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散文集 茹志鵑與王安憶：文壇母女花

　　 　　在中國文壇,茹志鵑和王安憶這對母女作家的名字,如雷貫耳。 　　茹志鵑是一位有創(chuàng)作個性的短篇小說家。她在1958年發(fā)表的《百合花》以“清新、俊逸”的風格在文壇掀起波瀾,傾倒不少評論家和讀者;隨后的《靜靜的產(chǎn)院》、《高高的白楊樹》、《出山》、《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一支古老的歌》以及《著暖色的雪地》等無不蘊含著女性的溫情和冷峭。尤其是1979年發(fā)表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因率先提出否定“大躍進”關乎社會政治的重大問題而開了“反思文學”的先河,甚至被認為是“中國內(nèi)地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重大作品”,獲得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
　　王安憶是新時期從事短、中、長篇小說寫作的多面手。她在1980年發(fā)表的《雨,沙沙沙》,以熱情、奔放的筆調(diào)在全國引起反響,隨后的《本次列車的終點》、《流逝》、《小鮑莊》、《荒山之戀》、《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紀實與虛構》、《長恨歌》以及《富萍》等無不透露著感情的樸素和真摯。尤其是1996年出版的《長恨歌》,因對上海近現(xiàn)代史的詮釋而盡領風騷,獲得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但有誰想到,就是這對在文壇叱咤風云、獨領風騷的母女作家,卻在創(chuàng)作道路上經(jīng)歷了刻骨銘心的磨難。
　　
　　母親:少不更事命凄苦
　　
　　1925年10月30日,茹志鵑出生于上海。
　　茹志鵑的父親不務正業(yè),整天吃喝嫖賭并吸食鴉片,很快就把祖上傳下來的繭行折騰沒了,后來還把家里的房子也賣掉了。一家人只好靠著在三井銀行當副董事長的姨父和姨母接濟過活。茹志鵑三歲時,母親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茹父的敗家相,覺得茹家是個永遠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就把志鵑的大哥和三哥接了去,丟下其他人不管了。見狀,父親也慌了手腳,當即撇下家人遠走他鄉(xiāng)。不得已,年邁的祖母只好拖著茹志鵑和她的二哥、四哥過起了寄人籬下的孤苦生活:或者到杭州的女兒家住幾天,或者回上海的姊妹家住幾天。對此,茹志鵑的姑母和姨奶也覺得“包袱”沉重,沒過多久就踢起了皮球來――姑母說:“不行啊,俺家婆婆管教嚴厲,私下里都數(shù)落我好多次了。”把她們往上海趕。姨奶說:“啥事啊,你有自己的女兒、女婿,咋老往俺家跑哩�！卑阉齻兺�杭州趕。
　　就這樣,幼小的茹志鵑擠在污濁不堪的三等火車車廂里,每年在滬杭路上往返數(shù)次。有時候實在沒有辦法了,她只好跟著祖母糊火柴盒、磨錫箔、翻絲綿、做女傭、釘紐扣、縫褲邊,多少混口飯吃,受盡了冷遇和白眼,但也鑄造了她自強不息的個性。
　　
　　1936年,茹志鵑十一歲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和哥哥進入由進步人士鐘望陽夫婦創(chuàng)辦的上海普志小學讀書,開始了學習生活。由于年齡過大以及之前缺乏啟蒙教育,學習起來非常吃力。好在老師經(jīng)常在課后把她留下來給她補課,她才算勉強跟得上節(jié)拍。這段生活給茹志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記憶,特別是老師每天念一節(jié)的《大林和小林》的故事,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學熏陶,并產(chǎn)生了閱讀文學作品的渴望。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上海整天炮聲隆隆。祖母就帶著茹志鵑兄妹仨離開上海來到了杭州,在紫陽山腳下的一個大雜院里租住下來。不想,路途的顛簸竟使得祖母一病不起,不久即丟下孫兒孫女離開了人世。黑暗頓時籠罩在了茹志鵑的頭上。
　　值得慶幸的是,在上海銀行做練習生的三哥及時寄來了幾塊錢生活費,這些錢除了買米,還可以買些當菜吃的紅腐乳。這樣一來,茹志鵑和哥哥就不用為吃飯發(fā)愁了,一直壓抑在心底的讀書欲望便趁機肆意滋長。可是,上哪兒去找書呢?有一天,在給人家送糊好的火柴盒的路上,茹志鵑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一戶院里屋里堆滿了舊書的沒落書香人家,并得知可以隨便借閱圖書,立刻歡呼雀躍起來。這下子可好了,兄妹仨每天一邊糊火柴盒,一邊半懂不懂地讀《水滸傳》、《紅樓夢》,也讀字典、背古詩詞,而且還比著看誰讀得多、讀得透。結果,僅《紅樓夢》茹志鵑就讀了九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詩詞更是信口拈來、背誦如流。也就是這樣,在無人指教的盲目涉獵中,茹志鵑為自己日后的創(chuàng)作汲取了最為原始的養(yǎng)料。
　　后來,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寫信要茹志鵑和哥哥來上海自己謀生。到上海后,茹志鵑進入一家基督教會辦的托兒院,上午做工,下午讀書,晚上做禱告。但很快,她就對這種囚徒式的生活忍無可忍了,遂以“死”要挾院方放自己出去。最后,還是三哥賠償了人家數(shù)月的膳宿費后才把她“贖”了出來。人是自由了,但生活還得繼續(xù)下去。在上海灘的街頭東溜西逛了一陣子,茹志鵑找到一所婦女補習學校,就在三哥的資助下安頓了下來。一段日子過后,看到自己精神恢復了、身體胖了而三哥的神情卻一天比一天愁苦,她的心里又開始不是滋味了,便決定另找出路,隨即在一位同學的介紹下進入一所美國女信徒開辦的圣經(jīng)學校――住宿免費,收少量飯費,只是每天都要背誦枯燥無味的《圣經(jīng)》。就這也不長久,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隨著女信徒的回國,圣經(jīng)學校也隨之解散,走投無路的茹志鵑只好忍氣吞聲地回到姨母家寄住�？粗鵁o望的國家,想著渺茫的前途,加上窘迫的生活,小小的她不由得動起了自殺的念頭,幸虧沒錢買昂貴的安眠藥才免于一死。
　　
　　過了些日子,在大哥的一位朋友的介紹下,茹志鵑作為淪陷區(qū)學生,免費插入杭州天目山武康中學讀書。這對于一個斷斷續(xù)續(xù)只讀過三年半書的人來說,無異于天上掉下一個餡餅來。她咬緊牙關,拼命苦讀。其間,還涉獵了不少現(xiàn)代文學作品。在發(fā)現(xiàn)自己的悲苦身世和女作家廬隱作品中的描述有著極為相似的共同點之后,頓時傾慕上了廬隱,與此同時也找到了那一直蕩漾在內(nèi)心的女性的溫柔和母愛的細膩。值得一提的是,就是這股激蕩于胸的情愫,在強化了后來她作為母親的角色之余也慢慢地彌漫到了她的作品中。
　　畢業(yè)之后,茹志鵑懷揣著一紙來之不易的文憑回到上海,到一所私立小學任教。舊時的上海,教師的地位甚是低下,且待遇微薄。眼見每月的工資無法維持早晚飯,茹志鵑只得在課余做起了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即便是這樣,也只能勉強混個溫飽。天長日久,艱辛生活對年輕神經(jīng)的撞擊,使得她有了寫點什么的沖動。
　　1943年11月22日,茹志鵑的散文《生活》在《申報》副刊《白茅》上發(fā)表了。雖然只有八百多字,但卻是思緒的自然外溢。文章描述一個女大學生畢業(yè)后拿著一張招聘廣告去找工作,卻發(fā)現(xiàn)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頓時悲憤欲絕,一氣之下把畢業(yè)文憑撕掉了……這是茹志鵑創(chuàng)作上的一次小小的試筆,不過已初步顯露了極具天賦的創(chuàng)作才能,也孕育了創(chuàng)作風格的雛形。
　　正沉浸在發(fā)表作品的喜悅中,茹志鵑接到了大哥寄來的信和錢,叫她隨著哥哥們一起去蘇中解放區(qū)。于是,對革命并無深刻認識的茹志鵑就懷揣著兄妹團圓之夢來到蘇中解放區(qū)鹽墾中學,從此有了一個充滿真誠、友愛且溫暖、安定的“家”:先被分至蘇中二分區(qū)宣教科臨時演出隊,后又輾轉于蘇中公學、蘇中軍區(qū)前線話劇團、華東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南京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工作。在文工團的工作中,茹志鵑發(fā)現(xiàn)了藝術的神奇力量。她開始在本子上寫日記,追憶各種沒有名目的感想、散記、故事,天長日久竟然記下了厚厚的一大本。有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一段好像歌詞又好像詩歌的東西,就拿去譜了曲,并定題目為《跑得快就打得好》,這首歌很快在部隊傳唱開了,還獲得了二等獎。欣喜過后,茹志鵑開始有意識地寫歌詞、快板詩、歌舞劇……
　　1948年,淮海戰(zhàn)役前夕,茹志鵑在部隊領導的鼓勵下參加了創(chuàng)作組,很快就寫出了大型話劇《八○○機動車出動了》、《不拿槍的戰(zhàn)士》以及短篇小說《何棟梁與金鳳》,一顆孕育著文藝細胞的種子終于開始在肥沃的土地里萌芽了。第二年春天,茹志鵑隨部隊渡過長江,被留在了南京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不久即與劇作家王嘯平結為伉儷。
　　
　　女兒:適逢動亂路坎坷
　　
　　沐浴著新中國的和煦春風,茹志鵑滿懷信心地開始執(zhí)筆寫作了。
　　不過,更讓茹志鵑欣喜若狂的是女兒安諾的出生。這讓她多年渴望和積淀的母愛激情得到了徹底的釋放。
　　1954年,茹志鵑的第二個女兒安憶出生。與安憶一同出生的,還有茹志鵑的小說《關大媽》。小說描寫了一位為革命無私地奉獻出一切的光輝老媽媽的形象,充滿了愛和理想,讓人讀來頗為感動。
　　一年后,茹志鵑由南京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轉業(yè)到上海作協(xié)分會文藝月報社做編輯。收入雖然不是太高,但一家四口其樂融融,無限甜蜜。這是安憶小時候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為了多掙些錢補貼家用,茹志鵑在工作之余還從事著自由寫作,因此常常見縫插針地讀書、爬格子。為了不使工作與家務勞動相碰撞,她制定了一個“三三制”計劃:白天上班從事編輯工作,晚上從9點到12點先帶孩子睡覺,鬧鐘響了就爬起來寫三四個小時,然后再睡一會兒。
　　辛勤的耕耘很快結出了豐收的碩果。1958年,就在“大躍進”的熱浪席卷全國的時候,茹志鵑的《百合花》在《延河》上發(fā)表了。這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說,但因筆觸空靈、精致和洋溢著柔美、纖細的女性氣質而散發(fā)出百合花一般的氣息與芬芳。三個月后,老作家茅盾先生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鄭重地向讀者推薦了《百合花》,對其從篇章結構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現(xiàn)手法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透徹入里的分析,并將它的風格概括為四個字:“清新,俊逸�！庇墒�,茹志鵑一舉成名,并打開了生活和思想的閘門,《高高的白楊樹》、《如愿》、《澄河邊上》、《春暖時節(jié)》、《靜靜的產(chǎn)院》等小說先后發(fā)表,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縷沁人心脾的爽風。
　　這個時候,小安憶也開始懂事了,而且還在文學方面顯示出過人的天分和興趣。讀小學二年級時,在第一次看圖作文課上,別的孩子三言兩語就寫完了,可是安憶的小腦子卻像是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一樣寫了一節(jié)課還沒寫夠,只好在放學后接著寫,結果一下子就寫了半個作文本。晚上回到家里,她翻箱倒柜地找來了一沓白紙,然后拿針線縫訂了一個厚厚的作文本,開始把自己心里想的、嘴里說的話都寫在上面,后來還嘗試著寫起了兒歌、日記……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小安憶經(jīng)常參加區(qū)、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慢慢地對寫作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眼看安憶也喜歡上了文學,茹志鵑不禁著急起來――她不想讓女兒將來成為作家,而是希望女兒長大后做個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于是,她就變著法地對王安憶進行引導,除了特別關心她的算術、經(jīng)常檢查她的數(shù)學作業(yè)本之外,還省吃儉用買來一架手風琴,讓她好好地練習,而且還請來一位家庭教師,教她英語。不想適得其反,安憶非但一點兒也不“領情”,還在日復一日的耳濡目染中,對文學更加情有獨鐘了。見狀,茹志鵑只得搖頭嘆息:咳,還得慢慢來呀!
　　不料災難突然降臨�！拔母铩遍_始后,茹志鵑和王嘯平雙雙被扣上“文藝黑線人物”的大帽子,之后被遣送進了“五七干�！�。
　　小安憶頓時蒙了,眼睜睜地看著被砸得稀巴爛的家和貼得到處都是的大字報,只好緊緊地抱著姐姐安諾一個勁兒地哭,很快哭紅了眼睛。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刻在了少年王安憶的腦海里,后來小說《墻基》就是根據(jù)這個片段來寫的,其生動的刻畫遠遠超出成年人的想象�？捱^之后,安憶回到并不上課的學校里渾渾噩噩地過著日子。好在,安諾偷偷地從同學家里借來了不少外國小說,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貴族之家》、《羅亭》等,總算多少安撫了安憶的心。后來,王安憶回憶說,她很感謝姐姐,是她在那個不讓人讀書的年代里,給自己找來了那么多的文學名著。
　　1969年,初中畢業(yè)的王安憶覺得待在上海沒意思,就主動要求“插隊落戶鬧革命”去。知道了這事之后,遠在千里之外的茹志鵑傷心地哭了。
　　一番艱難的跋涉,王安憶來到了被稱作安徽省的“西伯利亞”的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大隊七小隊,住在一戶有著五個兒女的農(nóng)民家中。在這里,十六七歲的王安憶跟著農(nóng)民一塊兒起五更打黃昏地套著繩索拉犁、揮著鐵鍬挖河,很快就不堪重負了。有一次,在收割黃豆的時候,王安憶分得了一塊“責任地”。彎下腰,左手拽著豆棵梢,右手拿鐮刀去割豆棵根,她立時發(fā)現(xiàn)不對勁兒:咋就割不掉呢?吸口氣,咬緊牙,“嗨”地一聲吼,這才算割下一棵來。如此,割了不大一會兒,王安憶就覺得左手心鉆心地疼了,伸開一看,竟然起了好幾個水泡。沒法子,她只好拿鐮刀去砍,很快右手也腫了起來。“媽呀,這活兒可咋干啊�！贝分�酸痛的腰背,王安憶抬頭望去:老天,前面還有一大片哩……就這樣,王安憶的內(nèi)心慢慢地產(chǎn)生了一種恐懼感,以至于聽到出工的哨聲就條件反射地渾身打顫。
　　抱著枕頭哭了幾次,王安憶想起了母親,就找出紙筆來寫信,把自己的委屈、傷痛、困苦一股腦兒地說了出來。很快,母親回信了,教導她如何面對生活、如何與命運抗爭。還別說,一來二往,王安憶堅強起來,寫信的時候也不再發(fā)牢騷了,信的內(nèi)容換成生活感想、勞動記事、所見所聞以及所在的村莊、周圍的農(nóng)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慢慢地,在描寫生活的過程中,王安憶也逐漸地認識了生活并理解了生活:站在貧瘠的土地上,啃著玉米和高粱餅子,喊著號子大汗淋漓地勞動,這就是農(nóng)民的真實生活――艱辛,但光榮。對于王安憶一周兩次寫給自己的有聲有色的信,多年后茹志鵑回憶起來還是十分清晰。也就是從寫給母親的這些信里,王安憶無拘無束、不知不覺地開始了她創(chuàng)作前的練筆階段。
　　對此,茹志鵑不好再說什么了,只得尊重女兒的選擇,但同時也給王安憶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要當作家,就要當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
　　看到母親同意了,王安憶自是喜不自禁,此后每寫出一篇文稿都會立刻寄給母親審閱。而茹志鵑呢,起初也很用心地去看,還尖銳地提出了不少意見;但慢慢地,就開始拒絕發(fā)表看法了:“一個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來的。要想做一名優(yōu)秀的作家,必須得有自己的思考。所以,還是你自己去摸索、去走路!”
　　讀著母親這封“冷淡”的回信,王安憶頓時傻了眼,但很快就體會到了母親的良苦用心。從此她更加自覺地去面對、接觸、認識生活,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和適合表現(xiàn)這種感情的形式,并通過作品展示了出來:自1976年王安憶的散文處女作《大理石》在《江蘇文藝》發(fā)表之后,便一發(fā)不可收拾地發(fā)表了《向前進》、《十一月的征途》、《老師》等散文和《尾聲》、《這個鬼團》、《小院瑣記》等取材于農(nóng)村生活的小說。
　　不久,在返城潮流中,王安憶被調(diào)回上海,分至《兒童時代》任小說編輯。
　　
　　寫作:馳騁文壇美名傳
　　
　　真正讓王安憶一舉成名的,是1980年她創(chuàng)作的小說《雨,沙沙沙》,該文用上海延安路上橙色、藍色的街燈燈光鋪設了一個恰當?shù)沫h(huán)境,描述了少女雯雯對愛情和理想的追求,一經(jīng)發(fā)表即在全國引起反響。
　　不久,王安憶進入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學習班學習。在這里,王安憶如魚得水,先后發(fā)表了《本次列車終點》、《流逝》等一批關注小人物、反映他們滄桑命運的中短篇小說,從而奠定了她在新時期文壇的地位。
　　女兒在文壇聲名鵲起的時候,母親茹志鵑也沒有閑著:完成了對先前的創(chuàng)作思想從“微笑到沉思”的建構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積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迅速化為筆下的一篇篇生動優(yōu)美的文字。1977年,她發(fā)表了小說《出山》;1979年,在《人民文學》、《收獲》發(fā)表了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分別榮獲1979年度和1980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1980年,先后在《上海文學》、《北方文學》、《文匯增刊》發(fā)表了《兒女情》、《家務事》、《一支古老的歌》。此外,她還發(fā)表了自傳體小說《她從那條路上來》,報告文學《離不開你》、《紅外曲》以及若干散文作品。由此,她成為打倒“四人幫”以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十分活躍的女作家之一。
　　
　　母女倆雖然都斬獲了不菲的成績,但并沒有就此止步不前,而是更加積極地融入沸騰的時代變革生活中去。1983年,受愛荷華大學的邀請,茹志鵑攜王安憶赴美參加國際“寫作計劃”。與德國、波蘭、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印度等國作家結識和交流。
　　回來之后,眼界大開的王安憶開始以犀利的眼光來歷史地、哲學地思考問題、關注社會。沉寂數(shù)月之后,她于1984年秋天寫出了揭示人的命運與情感變化的尋根文化小說《小鮑莊》,一舉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緊接著,她又從分析隱含在人性中更深層的東西入手,推出了震驚文壇的性愛小說《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崗上的世紀》,從而一掃之前的“傳統(tǒng)”換之為“激進”。就像母親當年的《百合花》一樣,王安憶的這些性愛小說立時招致了眾多的非議,但也贏得了不少人的贊許,冰心老人就說:“安憶的‘少作’像《雨,沙沙沙》是支優(yōu)美的純情的歌,那樣年輕的優(yōu)美的歌,是一般年輕的女作家都能寫出的。倒是在她‘失落’了‘優(yōu)美’,她的心靈‘要求著袒露,要求著傾訴’之后的作品,卻是十分的真實、樸素,細膩而深刻……”
　　而年已花甲的茹志鵑,在和女兒王安憶合寫了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堅》之后,也開始在寫作中借鑒西方現(xiàn)代派的表現(xiàn)手法,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度和力度進行全方位的拓展,比如:在篇章結構上,采用“意識流”的時序顛倒或者跳躍方式概括時代,將情節(jié)一步步推向高潮;在語言使用上,嘗試運用冷峻、深沉、富于哲理以及辛辣的嘲諷的言語,以顯示鞭撻的力量。
　　此后不久,茹志鵑擔任了中國作協(xié)上海分會理事,漸漸地寫得少了;王安憶則從兒童時代雜志社調(diào)入上海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室,做了一名專業(yè)作家,開始注重對普通人的“精神速寫”。比如《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視當代知識分子的魂魄,而且讓人領教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比如《文工團》和《我愛比爾》,顯示了她對歷史和當下世事的思考;比如《烏托邦詩篇》,用現(xiàn)實世界的原材料來虛構小說,以小說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漸平庸的客體世界;而于1996年出版的《長恨歌》,更是因對上海近現(xiàn)代都市史的細致入微的繁復描繪而獨領風騷,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1998年10月7日,茹志鵑因心臟病在上海謝世,走完了她七十三年的坎坷且輝煌的人生。料理完母親的后事,王安憶把創(chuàng)作的目光和筆鋒轉向了社會的地基和微粒,遂于世紀末出版了《妹頭》和《富萍》。
　　如今的王安憶,已成為中國文壇上最具魅力、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她的創(chuàng)作不斷地激發(fā)出評論界的深究熱情,但快速的變化革新卻總是讓習慣于尋求固定風格分門別類的人捉摸不透,從而成為中國文壇上一道言說不盡的風景�！�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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