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國富民弱，中國中產階級的厄運

　　中產階級的不發(fā)達或者發(fā)展不起來主要是中國經濟中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的政治變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沒有一個好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政治改革會導致社會的不穩(wěn)定，甚至暴力叢生。只有一個好的經濟結構才能保證和諧社會。

　　最近中國社會出現的兩大熱點問題，一是財富的集中，二是基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關于財富集中，從來就沒有一個較為科學的、大家都可以認同的數據，不同的來源有不同的估計。但這并不是說大家沒有共識。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中國的極少數人掌握著絕大部分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已經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財富分配來說中國會變成美國。因為美國具有龐大的中產階級，財富的集中并不會太大妨礙社會的穩(wěn)定。中國的財富集中的社會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國家，而不像美國。實際上，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中國的“拉美化”一直是學術界和政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話題。

　　如果社會階層的頂端是極少人的財富集中，那么在社會的底層則是無政府狀態(tài)。與社會頂端毫無節(jié)制的奢侈性消費相比，社會基層仍然處于貧窮狀態(tài)，消費嚴重不足;窮人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錢、權處于公然的對立狀態(tài);因此群體性事件或者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呈現越來越嚴峻之勢。

　　中國中產階級的缺失

　　把社會頂端的財富高度集中和社會底層的無政府狀態(tài)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話，那么中國社會的高度不穩(wěn)定就會凸顯出來。無論從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還是從世界史來看，從財富分布的角度，中國目前的社會形態(tài)是一種很容易產生革命的形態(tài)。當然，這不是歐美歷史上所經歷的中產階級革命，而是窮人對富人的惡性革命。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中產階級的缺失。從社會結構上來說，美國和西方社會的穩(wěn)定源自中產階級的崛起。歐美民主國家實行政黨輪流執(zhí)政，但在保持政治社會的穩(wěn)定方面，中產階級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哪一個政黨執(zhí)政，都必須贏得中產階級多數的支持。正因為這樣，政黨輪流執(zhí)政，但各政黨的政策則是大同小異，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就是說，從政黨的政策來說，多黨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現出一黨制的特色。同樣，在亞洲的一些一黨獨大的國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是執(zhí)政黨能夠長期執(zhí)政的社會結構基礎。中產階級的龐大表明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這些國家，盡管也存在著收入差異，并且差異也不小，但執(zhí)政黨能夠保證絕對貧困化人口群體的最小化，甚至沒有。

　　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大多數是發(fā)展中民主國家，例如亞洲的泰國、菲律賓、伊朗等等，因為財富分配極不公平，社會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為社會暴力和政治惡斗的根源。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的癱瘓和解體，最終往往要訴諸于軍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來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在這些國家，民主的運作往往表現為富人選舉出來的領導人窮人不接受，窮人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富人不接受。

　　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

　　中國如果不能改變目前的這種財富分布狀況，一旦民主化來臨，也很難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并且可以確切地說，情況會比所有這些國家還要糟糕�；蛟S會有人說，這種情況表明中國不會民主化。但政治的激進化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民主化也往往不是人們計劃的結果，很多突發(fā)和偶然的因素都可以促成民主化的發(fā)生。人們所能努力的就是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政治變革和民主化和平地展開的社會結構環(huán)境。

　　中產階級的不發(fā)達或者發(fā)展不起來主要是中國經濟中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培育中產階級曾經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政府的一項重要目標。很多概念例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和“三個代表”等就是為了從政治和政策上論證中產階級的合法合理性的。中產階級的發(fā)展狀況也是當時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為什么那么多年過去了，中產階級不僅沒有壯大，其生存環(huán)境反而越來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在很長時間里，初次分配強調效率，二次分配強調公平是政府所堅持的原則。但是實際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達到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那么二次分配怎么進行也很難來促成社會公平。

　　那么中國的初次分配出現了什么樣的結構性問題呢?在眾多的因素中，有兩個互為關聯的因素顯得特別重要，即國家企業(yè)壟斷和中小企業(yè)的不發(fā)達。如果比較一下亞洲幾個非常成功的經濟體即日本和四小龍，就可以看到中國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較之早期西方經濟發(fā)展，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可以說都是學界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政府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些經濟體中非國有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yè)是經濟發(fā)展的主體。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韓國和臺灣等經濟體中，私營企業(yè)占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資本，也就是說政府企業(yè)只占四分之一的資本。中小企業(yè)的壯大也為日本和四小龍造就了比較公平的社會財富的分配。但現在的中國則不一樣。研究表明，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資本，但其產出只占全部企業(yè)產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中國大量的資本流向國有企業(yè)。盡管國有企業(yè)占有了如此高的資本比例，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其效率則非常低下。

　　“新三座大山”的制約

　　不能簡單地認為國有企業(yè)必然有問題。國有企業(yè)也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新加坡的國有企業(yè)。但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則問題叢生。國有企業(yè)發(fā)展依靠的是政府的保護和壟斷，創(chuàng)新不是國有企業(yè)的主題詞。在很大程度上，國有企業(yè)通過各種機制把民間財富轉移到國有部門。進而，國有企業(yè)猶如獨立王國，它們可以自行決定員工的工資水平，而不用向國家上交其所擁有的巨額利潤。這又大大加深了社會的收入分配差異。中國的基尼系數從八十年代的0.25上升到九十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現在的大約0.5，為亞洲最高。而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經濟發(fā)展期，韓國和臺灣的基尼系數為0.34和0.29左右。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企業(yè)的這種優(yōu)越地位非常有效地制約著中小企業(yè)尤其是私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國進民退，與民爭利是國有企業(yè)存在的一大特色。到今天，中國的中小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仍然面臨著包括資本和政策等各種困局。在日本和四小龍，中產階級的經濟依托就是中小企業(yè)，中國沒有強大的中小企業(yè)，中產階級也自然沒有制度性依托。

　　同時，政府的很多政策因為其制定缺乏科學性，變成了“掠奪”中產階級的有效手段，包括房地產、金融股票、教育等等。民間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和上學)一直有效地制約著中產階級的成長和發(fā)育。在很多地方，包括城市，早就存在中產階級貧困化的趨勢。城市新貧民無疑增加了社會底層的人數。

　　貧富分化和中產階級的弱小已經對中國的社會穩(wěn)定構成了莫大的挑戰(zhàn)和威脅。溫家寶總理已經很多次公開強調一個社會如果財富過分集中就會產生很多問題。這表明領導層已經對此有了明確的意識。中共十七大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表述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改變經濟結構至關重要

　　很顯然，要改變這種局面并不容易，要從多個方面來應付問題。最為重要的就是要改變經濟結構，就是要限制國有企業(yè)的壟斷，改革國有部門的治理機制;同時要從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為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提供優(yōu)越的環(huán)境。就是說，要從初次分配入手來改革收入分配機制。在二次分配上，必須大力推進社會改革，包括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和環(huán)保等等方面。社會改革的目標是提供公共服務，這是社會底層所必需的，也是整個社會所應當享有的基本人權。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也不是要劫富濟貧，但政府可以出臺有效的政策鼓勵富人從事慈善(例如捐款給學校、醫(yī)院等等)事業(yè)，同時限制奢侈性消費。

　　所有這些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國過去的改革成功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改革的漸進性，因為漸進，執(zhí)政黨贏得了足夠的時間來調整其制度來消化和解決問題，適應新環(huán)境。但是，現在很多激進化因素正在產生。這些改革從短期來說就是要減少甚至消除激進化因素，保證改革的漸進性。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改革要為未來的政治變革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的社會環(huán)境。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的政治變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沒有一個好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政治改革會導致社會的不穩(wěn)定，甚至暴力叢生。只有一個好的經濟結構才能保證和諧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說，可以用和時間賽跑來形容今天中國所要進行的改革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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