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與以色列當前關系危機的原因分析]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

　　摘要：土耳其與以色列曾是中東地區(qū)兩個關系最為密切的盟國。但兩國關系卻在近年來發(fā)生了徹底逆轉。在造成兩國關系惡化的原因中，既有國家政治領導人個人意識形態(tài)傾向性與個性的影響，也有國家內部社會潮流轉變和政治局勢發(fā)展的因素，另外還有伊拉克戰(zhàn)爭后地區(qū)國際政治環(huán)境變化以及庫爾德問題發(fā)展的國際化與復雜化。土耳其與以色列當前關系的逆轉和危機，不僅會導致這個地區(qū)國家之間安全聯(lián)盟的重新組合，而且也會給中東和平進程的前景以及地區(qū)跨國性庫爾德問題的發(fā)展帶來更多變數。
　　關鍵詞：土耳其 以色列 危機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1) 04-0047-53
　　
　　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國家之間關系的變化雖然有時難以預料，但其中依然有根可尋。近年來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急劇惡化，反映的正是這種情況。1997年12月，在德黑蘭召開的伊斯蘭組織會議第八次首腦會議上，土耳其曾因其與以色列過于密切關系及其對伊拉克北部地區(qū)庫爾德工人黨叛亂分子的清剿而受到多數會員國的激烈批評。當時，土耳其不但和以色列建立了區(qū)域聯(lián)盟關系，而且和敘利亞幾乎處于戰(zhàn)爭邊緣。然而十年后，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卻因對巴勒斯坦的積極支持而受到阿薩德、內賈德和穆巴拉克等伊斯蘭世界領導人的贊揚。特別是埃爾多安在2009年的達沃斯首腦會議上，和以色列總理佩雷斯因加沙問題激烈辯論而憤然離場后，不僅他本人在伊斯蘭世界名聲大振，其畫像也被張貼到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地區(qū)。目前，土耳其和以色列幾乎每天都在相互指責和攻擊。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把以色列說成是中東地區(qū)的主要安全威脅，以色列外交部長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則稱埃爾多安是另一個查韋斯（Chavez）。土耳其不僅取消了和以色列所有的聯(lián)合軍事訓練，而且和敘利亞建立了經濟與軍事伙伴關系。土耳其還拒絕和西方國家一道對伊朗進行經濟制裁，并提請國際社會注意以色列擁有的核武器。作為抗議，以色列已不再向土耳其提供包括海軍導彈攔截機在內的先進武器系統(tǒng)。特別是在2010年6月，在以色列攻擊了試圖沖破加沙地帶封鎖線的救援船隊并造成15名救援人員死亡后，土耳其不但指責以色列的行動是一種“海盜”行徑，而且還將其說成是“國家的謀殺行為”和“國家恐怖主義”。作為中東地區(qū)兩個地位特殊的國家，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的急劇逆轉勢必對中東地區(qū)政治格局造成嚴重影響。本文將從政治領導人個人特性、國家內部政治發(fā)展以及國際環(huán)境變化等三個方面，深入探究兩國關系大幅度逆轉的根本原因及其影響。
　　一、土以關系危機的形成過程
　　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國之初。1949年，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冷戰(zhàn)時期，當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和蘇聯(lián)保持密切關系以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的時候，土耳其在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之間始終采取一種平衡政策。這主要是因為土耳其一方面在戰(zhàn)略上和以色列有著共同利益，但同時也與阿拉伯世界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為了避免突出自己和以色列的盟國關系，土耳其在冷戰(zhàn)時期常常獨立于中東政治之外。只有1980年時，土耳其曾因抗議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為其首都，因而關閉了在那里的領事館。1991年海灣戰(zhàn)爭后，土耳其從其安全利益角度出發(fā)，再次加強了與以色列的聯(lián)系。這主要是在伊拉克中央政權被削弱后，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叛亂不斷加劇，并得到了敘利亞和伊朗的支持，從而使得土耳其再次感到自己國內庫爾德問題的壓力。同時，土耳其軍方對國內政治干預程度的加強，也為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安全聯(lián)盟提供了有利條件。
　　進入21世紀，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出現逆轉。這首先是在2002年4月，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杰寧（Jenin）難民營的攻擊并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因而引起了土耳其民眾和輿論的強烈不滿。緊接著，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領導的具有伊斯蘭背景的正義發(fā)展黨在2002年11月的大選中獲勝并獨立組成政府，又進一步導致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的發(fā)展出現停滯。但導致兩國關系惡化的關鍵，還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一方面造成土耳其公眾輿論對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表現出強烈的反感情緒，另一方面也讓很多土耳其人看到以色列不僅和伊拉克庫爾德團體關系密切，而且和土耳其工人黨的恐怖主義分子也有間接聯(lián)系。
　　從2008年底到2009年初以色列對加沙地區(qū)進行的三周軍事打擊，終于使得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作為談判籌碼而僅存的安全合作關系完全破裂。以色列這次行動讓土耳其政府尤為憤慨的是，僅僅在行動前五天，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Ehud Olmert）還向土耳其承諾將采用和平方式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因此，感到自己被出賣的土耳其政府不僅對以色列的加沙行動做出了超乎尋常的強烈反應，而且宣布立刻停止協(xié)助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談判的調解外交。同時，土耳其民眾也表現出同樣強烈的反應，幾乎每個城市都舉行了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活動。此后不久，埃爾多安總理在2009年達沃斯經濟首腦會議上，還和以色列總統(tǒng)佩雷斯（Shimon Peres）進行了激烈的語言交鋒，并憤然離會以示抗議，從而導致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更加惡化。
　　2010年1月，土耳其電視臺播出了描寫以色列士兵屠殺巴勒斯坦平民的系列電視節(jié)目“分離”。作為回應，以色列副外長阿亞龍（Danny Ayalon）也在電視媒體面前對土耳其駐以色列大使公開進行羞辱。緊接著，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土耳其電視臺上指責以色列是這個地區(qū)的主要威脅，并宣稱“以色列如果再次對加沙發(fā)動攻擊，土耳其決不會袖手旁觀”。[1] 作為回應，以色列外長利伯曼則把埃爾多安和利比亞領導人卡扎非以及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維斯相提并論。2010年4月，在美國組織的核安全峰會前夕，土耳其特別提出以色列是中東地區(qū)目前唯一的核國家，從而導致以色列拒絕參加這次會議。就在矛盾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以色列2010年5月31日對國際救援船隊發(fā)動的攻擊導致十多名人員被殺，而其中大多是土耳其公民。對此，土耳其政府指責以色列的襲擊是一種海盜行為。埃爾多安不僅宣稱以色列的行為已經上升到國家恐怖主義的程度，并警告以色列說：“土耳其的敵意像友誼一樣，同樣不可低估。”[2] 至此，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已從當年的盟國陷入了當前危機的低谷。
　　
　　二、土以關系逆轉中的政治人物個人影響
　　肯尼斯•沃爾茲在他的著作《人、國家與戰(zhàn)爭》中，為研究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化提供了一種包含三個層面的分析框架。其中第一層面主要了解國家領導者的個人性格，第二層面深入探討國內政治發(fā)展趨勢，第三層面集中關注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通過這個框架，可以看出在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惡化的根源中，既顯示出土耳其政治領導人意識形態(tài)的偏好，也體現出國際局勢變化對其的影響，還可以看到土耳其國內社會伊斯蘭思潮的興起和政府關注點重新轉向中東的政治傾向。因此，必須從結構上把所有層面結合起來，才能對兩國關系的變化做出更為全面的解釋。
　　從個人層面來說，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和個人性格對兩國關系的惡化顯然具有明顯影響。沃爾茲對個人因素在國家沖突中的作用曾做過這樣的解釋：“戰(zhàn)爭源于人性的自私，源于誤導的侵略沖動，源于人的愚昧”。[3] 尼布爾（Niebuhr）也把戰(zhàn)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歸咎于人性的因素，尤其是國家領導者的心理的和意識形態(tài)偏好。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作為具有伊斯蘭背景的發(fā)展與正義黨領導人，自然對伊斯蘭世界最為重視的巴勒斯坦問題極其敏感。就像以色列學者所說的：“正像凱末爾主義者極力要和歐盟接近一樣，埃爾多安上臺后一直強調的正是他們過去一個世紀試圖壓制的那些（伊斯蘭）勢力�！盵4] 從個性來說，埃爾多安還以其行為方式粗魯而出名。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埃爾多安常常表現出這種行為方式的特點。[5] 在處理國際危機問題時，埃爾多安也是一個缺乏耐心的總理。
　　由于這種個性特點，埃爾多安對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危機形成過程的影響也尤其突出。作為一個充滿魅力但又態(tài)度傲慢的領導人，埃爾多安對于欺騙和恥辱自然無法忍受。在達沃斯首腦會議上，他的暴烈個性也毫不隱晦。作為一個穆斯林政治家，埃爾多安從不隱藏自己的真實情感，因而也不可能忽視伊斯蘭世界至為關心的巴勒斯坦問題。當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爆發(fā)時，埃爾多安個人和土耳其整個國家的反應都顯示出強烈的宗教情感。
　　不過，埃爾多安作為一個政治家，在處理以色列問題時也會采取非情緒化的理性方式。特別是涉及具體國家利益時，他更會非常注重實用。例如，在和以色列公司簽約開發(fā)土耳其與敘利亞之間877公里邊界地區(qū)土地計劃的問題上，埃爾多安就堅決要求堅持國家利益優(yōu)先的原則。對此，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黨領袖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批評埃爾多安“一方面對哈馬斯使眼色，一方面又不愿意放棄以色列�！盵6]而埃爾多安對于巴赫切利提出的與以色列斷絕經濟聯(lián)系的回應則是：“我們不是在經營一家雜貨店�！彼�還特別強調，在處理和以色列的經濟關系問題上，“正義與發(fā)展黨必須采取一種不牽涉意識形態(tài)的方式來實行土耳其的國內外經濟政策”。[7] 因此，在探討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惡化的根源時應該看到，埃爾多安的個性雖然對這場危機形成具有推動作用，但決不是引起這場危機的全部原因。實際上，埃爾多安盡管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但他還是在國家利益的框架內確定自己的行動。
　　三、土以關系危機中的國內政治因素作用
　　在土耳其國內政治層面上，人們不僅可以看到伊拉克戰(zhàn)爭后土耳其國內政治進程和公眾輿論對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不利影響，同時也可以看到土耳其國內偏向世俗化的軍人勢力與更為保守的文人政府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不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選擇依然是對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一種解釋。只是在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危機中，觀念的和物質的因素都發(fā)揮了各自的作用。
　　冷戰(zhàn)后，西方國家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論認為，國內政治結構的民主性質與外交政策的行為方式之間存在著必然聯(lián)系。這不僅是因為民主國家政權中具有的選舉過程、公眾輿論、分權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能夠約束和限制好戰(zhàn)行為的表現機會，而且民主國家之間相似的規(guī)范、傾向性和文化也使他們更加容易接近。[8] 不過，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危機，似乎并不支持民主和平論的這種規(guī)范性解釋。實際上，民主政治強調的公眾輿論對這兩個民主國家之間關系產生的更多是否定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民主政治必須重視公眾輿論，國內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必須與公眾關注保持一致。
　　導致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以色列2008-2009年對加沙的攻擊行動。對于以色列公眾來說，這主要是以色列前進黨（Kadima）希望在2009年2月大選前可以顯示出一種強硬姿態(tài)。當時前進黨政府既無法阻止哈馬斯來自加沙地區(qū)的火箭彈襲擊，也無法保證2006年被哈馬斯俘虜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Gilad Shalit）獲得釋放，因而選擇了采取強硬立場來改善自己的政治處境。但對于土耳其公眾來說，以色列對加沙的攻擊行動不但降低了他們對以色列的好感，而且還加強了他們對巴勒斯坦的同情。對于在2009年3月選舉的土耳其政府來說，必然要關注國內公眾的情緒，因而采取了疏遠以色列的政策。
　　在土耳其國內政治中，和以色列的聯(lián)盟關系既是土耳其世俗主義政治傾向的一種表現方式，同時也是為了抵制伊斯蘭主義的挑戰(zhàn)。[9] 另外，維持和以色列的密切關系，也是為了滿足那些支持與以色列發(fā)展經濟關系的企業(yè)以及希望兩國關系友好的知識階層的要求。特別是在面對庫爾德工人黨的叛亂威脅時，和以色列保持密切關系對于土耳其軍方來說還具有很高的安全戰(zhàn)略價值。由于敘利亞多年來一直支持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叛亂，因此土耳其軍方特別重視與以色列關系所具有的戰(zhàn)略意義。
　　然而，土耳其國內政治中一切有利于加強和以色列關系的因素，都隨著伊斯蘭繁榮黨在1996年的大選中獲勝而開始改變。隨著伊斯蘭勢力的不斷上升，土耳其新一代政治領導人必然要把和以色列的關系作為外交政策調整的焦點。1996年厄爾巴坎（Erbakan）領導的政府上臺后，就試圖改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加強與穆斯林世界的聯(lián)系。但由于軍方勢力對國家政治的干預，厄爾巴坎政府未能改變這種局面，政府也在2月28日軍方發(fā)起的議會不信任案中被解散。當時，軍方的目的是為了讓伊斯蘭主義者厄爾巴坎在選民面前難堪，同時也表明軍方不能坐視土耳其轉向伊斯蘭，從而讓以色列與土耳其軍隊的關系受到損害。[10]
　　但伊斯蘭主義對世俗主義主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挑戰(zhàn)并未到此為止。2002年，前身為繁榮黨的正義與發(fā)展黨贏得大選并建立政府后，軍方的親以色列政策終于不得不接受文人政府的調整。這主要是因為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后，以色列對伊拉克庫爾德政治勢力的積極支持讓土耳其軍方深感擔憂。此外，土耳其軍方對于以色列在軍事合作方面未能履行承諾也感到不滿。根據土耳其防衛(wèi)工業(yè)部門的說法，“涉及以色列公司的很多項目，包括土耳其的美制常規(guī)動力M-60坦克的現代化以及電子對抗系統(tǒng)的聯(lián)合生產，以色列都未能按照協(xié)議規(guī)定提供設施和技術轉讓�！盵11]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變化并不完全是正義與發(fā)展黨挑起了一場反對以色列的運動。事實上，土耳其公眾輿論比政府對以色列的態(tài)度似乎更加強硬。這主要是因為在伊拉克戰(zhàn)爭導致的土耳其國內的強烈反美情緒中，自然也把以色列包括在內。為了回應公眾的要求，所有政治黨派和利益團體必然會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強硬立場。在土耳其議會2003年關于美軍借道入侵伊拉克問題的辯論中，具有世俗主義色彩的共和人民黨（CHP）議員賓格爾（Tekin Bingöl）就明確指出：“我的聽眾都極其憤怒地反對3月1日的討論。今天，我們不懼怕美國人，我們只敬畏真主�，F在我要說的是，不要懼怕美國或是以色列，只要敬畏真主，還要順從你們的良知�！盵12]
　　2010年5月30日以色列攻擊土耳其救援船隊的事件，不僅引發(fā)了土耳其政府對以色列最為猛烈的抨擊，[13] 而且還使得土耳其國內那些并不贊同這次行動的人也感受到了一種民族的恥辱。土耳其民族行動黨（MHP）領導人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甚至表示，這次事件是以色列對土耳其民族的公開攻擊。[14] 在國內這種政治氣氛的壓力下，正義與發(fā)展黨政府不僅要求聯(lián)合國安理會、北約以及伊斯蘭會議組織對以色列進行強烈譴責，而且還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并取消了原定于2010年的三次軍事演習。土耳其外交部長達烏特奧盧（Ahmet Davutoglu）7月1日在布魯塞爾會見以色列貿易部長本埃雷澤（Benjamin Ben-Eliezer）時，則明確表示土耳其方面要獨立調查這次事件，要求以色列解除對加沙的封鎖，為攻擊船隊事件做出公開道歉，并給予受害人家庭賠償。
　　在以色列方面，攻擊救援船隊事件同樣也反映了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2009年冬天，前進黨政府對加沙問題所持的強硬態(tài)度已構成了以色列當年大選的政治背景。前進黨在大選落敗后，利庫德集團領導人內坦尼亞胡（Netanyahu）組成的聯(lián)合政府必然會在加沙問題上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這屆新政府中，代表極右翼政黨“我們的家園-以色列”（Yisrael Beitenu）的外交部長利伯曼，與自由派的前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的觀點截然相反。但利伯曼在內坦尼亞胡政府的外交政策決策中，始終占據上風。利伯曼在救援船隊事件后的強硬談話以及以色列外交代表對土耳其大使違背外交禮儀的行為方式，都反映出以色列國內順應公眾輿論的強硬派政治觀點。以色列政府中外交政策主導者的強硬態(tài)度，自然會使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四、土以關系惡化背后的地區(qū)國際環(huán)境變化
　　除政治領導人的個性以及雙方國內政治因素外，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逆轉同樣還受到地區(qū)國際政治環(huán)境變化，特別是具有跨國性質的庫爾德問題的影響。冷戰(zhàn)結束后，土耳其在國家安全方面最為關注的主要是庫爾德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期，厄扎爾擔任總統(tǒng)時曾希望通過民主方式來解決庫爾德問題。但由于厄扎爾于1993年過早離世，土耳其自由派中間勢力領導力量出現真空，從而造成軍方對國內和外交事務的全面干預。在庫爾德問題上，軍方一直主張通過武力方式解決，因而需要借助以色列提供的軍事技術支持，并把以色列作為一支平衡庫爾德工人黨支持者敘利亞的力量。面對敘利亞、希臘以及庫爾德工人黨形成的聯(lián)盟，再加上希臘和敘利亞1995年達成的防務合作協(xié)議，土耳其前任駐美大使埃勒克達（Sukru Elekdag）1996年曾提出土耳其要準備進行“兩場半戰(zhàn)爭”。就是要在對希臘和敘利亞展開全面戰(zhàn)爭的同時，還要對庫爾德工人黨叛亂武裝進行有限戰(zhàn)爭。[15] 在這種形勢下，以色列自然就成為土耳其的盟友。由于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的過分接近，有人甚至設想這種關系可能發(fā)展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或新的軸心。[16]
　　在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背景下，德米雷爾與伊諾努（Demirel-Inonu）組成的聯(lián)合政府在1991年上臺后，土耳其領導人立刻對以色列進行了一系列訪問。此后，雙方又開始進行高層軍事接觸。土耳其三軍總參謀長卡拉達伊將軍（Ismail Hakki Karadayi）1997年訪問以色列后，國防部長泰安（Turhan Tayan）和副總參謀長貝爾（Cevik Bir）也先后訪以。與此同時，以色列同等級別的文職和軍方官員也回訪土耳其，并簽署了一系列重要軍事協(xié)議。
　　然而，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密切關系不久后就因為土耳其與敘利亞關系的改善而出現轉折。1998年10月，土耳其向敘利亞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敘利亞驅逐在其國內避難的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奧賈蘭（Abdullah Ocalan），否則將對其發(fā)動軍事攻擊。結果，敘利亞不僅立刻宣布驅逐奧賈蘭，而且關閉了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以及敘利亞控制的位于黎巴嫩貝卡（Bekaa）山谷的營地。1998年11月，在土耳其發(fā)出最后通牒后11天，兩國握手言和并簽訂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阿達納協(xié)議》（Adana Agreement）。根據協(xié)議，敘利亞將不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而土耳其則把敘利亞從軍事威脅名單上刪除。為了表示對改善與敘利亞關系的重視，土耳其總統(tǒng)塞澤爾（Ahmet Necdet Sezer）于2000年參加了阿薩德（Hafez al-Asad）的葬禮。此后，傾向于加強和土耳其關系的阿薩德（Bashar al-Asad）在敘利亞國內權力斗爭中獲勝，土耳其與敘利亞的友好關系也進一步加強。
　　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后，地區(qū)政治環(huán)境出現了對庫爾德人的有利轉變，也影響到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在美軍對伊拉克占領期間，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逐漸成為一個半獨立的自治區(qū)域，從而使得土耳其難以繼續(xù)越境打擊庫爾德工人黨在這個地區(qū)的營地。由于這種有利條件，庫爾德工人黨2004年宣布終止單方面�；鹞迥甑某兄Z，重新進行反叛活動。2010年5月，庫爾德工人黨宣布向土耳其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在庫爾德工人黨發(fā)出武力威脅的同時，以色列也加強了對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軍事支持。這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擔心，以色列提供的軍事裝備可能會被轉交給庫爾德工人黨的好戰(zhàn)分子。美國情報部門的秘密報告也指出，以色列在庫爾德斯坦的活動可能包含對庫爾德人建立獨立國家的支持。另外，土耳其對以色列和反敘利亞以及反伊朗的庫爾德團體的合作也極其敏感，因為這些活動主要是支持敘利亞和伊朗的庫爾德人反對他們所在國家的政府。[17]
　　面對地區(qū)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土耳其政府感到在打擊庫爾德分離主義勢力方面，它更需要得到伊朗和敘利亞的支持，而不是與以色列和美國原來的合作。這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土耳其安全戰(zhàn)略來說，無疑是一種徹底轉變。當時，土耳其曾和以色列結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來對抗支持庫爾德工人黨的伊朗和敘利亞。但隨著軍事戰(zhàn)略的調整，土耳其已放棄兩場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在當前土耳其軍隊打擊庫爾德工人黨的安全戰(zhàn)略中，敘利亞已經取代以色列，從戰(zhàn)略威脅轉變成戰(zhàn)略同盟。
　　另外，在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的負面影響中，美國的因素用也值得一提。多年來，土耳其政府一直借助美國猶太人集團的勢力，來阻止美國國會通過關于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對亞美尼亞進行種族滅絕的提案。但對于美國猶太人來說，對土耳其的支持是為了促使土耳其和以色列保持友好關系。隨著近來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陷入危機，美國國會猶太議員對土耳其也失去了興趣。[18] 2010年3月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提案后，土耳其媒體懷疑外交事務委員會中的猶太議員在提案問題上投了贊成票。因為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猶太議員伯曼（Howard Berman）曾公開聲稱，現在是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時候了。[19] 另外，以色列襲擊救援船隊后，美國社會也沒有像歐洲國家那樣對此進行嚴厲譴責。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霍耶（Steny Hoyer）在聲明中甚至提出，“以色列對于馬爾馬拉號正確地使用了自衛(wèi)權”。[20] 美國副總統(tǒng)拜登則表示：“我認為以色列絕對有權力處理其安全利益。以色列正在與哈馬斯交戰(zhàn)，它有權力知道船上是否走私武器�！盵21] 那些多年來一直批評土耳其的親以色列美國媒體，則更是對以色列給予全力支持。[22] 這些造成土耳其政府極為不滿的美國因素，必然會從另一個方面加劇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惡化的危機。
　　總的來說，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近年來的急劇惡化，涉及到國家領導人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國內社會政治發(fā)展趨勢以及國際政治環(huán)境變化等多個層面的原因，因而具有某種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特別是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惡化，必然會對這個地區(qū)的政治局勢產生嚴重影響。首先，對于中東和平進程來說，土耳其國內伊斯蘭傾向的加強，勢必促使土耳其政府改變原來對巴以沖突保持中立的立場，擴大對巴勒斯坦的支持，增加對以色列的壓力。其次，土耳其在和平進程中對以色列施加的壓力，可能促使以色列加強對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支持，使那些隱藏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qū)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武裝獲得更加穩(wěn)固的后方，從而增加對土耳其安全的威脅。最后，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惡化還會促使美國加強對以色列的支持。從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加沙救援船隊后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和維護，就可以看出美國的這種態(tài)度。由此看來，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惡化，不僅是中東地區(qū)兩個重要大國之間關系出現的轉折，而且會給中東和平進程的前景以及整個中東地區(qū)的局勢發(fā)展帶來更多變數。
　　
　　注釋：
　　[1] Hasan Kosebalaban, The crisis in Turkey-Israeli relations: What is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 Middle East Policy, Washington, Fall 2010, Vol. 17, Iss. 3.
　　[2] “No One Should Test Turkey"s Patience, PM Erdogan Warns”, Today’s Zaman, June 2. 2010.
　　[3] [美]肯尼斯•沃爾茲著，《人、國家與戰(zhàn)爭》，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
　　[4] Anat Lapidot-Firilla, “What Is behind Turkey"s Antagonism toward Israel?”Haaretz, February 20, 2009.
　　[5]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Laie Sariibrahimoglu,“ Israeli-Turkish Relations Put to the Tes”t,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No. 15, January 21, 2009.
　　[7] Tarik Oguzlu,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urkey-Israel Relations: A Structural Realist Accoun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5, No. 2, 2010, pp.277-78.
　　[8]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n, Nonn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3, pp. 624-638.
　　[9] Bulent Aras, The Academic Perceptions of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Spring 2002.
　　[10] Cevik Bir and Martin Sherman, Formula for Stability: Turkey Plus Israel, Middle East Quarterly, 2002.
　　[11] LaIc Sariibrahimoglu, “Turkey"s Military Procurement Dilemma with Israel”,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No. 99, May 22, 2009.省略/Turkish_Grand_National_Assembly
　　[13] Raid Jeopardizes Turkey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10.
　　[14] Israel"s Attack Blatant Hostility toward Turkish Nation. Bahçeli Says, Today"s Zaman, June 2, 2010.
　　[15] Siikrii Elekdag, 2 1/2 War Strategy, Perceptions, March-May 1996, No. 1, pp. 33-57.
　　[16] Daniel Pipes, A New Axis: The Emerging Turkish-Israeli Entent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7/98.
　　[17] Seymour M. Hersh, Plan B, The New Yorker, June 21, 2004.
　　[18] Jewish Lobby Sits Out Vote on Armenian Genocide, The Jewish Dally Forward, March 19, 2010.
　　[19] Howard Berman Kim? , Bitgiin, March 05, 2010.
　　[20] Top U.S. Lawmaker:“ Israel "Rightfully Raided Flotilla”, AFP, June 2, 2010.
　　[21] 美國公民遭以色列槍殺，美國這次如何辦？，http://club.省略/data/thread/2714957/2713/65/50/8_1.html
　　[22] Robert L. Pollock, “Erdog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ur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3. 2010.
　�。ㄗ髡吆喗椋荷虾Ｍ鈬�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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