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眾怎么看待中國 中國民眾應如何面對今天的日本？

　　“知已知彼”更好的走近受眾群 　　 　　編者按：日本仿佛是由一個個珠花項鏈串連而成的美麗島國，靜靜地佇立在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海上。但是這個國家好像總是離我們既近又遠，近的是1884年，如同歐洲的文藝復興的日本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了社會變革的勃勃生機。中國清末時期，孫中山等一代革命志士為尋求革命真理而蹈海赴日，直至時隔百年的今天，中國留學亞洲的留學生仍將日本作為首選之地。
　　但是一百多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兩次踏上中國的土地，燒殺擄掠，這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百年悲情”，加之近幾年紛擾不斷的“釣魚島”糾紛，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傷害，都使這個本來離我們很近的國家在心理上好像拉開了一個距離。
　　但是世界大同是人類的理想，即使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兩國處于交戰(zhàn)之際，也從未能湮沒兩國人民盼望世世代代睦鄰友好的心聲。何況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和平的歷程是應該永遠朝向未來的。
　　中國民眾到底該如何面對今天的日本?我們外宣媒體該怎樣引導關于“中日關系”的社會輿論?日前，中國外文局就如何走進我們的日本受眾群的問題，召開了業(yè)務研討會，中國外文局副局長、總編輯黃友義在開篇說：“看到變化，化解矛盾，這是今天對日宣傳的大局�！敝袊�外文局常務副局長周明偉在總結發(fā)言中說：“日本是大國，又是周邊國，我們媒體要花大的力量做好這件事，這個問題對中國的發(fā)展，對外交是如此的重要，不能回避，不能就外宣談外宣�！�
　　集中起來，目前國內在對日的看法上有以下基本的矛盾點：
　　日本人想“摘帽”沒這么容易，只要經歷過那場戰(zhàn)爭的人還活著，記憶就不會成為歷史翻過去；而也有年輕人說，干嘛老和日本人過不去，他們的科技產品很讓我們享受啊。有人說，日本軍事野心不死但也有人說，被人扣上“經濟威脅”的大帽子我們不樂意，你給人家扣上“軍國主義”的帽子就不刺激人家的情感嗎?有人說，日本人曾在中國的國土上犯下滔天罪行卻不認罪，這種態(tài)度使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到更深的傷害，但更有人說，他不認罪才好呢，這樣它在世界面前可以建立起“經濟大國”的形象卻無法實現“政治大國”的美夢……
　　如何化解中國人心頭對日本的心結，如何把國家的外交政策向中國民眾做出合理的詮釋?涉外媒體如何在時代的發(fā)展變化中為增強各國彼此間的了解與對話做出應有選擇?為此我們走訪了一系列專家學者，本刊將系列推出“中國：走出百年悲情”專題，其主要內容涉及包括：
　　認識――日本民族的性格；
　　了解――日本“輸不起”的歷史；
　　超越――中日兩國的歷史恩怨；
　　尋找――共同的利益交會點……
　　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我們與政治室主任高洪研究員進行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交流，原本這是一篇由學者獨自撰寫的理論文章，但因交流中頻頻碰撞出的火花使學者和媒體人都感到一種坦誠交流而帶來的酣暢，因而這篇理論探討性的文章就這樣以對談的方式產生了。
　　
　　日本人太聽話了，就像一群漫順孩子在聽一個“孩子頭”發(fā)號施令。
　　倘若這個“孩子頭”是個刁蠻的壞孩子就麻煩了。
　　
　　對外大傳播：高教授，您好!本刊是一個探討外宣業(yè)務為主以促進與世界的交流溝通的平臺，各種各樣的觀點在這里交會，有些觀點對我們震動很大。我們感到，這個時代格局變化很快，如果媒體的思維滯后會給黨的外宣事業(yè)帶來不利的影響，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日本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請您先談一談日本方面近幾年對中國的態(tài)度。
　　高洪：現在國內有一種看法，認為小泉政府同以往的自民黨政權在對華的態(tài)度與交涉的手法上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日本的主流派政治家把他們過去埋藏在心里的“不服氣”吐露出來，在交涉過程中從原來比較“隱晦”的陳述轉換成“明朗”的對抗。
　　的確，隨著近年來了解中國和中日關系歷史的日本老一輩政治家相繼退出政治舞臺，新生代政治家登場后，日本在對外關系上主張親美、親臺、遏制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勢力在崛起，小泉內閣中否定過去侵略歷史、傾向對華強硬的閣僚不斷增多，香港《明報》所擔心的“日本對華強硬派增多，中日政治關系恐要迎來一個漫長的冬季”的局面已經成為一個令人遺感的現實。
　　事實上，這個過程在幾年前已經顯露出來了。根據英文的《日本時報》的說法，早在2000年，自民黨內的親華派力量已經在減弱，這個勢頭在小泉上臺后更加明顯。按照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教授姜文先生的看法，“日本外務省內部負責對華政策、被標簽為親華派的官員，遭到有系統(tǒng)的惡毒抹黑，凡是呼吁與華加強政治關系的都受到攻擊。原先只出現在右翼雜志的觀點――視中國為威脅的觀點，現已獲得半官方地位�！笨梢�，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不單是小泉政府或個別政治家的意見，而是建立在一定民意支持基礎上的。那么，下一步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日本政府的對華的強硬態(tài)度是否會持續(xù)下去，甚至變得越發(fā)強硬呢?這些的確是值得關切和深思的嚴重問題。
　　說到日本民意的變化，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冷戰(zhàn)結束后日本政治朝著總體保守化和右傾化的方向變化，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在上揚。另一方面，隨著中日兩國接觸交往增加，現實利益對抗因素不斷凸顯，政治上，釣魚島主權問題、東海資源開發(fā)中的糾紛等直接牽涉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牽動民意中對立情緒加劇，其中不排除居心叵測的政客和右派媒體的誘導的惡劣影響。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在“和平憲法”規(guī)范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日本普通老百姓主觀上并不是仇視中國的，但我擔心的是，某些敵視中國的政治家的“引導”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今天的日本人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老實、安靜、平和的，就好像是一個“聽話的孩子”。記得日本戰(zhàn)敗前夕，法西斯軍部政權要“一億玉碎(指當時一億日本國民誓為其玉碎的心理準備)”，列島上7000萬日本人就全民皆兵，準備用竹槍跟上岸的美國兵同歸于盡�？墒牵�當天皇發(fā)表“終戰(zhàn)詔書”承認戰(zhàn)敗后，原本寧了算以自殺方式去盡“臣民的忠節(jié)”的民眾又立刻變成了新統(tǒng)治者的“順民”，整個日本幾乎沒有發(fā)生一起與美國人正面流血沖突的事件。他們太聽話了，就像一群溫順的孩子在聽一個“孩子頭”發(fā)號施今。倘若這個“孩子頭”是個刁蠻的壞孩子，就麻煩了。況且，“孩子頭”通常不會是老實的孩子。
　　所以在對日宣傳上，一方面，要把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區(qū)別開來，越是今天這種復雜的形勢下，越要區(qū)別開來。另一方面，宣傳工作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能任由破壞中日關系的聲音泛濫。
　　
　　現在日本人確實是變了變得仿佛忘記了這段歷史。
　　那么我們變了沒有呢？
　　
　　對外大傳播：認不認輸，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國民性的問題，我們不能指望日本這個民族能像德國總理用一跪而告天下。有一篇散文，記錄了日 本人在投降時，“月光下那雙不肯服輸的眼睛”，這雙眼睛刻在了我們的記憶里。但是年輕的一代，他們沒有這樣的記憶?
　　高洪：在對待過去的歷史認識方面，的確有一個民族性的問題――日本民族是一個缺少自省的民族，文化上對死去的人缺少足夠的是非判別。當年“二戰(zhàn)”結束時，歐洲對德國是完全否定的，這從根上就完全消除了后患，但美國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放過了天皇，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為了獲得美國人的支持，貼著美國的政策走，接受了放過天皇的現實。到了1972年前后，我國在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下，從整個國際戰(zhàn)略的大局考慮容忍了日本――主要是面對前蘇聯(lián)的巨大軍事壓力，兩害相權取其輕，接受了不把老天皇作為戰(zhàn)爭罪犯的政治格局，于是就有了后來的日本天皇訪華。這樣一來，對戰(zhàn)爭罪行的追究就留下了嚴重隱患，沒有從根上徹底清算戰(zhàn)爭罪犯，等于“第一個紐扣就扣錯位了”�，F在想清算，太難。所以我們今天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承認現實。
　　對外大傳播：有位期刊總編在談到日本認罪時，有一段很觸動人的話：“我們記錄歷史，不是為了對日本進行報復，而是讓我們自己不再有國恥，下再有喪權辱國的歷史……”聯(lián)想到記者曾在南方的一個城市采訪時，參觀有關抗日戰(zhàn)爭的紀念館和一些對這段歷史記錄的紀念場所，看見累累白骨。在備感壓抑的氣氛中，有位記者這樣描述道：“走在這座城市里怎么感覺到處都有冤魂呢!”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紀念這段歷史到底是為了什么?一個泱泱大國，難道非要按著一個頑固者的腦袋，讓他低頭嗎?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
　　高洪：那位總編說得非常對。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如果日本不認罪怎么辦?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悼念活動，并由此自然聯(lián)想到日本在面對戰(zhàn)爭罪責時的表現。前幾天的一個寸論會上，有位搞歷史研究的教授說：“日本不認罪也好啊，不認罪是自己將自己釘牢在恥辱柱上，世上自有公論，會將其與德國認罪態(tài)度對比。我們犯不上幫你改正錯誤�！贝蠹覍�這位教授的民族義憤能夠理解，不過作為研究政治問題的人來看，日本在對待過去歷史的態(tài)度上還是應當有所反省的。
　　你要成為聯(lián)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成為聯(lián)合國的掌門人之一，那你就要問問，聯(lián)合國是為什么而成立的?那是“二戰(zhàn)”打敗了法西斯后，戰(zhàn)勝國成立的反戰(zhàn)聯(lián)盟。你這個民族死不悔改，你帶著你的錯誤通能進聯(lián)合加？說到這兒其實也有一個問題，我從1983年第一次訪問日本，到現在共去了三十多次。第一次我到日本時，到商店買東西，那里的老人聽說我是中國人，完全是發(fā)自內心地鞠躬謝罪。現在日本人確實是變了，變得仿佛忘記了這段歷史。
　　那么我們變了沒有呢?我想起有一件事情，周恩來在世時，日本來了一批大相撲運動員，下榻在北京某賓館，在他們臨睡覺之前，突然有人敲房門，進來幾個人，彎下腰就給他們量大腳掌的面積和腳背的厚度，一問原來是中國老字號“內聯(lián)升”鞋店的職工，他們告訴日本人說，周恩來總理知道他們第二天就要登長城，總理說，讓日本朋友穿著木屐怎么登長城呢?那些日本人不相信一個晚上能做出這樣特大號的鞋。第二天早晨他們一開門的時候，就看到一雙雙新鞋擺在門口，日本帶隊的團長當時就哭了。那個時候來中國的日本人是有限的，現在兩國之間有許許多多的交流，如果我們在第一線工作的人，把工作做到位，我相信仍然會折服他們。
　　
　　只要經歷過這場戰(zhàn)爭的人還活著，這頁歷史就翻不過去，因為這是那代人的親身經歷是記憶而不是歷史。
　　
　　對外大傳播：正像有人說的那樣，讓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與今天的現實有點遠，但目前我們應該努力先去做好讓世世代代理解下去的工作。記得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的時候，《人民中國》的記者在街頭采訪，五十歲左右的人在情感上堅決不能原諒日本，而那些中學生卻說，干嘛老記著歷史那點事呢?我覺得日本挺好的啊，他們的動畫片，他們的電器，他們的汽車，這都讓我們很享受啊。在我們本國，上一代和下一代對中日關系就理解不同，何況日本本國國民。作為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您認為，涉外媒體應如何看待年輕一代對日本的態(tài)度?
　　高洪：你談到這個問題，我跟你說個有趣的現象。
　　前段時間我做客“人民網”，剛一落座，好家伙，有上千個問題在網上等著你，我剛說一句話，一大串帖子就跟上了。其中也包括少量過激言論的帖子。
　　比如他們問，中國為什么不派兵去攻占釣魚島?我回答，當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與發(fā)展，我們現在要以國家發(fā)展大局為重，服從“睦鄰外交”的基本精神……我話剛說到這兒，帖子就跟過來了：“政府的走狗!”(說到這兒，高洪笑了)大概那位和我對話的網民是個“憤青”，有愛國熱情，但缺乏冷靜地看待中日關系的理智態(tài)度。
　　但說真的，我特理解他們，因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戰(zhàn)爭的謬論總是在中國人心里的傷口上撒鹽，“教育”他們仇恨日本。中日關系是復雜的，僅憑感情而不是理性就容易產生搖擺。我的孩子剛剛上大二，十年前我到日本訪問，問她要什么禮物?她說要美少女戰(zhàn)士，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少女戰(zhàn)士，結果她帶些譏笑地問我，你到底是不是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可見，日本的某些文化產品對我國的年輕人還是挺有魅力的。但這些年輕人看了一場“萬人坑”展覽，或者見到日本右翼否定歷史的丑惡表演，又會說“我真恨不得捅了這些壞蛋!”這些青年人既是“哈日族”，也可能同時是仇日的極端分子。對他們的宣傳教育的著眼點應當放在“理性并客觀冷靜地看待中日關系”上面，使他們逐漸成熟起來。
　　對外大傳播：很多媒體都注意到，今年是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年記念日，中日雙方都會為此做些活動。通過戰(zhàn)后六十年的發(fā)展，日本就像個剛剛走進新中國、新社會的“富農分子”一樣急急忙忙地想“摘帽子”，但是中國人對這筆侵略賬是還會清算的。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高洪：的確，迎來“二戰(zhàn)”后第六十個年頭，雙方部在籌備做“大手筆”的文章。
　　人民畫報社正在準備出紀念友好的大型畫冊，日本的友好人上也有許多善意的舉動。但在日本想借助60周年卸掉“歷史包袱”、摘下“侵略國帽子”的人也不少。在東方人看來，六十年是“甲子更新”，就是一切重新開始的新的循環(huán)。所以，右派勢力使出很多手法，試圖消弭當年侵略戰(zhàn)爭的惡劣影響，有的試探到中國來拍“滿鐵”的“亞細亞號機車”，借以宣傳20世紀侵占中國的東北時的“政績”，有的主張從此不再稱“戰(zhàn)后”，要把戰(zhàn)爭這一頁徹底翻過去。這些動向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方面的痛擊。誠如中國有位學者指出：“只要經歷過這場戰(zhàn)爭的人還活著，這頁歷史就翻不過去，因為這是那代人的親身經歷，是 記憶而不是歷史。”
　　
　　研究機構――媒體可以借助的“一雙慧眼”。
　　
　　對外大傳播：看到《讀書》雜志上有一篇文章，有一個美國人說，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兩國人民存在著記憶的誤差。中國人想到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欺辱和蹂躪，而日本想到的是他們飽受原子彈的轟炸。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上，看待歷史的記憶。面對這些情況，媒體應該如何作為?如何對社會輿論和人們的情感進行引導?
　　高洪：在你們來之前，我把自己對媒體的幾點建議與同事們進行了溝通，基本分為四個方面：
　　第一，對整個媒體報道混亂的狀況要進行疏導，使整個報道符合中國的方針。
　　比如，2003年發(fā)生了日軍在齊齊哈爾遺留的三桶化學武器泄露的“8?4毒氣事件”，給當地民眾造成了嚴重傷害。媒體一頓熱炒，形成了“密集信息通道”，對闡述中國的民情民意、要求日方賠償的外交努力發(fā)揮過積極作用，但個別報道也有事實不夠準確、言論缺乏理性的問題。
　　問題是，到了2004年4月，中日雙方達成了解決遺留化學武器問題的協(xié)議。這是一個比“8?4毒氣事件”大得多的問題。因為，建國初期，我國曾把日軍在各地遺留的大批化學武器集中到東北敦化的哈爾巴嶺統(tǒng)一掩埋，當時為此還傷了3000多官兵。在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今天，由于腐蝕朽壞、液體滲漏，十分危險。幾經交涉，日本終于承諾在2007年前投入171億日元，處理埋藏在哈爾巴嶺的67萬件之多的化學武器問題，雙方簽署了備忘錄。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我們的媒體卻幾乎無聲無息，令人費解。
　　談到這個問題，日本政府和媒體的沉默不難理解，他們不愿意張揚自己的父輩過去制造的罪惡。但我方，尤其是民間的聲音完全可以用肯定你的處理戰(zhàn)爭遺留問題的方式，向世界宣布你的罪行，同時也可以向國民交待，我們的政府不是軟弱無力的，我們也可以告訴中日兩國人民，日本政府不是不讓步的。我們兩國之間還是有可能達成諒解和理解的。
　　(記者插話：聽到您這樣說，我們有一種急切的心情，對外宣傳的研究部門和一線的媒體人，應有一個快速反應的通道，應該在第一時間用上你們的智慧。本刊有一個理論平臺欄目，我們感到有些理論研討的文章，比較注意研究問題的方法論，能夠深究問題存在的原因，但總感覺這樣的理論有時離今天的傳播實踐有些遠。本刊也發(fā)過這樣一些見解雖然有些片面，但卻達到了一種片面深刻的文章。而大眾正是通過這樣的文章，看到美國媒體在伊拉克戰(zhàn)爭時期對世界新聞輿論的壟斷，正是因為這種帝國傳播才使得中東地區(qū)陷入更深的戰(zhàn)爭災難中。因而，我們希望媒體能更好地借助研究機構的“一雙慧眼”。)
　　高洪：我們的研究機構應該積極參與對外宣傳報道，并為其提供業(yè)務咨詢。
　　第二，希望媒體要做好在中國的日本人和在日的朋友們的情況報道。對前者的考慮是，肯來到中國的日本人總體上帶有親近中國，至少是親近中國文化的情感。遺憾的是經過留學或工作等長時間在華經歷后，反而變得不那么友好了。造成這種事與愿違的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老百姓沒有機會面對真正的日本右翼和反華分子，但卻容易把對仇視右翼的對立情緒簡單地發(fā)泄到眼前的日本人身上。所以，媒體有責任幫助大眾區(qū)別不同日本人的對華立場與表現，充分報道和肯定那些來中國做好事。表示懺悔之意的人士的行動。
　　再有，對外傳播講究的是客觀公正，在今天的日本人中，也有一些對中日理解友好，懷有積極心態(tài)的日本人。比如說，風景秀麗的日本湘南藤澤海岸，是中國著名音樂家聶耳取道日本赴蘇聯(lián)途中溺水身亡的地點。日本友人和藤澤市政府官員在那里修造了很莊重，也很氣派的陵墓，至今仍年年有日本人到那里去敬獻鮮花，以示祭悼�？蓜e忘了聶耳先生是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在右翼看來恐怕屬于他們的死敵。但堅持與中國進行友好交流的人士，仍舊在繼續(xù)著這項活動，值得稱道。
　　第三，新的背景下，我們不給日本“右翼勢力”提供使他們強硬化的口實。(記者插話，有同事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對日本問題，媒體反應不能太過激烈，還應該照顧民族情感的問題。人家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是經濟威脅，我們不高興，我們給人家扣軍國主義，人家也會很反感。)
　　是這樣的，我們應該是求穩(wěn)，求發(fā)展。我不主張中日之間搞硬實力對抗，因為這只會導致國家關系朝著消極的方向發(fā)展，不符合我國的近中期目標，也不符合長遠利益。所以，在宣傳中，應該鼓勵建設性的軟實力競爭，在競爭中爭取主動。日本要走軍事化的道路，我們批得再兇，也限制不了它，但他們國內的民眾卻能限制它，如果我們反應過大，他就有理了，就會肆意夸大“來自中國的威脅和對抗”，煽動民眾支持政府的對華遏止政策。
　　第四，組織一些有理有據的理論文章，我們完全可以從講道理的地方出發(fā)，講清楚日本的問題。還要提醒有關部門對受眾的區(qū)分。同時要注意不要在新聞傳播中，以訛傳訛。比如，今年二月中下旬《華盛頓郵報》吹風說美日兩國的外長、國防部長例行會晤后的聲明將把臺灣明確納入他們的“協(xié)防范圍”，大家對此反應非常強烈。但2月20日結果一出來，我們發(fā)現12項中只有三項涉及到中國，而就在這三項中，也沒敢直截了當地提出對臺灣的“協(xié)防問題”的申明，而是采用了較為隱晦、婉轉的表述。但我們的某些平面媒體在批駁日本時，還依據兩天前《郵報》的說法，這讓普通的日本人一聽，就不太服氣。媒體的報道若能既揭露出日美涉臺的實質要害，又不違背基本事實，那么效果可能會更好。
　　責編：周　瑾　譚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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