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國媒體的交流（上）:外國媒體看新疆

　　編者按：“交流學”和“傳播學”英譯為同一個詞“communication”，把中國學術(shù)界盛行的“傳播學”轉(zhuǎn)換為“交流學”，是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先生的一項開創(chuàng)。由吳建民先生主編，諸位專家學者撰寫的《交流學十四講》，與通常意義上的傳播學內(nèi)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許多對外交往和交流實踐當中的成功個案，是一批中國外交、對外傳播精英人物經(jīng)驗和智慧的總結(jié)和理論升華，對于今天從事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經(jīng)常與國外政府機構(gòu)、傳媒等打交道的人員，是一本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好書。本刊特選取其中章節(jié)，以饗廣大讀者。本期刊載的是書中李蓓芬撰寫的篇章。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經(jīng)濟的全球化和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與外國人的交流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顯得越來越重要。我們不但要學會，而且要善于同外國人打交道。同外國人建立良好的關(guān)系，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國家改革開放和對外交流的要求。外國記者是外國人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見多識廣，能言善辯，與他們打交道更需學習和掌握交際、交流學的基本規(guī)律、規(guī)范和各種技巧，否則很難達到交流和做工作的目的。
　　
　　與外國媒體交流和溝通的意義
　　
　　媒體記者素有“無冕之王”之稱，有的人認為它是三種權(quán)力之外的“第四權(quán)力”。它在現(xiàn)代社會中(特別是高科技進入傳播領(lǐng)域后)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傳遞信息，引導輿論，起到設定社會議事日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的所知、所論，制造著“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政府的政策。1999年發(fā)生科索沃戰(zhàn)爭時，我在法國工作，開始法國公眾對法國是否要參與北約轟炸南聯(lián)盟有不同意見。后來，由于媒體大肆渲染所謂南聯(lián)盟的“種族滅絕”，鋪天蓋地地報道受塞爾維亞族“迫害”而離境的阿爾巴尼亞族難民潮，加上電視的特殊感染力(如兒童淚流滿面找媽媽等特寫鏡頭)，令很多法國人聯(lián)想起法國在“二戰(zhàn)”被占領(lǐng)期間很多家庭被流放的情景。幾天后，民意調(diào)查顯示，支持政府出兵的比率直線上升。鑒于媒體的影響力，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做記者的工作，特別是在新聞業(yè)發(fā)達的西方國家，政府部門、機構(gòu)團體、公司企業(yè)，為了及時把自己的主張、政策公布張揚出去，都十分注意與新聞界的關(guān)系。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搞“形象工程”，做世界輿論工作。與媒體打交道，實際上是與輿論的先導者打交道，因為大眾媒體是輿論表現(xiàn)的渠道，是輿論的啟動者和組織者。
　　無論作為外交官，還是政府官員，都需要與外國媒體進行交流。這是工作的需要和職責。外宣工作是我們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外宣工作要著力維護國家利益和形象，努力贏得國際社會對我國的理解和支持，不斷增進我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為實現(xiàn)我國總體外交目標，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 任何一個謀發(fā)展、搞開放的國家都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這也是綜合國力的體現(xiàn)。與西方媒體建立關(guān)系，與媒體記者進行交流的目的，是為使國際社會正確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樹立中國開放、和平、合作、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特別是在對華輿論主要由西方媒體操縱和引導之下，中國對廣大外國公眾又存有不少“謎”時，與外國媒體的溝通與交流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歷代領(lǐng)導人都非常重視做外國記者的工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經(jīng)常親自做美國記者的工作，和斯諾交了朋友。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書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同情中國革命事業(yè)的熱潮。周恩來總理是見外國記者最多的領(lǐng)導人之一。1954年日內(nèi)瓦會議后，他親自主持研究了對外國記者的工作方針，并做了以下五項規(guī)定：1．來者不拒，區(qū)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被動；3．回答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決定的、已公布的、經(jīng)過授權(quán)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后再回答；4．對于挑釁，要據(jù)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問有答，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jié)交朋友。
　　在一些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也經(jīng)常通過有影響的外國知名媒體來傳達我們的立場和觀點。如，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前，周恩總理與當時《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足足談了4個小時，詳細介紹了新中國的建設情況，充分闡明了影響中美關(guān)系正�；�的癥結(jié)所在。文章發(fā)表后在美引起很大反響，為中美關(guān)系正�；癄I造了較有利的輿論。1980年，正當國際輿論就我國對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的評價等重大問題紛紛猜測的時候，鄧小平連續(xù)兩天接受意大利著名專欄記者法拉奇的采訪(原計劃只安排一次，對自己提出第二天再談一次)。這次談話對統(tǒng)一全國人民思想，讓世界人民了解我國對重大歷史問題的立場、觀點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北京發(fā)生政治風波后，李鵬總理和江澤民總書記先后接受法國《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席佩雷菲特和美國廣播公司著名節(jié)目主持人巴巴拉?沃特的采訪，全面介紹中國平暴真相和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這對當時澄清事實真相，爭取世界人民的理解，扭轉(zhuǎn)中國被歪曲的國際形象非常重要。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充分說明了做外國記者工作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世界總輿論形勢“西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還需要借助外力傳達我們的聲音，所以與外國媒體建立良好的工作關(guān)系，乃至個人友誼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與外圍媒體進行有效交流
　　在與外國媒體打交道過程中，我的體會是，研究交流對象，提高交流的針對性和實效，“對象研究”就是研究有的放矢中的“的”，即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諸葛亮在《心書》中講，知人是交際的關(guān)鍵所在。了解對方是交朋友的前提，也是做好工作的基礎(chǔ)。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存在決定思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是各個特殊的。在與交流對象打交道前，一定要了解其各方面的情況，要了解其對所要談的問題的認知程度。
　　為了有針對性地做西方媒體的工作，我覺得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基礎(chǔ)調(diào)研。首先要了解西方輿論及交流對象本人對中國的認知程度。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媒體對華認知情況從其報道情況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媒體出于冷戰(zhàn)思維，對華報道以負面為主。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污蔑中國是獨裁國家，沒有民主和自由，經(jīng)濟、文化落后。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后果進行大肆的渲染和夸大，造成很壞的輿論影響。
　　第二階段是在中美建交后，中西方人員來往增多，百聞不如一見，出現(xiàn)一些客觀的對華輿論。特別是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發(fā)生積極變化，普遍認可中國經(jīng)濟上的成就，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試驗”，中國正 在進行一場有深遠影響的大膽的革命。美國《時代》雜志1986年第一期選鄧小平為1985年“世界風云人物”并撰文給予高度評價。但1989年春夏之交發(fā)生政治風波，輿論頓時一邊倒，西方媒體開足馬力抹黑中國形象。
　　第三階段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由于中國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積極作用，特別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負責任大國的態(tài)度讓世人佩服。所以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力度、深度、廣度逐漸發(fā)生了于中國有利的變化，正視、肯定我積極面的報道增多。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媒體也會夸大和渲染中國在改革進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在民主、人權(quán)、西藏等問題上偏見還很深；“中國威脅論”在西方輿論中有一定影響。大多數(shù)外國媒體對中國還很不了解，有的攝制組赴華前，到我使館一再問要打什么傳染病預防針，旅館是否有單人衛(wèi)生間，能否與人自由交談等。
　　總之，西方媒體現(xiàn)在普遍肯定中國經(jīng)濟建設的成就，但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變化和進步缺乏了解，對中國一些基本政策一知半解。以上是西方輿論對中國認知的大體情況。至于每個記者的個體情況又大不相同。有的多次到過中國，有很多感性認識，對中國態(tài)度比較客觀、公正；有的到中國訪問一周就寫書，杜撰的東西很多；有的對中國的認識嚴重滯后，人云亦云；有的則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對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耿耿于懷。所以我們在與記者交談前要做很多“家庭作業(yè)”，大量看他的報道，分析其觀點及存在的誤解等，然后決定講什么，怎么講(要針對性地準備有說服力的材料)，明確要發(fā)出的信息和做工作的預期目標。只有針對不同情況，有的放矢地對話，才能達到交流的效果。
　　在與記者交流中要注意了解交流對象的思維方式和接受信息的習慣。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西方人的心態(tài)、情感、思維方式等受其所在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影響，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江澤民同志1999年在外宣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力加強對外國情況的研究，具體研究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jīng)濟、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化和心理活動等方面的特點。對對外宣傳對象的摸透是取得好的對外宣傳效果的前提。”我們的一些外宣產(chǎn)品之所以引不起人家的興趣，讓人家看不明白、聽不懂，正是因為缺少對對象的“個性”研究。有的人只是把內(nèi)宣材料簡單翻譯成外文加以宣傳，其中政治術(shù)語、大話、行話很多。西方人一般是重事實、輕理論，重微觀(個體)、輕宏觀，重具體、輕原則。外國記者寫文章，往往先講個具體故事，然后再引出看法和觀點。攝制組一般也要求對一個個人或一個家庭跟蹤采訪。因此，我們對他們的宣傳必須通過人性化的、“以小見大”的方式，寓觀點和政治于事實中，使他們感到接受的是事實而不是觀點。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很多。
　　1999年，當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在“99中國?巴黎文化周”上作了一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的主題報告，反響非常好。他介紹中國人婚戀觀念的變化，從父母包辦到保護中國公民與外國公民婚姻的跨國婚姻條例的制定；談中國人飲食結(jié)構(gòu)的變化，法國葡萄酒、達能酸奶進入普通人的家庭；通過投影展示中國模特走上世界舞臺，中國人從“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巴黎的香水、口紅在城市隨處可見。當他介紹中國民主法制建設時，通過介紹《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用一個農(nóng)村婦女運用法律手段不屈不撓維護自身權(quán)益的故事反映中國法制逐步健全、中國公民法律意識的增強。很多聽眾反映，從大家關(guān)心和感興趣的百姓生活變化人手介紹中國，使他們真正體會到了中國社會的進步。有的記者稱，當趙主任用一張中國19世紀小腳女人的照片與中國女足運動員孫雯在世界女子足球賽中臨門一腳的照片進行對照時，使他深深感到中國婦女地位的變化和提高。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只有當交流雙方信息需求關(guān)系理順了，思維邏輯和方式，包括語言對路了(據(jù)說趙主任為準備此講演，看了兩本外國人寫中國的書，以研究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和感興趣的問題)，才能達到交流和做工作的目的。
　　在與媒體記者交流中，要以“誠”為本。古人云：“交友之道，誠信而已。”誠實守信是交朋友的重要原則。西方人交朋友的方式大多是人對人，不是機構(gòu)對機構(gòu)，所以在與西方媒體建立工作關(guān)系的過程中，個人友誼很重要。有時我對記者提出點建議或意見時，記者常常會問是使館意見還是個人意見，如說是個人意見，就很容易被接受。
　　如何能與西方記者廣交和深交朋友呢?我在實踐中體會到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講真話，但又不是純客觀主義的原則。對外宣傳，與記者交談，只有實事求是，才能使對方信服。真誠本身就有感人的魅力。言不由衷，說大話、假話、空話，不僅效果壞，而且可能會使對方連明明是真話的話都不相信了。參加過接待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1972年訪華的外交部同志都記得這么一件事：尼克松總統(tǒng)參觀十三陵，時值二月大冬天，北京市安排一些人拿著收音機散步聽新聞，小孩們穿得花花綠綠在玩。外國記者報道稱這不真實。周總理知道后，當面向基辛格承認：“有人搞來一些孩子，想讓十三陵顯得漂亮些，這是制造假象，你們記者向我們指出了這點，我們已作了自我批評�！笔潞�，基辛格高度評價周總理的這種態(tài)度，認為中國人在這一小事上都如此認真，在原則問題上的嚴肅態(tài)度更不容懷疑了。西方公眾很注意信息的平衡，什么事說得越好，越容易引起懷疑和反感。所以我們在對外宣傳成就時要堅持二分法，不要避談困難和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看，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無瑕的，都是在矛盾的斗爭中不斷前進的。我們在對外宣傳中堅持以“正面為主”，不是說不能談問題，相反，我們把成就和存在的問題恰如其分地告訴別人，才能讓人感到這是可信的。西方人逆反心理很強，普遍同情弱者，又有較強的優(yōu)越感。我在法國當新聞參贊時，有朋友建議我介紹中國時可以先從存在的問題談起，這樣效果好。后來我與記者交談時，就先簡單介紹中國在深化改革中出現(xiàn)的工人下崗、環(huán)境污染、一些干部腐敗等問題。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記者就說這些問題是在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軌中出現(xiàn)的正�，F(xiàn)象。然后就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成績是主要的、驚人的。他自己就詳細說了他所見所聞的中國的發(fā)展變化。當然對外談問題不能為暴露而暴露，搞純客觀主義，更不能自我貶損，而是要用辯證的觀點分析主流和支流、現(xiàn)象和本質(zhì)，并介紹解決問題的措施，使別人從整體上感到這是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傊�，只有真實的，才是可信的，可信性是宣傳工作的靈魂，也是廣交、深交朋友的原則。
　　責編：東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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