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是什么 [典型文案]

　　【推薦理由】 　　 　　這是一部描述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史著名案例的研究著作。是關(guān)于新中國六十年當代文學的一份“檔案”。其中，它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重心放在了“關(guān)系”的發(fā)微、辨析和闡釋上。無論對人、事、史，均致力于考辨梳攏，抉微索隱，陳其概要。是一部理路謹嚴、具有思辨光芒和智慧含量然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
　　
　　1956年前后，劉紹棠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亢龍”之相。他是如此志滿意驕，以至于任何場合、對任何人都不加掩飾。我們來看看同時代文壇上兩個青年俊杰的描述。
　　王蒙在其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幾處涉及劉紹棠。一處說：
　　在這個會議（指“青創(chuàng)會”―引注）上青年作者們最常說的詞兒有這么幾個，一個是“發(fā)”，可不是如今的發(fā)財?shù)囊馑�，指的是發(fā)表，誰的什么什么作品發(fā)表了。這就立刻顯得高人一等，誰的什么什么作品不發(fā)表了，就是失敗了倒霉了江郎才盡了前途暗淡了。第二個是集子，因為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寫短小作品的，誰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書，誰自然比僅僅在報刊上印成鉛字又高明成功了許多。第三個詞是入會，像劉紹棠什么的，早已經(jīng)加入作協(xié)成為會員，又比我輩寫了個把東西就來開會強得多闊得多了。
　　這三個“最常說的詞兒”，劉紹棠恐怕是唯一盡得風流之人。“發(fā)”得最多，也有“集子”，還已經(jīng)“入會”。而王蒙當時僅僅“發(fā)”過兩篇作品，舍此再無資本，相形之下，用他的話說“只有汗顏”。不過，體味王蒙行文，這個“汗顏”與其說是他自己覺得，毋如說是在別人炫耀之下被迫覺得。盡管他只是隱隱約約將劉紹棠的名字輕輕點了一下，但那個“強得多闊得多”、大肆炫耀者的身影，還是躍然紙上。
　　假如上面那段話，所指尚嫌朦朧，那么翻過一頁，人物形象就變得極為鮮明了：
　　而從劉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地帶幾分輕狂，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當不友好的話對另一個青年作家說：“你就撅他！駁兒他！千萬別搭理他！”我和他們最終也無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來就夾在當間兒啦。
　　這百十來字，是一幅微型肖像畫，指名道姓的描繪了1956年劉紹棠公開場合的表現(xiàn)�！拜p狂”是文眼，“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是其具體表現(xiàn)，對話則是所有這一切的形象化。
　　那么，是不是王蒙心懷妒意而刻薄為文，致使筆下有所夸大呢？我們再去看看另外一個人的描述，他便是浩然。從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創(chuàng)作題材論，浩然、劉紹棠之間的相似性，大于王蒙、劉紹棠之間的相似性；同時，他們彼此的淵源也深得多。所以，浩然對劉紹棠的感受，比王蒙更具參考價值。
　　據(jù)說，早在1951年他們便打過交道。那時，劉紹棠以“十五齡童”已經(jīng)“發(fā)”了十幾個短篇，還獲過獎，在保定當上了《河北文藝》見習編輯。浩然卻在薊縣無望地收獲連篇累牘的退稿。這些退稿中，有一篇就來自劉大編輯�！秳⒔B棠傳》說，“按當時規(guī)矩，退稿信只能加蓋編輯部的公章，不許編輯個人署名”，劉卻“因?qū)�浩然很有好感”，在退稿信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鄭恩波先生把這件事當做浩、劉友誼來寫，說“浩然把紹棠的這封信保存了多年，即使在天寒地凍、風雨飄搖的年月，也沒有舍得毀棄。”然而，查《浩然口述自傳》，所涉劉紹棠筆墨甚多，關(guān)于此信卻只字未提；推測起來，縱有此事，它于浩然恐怕也非“溫馨”記憶。
　　若以《浩然口述自傳》為據(jù)，浩然對劉紹棠的回憶，只有負氣和不快。他回憶的起點是1954年，當時，浩然慕劉紹棠之名，托人稱劉紹棠“小兄弟”的叢維熙牽線，彼此認識一下。叢當即表示不成問題，說大家“都是冀東老鄉(xiāng)，你們倆一見面準能成為好朋友”。約好星期天在叢維熙工作單位《北京日報》社見面。那日，浩然“早早地從通縣專區(qū)記者組動身”，趕進城來找到《北京日報》社，在門口左等右等不見人來，眼看是中午，浩然就打聽了叢維熙宿舍地址自己去找：
　　我按照門衛(wèi)的指點，繞到東邊拐進頭條胡同口，一邊往西走一邊查看門牌號碼。正在走著查著，忽見叢維熙從胡同的對面走來，旁邊跟著一個人，跟我們一樣都是年輕人。那人胖胖的，有點黑，戴著近視眼鏡，不用問，他一定就是劉紹棠。我高興地喊一聲“叢維熙”，隨后大步地迎上前去。叢維熙見了我，微微發(fā)了一下愣，立刻停住腳步說，你說的事兒讓我忘了。他指指身邊那個胖乎乎的人介紹說，這就是劉紹棠。我趕緊朝劉紹棠伸出手。劉紹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氣地笑笑。叢維熙又介紹我說，這是梁浩然，《河北日報》的記者！話未說完，劉紹棠臉上的笑模樣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個難解其意的手勢，眼神不再對著我，說他現(xiàn)在很忙，就連中央大報的記者采訪，也得事先約定時間，以后有時間約定時間再說吧。話音剛落，他就繼續(xù)舉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
　　說起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當成“糾纏者”，對劉紹棠則以“名人”相稱，說他“正處于‘幼稚可笑’而又自視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齡段”。浩然坦言，后來劉紹棠掉落云端，自己內(nèi)心很長一段時間都“認同別人對他的批判”，“我尤其認同批判他‘狂妄和個人主義’”。
　　連王蒙、浩然當時都從劉紹棠那里受了一肚子氣，其待人的輕慢、驕矜以及毫不屑于掩飾，可見一斑。
　　浩然還講到后來批判會上一個細節(jié)：
　　一個上臺批判發(fā)言的人是劉紹棠在通縣潞河中學的入黨介紹人。他揭發(fā)說，劉紹棠在中學念書那會兒，沒成名時稱他為“×教師”，有了點名氣改稱他為“同志”，乃至成名入黨了，他口吐狂言“共產(chǎn)黨吸收我入黨是共產(chǎn)黨的光榮，如果不吸收我入黨是共產(chǎn)黨的損失！”
　　未知揭發(fā)者屬于信口雌黃，抑或言之有據(jù)；如果劉紹棠當真講過那種話，批他一句“口吐狂言”，真不為過。
　　此時他的“自我膨脹”，還有一個突出例證。就在他占盡風頭的首屆“青創(chuàng)會”上，他高談闊論、大放厥詞，“攻擊文藝界領(lǐng)導”。2007年12月《黨史博采》一則史料稱：
　　當時劉紹棠創(chuàng)作勢頭正順風揚帆，不免有些年輕氣盛。1956 年春天，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會議上，劉紹棠帶頭發(fā)言，對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發(fā)表了一通意見。大會的一位負責人，將此事告到了團中央。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要處分劉紹棠，可胡耀邦不同意。這事鬧得很大，又牽涉到不歸團中央管的文藝界，胡耀邦便把劉紹棠找去談話。他在肯定了劉紹棠一些觀點還不錯的同時，又批評他不應當在大會上不冷靜；還說這是延安時期“輕騎隊”的作風；同時批評劉紹棠不該口出狂言，攻擊文藝界領(lǐng)導……（李永軍：《胡耀邦與劉紹棠“不請不來，請也不來”的一次談話》）
　　我所閱資料中，都沒有具體指出這位“文藝界領(lǐng)導”是誰，不過，在王蒙自傳里看見過閃爍其詞的一段，那是1957年2月周揚就《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約見他的情景：
　　……通過開青年作者會（即“青創(chuàng)會”――引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樣地口出狂言，惹惱領(lǐng)導。這時周皺著眉頭說，有一個表現(xiàn)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揚言蘇聯(lián)十月革命后的文學成績不如革命前，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文學成就不如座談會前。你對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體味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嚴重性。我知道他說的是劉紹棠。我回答說，談這樣重大的問題，應該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嚴肅的立論，而不能隨便一說。
　　王蒙下筆羚羊掛角，很難判斷被劉紹棠“攻擊”的文藝界領(lǐng)導就是周揚，不過，從胡耀邦重視和為難的程度看，應該不是“一般”的領(lǐng)導。
　　胡耀邦把劉紹棠叫去“面責”時，還說了一句：“你連我也看不起……不愛聽我的刺耳的話，喜歡聽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話�！彪m無認真怪罪之意，但劉紹棠之“狂”，著實堪驚。
　　盈不可久也。
　　很多跡象發(fā)出警告，劉紹棠已處在危險的邊緣。他豈止不把王蒙、浩然或者文壇其他同儕放在眼里，即便周揚、胡耀邦那種級別的大人物，也未必放在眼里。王蒙說他在“青創(chuàng)會”小組會上“聽到老詩人臧克家對于劉紹棠輟學搞專業(yè)創(chuàng)作的微詞”；上面引用的黨史材料也透露，“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要處分劉紹棠”；而我查閱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專為“青創(chuàng)會”出版的《全國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會議報告、發(fā)言集》，發(fā)現(xiàn)盡管劉紹棠那時如日中天、無比搶眼，并在會議上做了“重點發(fā)言”，但在這本集子中卻不見蹤影……這都是值得警醒的信號，可惜劉紹棠渾然未決。如果再年長十歲，如果人生經(jīng)驗里曾有過一些坎坷，他大概能夠避免翌年的厄運。
　　到1975年，劉紹棠被漫畫為個人靈魂墮落的典型，而他真正的成長史，他如何被培養(yǎng)被制造的過程，全都隱去。我們看到，從十三四歲開始，他就由社會根據(jù)自身利益、需要、目標，進行設(shè)計、雕刻和擺放。他是一個窗口人物，一個展件。他后來被指責的每一點，都不應由他個人負責；他問題的癥結(jié)，是一個不能自主的孩子被工具化。
　　（摘自《典型文案》，李潔非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價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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