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的父親朱光潛】 追憶我的父親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我國現(xiàn)當代著名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早年接受中國傳統(tǒng)教育,1918年考入香港大學教育系,1925年冬赴歐洲留學,1933年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授。自1946年冬,到1986年逝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講授美學和西方文學。朱光潛的論著和譯作對奠定我國美學研究的基礎具有重要作用。
　　
　　父親沒有選擇去臺灣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蔣介石派了飛機接一些教授離開北京,其中包括父親。父親當時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話,在共產黨的眼里他當然是反動的;但是要走的話……
　　1949年,在別人看來,以父親的身份是更有理由離開大陸選擇到臺灣去的。他留下來這件事,很多人都不明白。這種選擇,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當時,我患骨結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厲害。那時候對于那種病也沒有特別好的方法,只是用鏈霉素來治療,那時候鏈霉素都是進口的,很難買到,也很貴,一支鏈霉素相當于一袋白面的價錢。別人說:也就是在我們這樣的家庭里,我才能夠存活下來,一般人家,得了這種病都醫(yī)治不起(作為教授,父親當時的工資是很高的)。
　　醫(yī)生認為,我的身體狀況也不適合移動。就這樣,父親和母親想了半天,覺得我的身體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顛簸。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蔣介石派了飛機接一些教授離開北京,其中包括父親。父親當時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話,在共產黨的眼里他當然是反動的;但是要走的話,我的身體又是一個問題,同時,他也不愿意寄居在別的國家做“寓公”。另外,共產黨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動員父親留下來,說他會有很好的前途。當時很多人都被動員過,包括沈從文伯伯。
　　就這樣,父親留了下來,留在了北京。那時候,父親經常跟沈伯伯一起到鼓樓舊市買一些小瓶小罐回來,回來的時候,沈伯伯總有禮物給我:“朱世樂啊,我給你帶了一個小瓶子回來。”那些刻著龍啊花啊的小瓶子,給了一個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動彈的小小孩子很多的歡欣。后來他們每次回來,我都要問沈伯伯:“給我?guī)Я耸裁礀|西沒有?”
　　新中國成立之后,父親成了各次運動當然的“運動員”,我也曾經問過他:“你后悔嗎?”他說:“不后悔。對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應該負責的,那就沒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體會,如果當時他選擇去歐洲的一些國家,活得也許會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國進修基因診斷,為了更多地了解父親,我曾經沿著父親在歐洲走過的足跡去游歷,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親過去曾經共事的老學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學家,他們得知我是朱光潛的女兒之后,都熱情地招待了我。在他們那里,我得到了父親另一方面的印象:一個很好的知識分子。
　　
　　磨難歲月
　　
　　20世紀50年代美學界出現(xiàn)的對于父親的大圍剿,對他的美學思想進行清算,給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我的腦海里,只有那張沒有得到的電影票時隱時現(xiàn)……
　　我是1942年出生的,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七歲,那時候我們家住在沙灘。父親在沙灘的灰樓里上班,那里還有一個民主廣場。有的晚上,民主廣場會演電影,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大概是沒有看過那種電影了:掛一個幕布,兩邊都可以看的那種。就是這樣的電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電影的時候,如果哪個小朋友有票,會讓其他的小伙伴羨慕不已。他們在一起議論著誰誰有票了。但是我總是沒有票。
　　有一次,小朋友們在議論的時候,我說:“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沒給我拿票!”
　　
　　他們對我說:“你爸還給你拿票呢,他站在四個桌子上呢,他顧不上給你拿票�！�
　　那時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個桌子上。后來我大學畢業(yè),在北大的生物樓后面的墻根底下接受畢業(yè)教育。我們開會的時候,我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陸平,讓陸平在太陽底下曬著,七八月份下午兩三點的太陽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陸平的腳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對人這樣呢?實在是有點殘酷。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時候曾經羨慕過的別的小朋友的電影票,還有父親的“站在四個桌子上呢”!兩件看起來本來沒有聯(lián)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腦子里凸顯得十分清晰。不過在那個年代里,我又敢說什么呢。
　　20世紀50年代美學界出現(xiàn)的對于父親的大圍剿,對他的美學思想進行清算,給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腦子里,只有那張沒有得到的電影票時隱時現(xiàn)。我也不明白,父親為什么受到批判,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親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他搞的美學,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唯心主義的鼻祖”。
　　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正在清華附中上中學。當時,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錢偉長一家的遭遇。錢偉長的夫人叫孔祥英,是我們清華附中的校長。那時候我們家住在北大,當時沒有公共汽車,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學校的食堂吃飯。有一天,我的同學叫我:“朱世樂,快去看,去看孔校長的家!”吃中午飯的時候,我跑到校長家里。一到那里,哎呀,墻上貼滿了大字報,都是“錢偉長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之類。他們家當時住一個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夠貼上大字報的地方,墻上、屋頂?shù)耐呱�、門上,都貼滿了,就連門口的那兩個石獅子,也成了黑白相間的了。我問同學:“怎么回事?”她們說:“反右了�！碑敃r就有人問我:“你們家是不是也這樣了啊?”我提心吊膽地回到家,一切都沒有變化。這讓我有點吃驚,父親說:“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父親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在“文革”中,關于父親的大字報,不只是出現(xiàn)在廣場的墻上,就是在我們家里,也是被貼得滿滿的。父親那時候經常穿一個中式對襟的小褂,上面也被人用毛筆寫滿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潑在他的身上。上面寫的都是“打倒朱光潛”、“打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之類的話,還有一條,就是“漏網右派”。我們家的旁邊住的是翦伯贊,我們住燕東園二十七號,他住二十八號,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對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飯,紅衛(wèi)兵就不用說了,就連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們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們家房子挺多的,那時候住進了很多跟我們根本不相干的人。
　　有時候,我們吃著晚飯,抄家的人就來了,有些還是七八歲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們家住的人。
　　那些七八歲的孩子闖進我們的家大喊:“朱光潛,站起來,站著!老實交代你是怎么反黨的?”
　　有時候我看不下去:“你們讓他吃完飯不行嗎?”
　　“不行,我們還沒有吃飯呢!”
　　有時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們家來:“你們家還吃這么好?”
　　那時候,我們的家門是從來不鎖的,鎖門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啊。我們的鄰居翦伯贊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總會順帶著到我們家里,我們家遭到抄家的時候,翦家也逃不過去。翦伯贊本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很清高、高傲的樣子,跟我們家是不來往的,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陰差陽錯,把兩個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運連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贊是個特別愛干凈的老爺子,后來無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殺了。
　　
　　父親那時候已經是七十多歲了。要說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們懂美學或者黑格爾,我是不相信的。他們不過是憑著“革命”的熱情,是群眾運動中運動群眾的一員罷了。但是,這批群眾運動中的運動群眾,我覺得有些人一點都不善良,他們對于一些老人,包括我父親在內,說打就打,說罵就罵,有時候他站在桌子上,他們就把他踹下去�；蛟S,他們以這種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這樣就是革命了嗎?我是迷惑的。有時候他們一進我們家門,張口就是“朱光潛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但是,父親究竟應該怎么投降呢?到現(xiàn)在我也不明白。
　　
　　殘酷年代中還有溫暖
　　
　　有一次開批判會,陸平在臺上講話,在北大辦公樓里。在他講話時,看到一個干瘦老頭從后門進去了。陸平在臺上就說:“朱先生,請上臺來坐!”那個老頭沒有到前面去,只在后面隨便找了一個地方坐了下來……
　　“文革”當中的一段時期,陸平曾經受到過父親的“牽連”,據說罪名就是“重用壞人(朱光潛)”。
　　父親當教授的時候,陸平還是一個學生,所謂的“重用”不過是對一位老學者應有的尊重。有一次開批判會,陸平在臺上講話,在北大辦公樓里。在他講話時,看到一個干瘦老頭從后門進去了。陸平在臺上就說:“朱先生,請上臺來坐!”那個老頭沒有到前面去,只在后面隨便找了一個地方坐了下來。這個老頭,就是我的父親;這件事情,便成了陸平投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證據”。
　　1976年大地震爆發(fā),好幾個年輕教師自動來到我們家的走廊上,晚上輪班來照顧父親。讓他們到屋里來,他們也不肯進屋,因為家里的房子都住進了其他人,我們一家七八個人擠在一個屋子里。這些年輕人給了我的父親母親很多關懷,讓父親感覺在那個殘酷的年代中還有溫暖。
　　“文革”之后,媽媽把所有的照片以及父親和朋友們之間來往的信件,全部燒掉了。
　　之后的一段時間里,父親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個天天看慣了書、上慣了班的人,無所事事是讓他最難受的。當時正好有個翻譯聯(lián)合國文件的差事,有人想到了父親,就讓他去翻譯文件。那里的幾個年輕教師對父親比較照顧,給他翻譯的文件比較少,能讓他有時間校正早年翻譯的黑格爾文稿。當時翻譯聯(lián)合國文件的人用了兩間屋子,他們把父親安排在靠里面的屋子里面,桌子上摞著一沓草稿,上面是聯(lián)合國的文件,下面則是父親翻譯的黑格爾草稿。
　　父親是這樣一個“頑固”的人,雖然歷經磨難,可是只要是他認定了是正確的東西,他就會堅持下去�！拔母铩敝�后,我勸過他:“不要弄你的美學了,你弄了哪次運動落下你了?再弄,也不過是運動再次來臨的時候讓你滅亡的證據�！钡�是他不聽。有一陣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書,翻譯很多的東西。媽媽不解:“你把自己搞得這么累做什么?這些東西有什么用處?”父親說:“有些東西現(xiàn)在看起來沒有用,但是將來用得著,搞學術研究總還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時候干出來�！蔽艺f:“你還沒有搞夠嗎?”他說:“我不搞就沒有人搞了�！蔽蚁�,這大概是在父親生命最后的一段時間里,他最大的寄托了。
　　父親的晚年,姐姐和姐夫跟他生活在一起,每天早晨到北大圖書館去散步、打太極拳。他的太極拳,也沒有招式,只是隨心所欲地比畫比畫。我跟他開玩笑:“我看過體育老師打太極拳,不是你這樣啊,你這是哪一氏的太極拳?”他說:“我這是自己創(chuàng)造的‘自由式’。”晨練完了之后,他就開始沉浸在他的美學里。吃完中午飯之后又是這樣。從他的美學里走出來,每天下午去未名湖邊,繞著湖走一走。到了晚上,他跟孩子們在一起聊天,看電視�？措娨暤臅r候,他像個孩子一樣,嘻嘻哈哈的,看得好開心。
　　在生活中,他是個善良的老頭。我們家保姆曾經說:朱先生在家里誰都可以欺負他,連那兩只貓都敢欺負他。父親不喜歡貓,但是姐姐的兩個孩子喜歡,媽媽對孩子比較溺愛,就說,養(yǎng)著吧。俗話說狗仗人勢,我們家的貓也仗人勢。父親有一個扶手椅,是寫作時坐的,那兩只貓也經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時候父親過去,那兩只貓也不躲閃,父親揮著手:“走開!走開!”但那兩只貓,理也不理他。
　　
　　
　　父親之死
　　
　　父親的追悼會召開的時候,統(tǒng)戰(zhàn)部的領導到我們家,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說:謝謝領導們的關心,可是父親現(xiàn)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1986年,父親得了腦出血,當時去的是友誼醫(yī)院,沈伯母聽說之后趕了過去,正好趕上我從醫(yī)院出來,她看到我說:“世樂,世樂,你爸爸怎么樣了?”
　　我說:“在搶救了,想找車,但是要不到�！�
　　我們在家里發(fā)現(xiàn)父親發(fā)病時,想從校車隊找一輛車把他送到醫(yī)院去,校車隊說沒有,不給派。那時候也沒有出租車。后來,我們家里的人還有鄰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醫(yī)院去借擔架,但是校醫(yī)院說借擔架是要交押金的。等交完押金,用擔架把父親抬到校醫(yī)院,校醫(yī)院的人都去吃午飯了。姐夫跑到校車隊去攔車,正好趕上一輛回車隊的車,讓姐夫攔了下來,把父親送到了友誼醫(yī)院,那時已經是下午了。醫(yī)院說,沒有給他們留下?lián)尵葧r間,早點來的話還能搶救。聽了這話,我跑回家去給父親拿衣服。到火葬場,總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車隊去要車,校車隊說:“死都死了,還要什么車?”我說:“就是因為死了,才要車,活著的時候要不來�！�
　　父親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醫(yī)院的醫(yī)生說:按說腦出血是可以搶救的。他們說:沒有給我們留搶救的時間啊。當天晚上,統(tǒng)戰(zhàn)部的一些人到我們家去表示慰問,我按捺不住,把事情的整個經過說了一遍。
　　我說:我們并沒有向國家提出過分的要求,不要說他是一個教授,就算是一個乞丐,如果病倒在街頭有生命危險的時候,也有坐救護車的資格。我自己也在醫(yī)院工作,我們從來不問病人是干什么的,該搶救的都會盡力搶救。他現(xiàn)在死了,我們不要求別的,只要求給他一個正確評價。
　　父親的追悼會召開的時候,統(tǒng)戰(zhàn)部的領導到我們家,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說:謝謝領導們的關心,可是父親現(xiàn)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買了車,媽媽總是說:“當初要是有車,你爸也能多活幾年。”■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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