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吉斯斯坦特產(chǎn) [吉爾吉斯:變味郁金香]

　　春天,對于吉爾吉斯總統(tǒng)巴基耶夫本是一個好季節(jié)。因為五年前的3月24日,吉爾吉斯爆發(fā)了推翻前總統(tǒng)阿卡耶夫的“郁金香革命”,隨后這一天被革命后上臺的巴基耶夫定為“人民革命日”。
　　當時,因為懷疑政府在選舉中作弊,以及對阿卡耶夫腐敗的不滿,身上帶著黃色大手帕的反對派掀起與政府的對抗,前總理巴基耶夫在混亂局面下被“黃袍加身”,成為臨時政府的代總統(tǒng),并隨后被選舉為總統(tǒng)。而阿卡耶夫則乘坐直升機,從首都比什凱克倉皇出逃到哈薩克斯坦,隨后逃往俄羅斯,并在那里宣布下野。
　　五年后的春天,這一切又一次上演,只不過這次倉皇出逃比什凱克的,換成了巴基耶夫。由于政府提出增加公共事業(yè)收費,點燃了一直積聚的社會怨氣和政治壓力。4月6日,吉爾吉斯爆發(fā)游行示威。示威者沖擊了地方政府機關,這隨即遭到政府的強力鎮(zhèn)壓,鎮(zhèn)壓使示威變成了全國性的騷亂。4月7日,在付出75人死亡、400余人受傷的代價之后,示威民眾攻占首都的行政機關,反對派領導人宣稱接管政權,并宣稱巴基耶夫已經(jīng)逃往吉爾吉斯南部。
　　這是一場似乎早已注定的輪回。
　　3月的時候,反對派呼吁民眾在4月初進行示威游行,就已經(jīng)成為一個危險的信號――執(zhí)政者的貪腐、嚴酷和無能是激發(fā)“郁金香革命”的根本原因,但在隨后巴基耶夫執(zhí)政的日子里,這些積弊反而愈演愈烈,社會的不滿也在不斷加劇。
　　2005年,當選總統(tǒng)的巴基耶夫曾向他的國民許諾,要根除這個原蘇聯(lián)最為貧窮的加盟共和國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然而還不到一年,面對愈加嚴峻的腐敗,忍無可忍的吉爾吉斯民眾走上街頭,要求巴基耶夫履行自己的諾言。
　　深諳小國生存之道的巴基耶夫能在美俄的大國角力中,大玩平衡,但卻輕視了民意的力量。上臺沒多久,他便任命自己的兄弟扎伊實(Zhanysh Bakiyev)和兒子馬拉特(Marat Bakiyev)控制這個國家的國家安全部門。2009年,他更是將自己的另一個兒子馬克辛(Maksim Bakiyev)任命為發(fā)展投資及創(chuàng)新中央機構的主管,控制了這個國家包括援助和信貸在內(nèi)的所有涉外金融流動。馬克辛還是吉爾吉斯最為富有的企業(yè)家,并且被普遍看成是2014年巴基耶夫任期屆滿之后的接班人。
　　這一幕甚至有些諷刺,巴基耶夫可能忘了,將他選為總統(tǒng)的民眾們,當初正是因忍受不了其前任阿卡耶夫家族的貪腐和任人唯親而走上街頭的。
　　“郁金香革命”也沒有給吉爾吉斯帶來民主的游戲規(guī)則,在巴基耶夫治下,反而變得更加血腥。
　　2006年,吉爾吉斯前議長德科巴耶夫(Omurbek Tekebaev)在華沙機場被查出行李中有595克海洛因,并隨即被波蘭警方逮捕。但是很快,這被證實是一場粗陋的政治陷害――監(jiān)控錄像顯示,德科巴耶夫的行李被人取走之后,又被放回原處。而華沙機場的一名官員后來承認,正是巴基耶夫在國家安全部的兄弟扎伊實指示他這么做的。德科巴耶夫曾經(jīng)辱罵過巴基耶夫,并且拒絕道歉,而在2006年2月辭職。
　　而其他一些人就沒有德科巴耶夫這么“幸運”了。
　　2009年,巴基耶夫的原幕僚長賽蒂爾克羅夫(Medetbek Sadyrkulov)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喪生。他在辭職后就一直與反對派力量過往甚密。他的家人對媒體說,在“交通事故”發(fā)生前,賽蒂爾克羅夫就對家里說過自己可能已經(jīng)被跟蹤,并且可能處境危險。
　　2010年1月,51歲的吉爾吉斯記者帕夫余科(Gennady Pavlyuk)被人反捆雙手從阿拉木圖的一棟六層樓上推下,當場斃命。他此前一直指控巴基耶夫犯有謀殺罪,并且避居在鄰國哈薩克斯坦。在他死后,哈薩克斯坦情報部門稱,吉爾吉斯的安全部門參與了這次謀殺。
　　盡管“郁金香革命”成就了巴基耶夫,而他本人卻并不認同這場革命對民主和正義的追求,反而用自己的言行羞辱了那場革命。2009年,他贏得了一場充滿爭議的選舉,獲得76.4%的選票。而就連吉爾吉斯是成員國之一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都表態(tài)稱,那場選舉“不公平”。西方媒體則感嘆說,如今原蘇聯(lián)地區(qū)的那些獨裁領導人們也知道,90%以上的支持率太過虛假,“獲得”65%到85%的選票反倒能省去很多麻煩。巴基耶夫本人更是在今年年初紀念“郁金香革命”五周年的集會上說,西方以選舉和議會為核心的民主制度并不適合吉爾吉斯,吉爾吉斯斯坦最好是選擇有著悠久歷史根源的“協(xié)商民主”。
　　4月8日,在“攻占”首都比什凱克之后,反對派領導人之一的奧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對媒體說:“你可以說這是一場革命,你也可以說是人民的反叛。無論怎樣,這就是我們追求正義和民主的表達方式。”
　　這對于巴基耶夫又是一個諷刺性的局面。他與奧通巴耶娃是“郁金香革命”之前吉爾吉斯最有威望的兩位反對派領導人,兩人一同宣告了后蘇聯(lián)時代那種強權政治的結(jié)束。這一幕也令人想起當年烏克蘭“顏色革命”中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組合。而當其中一人有意無意走上同一條路之后,最終也會有人,甚至可能就是曾經(jīng)的戰(zhàn)友,來宣布“巴基耶夫的時代結(jié)束了”。
　　今年1月,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fā)表報告稱,截至2009年,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在全球范圍內(nèi)已經(jīng)連續(xù)第四年受挫,擁有選舉民主的國家從119個減少到116個,是自1995年以來的最低數(shù)字。
　　蘇聯(lián)解體后,圍繞其加盟共和國、特別是中亞這些從宗教、種族上都與俄羅斯差異頗大的國家的發(fā)展路徑,爭論不斷。有資源者,如哈薩克斯坦,往往容易陷入所謂“資源陷阱”;少資源者,如吉爾吉斯,除繼續(xù)以農(nóng)業(yè)和機械制造為主外,往往另辟蹊徑,充分利用交通走廊優(yōu)勢。
　　但在政體上,中亞國家家族統(tǒng)治、裙帶關系很盛,為政者訴諸權力尋租,往往形成一個龐大的政經(jīng)關系網(wǎng)。在一定時期內(nèi),這種關系網(wǎng)往往能保證政局的穩(wěn)定,但脆弱性同樣很大。而更大的問題在于,即便吉爾吉斯重新制定憲法、舉行選舉,但誰又能保證通過合法民主程序上臺的領導人不會重蹈覆轍?
　　(《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15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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