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世紀(jì)文人的中國生存】 世紀(jì)老人巴金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疲憊的百年靈魂終于安然睡了,他曾經(jīng)說,“我為你們活著!      陽光透過窗外照進病房,從清晨、晌午到黃昏,光線漸漸黯淡。   天色似乎應(yīng)和著老人的逐漸離去。10月17日下午15點多,病床上的巴金心跳仍有70多次/分鐘,不知是否由于呼吸機的原因,老人像離開水的魚兒一樣,嘴巴輕微地一張一合著。下午17點多,心跳降到50多次/分鐘,嘴巴已經(jīng)不動了,胸口仍在微微起伏。醫(yī)生通知家屬,“只有一個多小時了”。
          忽然之間,在重癥隔離病房的醫(yī)生向外叫家屬,女兒李小林沖了進去,貼著父親耳朵大聲叫著“爸爸,爸爸!”“爸爸,你說了要永遠陪著我的!”一聲聲的叫喚即使透過密閉的玻璃窗,也讓人聽得格外清晰而凄楚。19點06分,當(dāng)陽光徹底隱去,老人永遠停止了心跳,幾十年形影不離的女兒放聲痛哭。
          其實,這不是一場沒有預(yù)期的離別。
          101歲的老人已經(jīng)有6年沒有離開過華東醫(yī)院的這張病床了。自從1999年2月病重,巴老的病情時有反復(fù),切開氣管的老人已經(jīng)只能靠鼻飼維持生命。
          除去身體的病痛,晚年巴金一直處在“文革”后的心靈折磨中。在起伏的政治運動中,身處其中的巴金既超脫不了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黨之上的愛國主義,最初試圖對新政權(quán)保持局外者的冷靜,卻終于被各種改造運動深深地拽了進去。對于自我懺悔式的《隨想錄》,他曾說,“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fā)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xí)慣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fā)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里反復(fù)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鸩幌,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干凈,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這個自稱“五四運動產(chǎn)兒”的知識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樣追尋著“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內(nèi)心痛苦而執(zhí)著。早年的思想啟蒙使他一直夢想著“在我的心靈中有一個愿望:我愿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顆心都得到溫暖。我要揩干每個人的眼淚,不讓任何人落掉別人的一根頭發(fā)”!按笸澜纭钡纳鐣硐胪瑫r也在個人道德層面約束著巴金。就在老人逝世的前幾天,家人還按照他的習(xí)慣,以“李堯棠”的本名為南亞地震捐款。年逾百歲、一生不拿工資、只靠稿費養(yǎng)活的寫作者,此時已經(jīng)默默地為國家捐款超過50萬元。雖然直到逝世時,他的理想也沒有完全實現(xiàn);雖然人到中年時,殘酷的政治運動讓他暫時遺失了早年所追求的,但是老人堅持要在晚年把它們揀起來。
          巴金曾反復(fù)強調(diào)自己是一個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沖突,思想與行為的沖突,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愛與憎的沖突,這些就織成了一個網(wǎng)把我蓋在里面……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里面爬出來,然而我不能夠突破那矛盾的網(wǎng),那網(wǎng)把我束縛得太緊了!
          無論是早年逃離封建家庭束縛的決絕,還是晚年逃避心靈懲罰的徹底,這個一生愛國的理想主義者一直在以不同的手段與形態(tài),同人性及制度的層層牢網(wǎng)永不停歇地作斗爭。巴金一生都以托爾斯泰為榜樣,早在1994年4月2日的家信中,他就說道:“說真話,我并未放棄過手里的武器。我始終在疲乏地奮斗,F(xiàn)在我是疲乏多于戰(zhàn)斗。我說我要走老托爾斯泰的路。其實,什么‘大師’,什么‘泰斗’,我跟托爾斯泰差得很遠,我還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這次,疲憊的老人終于安心地睡了。
          
          從“旁觀者”到“鼓吹者”
          
          巴金成名早。
          正在老家上海楓涇鎮(zhèn)過90歲生日的漫畫家丁聰向記者回憶起來,笑呵呵地擺手感慨:“巴金在抗戰(zhàn)前就名氣很大了,年輕人都讀他的《家》、《春》、《秋》,個個熱血沸騰,為自己為國家找出路。我那時還只是個20歲的小伙子,靠畫一些救亡漫畫養(yǎng)活自己,比大文學(xué)家巴金小11歲,我與他在30年代的上海搭不上話!
          新中國政權(quán)成立時,當(dāng)時已經(jīng)享譽國內(nèi)外的巴金到了45歲的中年之秋。雖然并不隸屬于某個政黨,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無數(shù)年輕人帶進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隊伍。今年73歲的詩人邵燕祥回憶起當(dāng)年的氣氛,“多少年輕人想做巴金筆下的覺慧,而不愿意像覺新那樣被封建制度和家庭吞噬”。
          實際上,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巴金基本上是在謹(jǐn)慎地沉默。他仍舊希望做一個不拿工資的寫作者,與各式文人紛紛要么與政治靠攏、要么被政治打垮的命運不同,巴金似乎處在這兩類人中間。新政權(quán)剛開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據(jù)說,巴金和胡風(fēng)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屆文代會邀請通知的人,他當(dāng)時擔(dān)任的是中華全國文學(xué)工作者協(xié)會委員、上海文聯(lián)副主席等虛職。但他的舊作并不是像沈從文那樣被通知毀版,相反卻在他與兄弟辦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與那些爭著表態(tài)批判自己的人相比,巴金只是不痛不癢地做了有限的一點自我批評,他只是面對新中國這樣地自我批評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都很薄弱”,“我的作品的缺點是很多的”,“時代是大步地前進了,而我個人卻還在緩慢地走著。在這個新的時代面前,我的過去作品顯得多么的軟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學(xué)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立民分析到,別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權(quán)中第一次公開發(fā)出聲音,是把自己界定為一個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巴金說,“我是來學(xué)習(xí)的”。巴金的單位是作家協(xié)會,但是他放棄領(lǐng)工資,他與朋友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終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與兄弟辦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須公私合營,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時候,感受到這種氣氛,幾次寫信與蕭珊討論生計問題。他謝絕了工資,也許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個單純文人的位置。
          那時屬于年輕知識分子的邵燕祥回憶起當(dāng)時的感受,“1950年左右開始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很多讓人心懷崇敬的老知識分子、大知識分子、學(xué)者作家都紛紛出來檢討過關(guān),在中央報紙上連篇發(fā)表自我批評的文章,有的人把自己說得很不像樣子,讓人非常驚訝”。大家從1949年毛澤東發(fā)表的評美國國務(wù)卿艾奇遜的“白皮書”里,自認為在民主與個人主義問題上,找到了老文化人痛斥自己的依據(jù)!爸R界里的帶頭羊是郭沫若,他自我批判的時候說,他們那一代人接受過世界上各種思潮的影響,像一個旅游各地的旅客,手提箱上貼滿了各地標(biāo)簽!蹦菚r剛剛從事寫作不久的邵燕祥說,“他們好像比我們更需要思想改造!
          書齋已經(jīng)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須從他希望的清凈中走出來。據(jù)巴金文學(xué)研究會向記者提供的最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中,1952年1月7日,丁玲致巴金的書信中明確提到,“你過去的作品,雖說在思想上還有所不夠,但卻是有熱情的和感人的,我以為你如果能獲得些新生活,對群眾的感情有些新體會,那是可以寫出新鮮的作品來的,這是我們今天人民和國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極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時間來,如果不能去朝鮮,則去工廠也可”。
          巴金對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風(fēng)暴雨般的革命運動逐步打擊。在全國文聯(lián)組織的“朝鮮戰(zhàn)地訪問團”赴朝之前,他在家書中表現(xiàn)出分外想家。在給蕭珊的家信中,他屢次提到對家的分外留戀,“我的確想家,我真不愿意離開‘家’,離開你們。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戰(zhàn)斗。我是一個最大的溫情主義者,我對什么地方都留戀。我最愿意待在一個地方,可是我卻到處跑過了。我最愿意安安穩(wěn)穩(wěn)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卻要放棄一切到朝鮮去。我知道我有相當(dāng)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戰(zhàn)斗,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更有用的人”!斑@次分別我心里最難過,因為分別時間最久,而且對前面的工作我全無把握。我無經(jīng)驗,無工作能力和方法,有的就是熱情和決心!
          
          但是早年接受過“無政府主義”者的大同理想熏陶,巴金一直同情底層勞動者。兩次被巴金稱為影響了后半生的入朝經(jīng)歷,后來也確實讓這個久居書齋的讀書人興奮不已。當(dāng)年193師的宣傳科長王奐在《巴金在朝鮮前線》中,描述了年近半百而刻苦改造的巴金,“(清晨)只見巴金正手捧著俄語讀本,坐在屋后廊臺上,像學(xué)生念書般地朗讀著。他是照例早我們一小時起床,5點到7點開飯前進行學(xué)習(xí)的。我感到他年事已高,睡眠不足會有礙健康,便勸他應(yīng)當(dāng)多睡一會兒,不料巴金卻手不離書地回答:‘不行啊,今年我已50歲,如不抓緊讀就沒有時間了!
          很快,巴金責(zé)無旁貸寫起了歌功頌德的文章,《大歡樂的日子》、《傾吐不盡的感情》、《團圓》(即后來被改編成的《英雄兒女》),熱烈的贊美與表態(tài),是巴金創(chuàng)作世界和平題材作品的一個特色。在當(dāng)時形勢一片大好的鼓舞下,巴金的直抒胸臆顯得真誠而投入。當(dāng)時和巴金接近的工作人員向記者提到,“他去朝鮮戰(zhàn)場,見彭德懷與志愿軍在一起,他是非常真誠的,由衷地感佩。他反對封建制度,反對不平等,關(guān)心勞動人民的苦難,他覺得新社會對共產(chǎn)主義的宣傳――沒有失業(yè),沒有痛苦――也讓他真心地激動。巴金是要堅持寫作,但他不要求入黨,不以政治活動家為自己的目標(biāo)”。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說,讀巴金寫朝鮮戰(zhàn)場的文章,除了萬丈熱情外,卻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這也是“換筆”之后的巴金比較重要的變化。過去巴金在文章中敞開心扉,顯得坦誠真摯,可是現(xiàn)在的他總是吞吞吐吐,好像盡量不觸及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
          
          消極的“活命哲學(xué)”
          
          就個性而言,巴金是一個單純而善良的老實人。巴金好友、《收獲》雜志主要創(chuàng)辦人章靳以的女兒章潔思向記者回顧道:“我父親與巴金是好友,母親和蕭珊是同學(xué),蕭珊當(dāng)年把我母親介紹給父親,所以兩家人就像一大家子一樣,不分你我。蕭珊和我母親是閨密,有說不完的私房話”。巴金非常內(nèi)向,和寫作時下筆千言的外露情感很不一樣。不高的個子,一口四川話,說起來訥訥的,外人初聽起來有些費勁。
          50年代,章靳以和巴金幾乎天天見面或通電話,“他們都是對人特別真誠的人,那時有不知名的年輕作者上門來,有的訴說自己的困難,他們都會送錢給人家”。作為章靳以的學(xué)生,從1957年《收獲》創(chuàng)刊開始就任編輯,現(xiàn)在77歲的老人彭新琪回憶說,章靳以對積極加入共產(chǎn)黨相當(dāng)踴躍,上午去工廠勞動,下午到《收獲》主持工作,晚上還要參加各種外事活動,十分辛勞。比較而言,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著給予工作幫助,他對政治并無太大興趣,只希望用寫作反映生活、表達理想。
          但是政治運動下的文人們終究躲不過當(dāng)時的各種政治表態(tài)。巴金后來在《隨想錄》里,對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作為曾痛苦地自責(zé)。對于巴金等人不得不寫的應(yīng)景之作,邵燕祥回憶道:“其實那些文章,我們也沒有仔細看過,覺得也就那么一套,都不是太當(dāng)真。在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下,各行各業(yè)的帶頭人都要對不斷變換的運動斗爭表態(tài)”。當(dāng)革命詩人胡風(fēng)突然被宣布為反革命集團頭目時,“普通人和胡風(fēng)也沒有交往,當(dāng)時認為像巴金這樣的文學(xué)界名人更了解真相,所以多數(shù)人都被蒙蔽了”!艾F(xiàn)在回想起來,其實當(dāng)時內(nèi)心真正痛苦的,是受過近現(xiàn)代啟蒙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觀念,讓他們違心地表態(tài)是非常痛苦的!
          對于在那個時代里巴金創(chuàng)作文學(xué)作品越來越少,一般人并不感到奇怪,“大家都忙著改造,我們也理所當(dāng)然地認為,這種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改造好世界觀,就寫不出好作品”。
          事實上巴金對胡風(fēng)和路翎等文人的批判,最終也被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在巴金家人最近意外發(fā)現(xiàn)的書信中,有一封1955年6月1日時任《文藝報》常務(wù)編委的康濯致巴金的信。來信如下:
          
          巴金同志:
          寄來的批評《洼地上的“戰(zhàn)役”》的文章收到了。很感謝你。你寫得很細致、很具體,因而有說服力。文章本身同時也是一篇動人的散文。我們看了都很高興。但因為目前正在緊張地揭露和粉碎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的階段,我們考慮著目前似應(yīng)更多地發(fā)表從政治上揭發(fā)和批判的文章;這樣一來,你這篇文章估計最近一期(6月15日出版的)不一定能有篇幅發(fā)表。我們正設(shè)法爭取文章更早和讀者見面,不過,在萬一的情況下,也許要拖一期。請你原諒。
          另外,文章中對路翎小說分析得很好,只是根據(jù)現(xiàn)在的情況來看,分析后所指出的根源只談到是“小資產(chǎn)階級”,這怕應(yīng)稍加修改。其余還有個別段落稍有重復(fù),也打算略作刪節(jié)。但因往返費事,不打算再寄給你了。我們想冒昧地動手做點小修改,發(fā)表前再把清樣寄給你看。希望允許我們這樣做。
          
          而到了1958年,55歲的巴金因為寫了《法斯特的悲劇》,對最終拋棄了美國共產(chǎn)黨的美國左派作家法斯特批判不力,自身遭禍。晚年他在《〈巴金六十年文選〉代跋》里面提到當(dāng)時的心境,“我對法斯特的事情本來一無所知,我只讀過他的幾部小說,而且頗為喜歡?锞庉媮斫M稿,要我寫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說是某某人都寫了,我也得寫。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爭當(dāng)時剛剛結(jié)束,我也不敢拒絕接受任務(wù)!泵銖妼懥艘黄,“編輯部就轉(zhuǎn)來幾封讀者來信,都是對我的嚴(yán)厲批判。我有點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錯!卑徒鹈枋鲎约寒(dāng)時的真實心態(tài),“我不甘心認錯,但不表態(tài)又不行,害怕事情鬧大下不了臺,弄到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連忙‘下跪求饒’,只求平安無事。檢討信發(fā)了,我膽戰(zhàn)心驚地等待事態(tài)發(fā)展,外表上卻做出相當(dāng)安靜的樣子!薄拔也⒉怀姓J‘回頭是岸’的說法有什么不對,但是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對我來說,已經(jīng)不是可悲、可恥的事了!
          一度被突變的政治形勢“灌了迷魂湯”的巴金,真心接受改造。當(dāng)時在《收獲》工作,被分派批判巴金的彭新琪清晰地記得巴金一絲不茍的性格!啊母铩邪屠媳淮虻沟臅r候,他非常真誠,真的覺得自己有錯誤。在上海作協(xié)樓下的煤氣間里邊,巴金、師陀、王西彥等都被要求寫檢查。有人比較會保護自己,稱病不去勞動。但是巴金非常守規(guī)矩,極為老實的一個人,要他幾點到就幾點到,要寫檢查就認真地寫檢查!
          有一次巴金在復(fù)旦接受批判,他買了一份飯走在路上,復(fù)旦大學(xué)的一位學(xué)生走在旁邊,偷偷地對他說:“巴金先生,我們非常敬重您!卑徒疒s緊說:“不要不要,我真的有錯!痹谝慌缘呐硇络饔X得,一來他是怕學(xué)生受到牽連,二來他真的覺得自己有錯!拔矣H眼所見,一方面心里很難受,但是看到他愛護青年,又覺得他很崇高。”
          巴金溫厚的性格使他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章潔思說道,“我情不自禁拿自己父親的性格和巴老比,我的父親‘有燕趙感慨之歌的感覺’,性子很烈,如果他繼續(xù)活著,肯定熬不過‘文革’。但是巴老性格不太外露,他將感情放在內(nèi)心,平和而堅強,所以能夠挺過坎坷長夜。他自己也說,被關(guān)在‘牛棚’里的時候,他想起靳以,雖然50歲就早逝,覺得對他而言也未必不是幸事”。
          對和睦家庭生活的眷戀也使得巴金不得不向現(xiàn)實低頭。章潔思回憶說,“我干媽蕭珊特別有親和力,成天嘻嘻哈哈的,笑起來真是銀鈴一般,高高挺挺,特別神氣的一個人。每次到我家來,還沒進家門,就一路喊著‘章大哥、章大哥’,未見人先聞聲!笔捝悍浅O矚g小孩,經(jīng)常帶著朋友的一大群孩子去吃飯、看電影,摟著大家,“她不是給人慈愛的年老的感覺,40多歲的人了,卻像一個開心的大姑娘一樣!毙∨笥褌兊纳账加浀,一定不會忘記每個人的禮物,還特別喜歡和孩子一起照相。巴金對家庭氣氛的依戀,使他必須屈從于“活命哲學(xué)”。
          
          
          艱辛創(chuàng)刊的《收獲》
          
          1957年,章靳以拉著好友巴金一起創(chuàng)辦《收獲》雜志,在“雙百方針”的指導(dǎo)下創(chuàng)刊的大型文學(xué)刊物讓文學(xué)界激動不已。當(dāng)時的編輯彭新琪記得,“章開會的時候講,躊躇滿志地告訴我們,《收獲》與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聯(lián)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發(fā)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發(fā)表,聽讀者意見,然后反饋給作者,改了之后再出書,達到讀者和作者的雙重收獲”。
          除去主編章靳以和巴金,還有編輯部主任、理論、詩歌等共6個編輯,章靳以贊成“人少好辦事,沒有人事關(guān)系,也沒有嚴(yán)密分工”,都帶一點事務(wù)性的工作,把這個當(dāng)作自己家里的事情,非常融洽,像一個和睦的家庭。編輯部工作方式一通到底,一個碰頭會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要發(fā)或者要退的稿子,需要兩個以上編輯同意。
          很快,作家們以能在《收獲》上發(fā)表自己的作品為榮,這是建國以后第一本專門發(fā)表長中篇文學(xué)作品的大型刊物。
          當(dāng)時《收獲》強調(diào)作家有自己的風(fēng)格,編輯不要輕易修改,有意見寫信給作家,讓作家自己改。而且考慮到作家往往清貧,稿子剛剛上版,就開出稿費了,所以往往刊物出來之前,作家就已經(jīng)拿到稿費了。
          可是好景不長,《收獲》辦到第二期就開始反右派,這場災(zāi)難使《收獲》大傷元氣,有些作品拿到后編輯覺得燙手,因為政治原因或者新樣式,不敢發(fā)。迫于形勢,第二期又寫了一個《寫在〈收獲〉創(chuàng)刊的時候》,表明態(tài)度,擁護黨的領(lǐng)導(dǎo),不是自由化。當(dāng)時迫于形勢,每期要發(fā)表哪個作家作品,都得寫信到當(dāng)?shù)攸h委征求意見,因為一個進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動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學(xué)性來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來看作品。
          章靳以解放后一直要求入黨,他說:“參加革命就像游泳一樣,不能用理論指導(dǎo)游泳,一定要親自去參與。”這很能代表他的思想,當(dāng)時文學(xué)界也認為,進步的就是好的,進步作家就是好作家。而巴金從一開始就主動不依賴于某個單位,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革命性沒有章那么強。但是傳媒是個非常敏感的地方,要表態(tài),這種壓力當(dāng)時追求入黨的章靳以比巴金大得多。那個時候任何人都不知道明天會怎樣!妒斋@》平時操作起來清樣一式兩份,一份讓作者自己保存,方便以后出書,刊物出來后原稿寄回給作者,讓他們自己保存。有一期編輯部已經(jīng)給郭沫若寄了《蔡文姬》的清樣,他辦公室的人打來電話,提到郭說要改動稿子,這期不能發(fā)。于是編輯部又撤下稿子,換成老舍的《全家!。彭新琪提到,“那時真是如履薄冰,但是大家內(nèi)部非常團結(jié)。當(dāng)時大家想得不深,想著那些非右派的作家總會有好的作品!
          
          作家的勇氣和責(zé)任心
          
          巴金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早年追求的“人的獨立思考”。在最初的“灌迷湯”似的茫然、振奮、痛苦交織的無所適從之后,逐漸清醒過來的巴金開始了情感上的爆發(fā)。研究者周立民指出,性情溫和的巴金并不是一個老好人,他遇到問題,冷靜思考后,在需要表態(tài)時絕不含糊。
          蕭乾在《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里提到讓他終生難忘的事情是,1957年蕭乾已經(jīng)被《人民日報》頭版點名,往日朋友多是遠遠避開。7月的一天,他被迫去中南海紫光閣參加會議,“誰知還沒跨進大廳,巴金老遠就跑過來了。他堅持要同我坐在一起……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小聲對我說:‘你不要這么地抬不起頭來。有錯誤就檢查,就改嘛。要虛心,要冷靜。你是窮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在一連串痛苦的思索之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會,巴金在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zé)任心》的講話。在當(dāng)時嚴(yán)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諱的發(fā)言即使在今天看來,也讓人驚詫。
          巴金當(dāng)眾說,“我覺得作為作家,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zé)任……我一直把時間花在各種各樣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講得多,寫得少,而且寫得很差……我常常責(zé)備自己缺乏勇氣,責(zé)任心不強,但有時我又會替自己辯解,因為像我這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并不太少……”“我害怕‘言多必失’,招來麻煩。自己的白頭發(fā)越來越多,記憶力也逐漸衰退,我不能不著急。我想好好利用這有限的時間,多寫作品。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他們今天說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種人的形象,明天又說那一位作家誣蔑了我們新社會的生活……他們有一個時期非常輕視文學(xué)作品的作用,公開說‘托爾斯泰沒有用’;另一個時期又把文學(xué)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對讀者們的一切行為負責(zé),好像一本小說會使整個人的精神面貌徹底改變。這是不公平的!
          頭上的各種官銜使他忙于應(yīng)付無休止的事務(wù)性工作,條條框框的創(chuàng)作限制讓這個寫作者嚴(yán)重“失語”。同樣被打倒的知識分子邵燕祥仍記得當(dāng)時對巴金發(fā)言的感嘆:“對于巴金的直言不諱,大家還是有些吃驚的,首先我們就感到了他作為作家的勇氣和責(zé)任心。”
          在政治運動后期,巴金開始嚴(yán)肅地反思。邵燕祥一直保存著巴金在上世紀(jì)30年代完成的《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也清晰地記得巴金翻譯的緬懷俄國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斯捷潘?拉辛的懸崖》的歌詞,“他終身都在為國家為民族尋找出路”。早年追求的理想和品質(zhì),在1960年代,巴金又一點點地揀了回來。他后來對身邊的彭新琪說:“我小的時候很倔強,很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是后來喪失了,直到老年又開始倔強了!
          章潔思記得,“文革”中,巴金抄但丁的《神曲》!澳菚r候他還沒有平反,我在復(fù)旦讀大學(xué),因為是黑幫子弟,日子很不好過。眼看著四處焚書、知識被踐踏,我在他面前發(fā)牢騷,‘讀書沒用,真是沒意思’,他很認真地說,‘書不可以不讀,不能說讀書沒用啊’。我發(fā)現(xiàn),雖然當(dāng)時境遇非常差,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看得很遠,非常寬厚。當(dāng)年他還沒有平反,就自己在家里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那時候沒人敢出書,但是他很自然地堅持翻譯。這些偉人的思想也是他的寄托,所以晚年他寫《隨想錄》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吃驚!
          晚年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爭的噩夢中。研究者陳思和原以為所謂噩夢只是老人的一種文學(xué)修辭手法,但是后來才從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時常噩夢纏身!斑@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畬懓,寫吧!孟裼幸粋聲音經(jīng)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愿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zé)易约,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今年93歲的漫畫家、美術(shù)史家黃苗子向記者回憶起最初看到《隨想錄》的感受!峨S想錄》最初在香港《大公報》上發(fā)表時,編輯潘際垌經(jīng)常拿到稿子后,激動地給好友黃苗子看!澳菚r候基本上是‘傷痕文學(xué)’,大家回憶在半步橋、在秦城監(jiān)獄里受難的遭遇,突然之間看到巴老這種正氣凜然,掏心底說的話,和我們想說又沒有說出來的話一樣,我們是邊看邊流淚!卑徒鸶矣谡f話,“但不是憑感覺說話,而是冷靜地經(jīng)過思索和實踐后說出來的話,所以非常有分量”。
          邵燕祥感慨,“經(jīng)歷過國家命運起伏的一代人,越到年紀(jì)大了,越能理解巴金。很難說是我們先理解了他的青年,再理解他的晚年;還是了解了他晚年的心境之后,對他年輕時選擇的道路有了更切近的體會。他是一個充滿激情又一生嚴(yán)肅思考的人”。
          研究者陳思和提醒記者,不應(yīng)該簡單地把《隨想錄》里邊的“我”等同于巴金本人。雖然在表達上巴金以“我”為主,講了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從文字上看確實是巴金本人的故事。但是他很強調(diào)通過自我反省達到社會反思的目的,“我”在這里有個修辭作用,既是說自己,又不止于自己。陳思和以兩個理由證明自己對《隨想錄》的理解,一方面,巴金寫《家》的時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報連載的,“為了適合上海市民的閱讀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從效果和閱讀面上反響很好。但《家》里頭的高太爺與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樣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實祖父是相當(dāng)慈愛善良的”。另一件事情是,沈從文去世時,新華社的報道相當(dāng)簡單,沈也沒有任何頭銜,巴金對此事不滿,在《懷念從文》這篇文章里,他以責(zé)怪寫此稿的新華社記者郭林春為開頭。其實巴金和老記者郭林春有交往,他心里頭并非真正責(zé)怪郭,而是不滿于當(dāng)時大環(huán)境對沈從文的冷漠,以“我”的責(zé)怪來表達。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爾斯泰為自己的榜樣,畢生追求一個講真話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
          
          一個終生的溫情主義者
          
          巴金雖然一直不善言辭,但在書信中對家人表達的熱愛之情,讓人感懷。即使90歲高齡,在給外孫女端端的信中,老人慈愛地說,“我要告訴你:祖父的愛、外公的愛是不要報償?shù)?是無窮無盡的,它永遠在你身邊,保護著你。你們不理解我,但是我愛你們。我仿佛還能夠把你高高舉起”。
          巴金身邊人也因為一些細微的事情,常常被寡言的老人所感動。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趙長天,1985年從事作協(xié)行政工作后,開始和巴老有了接觸!八且粋對自身道德要求非常高的人,對人特別的周到,甚至是恭謙!蓖砟甑胶贾萑ク燄B(yǎng)的時候,按照巴金的待遇,可以要求專列接待,但是巴金堅持只包下一個軟臥包間,僅讓家人隨從。等到病情嚴(yán)重后,隨行醫(yī)護人員增多,才勉強同意包下一節(jié)車廂。在杭州養(yǎng)病期間,對每一個給老人服務(wù)過的工作人員,都不忘專門準(zhǔn)備一份小禮物,并且堅持自己付錢療養(yǎng)。彭新琪提到,早年的巴金常將稿費分給需要幫助的朋友,拮據(jù)的經(jīng)濟也是他晚婚的一個重要原因。等有了經(jīng)濟能力后,巴老仍舊生活得十分簡單,“我在他家吃過兩頓飯,非常簡樸,一次是阿姨做的餅,就著一點稀飯和咸菜。另一次是肉泥炒茄子,他對衣服穿著也沒有太多要求”。
          晚輩去探望巴老的時候,有時候擔(dān)心老人不喜歡人多,但是巴金樂意年輕人在自己面前開心地聊天,雖然東扯西拉,老人并不多插話,總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陳思和、趙長天等探望巴老的時候,都被晚年巴金寫作的艱難打動,“輪椅上架著一個板子,顫抖的手幾乎拿不住筆”,每寫一個字都要費力很久,而且字寫得非常大,卻幾乎難以辨認。但是當(dāng)身邊人勸巴老口述時,他不同意,“我習(xí)慣了,要自己來寫”。
          作為干女兒的章潔思,“聽到巴老去世的消息,一夜未眠,我好像一下子回到父親在華東醫(yī)院病逝時的大廳,他睡在靈床上,蓋著白布,旁邊站著巴金、蕭珊。雖然還沒有到冬天,只是穿著毛衣,但是15歲的我渾身不停地抖,干媽蕭珊從背后緊緊抱著我,要我哭出來,我就是抖得厲害,哭不出來。以前基本上都是干媽關(guān)心我們,這以后,巴老也開始像父親一樣疼愛我們”。晚年的巴金很慈祥,在熟人面前偶爾也開開玩笑,如果遇到好寫的筆,會讓人家多買一些,送給熟人分享。晚年生病時候,非常容易照顧,永遠怕給別人添麻煩,很配合治療!坝蒙虾T拋碚f,他是非常好弄的一個人,一點也不刁!
          病中的巴金,居然清晰地記得30年前章潔思喜歡列維坦的畫冊,作為禮物送給了她。回憶起曾經(jīng)快樂的家庭氛圍,章說,“干媽特別來勁,主意都是她的”。蕭珊的性格與章靳以比較接近,兩個人離世之后,“整個家里的氣氛就完全不一樣,陽光沒了”,雖然巴金一直把妻子的骨灰放在家里,“但骨灰是沉默的啊”。
          研究者李輝曾經(jīng)多次采訪和巴金同時代的老人,“說來也奇怪,有時候文人相輕,老友之間也有些不對付的地方。但是沒有一個人說過巴金的一句不好,大家都真心地尊重他”。巴金提到,“我認為朋友中三個人才氣最高。沈從文一個,曹禺一個,蕭乾一個”。熟悉的人知道,巴金的好朋友,性格都和他迥異。
          與曹禺、沈從文有過交道的黃苗子向記者回憶到,曹禺晚年比較痛苦、苦悶,但是不敢表達,他的性格比較軟弱,幾次大運動讓他特別害怕,寫不出好作品來。后來大家碰到一起的時候,他總是說:“你們還有朋友,我多么孤獨!
          巴金和沈從文私交甚好,但是兩個人的文藝主張,一個宣泄,一個節(jié)制。巴金說,“我們愛寫信辯論”,“我和從文辯論,他和我吵,我就發(fā)笑,他以為我發(fā)神經(jīng)。今天罵這個,明天罵那個。我也罵周作人,也罵朱光潛”!八男≌f有的寫男女的,我不大喜歡”!八f我的信念是空的”,“沈從文是個老實人”。
          對于蕭乾的性格,巴金直言,“蕭乾總是懷疑別人,先預(yù)防別人。我說反而吃虧。真是聰明人就不會這樣。在英國他很活潑,工作也認真,他總想保護自己,結(jié)果暴露了自己”。
          不管對朋友怎樣看待,巴金在任何時候都真誠地幫助他們,彭新琪評價道,“巴金一直很有威望,他那么長時間的威望建立在真誠、厚道上,對任何人都是幫助的態(tài)度,有作品來就想發(fā)表,沒有成見,從不在背后講別人的壞話,全身就是一個‘愛’字,朋友們于是都很尊重他”。
          
         。ㄕ浴度(lián)生活周刊》2005年第40期)
          
          延伸閱讀:
          
          巴金蕭珊魂歸東海
          
          長江口上,海風(fēng)掠過,濤聲輕吟……李小林口中念著父親和母親的名字,手捧兩人摻和在一起的骨灰在空中揚起,片片玫瑰花瓣隨風(fēng)飛揚,然后緩緩飄落海面。2005年11月25日上午,東海長江口風(fēng)平浪靜,巴金和蕭珊這兩顆善良、忠誠的靈魂終于永遠廝守在一起。這一天,上海風(fēng)和日麗,是一代文壇巨星巴金誕辰102周年。
          
          7:45巴金夫婦離開家
          11月25日是巴老102歲的生日,可是他終究沒能等到這一天,家人選擇在這一天送老人家魂歸東海。
          一大清早,女兒李小林和兒子李小棠分別捧著巴老和蕭珊的骨灰盒走出家門。7點45分,他們與參加骨灰拋撒儀式的人一起坐車從武康路113號家中出發(fā)。李小林和李小棠跨出家門的那一刻,巴老夫婦就永遠地離開了他們曾經(jīng)的愛巢。
          前面警車開道,運載巴老及愛妻骨灰的車直奔上海吳淞港。近9時,車隊抵達東海吳淞港口,兩人的骨灰盒被捧上了滬航3號客輪――這是一艘雙層普通輪船,而不是此前傳聞的軍艦。
          
          9:48巴金夫婦魂歸大海
          當(dāng)時,船艙里已經(jīng)布置好了一個簡易的骨灰告別場所,墻上掛著巴老微笑著的遺照,前面擺放著102朵紅色玫瑰花,花籃呈心形裝飾。近一個小時后,船至東?。家屬和相關(guān)部門的人,依次向巴老遺像鞠躬。鞠躬完畢,人們來到甲板上,李小林和李小棠將巴老和愛妻的骨灰摻和在一起,開始向大海拋撒。每名家屬都向大海撒了一把骨灰,隨行的人則在一邊拋撒著玫瑰花瓣。此時,輪船汽笛長鳴,巴老生前喜歡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回蕩在藍天波濤之間,隨風(fēng)飄蕩。
          
          10:03再見,爸爸媽媽
          “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淚和血。”這是巴老生前對愛妻的無限懷念,時至今日,兩個人的血和淚終于融為一體,直到永遠。當(dāng)女兒李小林撒出第一捧骨灰時,她深情地說道:爸爸媽媽,你們放心吧,我們會很好地活下去!看著骨灰伴著玫瑰花瓣飄散風(fēng)中,落向大海,最終消失,李小林眼里噙滿淚水:“再見吧,爸爸媽媽……”
          再見吧,中國文壇一代巨星;再見吧,中國文學(xué)的良心;再見吧,那個堅持說真話的老人;再見吧,那對攜手走過一生的平凡夫妻……這是當(dāng)時所有在現(xiàn)場的人在心底的深情呼喚。
          
          12:00為巴老過生日
          10點多,滬航3號客輪返航,回到吳淞碼頭。相關(guān)部門的人紛紛離去,李小林請所有在場的家屬一起吃了頓飯。這頓飯意味深長,一是為了巴老的102歲生日,一是答謝所有人為巴老付出的一切,最后是要大家遵巴老所囑好好活著。
          “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北M管巴老骨灰沒有留在四川故里,但東海之濱,長江上下,我們依然心靈相通。
         。2005年11月26日《北京青年報》轉(zhuǎn)自《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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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生平及作品
          
          巴金是我國現(xiàn)當(dāng)代著名作家,我國新文學(xué)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蜚聲世界的文化名人。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成就和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是舉世矚目、有口皆碑的。近年來,他提倡“講真話”的呼聲,又在思想界和社會各個階層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xué)校。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沖破封建家庭的樊籠,來到上海、南京,進東南大學(xué)附中,并參加了一些社會活動。1927年旅法在巴黎讀書,并開始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次年回國從事文學(xué)活動,“九一八”事變后積極參加救亡工作,和魯迅有了交往。曾任《文學(xué)季刊》編委,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與靳以合編《文季月刊》?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和茅盾創(chuàng)辦《烽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理事。新中國成立后,巴金曾擔(dān)任《上海文學(xué)》和《收獲》主編。
          巴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一生筆耕不輟、勤奮寫作,即便晚年疾病纏身,仍然堅持寫作。主要作品有《滅亡》、《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戰(zhàn)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春天里的秋天》、《憩園》、《第四病室》、《寒夜》,散文集《友誼集》、《懷念集》、《隨想錄》(5集)。譯作有《薇娜》、《父與子》、《處女地》、《快樂王子》。出版有《巴金文集》(14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譯文全集》(10卷)等。巴金的作品影響了幾代人的成長,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中不可動搖的地位。
          巴金的作品曾經(jīng)多次改編成影視、戲劇作品,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早在1942年,著名劇作家曹禺便根據(jù)巴金的同名小說創(chuàng)作了劇本《家》。1984年由著名演員潘虹、許還山主演的電影《寒夜》攝制完成,忠實傳遞了原著感人肺腑的故事,至今仍為廣大觀眾稱道。廣為人知的電影《英雄兒女》也是改編自巴金的中篇小說《團圓》,一曲《英雄贊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巴金的眾多文學(xué)作品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國的讀者中流傳。巴金作品的第一部法譯本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是由瑪麗?約瑟?拉麗特夫人譯的巴金長篇小說《寒夜》,法國翻譯界的“巴金熱”由此開始。之后,《憩園》、短篇小說集《羅伯斯庇爾和其他小說》、短篇小說集《復(fù)仇》以及另一部長篇巨作《春》相繼被譯成法文等多國文字。 (夏天)
          
          巴金筆名的由來
          
          巴金本名李堯棠,字芾甘。很多讀者都好奇,巴金的筆名是從何而來?上海巴金文學(xué)研究會副秘書長、復(fù)旦大學(xué)青年學(xué)者周立民說:巴金在法國留學(xué)時,創(chuàng)作了小說《滅亡》,最初并沒有想到發(fā)表,只是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人。他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xué)生,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個“巴”字以示紀(jì)念。當(dāng)時巴老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xué)的起源與發(fā)展》,取名時書稿正放在他的桌上,于是與他同住的一位學(xué)哲學(xué)的朋友就建議他再用個“金”字,“巴金”之名由此而來。
          巴金后來表示,“巴金”并非他有意取的筆名,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文學(xué)!稖缤觥芳淖吆,巴金去了巴黎,為《東方雜志》翻譯托洛茨基紀(jì)念托爾斯泰的文章,他在譯稿(《托爾斯泰論》)上也署名“巴金”。后來,這篇后署“巴金”的論文卻先發(fā)表了,而最先署“巴金”的小說《滅亡》是1929年才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除了“巴金”之外,他還有“壬平”“極樂”“佩竿”“黑浪”等筆名。在家中,他還有個小名,叫升。(夏琦)
          
          (2005年10月18日《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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