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新聞報道常態(tài)化探索】常態(tài)化,什么化

　　經過多年實踐，我們在正面新聞的報道技巧上已相對成熟，能夠從新聞性出發(fā)，拼搶時效，用事實說話，盡可能貼近海外讀者的需求與思維習慣。但是，在對負面新聞的日常應對和處理上，對外傳播的技巧和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探索。由于互聯(lián)網使公眾對負面新聞事件的反應得以迅速發(fā)酵，海外媒體對國內互聯(lián)網上的輿情民意日益關注。負面新聞事件已成為中國新聞日常對外報道不容忽視的內容，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積極妥善的應對，確保在不利的環(huán)境下發(fā)出最有利的聲音是值得對外傳播工作者思考的課題。
　　筆者試以幾則報道為例，淺談在對外傳播中加強負面新聞事件報道技巧和策略的研究對提高國內外宣媒體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意義，并力求從報道實踐出發(fā)，分享一點體會。
　　
　　摒棄“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tǒng)觀念
　　
　　加強和改進負面新聞的對外傳播策略，最關鍵的是要解放思想，摒棄“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tǒng)觀念，主動在負面報道中尋求正面效應。
　　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是河北大學李啟銘酒后駕車造成兩名女生一死一傷的事件，由于被披露在遭遇保安阻攔時宣稱“我爸是李剛”，李啟銘和其父親迅速成為網友批判的目標。由于公眾釋放出的不滿涉及政府官員腐敗和自律問題，外國媒體很容易透過這一事件，放大國內矛盾。為了化被動為主動，新華社編輯部抓住對外解讀十七屆五中全會報道的契機，圍繞這一社會熱點，結合會議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lián)系”的要求，深入采訪，形成中英文重點報道《“官二代”特權意識招致中國社會輿論撻伐》。文章不僅剖析李剛在短短數日變?yōu)橹袊�“最著名的父親”的原因，還提出特權意識的代際傳遞應引起高度警覺，肯定了民眾利用互聯(lián)網行使輿論監(jiān)督的職能，提出當代黨員干部要通過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來繼續(xù)保持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由于此案仍處在調查之中，報道沒有拘泥于李啟銘是否說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而是集中于這一社會現(xiàn)象引發(fā)的思考，并同時交待了事情的最新進展，稿件被英國BBc，英國《獨立報》、《美中信使報》、意大利《歐華時報》、《澳門日報》等10多家媒體轉載。
　　
　　適度批評提升外宣媒體公信力
　　
　　外宣媒體的特殊職能決定了它既是觀察、解讀中國的媒介，也是被觀察和被解讀的對象。一旦被定格為“傳聲筒”，我們的外宣媒體就很難在國際社會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因此，不斷提高外宣媒體的負面新聞應對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去年底，《新疆都市報》披露四川渠縣救助站智障工人被販賣到新疆并遭老板虐待，這一消息引來國內媒體的高度關注。新華社對外部也立刻組織新疆和四川分社記者，通過聯(lián)動報道，迅速編發(fā)救助站站長被刑拘、“黑雇主”被押解回疆等重要消息。此外，我們還在滾動報道中穿插記者對“黑雇主”、救助站站長和民政廳官員等關鍵人物的采訪，詳細解讀了這起案件的始末，監(jiān)管漏洞、營救進展等海外讀者關心的話題，稿件被《華盛頓郵報》、新加坡《海峽時報》、英國BBc、美聯(lián)社和法新社等14家媒體轉載。
　　《紐約時報》以“中國一救助站管理者被指控販賣智障人士”為題對國內媒體的報道進行了綜合，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述：“雖然中國的宣傳官僚們經常試圖對具有潛在煽動性影響的新聞報道進行控制，但到目前為止，這條很可能牽扯到政府官員的丑聞并未遭遇宣傳官僚的干擾�！蔽覀儺斎粺o法把《紐約時報》的這篇綜述歸為正面報道，但似乎也很難完全確定地將其定性為負面報道。在這起智障包身工事件的報道上，國內媒體對整個事件的進展，特別是對政府職能部門的輿論監(jiān)督，已經引起了外國媒體記者的注意。我個人認為，這應該算是一點積極的正面效應。要進一步擴大正面效應，對外報道今后需要著力加強的很可能正是這類帶有輿論監(jiān)督色彩的中性報道，它的特點應該是從新聞性出發(fā)，既考慮海外讀者的需求，又兼顧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
　　
　　追蹤草根民意探究真相答疑解惑
　　
　　互聯(lián)網時代，中國的輿論話浯體系已日趨多元化。包括1.25億微博用戶在內的4.2億網民創(chuàng)造了一個龐大的輿論空間，草根民意通過網絡熱帖不斷呈現(xiàn)，這些民間情緒與官方話語體系經過碰撞又會滋生出新的話題。對外報道要研究這些現(xiàn)象，也要甄選具有對外報道針對性的話題，一方面要澄清真相，另一方面也要答疑解惑。
　　今年1月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網友對“77元廉租房”的質疑，人們不相信央視報道中郭春平對胡錦濤同志說的是真話，各種謠言層出不窮。政府究竟是否在作秀?為什么77元廉租房的真實性遭遇普遍質疑?一些外國媒體在記錄這場爭議時直接將矛頭指向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因此澄清事實真相不僅是新聞性的要求，也是維護黨和國家形象的要求。經過多方聯(lián)系，新華社編輯部和北京分社記者在一天傍晚對郭春平進行了獨家采訪，并同時請當地房屋管理局官員對廉租房政策和價格進行了權威解讀，《北京“77元廉租房”風波讓當事人感到“很受累很悲哀”》一稿用白描的寫法和大量細節(jié)澄清了事實真相。另一個案例是網友“郭寒韻”發(fā)出舍身救父熱帖，披露其父郭元榮因舉報上級而被關入精神病院14年。上訪舉報而“被精神病”的事件此前已有發(fā)生，這一事件提供的報道契機就在于郭元榮本人很快被釋放出院。湖北分社記者在調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一場由兩位網友精心策劃的新聞事件，郭本人究竟是否屬于精神病仍難定論。為此，我們在報道中選擇集中于交待事件的來龍去脈，不做過度解讀，稿件被緬甸《新光報》、《印度時報》等媒體轉載。在追蹤網絡熱點的過程中，我們深感新聞核實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扎實的采訪調查，才能做出穩(wěn)妥的判斷，正確引導輿論。
　　
　　(作者系新華社對外部國內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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