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權力轉型與“敦克爾克撤退”

　　中國轉型幾時大功告成，經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談到，中國正在穿越歷史的山峽，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大概需要200年時間。2008年初，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編的《攻堅：十七大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從務實的角度出發(fā)”，同樣將時間指向了這一年—— 中國從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轉向現(xiàn)代市場經濟、從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轉向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從1979年開始，至少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

　　經濟還權于民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以蘇聯(lián)模式為樣板建立經濟體制。早在1917年蘇聯(lián)剛起步時，由于資金不足，對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有心無力，于是采用了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讓農民無條件地為工業(yè)化支付巨額成本。輕農重工的結果是，“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農業(yè)搞得一團糟�！�(阿爾文•托夫勒)顯然，“蘇為中用”的這種模式也是中國城鄉(xiāng)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為盡快工業(yè)化，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還經常貶損服務業(yè)和白領工作，大力頌揚體力勞動，注重生產資料，而漠視消費品。關于蘇聯(lián)的垮掉，幾年前吳建民先生曾與記者談到自己當年兩次路過蘇聯(lián)的印象：蘇聯(lián)雖然在很多方面有進步，但民用工業(yè)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國照搬蘇聯(lián)，50年代后期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將蘇聯(lián)體制推到極端。隨之而來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貧困與混亂使中國政治與社會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的改革才終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兩個凡是”，停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口號，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推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 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界定為“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1992年 “十四大”正式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1997年“十五大”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雖然在緩慢進行，但是經濟上“國退民進”浪潮卻脈絡清晰。市場化讓中國人漸漸走出傳統(tǒng)的生產生活方式，獲得越來越多的個人自由。

　　所謂“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fā)展，財務自由與擇業(yè)自由讓中國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可以不必像過去那樣仰“單位體制”之鼻息。

　　對此，經濟學家茅于軾不無感慨：相較改革開放以前的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旅行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等等，現(xiàn)在中國人的自由顯然明顯增加�！爸灰�有錢，差不多什么都可以買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進國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風順。眾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領域甚至出現(xiàn)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國有企業(yè)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權力與資本的結盟盡享改革的好處，同時成了繼續(xù)改革的攔路虎，使社會再次陷入被拋棄與被背叛的境遇。

　　談到中國近30年的成就，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關鍵在于改革開放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fā)揮出來。但在市場制度發(fā)展起來以后，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后果。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更認為“只有還產于民，才能還富于民”。從交易公平的角度出發(fā)，上世紀50年代全面國有化之時，政府曾向國民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給國家，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醫(yī)療、養(yǎng)老、小孩教育都由國家包了。那是一種對稱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責任回歸了公民個人，國家基本不管了，而當年被國有化的私人財產和土地并沒有還給公民，如此交易顯然有失公平，更會留下禍患。

　　一個共識是，中國當下的轉型最重要的是權力的轉型，即如何完成政府從政治統(tǒng)治型和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所謂“權利”，對于一個身處轉型期的社會而言，就是“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

　　社會成長的力量

　　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財產觀念史。和社會一樣，貿易比國家古老。

　　在《致命的自負》里哈耶克談到，在古希臘，斯巴達人是最強烈反對商業(yè)革命的人，“他們不承認個人財產，反而允許甚至鼓勵偷竊�！倍�在深深卷入商業(yè)利益的元老院成員的統(tǒng)治下，羅馬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個人財產絕對觀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羅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創(chuàng)業(yè)自由之后，社會自我擴展的秩序才開始衰弱并最終導致崩潰。

　　這一現(xiàn)象說明，如果政府不以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為自己的首要目標，甚至逆勢而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權利，則不太可能發(fā)展出先進的文明，因為在此條件下社會的發(fā)展注定會被“強大的”政府所中斷。今天我們知道，近現(xiàn)代歷史上“政治全盤設計社會”所導致的種種悲劇，不過是啟蒙運動后全能理性的幻滅。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打算對整個社會實行計劃的企圖，無論是出于怎樣一種高尚的動機，在它的背后都寫著一種“致命的自負”。

　　所以，“對經濟史的了解越多，就越會發(fā)現(xiàn)，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的建立構成了早期文明發(fā)展的頂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由于我們對有組織的政府的所作所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個人之間自發(fā)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歷史說明嚴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強大的政府對自發(fā)的改進一再造成破壞，使文化的進化過程半途夭折……”

　　回顧本國的歷史，中國知識分子對春秋戰(zhàn)國總是有著一種莫名的鄉(xiāng)愁。那時候雖逢亂世，但在思想上卻有著空前絕后的繁榮，以至于無所作為的后人抱怨這人世間的思想過早被老祖宗們一鍋端了。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每個人都在霞光與電火間各奔前程。可惜的是，對于這個時代，即使像孔子這樣的“環(huán)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時代在交媾，卻未看到時代在孕育。眾所周知，其后是始皇帝中央集權一統(tǒng)江湖，是文字獄將一代代才子佳人變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當然，中國歷史并非總是原地踏步，它寬宏大量，偶爾也會生產幾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國導演們歌功頌德。對于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繁華，愛做夢的搖滾歌手們甚至還要“夢里回到唐朝”。的確，中國歷史一直并非積貧積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幾百年的事情。在西方世界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唉聲嘆氣的時候，遠在東方的中華帝國早已是盛世繁華，像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光芒四射。

　　談到社會的大發(fā)展，熟讀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更愿“夢里回到宋朝”。唐朝雖然也曾強大，卻也只是個用詩歌吹牛的時代。相較而言，宋朝的社會才真有萬千氣象。只不過，宋朝的社會成長在后世史學中多有淹沒，以至于在許多人誤以為宋朝只是個體弱多病卻愛吟風弄月的孤兒。

　　難怪在《中國社會史》里法蘭西院士謝和耐會這樣寫道：“從12世紀開始浸透了中國歷史之全部觀念的正統(tǒng)倫理，再加上其過去歷史，全部簡化為一些失去了任何時間維度事件的傳統(tǒng)史學范疇(它們只關心中央政權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們發(fā)自內心地相信，中華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形態(tài)、基本制度、經濟、思想和技術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變化和最令人震驚的新生事物，中國人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在歐洲歷史上被認為是標志著一個新社會出現(xiàn)的事件，在中國歷史的傳統(tǒng)視野中，卻只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而已�！�

　　事實上，宋朝正在進行著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fā)明一半以上都出現(xiàn)在宋朝，所謂“四大發(fā)明”或者“四大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三項便是在這一朝代出現(xiàn)或真正得到運用，宋朝航海、造船、醫(yī)藥、工藝、農技等都登峰造極，GDP占全球一半。宋朝是當時世界上當之無愧的超級大國。如今，許多西方人仍在為搶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頭破血流，然而早在12世紀，浦江一側已經有了10座油井在生產。

　　我們時常說，今天中國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三代同堂”，仍沒有走出農業(yè)社會。然而早在北宋時期的工商稅一度占70%(其中一半來自海上貿易)，而農業(yè)稅只占30%。這意味著宋朝其時已經走出農業(yè)文明邁向了工商業(yè)社會。

　　歷史學家李約瑟曾經說，如果說羅馬的衰弱并沒有永久終止歐洲的進化過程，但亞洲的類似發(fā)展卻被強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國文明和科技獲得大發(fā)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暫時被削弱的時期。顯而易見，宋朝社會之所以獲得空前繁榮，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當時政府沒有抑制社會成長。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也沒有“文字獄”的王朝。相較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對建國功臣進行屠戮者，當無地自容。

　　只可惜，盡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熱兵器，但終究沒有殖民國家的擴張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莊稼與人頭的嗜好，終于孤木難支，像希臘一樣為野蠻所吞噬。外族權力對宋朝社會的屠戮，使中國社會在連續(xù)幾個漲停板后終于由牛轉熊，盤整至今。不過，宋朝的開放也使尚處于野蠻中的民族看到了文明，并間接導致了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爆炸式成長�；叵脒@個朝代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及其后中國歷史的衰敗，那一時代的中國人真可謂“只顧耕耘，不問收獲”了。

　　中國30年改革實際上是一個“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的過程。梳理中國早期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社會繁華，或許更有助于我們理解國家與社會。有心者不難發(fā)現(xiàn)，近年來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許多方面，與其說是因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說是政府沒做什么。

　　“政治好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

　　轉型時代是一個亞健康的時代。有人曾經感慨，身處這個時代意味著我們在身體上“亞健康”，思想上“亞思想”，政治上“亞存在”。應該說，不能完全獨立行使自己權力的權力也是權力上“亞權力”。政治傳播理論認為，當有的權力用得太多時，一定有權力用得太少。部分公權部門屢屢越位的背后，恰恰是審計、人大或公共輿論等監(jiān)督權力的缺位。誰也不能否認，行政長官兼任“議長”是轉型期中國的一大特征。

　　2008年，許多人正沉醉于“改革開放，三十而立”的浪漫抒情，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盡管多年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成長方面已經取得不凡成就，但在政治領域，能夠有效監(jiān)督和規(guī)范權力的權力還沒有進入“三十而立”的獨立之境。2008年“兩會”期間，做了10年的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離任之際，只給自己和工作打70分。明眼人都知道，這也是李金華對當下的中國審計制度的總體評價，扣去30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審計和其他監(jiān)督力量一樣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現(xiàn)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理想的國家結構應該是國家、社會與市場“三分天下”，國家不能越出權力領域進入市場- 價格領域和公民-社會的自治領域。毫無疑問，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市場與社會正在從國家或者政府那里一點點“ 收復”自己的疆界。這不僅體現(xiàn)在市場經濟中，同樣體現(xiàn)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中。細心者會發(fā)現(xiàn)，近年來中國媒體甚至已經開始部分地出現(xiàn)了有關“罷工”或者“游行”的新聞。只不過，“游行”在詞語上被改頭換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現(xiàn)。20 08年“兩會”期間，經歷了“PX”事件洗禮的廈門市政府發(fā)布公告，承諾“公眾參與和市民反映強烈的項目不批”。由此可見公民參與在塑造政府品格時究竟有著怎樣重要的影響。

　　相較經濟改革而言，政治改革無疑更緩慢曲折。誰也不能否認，盡管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中國改革最艱苦或最關鍵的一段路程尚待開拓。早在1980年，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8•18講話”中談執(zhí)政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重強調要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等弊病。如今，當中國改革船到江心，人們最為關切的是，如何能夠切切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闖過轉型時期 “最后的大關”。

　　不久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綠葉》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在財富、自由、對內和對外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和政治方面擺脫了過去的不自由大為相關。今天中國所謂的問題，從道德滑坡到發(fā)展道路其實都與政治相關，其求解在于能否還權于民，用法治保護每個中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經濟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權是為了極少數(shù)人的。當這個少數(shù)人的利益跟多數(shù)國民利益不沖突的時候，那可以相安無事，但一旦發(fā)生了沖突，就只有執(zhí)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軾看來，中國當下的許多問題，諸如道德滑坡，環(huán)境惡化，分配不公，同樣與政治有關�？偠�言之，“政治好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

　　改革與革命賽跑

　　“你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關心你。”近年來，諸如黨內民主說、憲政民主說、合作主義國家模式說、咨詢型法治政體說、國家制度建設說、增量民主說、協(xié)商民主說等各種政改路徑設計陸續(xù)出臺。中央編譯局當代所所長何增科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代中國人“患上了民主恐懼癥”。在何看來，回顧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歷史，漸進與激進、改革與革命曾經屢次交替出現(xiàn)，但是漸進改革曾多次因貽誤時機而被激進的革命所代替，中國的政治現(xiàn)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中國今天的漸進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遠主要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適時推進和取得突破，二是現(xiàn)有政治制度的容納量和領導集團的學習能力。如果領導集團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機積累并最終總爆發(fā)，改革的機會就會悄悄溜走，革命則會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

　　喬治•布什曾經在演講中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者的馴服，實現(xiàn)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笔煜せ舨妓拐�治學理論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維坦”(L eviathan)一樣具有雙面性格：它由人組成，也由人來運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種半神半獸的品質，它在保護人的同時，又在吃人。

　　顯然，轉型國家的政治改革的成敗得失取決于如何將“利維坦”關進籠子�？v觀人類歷史，其具體路徑不外乎權力主導、權力裂變、外部輸入及社會反叛(革命)等幾種。比較而言，權力主導無疑是社會總體代價最小的一種方式，如英國的光榮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當然，這種漸進式變革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于權力對自己前途的認識，以及社會在贖買權力時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會成本和時間成本。從這方面，中國當下的改革，無論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奮進，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錢買憲政”的意味。

　　2008年，執(zhí)政黨確定，到2020年建立起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盡管行政體制改革被理解為一種“矮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如有學者指出，主張行政內部“三權分立”的中國“大部門”改革，雖然不是孟德斯鳩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但是“三權分立”能夠成為官方用語，單這一點說，“大部制”就已經邁了一大步。

　　有理由相信，發(fā)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國轉型從本質上說是要完成一場關于國家權力的轉型。即完成權力(或者國家) 之于社會領域的“敦克爾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會動蕩，又要使權力能夠安全歸位，讓中國歷史真正“告別革命”。

　　回顧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成長，一切正如羅曼•羅蘭眼里當年的法國：“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們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蘭西的質地細致的花崗石決不會因之剝落的。在洪水帶來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東一處西一處，有些巖石的峰尖已經露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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