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認識美國的另一面：彼岸歸來的隨想

　　1998年，我作為美國《國際訪問者計劃》的訪問學者，在美國各地訪問了一個月。這是我第一次去美國。回來以后，一位朋友建議我把這次旅行中的所見所聞，趁還沒有淡忘以前，盡快地記錄下來，并應特別突出觀察美國社會時的第一印象。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一些觀感諸位朋友作一些介紹。

　　美國老百性的公德意識

　　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美國的中國人，要理解真正的美國，比一個從來沒有到過歐洲的中國人要理解德國或法國，似乎更不容易。在電視時代，人類各民族了解另一個從來從來沒有親自去過的國家，主要是通過電視與各種傳媒。我第一次去歐洲以前，通過電視傳媒而在心目中形成的德國人與法國人的印象，與后來真實接觸到的相比，似乎沒有太多的區(qū)別。而在美國則不然。而電視中的美國形象與實際的美國差異甚大。

　　美國的傳媒所及，可謂鋪天蓋地。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多年，中國人對美國人的了解，由于籍助于美國新聞網與其他傳媒，從而遠比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了解要多得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與一般百姓相比，在國內就有更為有利的信息條件來認識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電視與各種傳媒的普及，固然有助于相互了解。然而，也許是由于美國人在電視新聞與傳媒中顯得太咄咄逼人，美國人在電視肥皂劇中的形象太強悍猛烈，久而久之。一種固定的“美國人”的形象似乎就揮之不去。說實在話，我這次親自在美國本土所看到的和所接觸到的美國人，與原先通過傳媒所感到的，以及與自己原先想象的相比，要更隨和、也更親切。沒有想到，一般美國人生活竟然相當保守，而決非那么浪漫奔放。大多數家庭晚上九十點鐘就關燈入睡，汽車在舊金山郊外行駛時，車窗外的一家一家住宅燈光全無，所經之處，幾乎就是一片漆黑。這種實際感受，與過去想象的到處都是燈紅酒綠的夜總會相比，真可謂大有區(qū)別。

　　這種區(qū)別之所以產生，其最重要原因是，真正美國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致于美國的電視與傳媒（它們多數來自于美國自己的新聞網與其他電視產品）對這些司空見慣的事物不屑一顧。一切傳媒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向人們灌送“人咬狗”的新聞。浪漫的、奔放的、強悍而充滿刺激的美國，是多元美國生活方式中的一個小部分，卻占據了電視中的美國的一大部分。因而也成了沒有來過美國的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的全部或大部。傳媒對一種文化的真實形象的不自覺的“扭曲”與忽略，同樣存在于美國屏幕上的中國對真實中國的“扭曲”與忽略之中。這也許是當今世界文化碰撞中頗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到美國，我特別感受到一般美國人的友善。到華盛頓的當天，我在地鐵車站里看路牌，一位大胡子殘疾人就走過來問我，“你是否需要我的幫助？”，又一次，當我在街頭尋找回旅館的路牌時，又是一個青年人迎上來問我：“你需要我的幫助嗎？”這一次，我好奇地問他：“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幫助呢？” 他微笑著說：“我從你的眼睛里看出來你一定在找路” 剛到美國不久，有朋友問我，你對美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說最深的印象是沒有想到美國一般人所顯示出來的社會公德素質比我原先想象的要高得多。把美國小城鎮(zhèn)說成是一個近似的禮義之邦，實在不算過分夸張，而小城鎮(zhèn)則是美國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如果你在城市的大街上偶爾與一個陌生的行人目光相對，他或她會首先向你微笑。你的旅行包不小心碰到路上的行人，被碰到的行路人居然會先向你表示歉意。甚至有時他會主動趕上來向你打個招呼。

　　我感觸最深的是，美國人對陌生人的信任似乎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習慣。我在離開南卡羅萊那州的察爾斯頓的一家旅館時，發(fā)現用電腦打印的帳單上，多算了一筆電話費，我告訴他們，我沒有在旅館里用過電話，他們連頭都沒有抬，就把這筆多算的錢款退還給了我。他們寧愿相信我本人，而不相信電腦。

　　另一件事也很說明問題。我在美國經常逛書店，有時從一家書店剛購了幾本書，就進了另一家書店，為了避嫌，我往往會主動地向店員說，這是我剛從其他地方買的書，是否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對方總會簡單的說：“No problem, please come in " (沒問題，請進吧。) 于是，我就帶著大包從其他書店新購的書走了進去。在麥迪遜是如此，在紐約、舊金山也是如此。

　　當然，這種對陌生人的信任的態(tài)度習慣，之所以流行于社會而一直沒有受到破壞，完全取決于整個社會道德風氣是否足以維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很難設想，在國民整體道德水準很低的情況下，人們對陌生人還會保持這種信任。美國人對于說謊者之所以如此不能容忍，是因為這種習性一旦形成，就會對互信構成最大的威脅。如果人們希望享受這種互信的風氣給自己帶來的方便與溫馨，他就應該自覺地遵守共同約定的游戲規(guī)則。

　　有一個我親歷的事就很能說明問題。我與陪同我的翻譯吳女士到達蒙太那州的一個小城波斯曼（Bozman），由于我們的行季沒有隨機到達，當時已經是晚上近九點鐘，下一班飛機至少要明天才到達，整個候機室里只剩下我們兩個人。而在運送行李的傳送帶上，不知是哪位乘客的幾件大行李還沒有被人來領取，它們在傳送帶上不停地沉默地兜著圈子。沒有一個看守它們的人，而此時如果有人從傳送帶上把它們順手牽羊，然后放到幾步之遙的門外的汽車上一走了之，實在是不費吹灰之力。直到我們空手離開機場去旅館時，那幾件行李還在轉動著的傳送帶上無人認領。后來，我們的行李由機場的專人送到旅館來了。據吳女士告訴我，在美國乘飛機，行李被誤送到其他地方去了，這樣的事常會發(fā)生，但偷拿別人行李的事在美國好象還從來沒有聽說過。

　　這一件美國人自己決不會注意到的小事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意義，對我個人來說極為重大。美國人對人的信任習慣與這個民族普遍的社會公德水平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一個民族的民性，與制度結構的關系，往往也可以從這種小事中看出一個大概。

　　美國人做生意時為顧客著想也著實令人驚訝。我在蒙太那州的一個小城波茲曼（Bozman）的一家文具店看中了一架打印機，正準備付錢買下來帶回中國，那位售貨員小伙計得知我是從中國來的以后，他就馬上對我說，“我建議你不要買，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生產的，你回國后買肯定比這里便宜。”為了使我相信，他還特地把那架打印機翻了個身，讓我看出產地的牌號。我確實感到很驚訝，他為什么那么為我考慮？做成這樣一筆生意，對他和他的公司不是更好嗎？他不這樣提示我，不是也完全很對嗎？人們總是說，商人都是唯利是圖的，那么，這位伙計又唯什么是圖？

　　我原先總以為，美國人缺乏人情味，因為商品化社會會使人與人的關系變得特別冷漠。人們都是這么說，我想這也許是事實。然而，有時一件在美國極其普通的事所表現出來的人與人的那種友善、溫情卻給人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華盛頓的一家很大的書店里去買書。我發(fā)現，在書店的一個角落，放著幾排椅子，前面一張鋪著臺布的桌子上放著幾瓶甜酒。顯然，那兒正在舉行一個家庭的聚會，可能是為了慶祝他們家中的一個年青人成年或其他什么喜事，也許是因為書店里有一種特別值得珍惜的書卷氣的氛圍，家族慶祝會安排在這兒舉行。來賓有老有少，為了不影響書店的其他讀者，他們的掌聲很輕，笑聲也很輕，但作為一個旁觀者，卻可以從這些笑聲中聽出一種特別的溫馨。當然，美國很大，各種類型的家庭都會有，美國破離的家庭為數眾多，但這場書店中的家族聚會卻十分真切地使我把握到一種十分美好的感覺。我想這至少是真正的多元的美國的一個部分，一個常常被我們不了解的部分。一小時以后，當我從書店的另一角落重新回到那里，曲終人散，只有幾個參加聚會的人還在那里輕聲細語地互道平安。

　　我在黃石國家森林公園里，確實感覺到美國人的那種文明水準，整個森林公園數百平方公里，汽車所過之處，滿目綠野，真正可以體會到我們能在文學作品中讀到的 “湖泊如鏡”。在那兒，碧清的溫泉冒著白氣，你可以透過泉水，看清水底下十多公尺深處的礁石，產生一種神奇的遐想。然而，更使你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四周是如此清潔，汽車在森林公園的柏油馬路上開了整整一天，卻始終沒有看到地上有一個煙頭，一片紙屑，而且，所到之處，似乎也沒有見到過什么清潔工人或衛(wèi)生監(jiān)督員。當我既將離開公園時，突然見到了這樣一幕情景：一個婦女讓她那剛會走路的孩子蹲下身去，把一張紙片撿起來，然后，這孩子蹣蹣跚跚地把紙片扔到幾步路以外的廢物箱里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除了我，誰也沒有注意這件事。

　　另一件使我感到與中國非常不同的事，那就是美國的動物一點也不怕生人。那一天清晨，我一個人在察爾斯頓的一個教堂墓地散步，突然，一只小貓，從不知那兒竄了過來，它看了看我，一點不害怕，居然走近我，在我的褲腳邊嗅了嗅，就與我玩了起來。這在我的生活經驗中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為什么動物不怕生人？因為在美國，沒有人會對動物安全造成威脅，動物就失去了怕人的本能，不僅鴿子是如此，連貓、甚至連黃石公園里的小松鼠也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黃石公園里，我們在傍晚的公路上，看到一群真正的野牛。它們慢慢悠悠地走著，公路上擠滿了大大小小地汽車，一動也不動地耐心地等待著這些“貴族”，而這些野牛卻把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依然是那樣慢悠悠地走著，仿佛這兒本來就是它們的世襲領地。這一場景，甚至沒有任何人按喇叭。對此情景，我內心頗油然產生一種感動。這件事反映的不僅指的是人與動物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我從中看到美國人身上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自覺，已經在動物的行為方式上產生了影響。

　　至少我認為，我所親自感受到的美國人的普遍守法意識、對人的尊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國駐中國使館中的某些人員，在前去簽證中國人面前所表現出的那種冷漠與苛刻，好象最不象真正的美國人，關于這一點許多中國人都有共識，也許這一點可以為文化上的“淮橘為枳”，提供一個有趣的例證。）彼此之間的信任與禮讓，也許是美國民主生活得以支持的重要的因素，它們正是民主政治的所需要的內在的精神素質。

　　事實上，一般美國人確實似乎不太關心政治，只要讀一下美國所有的大報，每天的日報，往往厚達數十頁，而國際版消息往往只有一頁，國內消息也只有兩頁，而體育消息卻往往有五六頁。另外，我在美國許多普通書店里感觸頗深的一點就是，政治書籍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少，政治書往往放在哲學之類的書中。由此可見一般美國人對政治理論并沒有多大興趣，盡管如此，民主政治在美國卻運行得相當成功。美國人在自己實際的經驗生活中恰恰是道道地地的政治動物，他們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懂得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自己的約定俗成的習慣，去保護自己的權利與利益。與民主政治理論相比，美國人的內在的習俗中就有著許多對民主政治運作來說更為重要、更為珍貴的東西。

　　發(fā)展一個國家的民主固然重要，但這些東西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充足條件，民主還需要一種更深層的道德因素的滋養(yǎng)與支持。只要有了這些因素，那怕人們表面上并不如我們原先以為的那樣關心“大政治”，民主制度也會由于有無形的精神的支撐，而相當有序地運行下去。

　　由此可見，民主政治既需要經濟發(fā)展，又需要人際關系中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真正有效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條件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性。記得八九年時，中國那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先生曾說過，民主就象科學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可見他對什么是民主并不真正了解。民主與科學最大的區(qū)別在于，科學的規(guī)律是無條件的，而民主的運作則是有條件的。

　　在離開舊金山回國以前的那一天晚上，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當地朋友在柏克萊分校新聞學院，專門為我開了一個座談會，人們問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美國的民主是一個有機的精巧的整體，它是由許多歷史上形成的因素結合而成，每一種因素都與其他因素相互依存，無法分開，例如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未必小于經濟因素。在構成美國民主政治的諸多因素中，有些東西中國人是很難一時學到的。中國人要走向民主，實在要走好長的路。當我說完這段話時，一位來自中國清華大學的年青朋友聽了很不以為然，他可能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以為我認為，中國人不配實行民主。實際上我想強調的是，只有了解了民主有效運作的復雜條件，我們才能使中國民主發(fā)展更為健康而謹慎。正因為如此，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方面，與其因為看到民主政治有如此好的功效而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大躍進”，不如因為看到民主政治的條件復雜性，而采取更為謹慎而實現的“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

　　一個天生喜歡監(jiān)督公務員的民族

　　如果有人問我，這次美國之行，你覺得對美國公眾的政治態(tài)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國民主受到一種更深的政治文化習慣無形地支撐著，那就是，人們從根本上不信任政府與官員，基于這種不信任而產生一種制度性的安排，處處對政府的行為設防，處處對政府及其官員保持警惕與懷疑，這樣，反而形成一種特別有監(jiān)督能力的社會報警機制，其結果，反而使政府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面前不得不得更為有效，更為清廉。更具體地說，當一個心地很壞的人，由于處處害怕做壞事而被人發(fā)現，而不得已不做壞事，只做不違法的事時，他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不得已”的好人。而“不得已”的好人與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之間的區(qū)別，對社會來說，并沒有多大實際意義。

　　正是基于這種對政府與官員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美國社會中始終存在著無數由公民自發(fā)組織的社團。各種民間組織的存在，似乎專門為了與政府作對而存在的。換言之，如果美國人突然那一天認為政府可以值得人民無條件地信賴，這種民間組織存在的生命基礎，便會在一夜之間突然消失。這種組織之所以會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永遠，正因為美國人將永遠地不相信他的政府。他的這種永不改變的懷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國民間社團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星麥迪遜訪問過一個民間組織，他們成立的目標很簡單，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來監(jiān)督政府官員，不允許這些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禮品。這個州通過的法律是如此的嚴格，以致一個官員接待訪客時喝一杯咖啡，都必須自己付錢，否則就會當作受賄論處。這個州能通過如此嚴格的限制性法規(guī)，并能有效的約束政府官員的行為，與民間社團強大的壓力有關。

　　在這個城市，我們還訪問了一個名叫“我們，人民”（We,the People）的傳媒聯(lián)合組織，它是由一些從事電臺、電視臺、報刊傳媒事業(yè)的人共同組織起來的。這個組織旨在于讓公眾參與政治過程，讓公眾了解政治，以監(jiān)督政府，使政府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美國，我所訪問的壓力團體中，印象最深的是華盛頓的“共同的事業(yè)”(In Common Cause)的民間團體。它成立于七十年代，這一組織的宗旨是“繼承美國的一個古老傳統(tǒng)：通過尖銳地批評政客，來達到公民所希望見到的結果�！彼麄冋�在從事的一件事是，爭取美國通過法律來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次捐款數不得超過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須公開自己姓名與身分，以便讓社會監(jiān)督，等等。他們鼓動公眾作成這一件事的方法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讓參加他們組織的人們，不斷地通過寫信、發(fā)傳真、發(fā)電子郵件給議員；
或通過要求議員親自接見來向議員提出訴求，以這種種方式，來爭取議員同意通過上述立法。而眾所周知，在美國，法律決非一紙條文，一旦成為法律，由于主觀或客觀的因素，人們就不得不遵守它。這樣，他們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通過這種方式來限制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來影響政治。

　　在訪問結束時，我向接待我們的那位中年美國婦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如此積極地參與這一組織，你們做這樣的事，動機是什么？我清楚地記得，她是這樣回答我的：“因為我熱愛自己的國家，因為我摯愛著我的女兒，希望由于我們的努力，讓我的女兒這一代生活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之中。”當她這樣說時，我確實看到她頗為動情，她的真誠是可以感覺出來的。

　　國會山巧遇眾議員托尼思

　　由于美國人對當官的頗為苛刻，為了追求被選上成為公仆的機會，反過來，當官的就會象商場上的經營者把顧客視為上帝一樣，把選民視為“上帝”，而對于一個社會的利益而言，有沒有這種職業(yè)習慣，其后果是大不相同的。下面我談的我在美國巧遇加里福尼亞的國會議員托尼斯的事例，頗能說明問題。

　　　　那一天，我們去美國國會辦公大樓訪問一位相當于中國科長級的美國官員，主要是想了解美國國會是如何開展廉政工作的。沒想到這位官員因為當天臨時有許多急事要處理，我們覺得不便打擾，也就提前離開了他的辦公室。這時我們在國會大樓里轉悠，時間還早，上那兒去呢？在國會辦公大樓長長走廊上，一間一間敞開的房間門口，均樹著兩面旗幟，那就是各州議員的辦公室。陪同我的翻譯吳女士說，何不從那一間一間的議員辦公室中，找一間進去看看。說不定真會見上一位議員什么的。我們隨便走進了一家議員辦公室，里面有三位秘書小姐，聽說我是來自中國的，就對我們說，你們愿意見一見托尼斯眾議員嗎？他現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馬上就沒有事了。我們當然表示很愿意。

　　不一會，里面的房間門開了，那位剛送走客人的身材結實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國會眾議員托尼斯。這位議員貌不出眾，他走在路上你一定會以為這是一個做體力活的勞工。托尼斯很熱情地問我們愿不愿意進來坐坐，我們就這樣坐在他的沙發(fā)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做了十六年的議員。準備不久后退下來，讓更年青的人來替換他的位置，他說他喜歡繪畫，也喜歡釣魚。今后他會有很多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了。他還讓我們看了他全家的相片。他對我們說的許多話中，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他說，“我們這些議員和你們當教授的不同。我們在公眾眼里就象是推銷汽車或地毯的商人，誰也不會把我們看得很高。如果公眾覺得我們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們也就當不成議員了。”過了一會，鈴聲響了，按理我們應該告辭了，這位托尼斯先生卻問我們，愿不愿隨他去看看國會投票，我們當然很愿意。于是他帶我們坐上專門供議員從辦公樓到議會大廳的地下電車，接下來他又把我們送到國會投票大廳樓上位置上坐下來，然后他對我們說，他投完了票會再上來陪我們談一會兒。當這次有關美國學校是否應該舉行宗教儀式的法案投票結束以后，他又上來與我們談。最后把我們送上電梯告別。

　　我一直在想，這位日理萬機的議員為什么會對我這樣一個不期而遇的外國人表現得這樣友好，如果說，他是為了作秀，那么，對于我這樣的個人，作秀確實又有什么意義？我并非是記者，他決不至于認為，我會把他的事情在報上予以報道，宣揚其親民的品德，以致于使那些加州老百姓，會因為他出眾的外交才干，而讓這位馬上就要退下來的議員再次出任一次。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長期政治生涯中已經形成一個生活方式，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職業(yè)習慣。數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斷地與他所見到的人們握手、問候、他才能成為議員，才能在議員的位置上體現自己的價值與成功，而且，當他形成這種習慣以后，他也在這種交往方式中，在這種交往給人們帶來的欣喜與稱贊中，在人們向他投來的肯定的眼光中，感受到這樣做所享受到的一種樂趣。我直覺地感受到他生活得很充實。他常常通過與無數的陌生人交談握手，來感受生活中的一種樂趣。當然，這種樂趣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都大有好處，他可以由于人們對他的親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選票，而老百姓則由于可以很容易地與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決的事提出來。

　　話又說回來，這種職業(yè)性的習慣為什么會形成？為什么中國當官的卻少有這種習慣？不久前，曾在國內報上讀到某縣委書記下鄉(xiāng)，竟然會受到組織起來的當地村民三呼口號的夾道歡迎。中美之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看來，天生不信任政府的民族，卻會無意中造就把選民當成上帝的政治家與官員。天生信任政府的民族，卻會使政府或官員無意中把民眾當成了只應夾道歡迎的臣民。　

　　中國現代化過程始終存在著一種深刻的兩難矛盾，一方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由于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與市民社會，因而沒有直接實行多元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而且，自改革起步以來，國家社會主義的全能主義的種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矛盾與文革后遺癥，會導致中國黨內保守勢力與激進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從不同的方向來沖擊政治穩(wěn)定，而這種政治穩(wěn)定是有序的經濟變革所不可缺少的，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想避免前蘇聯(lián)采取的經濟與政治休克療法帶來的嚴重問題的話，一種有改革導向的新權威主義乃是必要的政治選擇。這一點，是我一直堅持的，包括海外許多人士，對此種國情都有所理解。另一方面，權威主義體制本身就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權威運作，以不受到體制外勢力的重大挑戰(zhàn)為其特點，長期以往，這又會造成體制外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的缺位，導致全面的彌散性的腐敗，與排他性的分利集團的膨脹。而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會使中國陷入另一種困境，一種可以被稱之為“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相互依存形成的雙重陷阱。如何在維護新權威主義的基本框架，又能保持有效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這也許是世紀之交的中國面對的最大難題。

　　中美政治文化的一個面向

　　自古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承天景運”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中國人把地方官員歷來稱之為“父母官”，正如人們絕對不會對自己的父母的動機進行懷疑一樣，人們也不會去自覺的監(jiān)督政府。中國人從心理上從來沒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懷疑”的。而政府官員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理應受到公眾質疑的。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在官府發(fā)生嚴重的問題，腐敗到了以致于不能為百姓謀取利益時，人們才想到要抨擊它、改變它或拋棄它，而讓另一個好的政府來取代它，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權一開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認同，于是同樣“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預支的信任，這樣的政權于是又同樣變得忘乎所以，惡性循環(huán)又周而復始。

　　自古以來，中國的民間的政治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官員行為“永不設防”的政治文化。盡管如此，在中國傳統(tǒng)官僚集權社會，專制體制內部仍然有著一系列相對行之有效的自我監(jiān)控機制，如直屬中央的御史臺、監(jiān)察史、門下省、職官不能在本地任職的回避制度，等等。這種監(jiān)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腐敗化的速度與程度。一個王朝平均有二三百年的生命周期，與這種自我監(jiān)控體制的存在有關。

　　在建國以來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與過去相比，在制度建設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具有傳統(tǒng)官僚社會都具有的體制內部的自我監(jiān)控制度。其原因決不是要方便官僚們去進行貪污，而是因為受到一種可以稱之為“階級性善論”的觀念影響。按斯大林式的理論解釋，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對“天然性善 ”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去進行監(jiān)督了。這種“階級性善論”，是中國自建國以來就沒有建立黨內與政府內的自我監(jiān)督制度的根本原因。

　　雖然，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由于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官員的機制，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社會結構，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官員的腐敗在當時遠遠沒有達到嚴重的地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召感力，對信仰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官僚及其他人們，確實有一種內化的道德制約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中國官員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接觸經濟方面的事務，再加上文革時期“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理論可以說是對原來斯大林模式的“無產階級性善論”的某種修正，雖然不斷進行的自下而上的群眾揭發(fā)腐敗的群眾性動員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病，然而，這種“群眾運動政治”對各級官員也多少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

　　當今中國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的缺位造成的嚴重后果相當值得警惕，一方面，傳統(tǒng)中國人對政府“不設訪”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傳統(tǒng)中國歷史上行之有效的監(jiān)察機制卻被廢置于一邊；
一方面，五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信仰，對人們良知的內在約束力，由于在市場經濟的功利意識的影響下而逐漸“風化”，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經濟發(fā)展所誘發(fā)的趨利動機的高度膨脹，官員在經濟改革中接觸經濟事務的機會史無前例地劇增，這種種因素互為因果，種種內因外緣因素迭加在一起，怎么說也會使改革開放的中國變得腐敗嚴重起來。由于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種種原因，當今這個改革開放的中國雖然取得重大的經濟進步，然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我們的體制缺乏社會有效監(jiān)督機制，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一下美國公眾對官員的天生的“不信任態(tài)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防范腐敗的效果，實在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比較，一方面，美國人日常生活中對他人，對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種天生具來的近乎本能的信任，另一方面，對于政府與官員，卻有一種天生具來的本能的不信任。正是這種天生的“多疑”，卻造就了美國社會中一種人人自主的、各自為戰(zhàn)的、普及于多數民眾的對政府公務員的壓力，正是這種無所不在的壓力，使任何官員不得不有所的檢點，有所警懼。久而久之，反而使一個政府及其官員變得實際上更值得人們信任。

　　從水管工人當市議會議長談起

　　在美國旅行中，為了了解美國的基層民主現狀，我還訪問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議會、民主黨與共和黨基層組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間社會團體的活動。其中，我對麻省的一個小城荷爾頓（Holden）的市議會的訪問，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去荷爾頓完全是事出偶然，正因為如此，就顯得很有意義。原先，計劃中安排我們參觀的是另一個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小城市的議會組織，不巧的是，負責招待我們的那位先生正遇上親戚家有喪事，無法接待我們，于是，我們被臨時安排去參觀離該地不遠的另一個只有一萬五千人的小城市荷爾頓。早上九點，我們按時到達市議會會議廳時，那兒已經有好幾個人在等著我們，其中三位是市議會的議員，另兩位是當地的電視臺與報社記者，由于這個小城的歷史上也許從來沒有接待過一位中國教授的訪問，所以他們特別隆重而熱情，又是攝象，又拍照，又是贈送紀念品，氣氛十分熱烈。過了不久，他們的市長、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長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來了，我此生中從來沒有作為一個單獨的個人，受到過如此多的人隆重的接待，可以說真有點受寵若驚。

　　通過交談，得知他們的議會共由五個人組成，不一會，一位年青小伙子趕到了，據介紹，他就是該市的議長。他看上去大約只有三十歲，身板結實高大，穿著一身紅運動服，就象一個橄欖球運動員。令我吃驚的是，這位議長，竟是當地的技術學校的修理水管的工人，其他四位議員中，一個是當地車站的行李保管員，一個是會計，一個是小學教師，一個是當地的醫(yī)生。五個人中，只有一個可以被我們稱之為從事知識分子職業(yè)的人外，按中國人的尺度，其余的均只能算是普通勞動大眾。而正是這樣的五個人就構成了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這個最高權力機構恰恰又是業(yè)余的。他們五個人“業(yè)余’地任命了該市的市長。

　　我問這位年青的議長，他當議長薪水如何，他說了一個不大的數字，然而補充說，按工時計算，他一年做議長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來每小時不到五美分。我問他是怎樣選出來的，他說，由于他很愿意幫助有困難的人們，又由于他會幫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遠近聞名，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他，他的選票最高，并說人們把他選為議長是一個 "Good choice"。他也讀過大學，而他之所以選擇修水管與地下水道，是因為他力氣大，由于干活快，他干這活收入就特別高。他認為，他能掙高收入說明自己是有本領的。被他們任命的市長，也是當地的木材商人。由于商務在身，他的市長可以說也是“業(yè)余”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荷爾頓雖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城，但它處于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烏斯特附近，那兒，是學者頗為集中的地區(qū)，好幾所醫(yī)學院與著名醫(yī)院就在這位議長與市長可以管豁的范圍內。然而，這個城市的主政者卻幾乎與專家學者的身份無緣。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號叫“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至少從荷爾頓的議長的“階級成份”來看，社會主義的理想，在這兒實現的程度似乎還高于中國。這種管道工當議長的現象在美國實際上很普遍。

　　為什么美國少有“知識分子”？

　　在美國，有一個問題時時引起我的思考：美國人日常話語中，很少出現“知識分子”這一用語。美國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國人中很少有人自稱為知識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識分子的責任、義務、使命感之類的豪言壯語，來表示貢獻于社會公益事業(yè)的。以上我在荷爾頓所看到的，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社會公益事業(yè)與政治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們心目中，理念與理論并不重要。

　　這里指的知識分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當的職業(yè)概念。更具體地說，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這些人受過高深的教育，習慣于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由于所受教育較高，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信息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為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愿地承擔起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為已的道德使命。這些人可以看作是社會精英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有別于平民百姓，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lián)，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獻身于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為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是十八世紀以來世界歷史，即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類歷史，不同于以往歷史的一大特色。從此，知識分子為人類歷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知識分子為人類作出重大貢獻，也往往帶來災難。往往導致理想主義型的知識分子，或稱理念型知識人，以某種自己認為合理的、全面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社會工程的藍圖，來改造社會。這種好心人式的知識分子，嚴復在1906年給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一封信中，在批判梁啟超等人以不切實際的書生式的“紙的學問”來從事政治時，說了一句極其深刻的話：“須知吾人之深受苦痛，其由于惡人者淺，而成于好人者深”（嚴復年譜481頁）。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深刻地提示了烏托邦型的知識分子造成的好心人的災難了。

　　在歐洲、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在社會歷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是那些視理念為生命的知識分子來作為核心的。我在國內時，曾經問過一位來我家做客的美國博物學者，為什么在美國沒有歐洲人使用的那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也一時回答不上來，他只是說，在美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是一個好稱呼。那些被認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家才會被人稱之為知識分子。更有一位從美國回中國探親的朋友說，如果一個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人被一般民眾認為更象是知識分子，那他注定是失敗無疑。

　　當然，這么說，并不是說美國人中沒有進步、獨立思考、爭取公共權利的理念、以及為這種種自己認同的理念而斗爭的行動傾向性。恰恰相反，美國社會中，這樣一些關注社會、為社會事業(yè)而人士，相當普遍。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yè)，為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被稱之這“專業(yè)人士”（Professonal)。每個專業(yè)的人士中，總有一些為社會公益事業(yè)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區(qū)別？

　　我對此做出的一個解釋是，產生知識分子的社會，如歐洲、俄國、中國，是一個社會階層分層較為顯著的社會結構，這種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人可能有機會受到較高深的教育。這些精英分子與沒有受過教育、較少受到人文價值熏染的人們相比，會油然產生一種精英主義的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yōu)越感。這是一批高于眾人之上的、因擁有知識運思能力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因人文價值的執(zhí)著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群體。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并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斷，并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癥作出根本性整體性解決的人們。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以托洛茨基的典型人格為例子，他無疑是這類烏托邦型知識分子中的姣姣者。印度革命家羅易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他經歷托洛茨基演講時印象，大意是，這位大革命講演時，一動也不動，就像一座古代塑像一樣，他先用俄文講了兩個小時，又把他的演講用法文與德文重復了一遍。他的雄辯使所有的人著了魔似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本質就是左的烏托邦主義。

　　這種人的最基本特點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論因素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判斷，與道德關懷相結合，而產生一種行動化的方向。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更具有激進的理想主義的傾向性。更為概括地說，在一個社會分層較為明顯，從而為形成少數人受到人文性的教育的社會，以及社會矛盾與問題成為資源的社會，是產生此類知識分子的溫床。

　　而美國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職業(yè)化程度很高，而沒有明顯的階層分化，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個職業(yè)中都存在著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他們可以站在本向職業(yè)的立場上，以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背景或依據，來提出問題并為此承擔起社會責任。

　　與歐洲各國相比，歐洲國家有過封建社會的歷史，因則也少不了貴族文化傳統(tǒng)的遺存，貴族文化是產生精英主義優(yōu)越感的溫床，凡是有精英主義價值，就會有精英與平民的分野，就會有一種人產生強烈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沖動。

　　如果這個社會恰恰又有許多困難、矛盾與無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與思辯能力的精英們，就會充當了政治運動的發(fā)動機。而在美國，一則沒有前面所說的封建歷史與貴族傳統(tǒng)，二則沒有災變式的大問題刺激人們從形而上的理念層面去解釋，去提出某種政治神話來安撫人心，而美國是平民主義傾向很強的社會。美國人的責任感，則由那些專業(yè)人士來體現，他們關注社會，但已經不是懷著精英主義的優(yōu)越感，而是以一個職業(yè)人士的身分，他們從事什么的職業(yè)，受過何等教育訓練，與他們從事的政治公益事業(yè)并無直接的關聯(lián)。

　　當然美國的學院與書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是無疑的。問題在于，他們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國會山見到的自稱是“汽車推銷員與地毯商人”的眾議員，以及那位當小城議長的管道工人和當市長的木材商人。他們似乎沒有理想家的想象力，他們也許使美國的政治舞臺少了幾分詩情，但卻同時具有幾分使中國人頗為羨慕的優(yōu)點，那就是大躍進式的、文化大革命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烏托邦，與他們無緣。

　　當然，我決非認為中國不需要知識分子，中國在現階段的進步，實在更需要有知識分子的推動。中國還遠遠沒有進步到無須知識分子運用理念來進行思考與選擇的時代。然而，中國恰恰是容易產生烏托邦型的知識分子溫床，那里高喊“中國再來一次經濟上的文化大革命未必就是災難”的新左派，就是此類烏托邦型知識分子的最新變種。美國恰恰很少有這類理念型的知識分子。我只是覺得，如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能以一個專業(yè)人員那樣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也許對我們民族更有意義。

　　我承認，我在美國一個月的這些感受當然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然而這些確實是我親眼看到的與感受到的。美國還有許多消極的方面，在許多中國人看來，也許美國有太多的同性戀的自由，（在我們東方人看來，以及在西方天主教徒看來，同性戀違反人性。而美國有人認為這很正常，甚至加州還通過同性戀合法的法律。）有民間槍支泛濫的問題、有吸毒問題、有個人主義過分膨脹而出現的一些異化現象，如過多的家庭離異與破裂，有法律上的形式主義導致的不公正，以及有錢人可以利用金錢來爭取法律對他偏袒，這一點在辛普森案件上最明顯地表現出來，又例如，幾年以前發(fā)生過一件事，一位美國人把無意中進入其私家園地的日本陌生人槍殺而被宣判無罪，等等。如此這般，不一而足。此外，在國際上，山姆大叔也顯得過于自以為是，較少對其他國家的處境與問題抱同情的、設身處地的理解，美國外交上的霸權主義也令人生厭。等等。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傳媒中對這些了解得已經不少。另外還有許多社會消極問題，在短期訪問中是不能看出來的。（我真后悔沒有向接待我的美國主人提出想看一下美國的貧民窟。）

　　盡管如此，作為來自另外一個文化的知識分子，我寧愿把異國文化中的長處看得更多一些，這樣做實在是必要的。我完全相信，一個在美國住久的人一定會發(fā)現美國更多的短處，我也知道，一些在美國長期生活的人會認為，我對美國社會生活中這些走馬觀花的觀感過于膚淺。

　　我之所以認為，發(fā)現另一種文化中的長處，對于出國考察者特別重要，還有一個人們往往忽視了的原因，那就是，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于另一種文化的缺點與消極面的了解與認知，要比對那種文化的優(yōu)點與積極面的了解與認知更多，這是因為，正如本文前面就提到過的，現代社會中，大眾新聞傳媒在報道時，是具有選擇性的，這種選擇性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新聞的基本特點，就是報道壞事與反常的事，是報道“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滿足人類好新求異的心理。

　　例如，我們一般非專業(yè)人士，對于印度、拉美與埃及的了解，主要通過電視新聞，而中國的中央電視臺通過美國新聞網轉播過來的有關印度或埃及的新聞，無非是鐵路中斷、大水泛濫、沉船死人、公路翻車。除此之外，我們對這些發(fā)展中國家?guī)缀跏侵�之甚少。久而久之，這類國家在我們心目中就成為這樣一個充滿不幸的可憐的國家。（雖然印度近年來開始有大的發(fā)展了，但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仍然留給我們的是這樣一種刻板的印象。）我們并不知道，印度每年以百分之五的速度持續(xù)穩(wěn)步地經濟增長。因為這并不能激起讀者的好奇心，電視新聞報道者對此沒有興趣。在當今這個世界，美國的新聞資源正是美國的跨國公司一樣，具有一種話語上的霸權，美國人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刻板印象，也通過新聞傳媒“考貝”給了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此類推，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形象，也是從美國新聞中的中國形象“考貝”過來的。

　　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報道，與對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報道一樣，如果說，我們的報紙出于政治穩(wěn)定的需要，對國內的事是更多的是正面報道，美國對中國的報道則反其道而行之，“只報憂不報喜”（雖然這種情況近來有了變化。）。正因為如此，在極度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興趣與知識的大多數美國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中國社會似乎充滿了消極的或陰暗的方面，既使中國社會存在著報道中所指稱的消極方面，那也只是變化中的生氣勃勃的中國的一小部分。而在美國人頭腦的信息倉庫中，它們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國。美國人不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國二十年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少提高，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經擴展了許多。難怪許多美國人來過中國以后，都會驚嘆“原來中國這樣發(fā)達，真沒想到！”實際的中國要比美國傳媒中的中國要好多。

　　正因為如此，我實實在在地認為，每一個有機會來到另一個文化中的人，應該充分運用自己的第一印象，從當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見慣熟視無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發(fā)掘出對自己民族有啟示性的東西，他應該盡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鏡”，去發(fā)現異質文明中的那些積極的東西，以此作為參照物，用來反襯出自己文化中出現的問題。并從中激發(fā)我們進步的動力。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

　　當然，別人的長處并不是我們拿來就能學到的，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水管工人當市長，至少在中國現在的經濟發(fā)展階段還不現實，中國正處于現代化的初級階段，超前地或邯鄲學步地去仿效發(fā)達國家的政治體制，并不能給我們民族帶來真正的福祉。按西方標準而言，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建立法國式的議會政治，可以說是最先進了的，結果如何？結果就是民族的大災難。無窮無盡的黨爭，走馬燈式內閣，北洋軍閥的混戰(zhàn)，都是中國民國初年漫不經心地仿效議會制的必然結果。盡管如此，盡管我們現在未必要去學習西方式的民主，但了解另一種文化，另一種政治景觀。對于豐富我們的知識，開拓我們的文化視野，發(fā)現它山之玉的長處，總是有好處的。

　　知識分子更為敏感，他們對本國的事務更具有一種天生的批判精神。他們所具有的知識更有利于他們對那些他們在異國所看到的東西去做出解釋與判斷；
他們義不容辭地理應讓他的國人共同分享他出國獲得信息的益處。自近代以來，最早去歐洲的郭嵩燾是如此，嚴復是如此，五四以后大批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也都是如此。既然是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么，當人們有機會到了另一座山上，不妨回過頭來對兩座山的特點多作一些比較，這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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