格爾對此作了明確的否定。他告戒說：“國家不是藝術品；
它立足于地上，從而立足在任性、偶然事件和錯誤等的領域中，惡劣的行為可以在許多方面破損國家的形象。但是最丑惡的人，如罪犯、病人、殘廢者，畢竟是個活人。盡管有缺陷，肯定的東西，即生命，依然綿延著�！笨梢�，“新國家”總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它和“孩子”一樣，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所有這個“新國家”的公民也即人民，都是這個“孩子”也即“新國家”的監(jiān)護人，他們有權利、有責任保證這個“孩子”一天天成熟起來，他們必須象父母一樣具有耐心和智慧，不斷地給“孩子”以“理性”�！罢�治精英”就是這個“孩子”的教師，他們是“孩子”的“父母”也即人民從許多個具有不同教育理念的“教師”中選擇出來的�！罢�治精英”對于“孩子”（即“新國家”）的塑造至關重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教育”并不僅僅是“教師”的責任，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父母、家庭、社會等內(nèi)外環(huán)境的影響作用。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因為這個“孩子”“臟”，就把他同臟水一起潑出去，也不能因為這個“孩子”玩火燒毀了家園，就把他處死，或者僅僅遷怒于“教師”，而自己作為“父母”就沒有任何責任。這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和孩子一樣的“新國家”“畢竟是個活人。盡管有缺陷，肯定的東西，即生命，依然綿延著”。

　　既然如此，那么，確認、辨別這個“國家”到底是“新國家”還是“舊國家”就變得至關重要了。黑格爾之所以說“找岔子要比理解肯定的東西容易”，就是指要正確理解和把握“新國家”之所“新”的本質(zhì)精神，這總是比發(fā)牢騷、找岔子要艱難地多�！靶聡�家”究竟算不算是“新國家”，要看它的“理念”是不是還“活著”，無論這種“理念”是活在“政治精英”的心中，還是活在“人民”心中，只要“國家”不得不承認這一“理念”的合法性，只要“國家”始終承諾并愿意切實努力地不斷改進和完善自身以達到這一“理念”，那么，這個“國家”就是“新國家”。我們認為，國家理念類型與社會性質(zhì)類型是不同的概念，國家理念類型是根據(jù)“理念”來劃分的，而社會性質(zhì)類型則是根據(jù)現(xiàn)實的社會結構、經(jīng)濟結構、制度結構等實體性內(nèi)容來劃分的。美國在1776年就宣示了“平等理念”，可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僅僅在政治法律制度層面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由一個半資本主義半奴隸制的有限民主社會經(jīng)過一個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社會，再經(jīng)過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才最終成為了“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它距離真正的“所有人都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很遙遠，但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主義因素”在悄悄地增長著。

　　黑格爾的這一思想在中國也很有現(xiàn)實意義。當今的一些人們，在私下難免要爭論中國到底是個什么國家的問題，有人不認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認為中國不該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么，“新中國”的“理念”是什么呢？是“人民民主”，也即“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建設一個遠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平等、更民主、更自由、更文明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類型的“新新國家”。這個“新新國家”是指與資本主義類型的“新國家”相比較，它的“理念”更為嶄新，更為高遠。所以，它不是局限于自由主義的現(xiàn)代性過程，而是試圖實現(xiàn)對自由主義的現(xiàn)代性的超越，表現(xiàn)為一種“新現(xiàn)代性”追求。這無疑增加了“新新國家”的建設難度，出現(xiàn)了一系列曲折。但是，我們看到，“人民民主的理念”是活著的，“人民共和國的生命”依然綿延著。所以，要求“國家”兌現(xiàn)承諾、加快“理念實體化”進程，是正義的、積極的；
但如果要求摧毀、破壞這個“國家”以及它的活著的“新新理念”，則是不正義的、消極的。中國的一部分激進自由主義者正屬于后者。可是，我真的很懷疑，這些激進自由主義者是否真的理解了這種“新新理念”中的“肯定的東西”？他們是否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我看未必真的懂。但他們之所以不懂的原因卻很復雜，有時候還真怨不得他們。可這并不妨礙我們堅決地反對他們，并堅決地捍衛(wèi)“人民民主理念”。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明確指出國家的合理性就在于實體性的自由、具體自由的實現(xiàn)。他說：

　　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xiàn)實——是作為顯現(xiàn)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iv]

　　這就是說，“國家”的職責就是實現(xiàn)和完成“國家倫理理念”通過不斷地“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而獲得的關于國家制度的一系列具體而實在的倫理性規(guī)定，而且，這種“思考”有多深遠，這種“國家”的“倫理理念的現(xiàn)實化”就有多深遠�！皣�家”本身不會“思考”，會“思考”的是“倫理精神”，而所謂的這種“倫理精神”無非是指具有“自由倫理精神”的“自由公民”，這些“自由公民”在“新國家”擁有創(chuàng)制或改制的建議權利，他們發(fā)現(xiàn)問題，研究問題，并通過提出創(chuàng)制性或改制性的合理建議，同時經(jīng)由一定程序來使之作為一種國家的制度倫理理念的新的補充。這時候，國家的理念就表現(xiàn)為兩種形式，即“主觀的實體性”和“客觀的實體性”。黑格爾認為“主觀的實體性”即政治情緒（political sentiment），而“客觀的實體性”即倫理制度，它是“國家的機體，即真正的政治國家和國家制度”（the strictly political state and its constitution）[v]。

　　就“主觀的實體性”而言，積極的政治情緒對于一個“新國家”非常關鍵，同時它也是“新國家”理念的本質(zhì)表現(xiàn)。如果“自由公民”的創(chuàng)制或改制建議被采納（或部分采納），就會形成積極的政治情緒，激發(fā)起他對這個國家的更深的認同、依戀與熱愛；
如果創(chuàng)制或改制建議不被采納但卻由“國家”予以合理地說明其不采納的原由，那么“自由公民”由于通過和“國家”發(fā)生和建立的一種互動關系，而加深了對于特定問題的理解以及對于“國家”處境與“思考視點”的理解，所以仍然會形成積極的政治情緒，使得他更加理解國家；
如果創(chuàng)制或改制建議既不被采納也不被拒絕，也即遭到冷漠，那么“自由公民”的政治熱情就會遭到挫傷，他就會采取同樣的“冷漠”態(tài)度來回應“國家”此后對于他的一切政治號召與政治動員，至少他對于“國家”不會再有任何熱情，從而形成“政治冷漠”；
如果創(chuàng)制或改制建議在沒有任何合理性說明的情況下就被斷然拒絕，那么“自由公民”的政治情緒就必然會向極端的質(zhì)疑“國家”合法性的方向發(fā)展，甚至最終導致他否定這個“國家”而向往另一種能夠滿足他的“主權意識”的“新國家”，也即形成某種對這個“國家”極其有害的政治情緒，這一情緒推動著他去“拒絕國家”、“否定國家”乃至“反叛國家”。

　　就“客觀的實體性”而言，表現(xiàn)為制度倫理在制度系統(tǒng)內(nèi)的制度化，而“客觀的實體化”則還包括制度倫理與倫理制度在制度環(huán)境中的現(xiàn)實化。黑格爾指出，國家的精神理念“在自身中組織起來，在自身中設定差別，通過這些差別而完成它的圓形運動”[vi]，或者說它就是“理念向它的各種差別的客觀現(xiàn)實性發(fā)展的結果”[vii]。因此，在黑格爾看來，“政治制度首先是國家組織和國家內(nèi)部關系中的有機生命過程；
在這種關系中，國家把自己區(qū)分為自己內(nèi)部的幾個環(huán)節(jié)，并發(fā)展它們，使它們能鞏固地存在。”[viii]他進一步指出，政治制度“永遠導源于國家，而國家也通過它而保存著自己。如果雙方脫節(jié)分離，而機體的各個不同方面也都成為自由散漫，那末政治制度所創(chuàng)造的統(tǒng)一不再是穩(wěn)固的了。這正與胃和其他器官的寓言相合。機體的本性是這樣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趨于同一，如果其中一部分鬧獨立，那么全部必致崩潰。用各種謂語和基本原理等等來評判國家，那是無法做好工作的，國家必須被理解為機體”[ix]。

這實際上是在維護“主權不可分割原則”，并批判自由主義把統(tǒng)一主權分割為三個彼此對立部分的做法。黑格爾認為，在國家主權之中，各種權力資源的配置都是國家“合理性”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它們的職能決不僅僅在于彼此之間的抗衡并通過這種抗衡而造成一個普遍均勢，而在于促致一個有機生命的統(tǒng)一[x]。我們知道，運用國家是機體的觀念來批駁啟蒙主義的“機械論”觀念（這一觀念導致主權的分割），是近代浪漫主義者的基本立場。那么，這是不是就表明黑格爾也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不是。正如卡西爾所指出，黑格爾固然堅持國家是一種統(tǒng)一的不可機械分割的機體，“但關于這個有機整體的本質(zhì)，黑格爾的觀點幾乎與所有的浪漫主義作家的觀念都是相背的”，也即“黑格爾的統(tǒng)一是辨證的統(tǒng)一，是對立的統(tǒng)一。它不僅允許而且甚至需要一種最強烈的張力和對抗�！盵xi]這一點我們已經(jīng)通過黑格爾對國家概念的證明以及國家理念在自身中設定差別的強調(diào)等內(nèi)容，有所體悟。也就是說，黑格爾主張主權機體不可機械分割，但是，在主權之下和主權之內(nèi)，應當也必須有“對立”也即“制衡的力量”存在。只有具有了這種對立的張力，才可能保持有彼此的充分而真實的“自我意識”，才可能在對立之間彼此達到揚棄和升華，才可能有真正的對立統(tǒng)一，并形成真正的永不枯竭的進步源泉。黑格爾強調(diào)說：“唯有概念在本身中的自我規(guī)定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功利，才是各種不同權力的絕對淵源，而且正因為如此，國家組織自身才是理性的東西和永恒理性的圖像�！盵xii]黑格爾在這里給予我們的啟示即是說，在主權之下可以“設定差別”，形成相互制衡對立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分立的依據(jù)應當是來自“概念在本身中的自我規(guī)定”，應當體現(xiàn)為國家“合理性”的環(huán)節(jié)，這種權力分立不是為了通過這種抗衡而造成一個普遍均勢，而在于促致一個有機生命的統(tǒng)一，更不是為了通過這種抗衡造成主權的分裂，而是為了在辨證統(tǒng)一基礎之上真正確立起人民主權的至上地位。就現(xiàn)實而言，憲政社會主義所提出的圍繞分權（例如黨內(nèi)中紀委與中央委員會平行對黨代會負責以及關于保障司法獨立、促進人大與政協(xié)改革以及在政府組建中引入兩大執(zhí)政團隊的公共政策競爭等政策建言）和放權（黨中央向功能性黨部與地方黨部放權，推行黨內(nèi)民主與有序競選；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落實地方自主與基層自治）實行的權力分立制衡機制，并不會導致那些對社會主義民主化持有猶疑拖延態(tài)度甚至是阻撓反對立場的人們所擔心的“人民主權”被分割削弱、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地位被動搖甚至出現(xiàn)政局失控、天下大亂的局面。而憲政社會主義之所以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定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因為這個第二共和國（中國的第一共和國是1912年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一個人民民主的國家，也即人民民主是我們的國家理念，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理念實體化的開創(chuàng)性時期。在建國一百周年之前力爭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制度不僅是我們的“中國夢想”，而且也是“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得以完成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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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300頁。

　　[ii] 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上卷，第6—7頁。

　　[iii] 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上卷，第6—7頁。

　　[iv]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53頁。

　　[v]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66頁。

　　[vi]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66頁。

　　[vii]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68頁。

　　[viii]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83頁。

　　[ix]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86—287頁。

　　[x]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84—285頁。

　　[xi] E·卡西爾：《國家的神化》，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314頁。

　　[xii] [德]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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