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先譯后抄：當今學術界的一大特色

　　耿昇從事法國漢學名著的翻譯和介紹，已經二十多年了。說他的工作不辛苦，那是不公正的。但令人大為不解的是，耿譯和耿文的質量，似乎并未隨著時間的前進、經驗的積累和讀者的批評而表現出明顯的進步。進步不進步是能力問題，可“先譯后抄”就涉嫌學術道德問題了。

　　《西學與清代文化》

　　黃愛平 黃興濤主編

　　中華書局

　　2008年1月第一版

　　761頁，72.00元

　　《中國典籍與文化》（第三輯）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8年4月第一版

　　142頁，20.00元

　　據說，法國漢學名著翻譯，前有馮承鈞，后有耿昇。耿昇所譯書，我買過幾種，如伯希和《卡爾梅克史評注》、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耶穌會士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S. J.）《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等。這些書我一般讀到半截兒基本就放棄了。原因很簡單，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文字上看，耿昇明顯不能算作馮承鈞的繼承者。許明龍寫過一篇書評，對耿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誤譯的地方擇要進行了批評。可惜，這類正式的書評文字似不常見，很多對耿譯的意見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或者流傳在網絡里。耿昇好像從未正式回應過這類批評，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回應也許是最有利的處理方式。

　　今天暫且不談耿譯問題，而是來說說另一件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耿昇除翻譯法國漢學名著外，還寫過不少關于西方（不限于法國）漢學史的介紹性文章。最近因為一個朋友點撥，我對澳大利亞漢學家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1922年生）的作品產生了很大興趣。李渡南是研究中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權威，通曉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來文，在中國回教史、東西交通史尤其是開封一賜樂業(yè)教（又名挑筋教，即猶太教）方面寫過很多扎實嚴謹的考據文章。他與榮振華合撰的《中國的猶太人》（Juifs de chine，1980），早在十七年前（1992年）就有了耿昇譯本（李渡南當時被翻成“萊斯利”）。耿譯在2005年換出版社重刊時，除榮、李原書（第1-190頁）外，還收進耶穌會士管宜穆（Jér■me Tobar, S. J.）的《開封猶太人碑銘》（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第191-269頁），娜婷·佩倫（Nadine Perront）的《猶太人在中國》（■tre juif en chine；
第271-428頁），以及高第（Henri Cordier）與伯希和的相關論文，相比于第一版可稱“加強版”。關于開封猶太人這個題目，除這兩個譯本外，耿昇還寫過五篇介紹性的學術史文章：

　　a、《西方漢學界對開封猶太人調查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4期，第3-13頁）

　　b、《西方漢學界對開封猶太人調查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西初識（二編）》，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編，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261-283頁）

　　c、《西方人對中國開封猶太人的調查始末》（《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3月，第47卷第2期，第106-118頁）

　　d、《西方人對中國開封猶太人的調查始末》（《西學與清代文化》，第224-242頁）

　　e、《西方人對中國開封猶太人的調查始末》（《中國典籍與文化》第三輯，第23-51頁）

　　這五篇文章可以分成兩個系統，即“歷史與現狀”系統的兩篇（a、b）和“調查始末”系統的三篇（c、d、e）。除去一些可以忽略不計的微小改動外，同系統的文章之間內容大體相同，異系統的文章之間內容并無顯著更新。簡而言之，耿昇在2000年到2008年（d和e發(fā)表于2008年出版的兩本學術論文集里）之間，一共發(fā)表過五篇內容大同小異的關于西方人研究開封猶太人歷史的文章。

　　重復發(fā)表倒也罷了，內容方面能站得住就好。但是，經我仔細核對，“調查始末”系統的三篇文章，主體部分竟然全是抄自耿昇自己翻譯的佩倫《猶太人在中國》第一編的導言、第一章和第二章（耿譯第273-332頁），僅在文字和標點上面做了輕微的改動�！皻v史與現狀”系統的兩篇文章，雖然發(fā)表在耿譯佩倫《猶太人在中國》出版之前，但可以看出也是抄譯自佩倫原書。佩倫原書出版于1998年，從其內容來看，敘述開封猶太人的第一編，主要依據李渡南的權威著作《開封猶太人之遺存》（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Leiden: E. J. Brill，1972）。因此，耿文也可以說是間接地抄譯自李渡南的《遺存》。在這五篇文章中，耿昇實際上都曾明確表示過，李渡南的《遺存》和佩倫的《猶太人在中國》是“本文使用的主要文獻”。但是，“使用”別人的著作，總不能同直接把它們拿過來抄一遍完事兒畫等號罷，何況抄的還是自己親手制造的譯本�！跋茸g后抄”這種現象，我最近在瀏覽國內學術出版物的過程中時有發(fā)現，感覺都快成當今中國學術界一大特色了。抄也就抄吧，抄對了可以提供準確的資訊，可是耿昇這五篇文章，偏偏問題很多�，F以他2008年發(fā)表的兩篇（d和e）為主，選出五個明顯的問題加以批評。

　　關于開封猶太人的研究著作，早期經典作品之一即管宜穆于1900年在上海刊行的《開封猶太人碑銘》，此書當時列入《漢學雜刊》第十七種（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17）�？墒�，關于這本書的出版信息，耿昇卻說：“此書作為天主教傳教區(qū)的《漢學論叢》第17卷的專刊號，于1912年在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傳教區(qū)出版�！保╠第226頁，e第27頁，另參《中國的猶太人》“加強版”“譯者的話”）管宜穆這本書的確有1912年版，不過那是第二版，內容與第一版相同。李渡南在其另一本專著《開封猶太人漢文-希伯來文譜牒》（The Chinese-Hebrew Memorial Book，1984）第315頁特別用了“unchanged”這個詞來形容管書1912年版。陳垣當年寫《開封一賜樂業(yè)教考》時說：“上海徐家匯管教士，有法文著述，搜集開封猶太教史料頗眾，民國元年出版�！保�1923年“東方文庫”單行本第63頁）陳垣參考的“民國元年出版”的管書，指的就是第二版�！侗�銘》第一版刊行時，伯希和曾在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1901）上作有書評（pp.263-264）。耿譯《中國的猶太人》“加強版”所附西文參考書目，明明提到管書初版于1900年（第463-464頁），此處緣何不知？

　　西洋人知開封有猶太人，始自1605年耶穌會士利瑪竇在北京接見艾田（“艾”為開封猶太人大姓之一）。伯希和對這件事有經典的考證，這就是馮承鈞翻譯的那篇《艾田》。這篇文章在民國時還有孫芳譯本，名《猶太艾君小記》（見《陳垣來往書信集》），但不知其曾正式發(fā)表否。利瑪竇去世后，十七世紀有耶穌會士艾儒略、龍華民、畢方濟，十八世紀有耶穌會士駱保祿、孟正氣、宋君榮先后赴開封參訪猶太教會堂。駱、孟、宋三公留下大量未刊書簡，在研究開封猶太人歷史方面，學術價值頗高。榮振華、李渡南合撰的《中國的猶太人》，就是這些書簡的結集。雍正登基（1723）后，頒旨禁絕天主教，西方傳教士無緣再進開封。于是，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同開封猶太人建立聯系，只剩下通信一途。1760年，拉比Isaac Mendes Belisario曾托東印度公司某君給開封猶太人寄去一封希伯來文信。這封信發(fā)出后如石沉大海，未得任何回應。但據另外消息說：“摩西·埃德雷希（Moses Edrehi）聲稱，開封猶太人用中文與希伯來文撰寫的一份答復，最終傳到了歐洲，其原文可能保存在印度議會博物館。”（d第234頁，e第40頁）耿文此句，抄自佩倫書漢譯本。佩倫本人并非專家學者，她的話應是來自李渡南的《遺存》。查李渡南引用的Edrehi在十九世紀初所撰文，“印度議會博物館”作“the museum at the India House”（p.189）。這個“India House”肯定不是“印度議會”，十九世紀歐洲（具體來說就是英國倫敦）哪里來的“印度議會”？我覺得，它應該是“East India House”的簡寫�！癊ast India House”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倫敦總部建筑的名稱，而那個“museum”則是“東印度公司”的博物館。這只是我的一個假說，但“印度議會”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有些西洋人運氣好，收到了開封猶太人的回信。比如James Finn在1870年4月收到的開封猶太人趙念祖（Chao Nien-tsu）的中文信，提供了很多關于一賜樂業(yè)教的材料。由于原信已佚，后人只能根據英譯來作研究。趙念祖在信中介紹開封猶太人當時所過諸節(jié)說：“農歷二月十四日，除酵節(jié)（吃干餅或無酵餅）。那些被稱為‘香油餅’的無酵餅被分發(fā)給了朋友們。”（d第236頁，e第42頁）這段話抄自佩倫書漢譯本，實際則來自李渡南《遺存》第88頁的考證文字（Second moon, fourteenth day.-Feast of dry wheat, or unleavened bread. Cakes called oil fragrance [yu-hsiang（cakes）] are distributed to friends）。查李書附錄漢文字匯（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yu-hsiang”對應的漢字是“油香”，英文釋義曰“a cake”（p.217）。耿昇不僅把“油香”誤寫成“香油”，還加上一個多余的“餅”字。須知“油香”即“餅”，不必疊床架屋弄一個“香油餅”或“油香餅”出來。

　　到十九世紀中期，因長期無法進入中國內地聯絡開封猶太人，圣公會駐香港主教George Smith（潘光編《猶太人在中國》第18頁，誤將Smith說成“耶穌會駐香港主教”）想出一個救急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籍教友邱天生（K"hew T"heen-sang）和蔣榮基（Tseang Yung-che）去開封訪查。訪查進行了兩次，蔣作有中文日記，邱作有英文日記，后來都正式出版。耿昇引邱天生英文日記說：“會堂里不允許信徒們穿鞋進去，女子們則必須包頭�！保╠第237頁，e第44頁）這一句應是來自李渡南《遺存》第57頁轉引的邱天生英文日記（...but the congregation are not allowed to go in with their shoes, nor the women with their head-napkins），乃上承前文“每逢禮拜，掌教必頭頂藍帽（開封猶太人亦稱”藍帽回回“），腳蹬藍靴”（The leader, when going to perform the service, wears a blue head-dress and blue shoes）一句而下。邱天生日記明明說會眾（congregation）穿靴不能入會堂，女人戴頭巾（head-napkins）也不能進會堂，耿昇卻說“女子們則必須包頭”，意思完全搞擰了。

　　西洋人的著作中，保留了開封猶太人各個時期正式和非正式的人口統計數字，這些數字一不留神就會抄錯。比如據耿文說：“1900年6月，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在斷斷續(xù)續(xù)地于開封居住數年之后，又估計開封猶太人的數目在150人左右，分布在包括八姓40戶人家中�！保╠第240頁，e第48頁）根據李渡南《遺存》第65頁所引，“150人左右”應作“140人左右”（Mr. Powell, in replying wrote that there were about 140 Jews in the city, divided into eight clans [or houses]...These eight clans together number about 40 families [or houses, with 140 persons]）。耿文既然以李渡南《遺存》一書為“本文使用的主要文獻”，那就應當核對李渡南轉引的人口統計數字才是。

　　至于其他比較小的問題或錯誤，那就太多了，要是一條條詳細寫出來，可以占去好幾版，這里只好暫略不提。耿昇自破筆從事法國漢學名著的翻譯和介紹，已經二十多年了。說他的工作不辛苦，那是不公正的。但令人大為不解的是，耿譯和耿文的質量，似乎并未隨著時間的前進、經驗的積累和讀者的批評而表現出明顯的進步。進步不進步是能力問題，可“先譯后抄”就涉嫌學術道德問題了。在文章中抄用自己翻譯的佩倫作品，耿昇這二十多年辛辛苦苦下來，到底是求個什么呢？我感覺實在難以理解。

　　文章最后做個廣告。聽國外的朋友說，八十多歲高齡的李渡南先生近年好像有“收攤”的打算，有消息傳出來說他準備出讓自己的藏書。不知道國內哪家大學、哪家研究機構有興趣、有魄力拿下李氏藏書？可以想象，那一定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中國回教、中國猶太教和中西交通史文獻的寶庫。購得這些藏書，成立“李渡南文庫”，供中國學子學習瞻仰，豈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延伸閱讀

　　●《中國的猶太人》

　　[法]榮振華、[澳]萊斯利著，耿昇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國的猶太人》

　　[法]榮振華、[澳]李渡南等編著，耿昇譯，大象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原載《東方早報》200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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