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祖陶：求學為學之一：從石室中學到西南聯(lián)大

　　我寫“譯事回眸”是以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作為自己求學的起點的。其實中學階段也是我人生中喜愛思考與讀書、汲取知識最強的年齡；
嚴格而良好的教育對自己今后確立人生坐標與追求、完善品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如同進入西南聯(lián)大是我平生幸事一樣，我有幸在石室中學度過了高中。打開塵封的記憶，我好像回到了久遠的過去……。

　　我10歲時，也就是1937年，父親把我從四川大竹縣老家送到成都大伯父家求學。大伯楊伯欽是著名教育家，畢生從事教育事業(yè)。他1914年留學日本，巧的是與郭沫若、還有一位吳姓同學三個異國同鄉(xiāng)同居一室，彼此關(guān)懷備至。郭沫若在經(jīng)過艱苦的努力考上至關(guān)重要的官費時，伯父熱烈為之祝賀，認為不到半年能取得官費入學資格，真是史無前例。伯父留學歸國后任四川高等師范學校校長，繼任職省教育廳，主管全省中小學教育，并創(chuàng)辦了對全省很有影響的平民教育促進會。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那時處于大后方的成都一切都還沒有什么特別的變化。伯父把我和他自己的兒子、比我只大一歲的三哥一起送到成都市最好的小學——成都市立第一小學讀高小。這所小學座落在市中心最大的少城公園里，校舍是一座新建的三層樓房，教師都是很優(yōu)秀的，對學生的教育十分嚴格。小學畢業(yè)時武漢失守，成都經(jīng)常受到日軍飛機的猛烈轟炸，市內(nèi)學校紛紛疏散到郊區(qū)。伯父就把我兄弟倆送到成都東郊錦江之濱的私立成城初級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是伯父早年幾位有志于教育事業(yè)的學生集資興辦的，新建了一座“U”字形大樓，所有教室和學生寢室均容納于內(nèi)。校區(qū)南端是一些供教職工住的平房。伯父把我們送到這里上學，也是由于學校給他準備了兩間平房，作為有空襲警報時疏散之用。學校新辦，要闖出個樣子來。聘請的都是很有水平和經(jīng)驗的教師，管理極其嚴格，幾乎可以說是軍事化的。我們的訓育主任樣子很兇，又來自四川邊遠的古藺縣，大家暗地叫他為“楊蠻子”。學校規(guī)定熄燈后是不許講話的，訓育主任每晚都要巡查，如發(fā)現(xiàn)講話者，不僅大聲喝斥，還用鞭子往被子上一抽。學校的對岸是成都著名的風景名勝區(qū)望江樓公園。望江樓建在錦江由東向南的轉(zhuǎn)折地段上。登樓遠眺，江天一色，十分壯麗。樓內(nèi)經(jīng)常有一位老者神情專注、旁若無人地在那里彈弄古箏，更加增添了這兒的詩情畫意。離樓不遠的綠蔭下有一口周邊砌得很精致的井，名叫“薛濤井”。據(jù)傳唐代名妓薛濤在惡勢力淫威下寧死不屈自盡其中。在那里還可以品嘗到余味無窮的“薛濤干”。我們這些初中生常在課余閑暇時擺渡到望江樓欣賞古箏彈出的“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動人古曲，或到薛濤井邊駐足恁吊。望江樓的美景是那么迷人難舍，記得當時我和一位余姓同學，常在一起絞盡腦汁，遣詞調(diào)句，總想構(gòu)思寫出一篇描繪記述它的文言文章來，只不過始終未能如愿。

　　1942年秋，我從成城中學初中畢業(yè)考入了成都石室中學讀高中。石室中學是成都地區(qū)一所著名的中學，歷史悠久，達兩千多年。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在毗鄰供奉孔子的文廟的空地上，筑石室，辦起了當時全國第一所官辦地方學校，從此，薪火相傳，弦歌不絕，直到近代轉(zhuǎn)型為新制中學。最初這所學校由成都市所屬十六個縣聯(lián)合出資興辦，校名為“成屬聯(lián)中”，是當時成都著名的四所中學（成屬聯(lián)中，成都縣中，華陽中學和私立樹德中學）之一。后改為省立學校，這才更名為石室中學�？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為免遭日寇空襲，石室中學“疏散”到鄰近的新繁縣郊區(qū)的清涼寺，我就是在這里入校就讀的。從成都到新繁有汽車往返，而從新繁到清涼寺就只有步行了，如有行李，那就只能坐單人推的獨輪車，老百姓稱之為“雞公車”。清涼寺是一座早已荒廢的寺院，寺內(nèi)新蓋的一排排以茅草為頂、泥糊籬笆為墻的平房就是石室中學的校舍。國難當頭的日子里，這就很不錯了，來到這里的師生，非但沒有條件差、難以適應的感覺，反倒是覺得這兒的環(huán)境是那么的平和、自然、溫馨和親切。入校后，在和同學們的交往中，特別是高年級的同學總是以一種自豪自信的口氣向我們贊美夸耀石室中學，說它是所名師薈萃、人才輩出的學校。成都地區(qū)的有名氣的中學教師，什么不帶教具能徒手在黑板上畫出各種包括圓在內(nèi)的幾何圖形的“高幾何”呀，什么從不帶教科書和講稿，一堂課滔滔不絕、如數(shù)家珍地道出寫出各種化學元素及其分子式的“張化學”呀，……。他們還頗為得意地說，著名的進步詩人何其芳還曾在石室中學教過“國文”呢。石室的高中畢業(yè)生很多都考入了當時大后方各名牌大學，如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重慶的中央大學，樂山的武漢大學等等，在這些大學里都有“石室校友會”。他們驕傲地告訴我，鼎鼎大名的哲學家賀麟先生就是從石室中學（當時的成屬聯(lián)中）畢業(yè)考入清華大學，然后赴美深造，游學德國的。這番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原來我景仰的賀麟先生也是石室校友啊！我到北京大學后，凡有石室校友的活動，我都稟告并陪同先生去參加。記得大約是1950年，北大的石室校友在北海公園歡迎新來北大就讀的同學，我就陪同先生一道去參加了。當年被北大地質(zhì)地理系錄取的新生，現(xiàn)定居加拿大回國探親的陶世龍校友，通過網(wǎng)絡(luò)看到有關(guān)我的一篇文章而聯(lián)系上了，他不無感慨地提到這段難忘的往事，真是風雨故人來！

　　高年級同學還向我盛贊石室中學的同學大都熱愛體育運動，特別擅長排球。石室中學的排球隊在成都地區(qū)各校的聯(lián)賽中總是連連奪冠。石室的排球高手后來也都是他們所就讀的大學里的排球中堅，甚至如在西聯(lián)大由石室校友組成的排球隊還很拔尖呢。

　　然而，石室中學最突出最根本的特點還是在于它獨樹一幟的學習風氣。我入學不久就發(fā)現(xiàn)，這里的同學對正在學習的各門文理功課雖然都比較重視，但不是平均用力，死勁地門門追求滿分、高分；
而是有的科目成績平平應付過去了事。反之，他們對于自己喜愛的科目卻肯下功夫，不限于只讀規(guī)定的教本，而是博覽有關(guān)的課外讀物。不僅如此，他們往往隨興所之，讀的看的也許是與正在學習的科目毫無關(guān)系的書籍。同時也愛就所愛所得相互交流切磋，有的甚至高談闊論，爭得耳赤面紅。太累了，就停下來一起到操場上玩玩球，到附近的田梗上散散步，甚至到遠一點的河里去游泳。在他們當中絕看不到“讀死書、死讀書”的影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石室中學這所有著濃厚而自由的學習空氣的學校里，耳濡目染，我也深受薰陶，萬般熱愛讀書。幾年來逐漸接觸和讀了一些傾向各異的書藉。主要有王陽明的《近思錄》，惠能的《六祖壇經(jīng)》，林同濟先生創(chuàng)辦的“戰(zhàn)國策”雜志上關(guān)于叔本華、尼采哲學的文章和陳銓先生的書《從叔本華到尼采》，還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所有這些都與我在國難深重而又逼近勝利的日子里對社會對人生有時興奮、有時消沉、時而浪漫幻想、時而趨向現(xiàn)實的幼稚思考有著不同程度的天然聯(lián)系。尤其是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主義把世事萬物都看作唯一意志的體現(xiàn)和由此而來的對世事和人生或悲觀主義或樂觀主義的推論，更是使我激動，令我陶醉，發(fā)我深思。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么一種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學問，那就是哲學。慢慢地我放棄了一直懷抱的步兩位胞兄后塵學習當時最為熱門的經(jīng)濟學的念頭，而立志要學習哲學。

　　當我在清涼寺上完高一后，石室中學就遷回成都了。不過不是回到城內(nèi)原址。因為抗日戰(zhàn)爭尚未結(jié)束，城內(nèi)學校仍須“疏散”到郊區(qū)或鄉(xiāng)下。石室中學就遷到成都南郊武侯祠對面名叫蕭家河的地方，新蓋的校舍仍然是和在清涼寺內(nèi)一樣的簡陋平房。四周田野無際，阡陌縱橫，清清流淌過的小河，宜人的景色，與清涼寺別無二致。我高中二年級就是在這里渡過的。小河岸邊是我經(jīng)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望著逝去的流水陣陣出神。人生不就像這流水一樣在不停地逝去嗎？想到這里不禁悲從中來，寫了一篇近似散文詩的短文，抒發(fā)這時的感受，以“中冷”的筆名，寄給了報社，不料幾天之后竟在報紙上刊登了出來 。我喜出望外地再與報社聯(lián)系，可“泥牛入�！保�再無消息，我不免大失所望。這件小小往事卻沉淀在我心底，成為我回味高二學習生活的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

　　按學校的安排，高三的教室在武侯祠內(nèi)以篾席為外墻的寬闊走廊里。武侯祠始建于東晉，最近一次重修在清康熙年間。祠內(nèi)古柏參天，芳草如茵，殿宇雄偉，亭閣秀麗，復有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宰相裴度撰、大書法家柳公權(quán)書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面對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武侯高大塑像，心中默誦著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篇——“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涙滿襟�！鼻岸螘r間在蕭家河的那份傷感頓時洗滌殆盡，而代之以做一個諸葛武侯那樣為自己的事業(yè)心力交瘁的人的情懷�？墒�，正在這時，我不得不因奔父喪而休學返回千里之外的大竹縣老家。等我回到成都復學已不能在原來所在的班級——1945年夏季畢業(yè)的高十六班就讀，而只能上晚一個學期畢業(yè)的高十七班，從而就會錯過1945年度大學招生的機會。當時我只好去找原班主任訴說我內(nèi)心極度的不安，他開導、鼓勵我說，你完全可以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大學嘛。這樣，我就鼓起勇氣報考了華西大學哲學系和我夢寐以求的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我從內(nèi)心感激愛護關(guān)懷我的班主任，是他使我有幸抓住了西南聯(lián)大最后一次招生的機會，因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西南聯(lián)大就將撤銷，臨時聯(lián)合辦校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將遷回平津三校各自的原址。此刻我也感謝那時靈活的高考制度。

　　在西南聯(lián)大發(fā)榜之前，我已進入了較早錄取和開學的華西大學哲學系。它是美國各教會聯(lián)合創(chuàng)辦的一所高等學校，所以它的全名是“華西協(xié)和大學”。華西大學與國立四川大學同為中國西部地區(qū)的兩座最高學府。它的醫(yī)學院，特別是口腔醫(yī)學在全國一直擁有很高的聲譽。華西大學的校舍獨具風格，是一座座灰色的宮殿式的建筑，錯落有致地分布在廣闊美麗的校園里，特別是毗鄰牧場的鐘樓一帶，是大花園中又富有田園風光的地方，景色更是幽美，令人流連忘返。我的大伯父在卸去省教育廳職務(wù)后，立即被華西大學聘為校中文秘書長。他對我能就近在華西大學上學十分滿意。但是，當西南聯(lián)大錄取的消息傳來后，他見我欣喜若狂、執(zhí)意要去的樣子，雖然有些舍不得和不太放心我到那么遠的地方去，但作為開明的家長和高瞻遠矚的教育家，還是贊同和勉勵我到西南聯(lián)大去求學。于是，我就只身負笈，告別了我生活和學習達八年之久的錦官城，告別了美麗如畫的華西大學，告別了養(yǎng)我教我的伯父母和在一起嬉戲?qū)W習成長的兄弟姐妹們，踏上征程，直指南疆，奔向祖國的春城昆明去了。此時，中國人民的八年浴血奮戰(zhàn)已經(jīng)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新的前景在召喚著青年一代。

　　當我跋山涉水、歷經(jīng)旅途磨難，到達西南聯(lián)大時，展現(xiàn)在眼前的是一派完全異于華西大學的景象。學校座落在昆明市的近郊，由一條東西向的馬路隔開為北區(qū)和南區(qū)。校舍是一排排由著名建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設(shè)計的干打壘平房，校園內(nèi)樹木稀少，既無芳草如茵的綠地，更無爭奇斗艷的花圃。北區(qū)是學校的主干區(qū)，大部分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大禮堂、行政機構(gòu)、學生宿舍和食堂等等都在北區(qū)。南區(qū)的范圍小多了，只有少許的教室，此外就是醫(yī)務(wù)室，最主要的是有學生俱樂部，免費提供茶水，成為同學們?nèi)�三兩兩放言高論，或低聲議政，或休閑打橋牌的場所。

　　來到西南聯(lián)大簡樸、平實的校園，我沒有任何陌生的感覺，反倒是感到倍加親切。這里的景象與我高中時期在清涼寺和蕭家河經(jīng)歷的何其相似乃爾。這也許是我在這里比在華西大學覺得更為自在、自然的原因吧。但是，對于我來說，最為根本的是，西南聯(lián)大是學者云集、大師薈萃的最高學府。我以能趕上末班車來到這里，師從全國著名的哲學大師，目睹他們的風采，親聆他們的教誨而無比慶幸和自豪。

　　我一個18歲的大學生，一到學校，就鼓起勇氣去覲見我敬仰的學貫中西印的湯用彤先生。先生熱心扶持后學，竟然應允了我的請求，把他的藏書、線裝本的《高僧傳》借給了我這個剛來校報到的新生，內(nèi)心的感動和感激無法言表�？上У氖牵�賀麟先生正在重慶中央大學講學，無緣及時拜見。與此同時，我又到處搜尋名教授們的著作，如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先生的《論道》，賀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論淺釋》，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述》，洪謙先生的《維也納學派哲學》等等。那時，我作為大一學生還只是上一些基礎(chǔ)課程，如政治課（三民主義）、大一國文、大一英文、普通生物學（也可選數(shù)學、物理、化學，只限一門）等等。唯一與哲學有關(guān)的就是金岳霖先生給文科學生開設(shè)的、可以說是哲學啟蒙課程的“邏輯”（形式邏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金岳霖先生是把現(xiàn)代邏輯系統(tǒng)介紹到中國來的先驅(qū)，是上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進行邏輯分析的最大代表，是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lián)大的�？谷諔�(zhàn)爭勝利后1946年聯(lián)大撤銷，金先生復原到清華大學，我就沒有機會聆聽先生講授《知識論》等經(jīng)典課程了。1945年第一次聽金先生講邏輯課的情景至今不忘。金先生身材高大，面龐清瘦，經(jīng)常帶著一付墨鏡和用深綠色透光膠片制的太陽罩，很有紳士風度。他習慣于坐著講課，當他要學生回答問題時，總是照著名冊，用溫和而有力的聲音叫“mister某”或“miss某”，讓人親切地感到先生對待學生的平等態(tài)度。先生講課的語氣一般比較緩慢，但講到重要之處也會急促有力，先生在講授中并不刻意追求趣味，但下面聽課的學生總是聚精會神，興味盎然。我與先生在課下有一段難忘的巧遇。聯(lián)大北區(qū)西北角上有為師生服務(wù)的洗衣房，一次我送衣服去洗時恰遇先生取衣，他見我來了，把疊好的衣服隨手放在長條凳上，然后就坐在上面興高采烈地同我談起話來�？僧斔�要走時，卻突然有點驚慌地叫起來，“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呢？”并四處張望搜尋。我忍不住笑起來說，“不就在您下面坐著的嗎？”金先生起身一看，不禁啞然失笑。

　　七年之后，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金岳霖先生從清華到北京大學任哲學系系主任，而我當時正調(diào)入新成立的馬列主義教研室。有一次他看見我時親切地表示，希望我回到哲學系在他身邊工作。但是當我多方爭取1956年底真的回到哲學系時，先生又將從北京大學調(diào)到中國社科院任哲學研究所所長了。先生一直單身，生活由一位能做一手中西好菜的廚師照顧．先生喜歡和中青年教師（多半是他過去的學生）交往，如汪子嵩、周禮全、吳允曾、朱伯崑等，有時邀請我們?nèi)ニ�家飽餐一頓美味的“燒烤雞”。1957年初我和肖靜寧的婚禮在北大中關(guān)園工會俱樂部舉行，由親密無間的好友樂黛云、湯一介操辦。參加婚禮的有肖靜寧班上的同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和哲學系所有的教授講師。金岳霖先生也來了，臨行時他悄悄地塞給我一個紅包，在我耳邊輕言細語地說：“恭喜你們，我不會買東西，你倆挑著買點喜歡的東西吧！”當時我的心中感到無比的溫暖。1959年，當我即將轉(zhuǎn)赴武漢大學任教時，到東單絨線胡同中國社科院宿舍樓向先生辭行，他還是拉著我的手，由衷地叮囑我“要珍愛自己的感情，不斷加深自己的感情啰！”先生的話一直牢記在我的心底。先生用最高的理智駕駛自己的情感的故事我略有所知，那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千古絕唱。這一別又是十多個年頭過去了，1974年我有機會到北京，曾到先生住處拜望。一進門就看見年近八旬的先生孤獨一人坐在諾大的客廳的一張長沙發(fā)上沉思。他見我到來很是高興，想用力站起來與我握手，我趕快上前擋住。這時我不免有些傷感，但我立即想到，這不就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探微窮理的哲人常有的孤寂的命運嗎。在我眼前呈現(xiàn)的，不就是以其深邃思想影響了人類哲學發(fā)展進程的康德那樣的哲人嗎？正是康德，單身一人，惟老仆相伴，思索探究，直至80高齡。想到這里，傷感之情，一掃無余，而是更加肅然起敬，為先生的健康高壽深深祝福！

　　在西南聯(lián)大，通過學習金岳霖先生講授的“邏輯學”，我雖然懂得了正確思維所必須遵守的規(guī)律和形式，但我卻沒有因此改變自己在中學時代就樹立的對非理性哲學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叔本華、尼采的意志主義仍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的哲學。這種情況在以后的學習與思考中才發(fā)生根本的轉(zhuǎn)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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