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用記憶留下時代的證詞

　　按︰這是邵燕祥先生為倪艮山先生回憶錄《沉思集》所作的序。倪艮山，男，蒙古族，1925年生，1957年在國家經(jīng)委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回憶錄《沉思集》已由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出版。這篇序著重談了記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隨筆》2006年第二期發(fā)表時題名為《民間的、個體的記憶》，現(xiàn)標題是本刊另擬的。

　　讀倪艮山先生書稿，其中回憶生平的部分，所述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各種事件，都是我同樣親歷的，涉及的一些人，一些舊地，有些也是我熟悉的，讀著尤感親切。它足以喚醒我的記憶，并促使我睜大眼楮凝視我們記憶攸關的歷史。

　　對于人生經(jīng)歷不相同的人，比如更年輕的一兩代人，這本書，或類似的書，還有沒有一讀的價值呢？

　　如果有，那就是可供對一段歷史“補課”的參考。一位很有識見的畫家陳丹青先生，最近在魯迅紀念館的講話中就說︰“我們的歷史教育是嚴重失實的，我們的歷史記憶是缺乏質(zhì)感的；
歷史的某一面被夸張變形，歷史的另一面卻給隱藏起來�！�

　　民間的、個體的回憶，可以給歷史言說注入真實，注入細節(jié)，也就注入了質(zhì)感，有助于還原歷史的本相。

　　人， 社會的人，是離不開歷史的。想要離開歷史的人，也如想要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一樣，是徒勞的。時間無始無終，而我們生活其中的現(xiàn)實，是從歷史而來，并將 歸于歷史，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盡管先秦距今兩三千年，已經(jīng)是遙遠復遙遠的過去了，但是，先秦的思想，無論是孔孟或老莊的，依然影響著我們的人生觀、世 界觀或最世俗的“處世哲學”。歷史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陰暗面。主流意識形態(tài)不論是前些年的崇法，還是近些年的崇儒，也都是要我們回歸傳統(tǒng)的“陽光”之下。在制度文化層面，“百代猶存秦政制”，說明我們并沒有完全擺脫了“千古一帝”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quán)王綱獨斷傳統(tǒng)的陰影。既然如此，我們又怎么能夠置身于百多年來近現(xiàn)代史的影響之外呢？

　　歷史是千百萬人在一定的經(jīng)濟政治條件下互動的過程，在形成這一合力的各種力量對比中，強勢群體的利益和意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歷史在一個時期的走向，然而，強弱會有轉(zhuǎn)化。而且，即使是占強勢的群體及其代表人物，也仍然受到客觀的局限——生產(chǎn)發(fā)展、認識能力以及利權(quán)分配的局限，而不能百分之百地逞其私愿。

　　這個歷史過程能不能真實地反映在歷代以文字記錄的史書中呢？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推崇春秋筆法、贊美董狐的史德，由此可知，“左記言，右記史”而真要秉筆直書，有多大的阻力和難度。在改朝換代的不斷更迭中，往往新朝修舊史，于前朝的弊政也許可少顧慮，但一旦遇到與當代統(tǒng)治集團有關連處，怕還是要受權(quán)力干預的。權(quán)力的本性，就是不斷膨脹，要君臨一切，何況是不受制衡的君權(quán)呢。于是，要求“信史”，確是戛戛乎其難矣。

　　歷代的史官，是吃皇糧、享俸祿的，這樣，筆下就難逃權(quán)力的羈絆。幸虧歷代于官修的正史之外，還有甘冒斧鉞的私家治史，以及從文字獄的網(wǎng)眼里漏出的野史筆記，哪怕其中夾雜著道聽途說，但也差勝于有意制造的欺人之談了。

　　我國政府在對待國際歷史問題時，多年來強調(diào)“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是完全正確的。這句成語，其實也只是對各國朝野那些有心汲取歷史教訓、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的人有用；
而對怙惡不悛的軍國主義者之流，則是對牛彈琴。東瀛一再上演的“教科書事件”就是一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所以具有普遍意義，就是它不但求諸人，也要反求諸己。我寫過一篇小文，談“我們也有教科書問題”，就是這個意思。在盛行“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道德律令幾乎視為當然的國度，提醒這一點非常必要。辛亥革命將近百年了，對孫（文）黃（興）關系、“陳炯明兵變“等歷史話題，才有人試探提起；
民初至今八九十年了，對于當時一些歷史人物的真實表現(xiàn)，才有一些擺脫漫畫化或標簽化的披露。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多年來許多檔案成為秘籍，而公開的歷史書寫遮蔽了真相。

　　民國初年的社會政治，今天在世的前輩中，即使高齡如“五四“前出生的季羨林、黃苗子先生等已不及見；
他們，以及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親歷了共和國時期的例如肅反、反右派、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政治運動，至今也又有四五十年了。這一段影響及于全民族的重要歷史，在集體記憶和歷史書寫中的情況，卻很難令人滿意。

　　在運動中，由于所處社會政治地位不同，也由于對歷史、對人民（有些中共干部，則還有對黨）的責任感不同，不但當時，而且嗣后對待這段歷史的態(tài)度，也很不一樣，甚至大相徑庭。

　　這里，矛盾集中于記憶抑或忘卻之爭，求實抑或掩蓋之爭。

　　在一般群眾，不是深受其害的人，往往不自覺地淡化了記憶，一部分當時只求自保而基本上處于旁觀者地位的人，如肅反時的非審查對象，反右中的中間派，文革中的逍遙派，雖然當時也有過一些緊張以至驚懼，但既得逃避和遠離，往往也不愿再以回顧和反思“自苦”，這是人情之常。我認識一位六十多歲的資深編輯，他曾投入文革，但反右時還不在場，后來雖也編發(fā)過反右背景的作品，但于細節(jié)不甚了了，他聽人說起反右時各單位都有劃右派分子的控制數(shù)字（一般為單位人員5%的指針），竟大為驚異；
另外一位作家是在北京大學經(jīng)歷反右派斗爭的，而他對這個當時幾乎人人知情的事，竟也漠然不知，原來他那時正浸沉在熱戀之中，于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

　　歷 次運動中的斗爭對象，一般年事已高，有些人覺得人生一世，要活得明白，雖時過境遷，還在力圖通過閱讀和追問，探求歷史真相，也就是在時代和環(huán)境的大小背景 下，尋找眾多個案共同的和個別的根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有利于后代，也才能夠得心之所安。不過，也有一部分受害者采取了不再回首的態(tài)度，因為感到回 憶使人痛苦，不如出離記憶。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除了知青一代對文革和上山下鄉(xiāng)保存了切身的記憶，而于更早些年的反右派斗爭（更不用說更早的事情），往往也很隔膜，如聽白頭宮女說天寶年間事。

　　現(xiàn)在，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有些已開始“懷舊”了。

在他們提到父輩的生活時，包括有些反映五六十年代的影劇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鎮(zhèn)反、肅反、反右、文革、干校、勞改、勞教這些關鍵詞的 理解，其中時序的先后，具體的區(qū)別，往往模糊不清。這不怪他們（當然他們也有不夠嚴謹?shù)囊环葚熑危�，而首先是在公開出版物中，親身經(jīng)歷過那個歷史階段的過 來人，寫得太少了，無論是非文學的，還是文學的。過來人的記憶，有的已不可靠，何況是耳食之言，以訛傳訛，這是就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而言；
至于藝術(shù)的虛構(gòu)， 對于非虛構(gòu)情景的想象，本來也是脫離不了原初的生活真實這個基礎的。

　　看 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封殺記憶以至消滅記憶的習慣勢力還是頗為成功的。有一位在肅反（由反胡風引起）和反右兩大運動中受到迫害的朋友，他的孩子成長 于八九十年代，畢業(yè)于名校，出國定居，高職高薪，竟因父母保存受迫害的回憶而反唇申斥，有甚于村民們的冷漠祥林嫂。因為他所受的教育中，共和國最初三十年 的歷史是一片空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還在臺上的某些文革掌權(quán)者，不但不許“為文革翻案”，對歷次政治運動制造的冤案，照舊是連說也不許說的。三中會全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同時還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但其后不久就有了與中共中央聲明“徹底否定文革”相悖的一些具體規(guī)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把文革和反右等劃為公開言說的禁區(qū)。與此相應，有那么一些身居美國而拼命歌頌文革等極左行徑的某派人士的文章、言論，對不知歷史的年輕人——像剛才說的那個孩子，就乘虛而入了。

　　隨 著歲月的流逝，自然規(guī)律不斷將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引出塵世。能為那個時代作證的證人只能是越來越少。我們現(xiàn)在看到，南京大屠殺和各地日軍燒殺淫掠暴行 （包括被抓勞工和慰安婦的血淚史）的受害者、目擊者、知情者，能作為證人出庭的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了。有鑒于此，我們更要與時間爭奪歷史的證人和證詞。寫出自己 所經(jīng)歷的，耳聞目睹的歷史真實，使我們對過去時期的歷史有一個盡可能全面、盡可能真實的記錄，當然要包括大家公認為國難和國恥的一切，這不是一般的懷舊， 也不是如過去所謂之“憶苦”，而是一代人、兩代人對子孫后人做出的必要的交代。每一個個人的記憶，匯集為群體的、社會的記憶，從而使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民族的真實記憶，光榮和夢想，連同天災與人禍，血淚的教訓，在一代一代人心中接續(xù)下去，永志不忘。

　　在 目下的法律實踐中，遭遇到一個難辦的環(huán)節(jié)，就是不易找到證人，或者證人找到了，卻不愿出庭作證。大家明白，這是害怕作惡者和違法犯罪者及其同伙的打擊報 復。但因此形成的證人缺席，難免成為罪犯逃避罪責的漏洞。而我們今天，以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過來人身份，以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的身份作證， 阻力究竟來自何方，這是值得所有的人，包括明達的執(zhí)事者好好想一想的。因為，這不是為了追究法律責任，而是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正反面經(jīng) 驗，如此之多，如此之深，有些且是浸透國人鮮血的，若不從思想上、制度上加以總結(jié)，歷史的災難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想，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中國從 五十年代以來，一次一次逆自然規(guī)律而動，以“向地球開戰(zhàn)”和“征服自然”的名義對國土資源、環(huán)境生態(tài)、自然景觀肆無忌憚地掠奪、摧毀、破壞，即使進入“新時期”后 有所察覺，但總結(jié)經(jīng)驗不夠認真，糾正措施更遠不得力，有些方面甚至在更大規(guī)模上重復過去的錯誤。現(xiàn)在，自然災害頻仍，自然對人的報復已經(jīng)臨頭，這是有目共 睹的事實。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是如此，而在社會政治生活方面，如不切實對待歷史，所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后果，難道竟會有例外的僥幸嗎？

　　因 此，盡管倪艮山先生與我素昧平生，但他囑序于我，我也有話要說，就借此寫了這樣一些拉雜的感想。每個人經(jīng)歷有不同，才具有大小，記憶有詳略，文筆有高低， 但我們作為一個從二十世紀幸存下來的中國人，如果多少留下一段時代的證詞，就不虛此一生，對得起自己有過的迷惘與追求，也對得起自己受的那份苦難，對得起 自己的良心，在面臨“最后的審判”時，我們可以說︰我說了一切，我拯救了我的靈魂！

　　2005年7月19日

　　在寫作此序時，讀到兩位我所尊敬的前輩文人對往事回憶的態(tài)度。

　　一位是孫犁先生，他在給《大墻下的紅玉蘭》作者、小說家從維熙的信中說︰“我不是對你進行說教，也不反對任何真實地反映我們時代悲劇的作品。這只是因為老年人容易感傷，在現(xiàn)實生活中見到的，或親身體驗的不幸，已經(jīng)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學藝術(shù)上重讀它。這一點，我想是不能為你所理解的吧？”（轉(zhuǎn)引自魏邦良《晚年的感傷與懷舊——孫犁“蕓齋書簡”讀后》，7月6日《讀書時報》）

　　另一位是啟功先生，他對一位忘年朋友說︰“過去那些事兒太痛苦，我是不愿意再想再提，這也是為什么我不讓人給我寫傳記的原因�！�…因為他一寫，就跟你要數(shù)據(jù)，我就得回憶，一回憶，就是痛苦，我何苦一遍遍折騰自己？”（引自陸昕《那個微帶涼意的秋夜……——啟功先生一席談》），7月15日《文匯讀書周報》）

　　兩位前輩的苦衷，我們是能夠理解的。

　　孫犁先生在這里似乎連讀都不要讀對時代悲劇的回憶了。然而，事實上他有不能已于言者，不但在他的某些憶舊雜文中，而且在《蕓齋小說》中作了真實的刻劃。啟功先生，在接近最后的日子里，也終于留下了口述歷史，道出了他積郁于心久久未曾傾吐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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