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黃永玉作品價格_黃永玉與“黑畫事件”

　　1974年,由“四人幫”炮制,包括李可染、黃永玉在內的一批著名畫家的畫作引發(fā)的“黑畫事件”,作為當時一場政治風波轟動一時,波及久遠�！昂诋嬍录�”堪稱千年美術史上最荒唐、最匪夷所思的一場鬧劇。作為“黑畫事件”的首當其沖者,黃永玉因自己的一幅《貓頭鷹》畫作,在批黑畫的運動中在劫難逃,遭到查、批、斗。風波過后,紛繁往事日漸成為個人回憶中的話題,時至今日,這位藝術成就卓著的老人對過往的一切猶記在心。
　　
　　福兮禍兮貓頭鷹
　　
　　自開始走上藝術之路的那天起,黃永玉就注定與貓頭鷹有著不解之緣。
　　目前所見黃永玉最早發(fā)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為兒童文學作家賀宜的作品《野旋童話》所作的插圖,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貓頭鷹》。當時他只有十八歲。從此,他愛畫貓頭鷹,樂此不疲。不僅如此,還由貓頭鷹延伸到眾多動物,它們成了他繪畫創(chuàng)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黃永玉屬鼠,他看百科全書,知道一只貓頭鷹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為人類節(jié)約一噸糧食,故喜歡根據所畫貓頭鷹數量,題上“一噸”、“五噸”的字樣。不過,他沒有想到,喜愛畫貓頭鷹卻使他兩度引火燒身。
　　第一次發(fā)生在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時。在此之前,黃永玉赴河北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空閑時他忽發(fā)奇想,采取畫配文形式集中創(chuàng)作一組“動物短句”(因當時他家住北京罐兒胡同,故后來出版時書名為《罐齋筆記》)。所畫動物中,包括貓頭鷹,其短句為:“白天,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边@些閑情逸致之作,顯露出他的機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發(fā)后,這些作品卻被知情者揭發(fā)檢舉,被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黃永玉沒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隨意之作《貓頭鷹》,再度引火燒身,且比第一次來勢更為兇猛。
　　1973年,結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數年勞動生活后,黃永玉回到北京。此時,北京飯店在靠王府井大街的位置修建了新樓,周恩來親自做出指示,安排一批畫家為北京飯店新樓進行美術裝飾。對于這些被打入“另冊”并息筆多年的畫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高興的轉機。黃永玉應邀前來,具體負責整座新樓的美術布展設計。同時,中央大廳將有一幅圍繞四周的新長江萬里圖大畫,由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黃永玉四人負責。于是,1973年10月,黃永玉有了一次從北京到上海、蘇州的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峽寫生的旅行。
　　啟程之前,一個偶然機會,黃永玉在老朋友、畫家許麟廬的家中,應邀隨手在一個冊頁上畫了一幅《貓頭鷹》,風波由此埋下了伏筆。
　　“黑畫事件”按說主要是針對為北京飯店新樓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黃永玉似乎不應被牽連其中,因為他的工作是負責整體布置設計,并不提供作品,他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只是私人間的應酬之作�？墒�,恰恰是他的這幅作品,意外地在“黑畫展”中排在了第一名,并受到公開批判。其中緣由,一直到“文革”結束后,他有機會看到了一批相關檔案,才了解到。最初決定批判“黑畫”并把《貓頭鷹》列入其中的時間,是在1973年11月23日晚上,其時,一個會議在北京的友誼賓館召開。在《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一文里,黃永玉這樣寫道:
　　1973年11月23日晚――友誼賓館。一次小會雖只有幾個人,卻決定了使全世界發(fā)生興趣的“黑畫事件”。
　　1973年底中國內地是個什么癥狀呢?
　　周恩來總理的病情急劇惡化,江青一伙豺狼對他的迫害卻決不手軟。9月起搞起所謂“儒法斗爭”影射文章,把原來的“批林整風”扭轉成“批林批孔”,對周恩來作殘酷的“病床圍剿”。但是還嫌不夠生動,不夠普及,不夠響亮。如何不止在“理論”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藝術上做一些突破,成為他們迫切的問題。
　　在這個重要的小會上,邵宇提出了“黑畫”問題。發(fā)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fā)”。首當其沖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
　　與會的有當時美術部門的負責人高景德,古姓的版畫家,以及“四人幫”安插在文化部門的“羅剎女”王曼恬諸人。
　　會場氣氛濃烈,王曼恬興奮得坐立不安,“馬上要去向首長匯報”。邵宇乘勢又說了幾句:“反動美籍華人教授趙洛生在香港反動刊物《七十年代》發(fā)表訪問李可染、吳作人的文章,內容十分惡毒……”
　　王曼恬說:“好!好!馬上去給我找來,我有用!”(邵宇很快從榮寶齋某人手上找到這本雜志,送交王曼恬。)
　　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fā)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像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誼賓館的小會提出貓頭鷹的“黑畫”之后,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正可謂:福兮禍兮貓頭鷹!
　　
　　 “黑畫事件”大幕拉開
　　
　　1973年12月15日,即在友誼賓館會議召開二十多天后,《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署名“初瀾”的文章――《要重視文化藝術領域的階級斗爭》,文章寫道:“要發(fā)動廣大群眾自覺地起來抵制壞戲、壞書、壞歌、壞畫的傳播,用社會主義文藝去占領陣地,這樣,才能有效地捍衛(wèi)和發(fā)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边@里最早透露出了風暴即將來襲的信息。
　　半個月后,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嚴厲批判《中國畫》畫冊,“黑畫事件”正式開始。吳繼金在《“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一文中這樣描述:
　　“四人幫”在美術界制造的所謂的批“黑畫”運動是從批判《中國畫》畫冊開始的。
　　《中國畫》這本畫冊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了出口宣傳的需要,由當時的外貿部門印制的一本出口畫樣本,作為工藝品出口的廣告。這樣做,對于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促進外交工作、增加出口創(chuàng)匯等都是有利的�！吨袊�畫》不僅收錄了一些知名的國畫家當時創(chuàng)作的繪畫作品,而且還收錄了他們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發(fā)起了對《中國畫》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姚文元拿著這本畫冊,蠻橫地指責它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說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畫冊”。畫冊里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畫面充滿盎然生機。對此,姚文元居然寫下了這樣的批示:“這幅畫在畫幅的上端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只怒氣沖沖的公雞。這只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著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準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在這只怒氣沖沖、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公雞身上,寄托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zhàn)。”
　　作為一本旨在推動中國畫出口的宣傳品,《中國畫》除了選用鄭板橋、任伯年、仇英、石濤、黃賓虹、吳昌碩、徐悲鴻等幾位古代和現代著名畫家的作品外,還集中介紹了潘天壽、李可染、林風眠、傅抱石、吳作人、黃胄、黎雄才、賀天健、宋文治、周昌谷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畫家,大多在“文革”初期被貶斥和批判。時隔幾年,他們重新亮相,又被鄭重地向世界推薦,無疑要受到姚文元的格外關注。
　　一場風暴很快吹到了北京,相關文化部門理所當然成了“黑畫事件”的“推動中心”,這就是國務院的“文化組”。
　　需要說明的是,“文革”爆發(fā)后,文化部被“砸爛”而不復存在,此時國務院負責文化的部門名叫“文化組”。重新組建并恢復“文化部”名稱,要到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之后�！拔幕�組”期間,擔任組長的是政治局委員吳德,但他同時也是北京市委負責人,因此,主持“文化組”日常工作的是副組長于會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時,于會泳出任部長�！昂诋嬍录�”始末,正是發(fā)生在由“文化組”向“文化部”過渡的時期。
　　于是,在于會泳的直接領導下,“黑畫展”緊鑼密鼓地籌辦起來。
　　
　　沒有點名的猛烈批判
　　
　　黃永玉剛剛從四川回到北京,“黑畫事件”的風暴便呼嘯而來。
　　黃永玉回憶說,他的《貓頭鷹》開始掛在“黑畫”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掛在了第一位。一幅從非正式作品中搜集而來的作品,竟成了一百多幅“黑畫”中首當其沖的討伐對象,實在出乎人們意料。
　　黃永玉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說根據貓頭鷹的習性而畫。貓頭鷹晚間捕食、活動,白天休息,但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這則成了他“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證明。
　　不限于此,黃永玉1973年冬逗留上海期間的活動,也成了展覽之外的進一步“搜集罪證”的內容。吳繼金在《“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一文中寫道:
　　黃永玉的《貓頭鷹》被列為“黑畫展覽會”的榜首。為了搜羅“黑畫”的行蹤,“四人幫”的黑干將還派人去上海調查黃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廈畫畫的情況,并向組織上寫了一篇調查材料。其中有這樣的內容:“黃畫了一張國畫,在一只鳥的眼圈上有十二個白點,很像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當地有人指出這個問題。”“黃在上海專門去找一位老畫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畫,黃要求要畫很多麻雀,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運動……”
　　批黑畫運動洶涌而來。
　　第一篇批判長文,在展覽開幕一個多月之后,發(fā)表于3月29日的《北京日報》上,題為《評為某些飯店賓館創(chuàng)作的繪畫》,作者署名“衛(wèi)勝”。在衛(wèi)勝的討伐檄文中,創(chuàng)作《貓頭鷹》的黃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對他的批判極為猛烈和嚴厲,甚至他在“文革”前創(chuàng)作的“動物短句”,也被捆綁一起予以批判:
　　在一批黑畫中,有不少是以動物為題材的。什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貓頭鷹,惡狠狠的老虎,疲憊的駱駝,翻白眼的禿鷹,等等。是作者們?yōu)榱藥椭�人們“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搞的動物圖像嗎?否!他們所以特別喜愛這些丑惡的形象,玩的不過是“三家村”指桑罵槐的老把戲。這樣的黑畫,都是指向社會主義,射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這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貓頭鷹,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會主義革命現實,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敵對情緒嗎?這幅黑畫的炮制者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過一系列以動物為題材的反動寓言,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領域里的專政是什么蜘蛛的“羅網”,謾罵大躍進好像“拉磨的驢”只能在原地轉圈,等等。就是這個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的批判,一直心懷不滿,甚至在圖章上刻上“無法無天”的字樣,妄想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變社會主義的天�！敦堫^鷹》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這種反動心理的集中表露。
　　發(fā)表這篇火藥味很濃的文章后第二天,3月30日,《北京日報》又發(fā)表了《深入批林批孔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的報道。報道稱:“最近,本市召開了工農兵批林批孔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來自各條戰(zhàn)線的一萬三千多人。市委和市革委會的負責同志出席了大會。市革委會負責同志在會上講了話。……北京市美術創(chuàng)作人員趙志田等在發(fā)言中,批判了最近從北京某些飯店、賓館揭發(fā)出的一些人畫的一批黑畫、壞畫�！�
　　幾天后,4月5日,《北京日報》發(fā)表了北京飯店開展批判“黑畫”活動的相關報道,題為《聯系實際狠批“克己復禮” 堅決反擊文藝黑線回潮》,副題為“北京飯店黨委帶領廣大職工聯系出現黑畫、壞畫的問題深入批林批孔”。此處出現黑畫、壞畫兩種不同分類提法,前者的政治性質顯然被認為更加嚴重。這篇報道從一個角度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批判過程,其中寫道:
　　中央工藝美院的同志給這個飯店送來了兩張大字報,針對飯店在籌備新建大樓房間陳設裝飾工作中,找人畫的國畫,出現部分黑畫、壞畫的問題,尖銳批評飯店領導為文藝黑線回潮開綠燈的嚴重錯誤。這兩張革命大字報對飯店領導震動很大。他們當天晚上召開黨委會……
　　……還組織職工看了黑畫、壞畫展覽,大家看了黑畫、壞畫以后非常氣憤,很快掀起了批判高潮,在兩周之內寫出二百六十多份批判稿,召開了九次批判大會,七十多人發(fā)了言。
　　從上面的批判文章和兩篇相關報道可以看出,當年在北京圍繞“黑畫展”而開展的大批判,規(guī)模與聲勢都相當大,對具體畫家和作品的討伐,也超乎尋常的激烈、尖銳,甚至不亞于“文革”初期的風暴。這就難怪黃永玉他們當年感到恐懼,后來黃永玉在《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一文中發(fā)出這樣的感慨:
　　文化大革命雖然恐怖之極,它是一塊滿布著尖銳鐵釘的“釘板”,看起來可怕,躺下去重量分散,著力點平均,稍微臉皮厚如我的人,就能于危險的夾縫中茍且偷生。但“批黑畫”不同,人數少,重點目標集中,“釘板”上只有幾根釘子,味道大不相同。尤其是嚇壞了和我一道受罪的老年人。
　　聯系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黃永玉的這番感慨可以說頗為真實而生動。
　　與北京的批判遙相呼應,上海對《中國畫》的批判也同時進行著。
　　我查閱了1974年的《文匯報》。3月20日發(fā)表第一篇檄文,即署名“陸民”的《一本地地道道“復禮”、翻案的畫冊――評〈中國畫〉》,該文約六千字,占三分之二版面。隨后,在3月30日、4月5日、5月31日三天,以整版篇幅刊載檄文,前兩次通欄標題為《深批“克己復禮”擊退美術戰(zhàn)線的復辟逆流》,第三次通欄標題為《批林批孔,把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進行到底》。
　　這些檄文對《中國畫》進行了全面討伐,從中即可見當時批判火藥味之濃烈。
　　
　　告別“淺薄可怕殘忍的日子”
　　
　　黃永玉料想不到的是,姚文元不久卻對“黑畫事件”做了偃旗息鼓的批示。
　　三十幾年后,終于看到這份與自己命運攸關的歷史批件,黃永玉難免感慨萬千。他鄭重地將它裝裱起來,掛在臥室里。
　　他在與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相對。他也為自己慶幸,突如其來的風暴,因為姚文元的猶豫和“聰明”戛然而止,避免了更為猛烈的點名批判。他甚至愿意從好的方面來理解。他說,4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曾去過姚蓬子(姚文元之父)的家,見到過比他小七八歲的少年姚文元�！耙苍S他還記得,有意無意中保護了我?”面對批示,黃永玉感慨萬千。
　　當然,最重要、影響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時的政治變數。
　　據《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1974年2月15日毛澤東在寫給葉劍英的信中說:“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敝芏鱽砀鶕�毛澤東的意見,當即將此信印發(fā)給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江青曾為之不滿。第二天,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一個場合又明確地說:“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币粋�多月后,3月20日,毛澤東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zhí)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么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边@被看做是對江青的又一次批評。
　　上面所述情況,正好發(fā)生在“黑畫展”展出期間,于會泳的請示信是在毛澤東致信江青五天之后寫出的。顯然,正是在江青受到批評的這一背景下,姚文元對“黑畫”批判的態(tài)度才急轉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這一處理方式,應該與張春橋、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于是,在后來的傳說中,“黑畫事件”的悄然落幕,如同歷史演義一般,被繪聲繪色地描述出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場面:
　　1974年“批林批孔”期間,“四人幫”在文化界的代理人王曼恬,將一大沓所謂“黑畫”的照片攤在毛澤東面前,只等毛澤東一出言批判,就可以立刻在他們控制的“兩報一刊”上挑起一場矛頭直指“大儒”――周恩來的惡戰(zhàn)。
　　毛澤東一幅又一幅地慢慢翻下去,連連稱贊。王曼恬一看大事不好,連連提示道:“主席,這都是些黑畫呀!”毛澤東便笑了:“黑?這還算黑!那還有潑墨呢?”毛澤東一下子把王曼恬的政治黑話拉回到國畫行話上去了!她更急了:“您再看看這幅《貓頭鷹》,是一眼睜一眼閉的呀!安的是什么心……”毛澤東截斷了她的話說:“是呀,這種鳥就是這樣的,總是一眼休息一眼工作的勞逸結合喲!不像我的眼睛啊,壞了!噢!這是哪位畫的?”“黃永玉,這個人……”王曼恬的話又被毛澤東截斷了:“對了!有位德國畫家也是送給我一張貓頭鷹,也是一眼睜一眼閉的�！边@席話又把王曼恬的險惡暗示推回到動物常識的漫談之中。王曼恬極不甘心,又湊前說:“主席呀!看看還有這幅李苦禪畫的《殘荷》……”毛澤東忽然眼睛一亮,恍然說:“苦禪?苦禪?我記得,建國初期,他生活很困難嘍!還給我寫過一封好長的信哩!”王曼恬自知今天來得沒趣,便悄悄溜回巢穴,立即傳令凡有人敢于透露毛澤東主席這番講話的,一概以“偽造毛主席指示”論罪。
　　毛澤東的聲音不久便傳到了苦禪老人的耳中,他的眼眶濕潤了,眼角閃著星光。他重重地坐在了躺椅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毛主席!潤之老同學(當年二人曾同在北大中文系旁聽)!他還沒忘記我啊!如此看來,都是奸小蒙蔽啊!果然是奸小蒙蔽啊!”(《毛澤東觀看“黑畫”》)
　　黃永玉本人回憶說,當時就有上層朋友關照過他,要他不要緊張。“文革”結束后,王炳南甚至還告訴他另外的消息。他寫道:
　　朋友轉來一個重要的關照:
　　“不要怕,要鎮(zhèn)定。眼前對你們還不會開殺戒。如動手,我們會把你轉移。到時候我們一起參加‘北伐’!眼前,你也不要不在乎。你要裝得沉重、害怕,免得讓那幫人看出來你們有恃無恐,懷疑起來……”
　　直到毛老爺子說了話,這個“黑畫事件”總算靜悄悄地收了場。毛澤東當時批示說:“墨畫的怎能不黑呢?……貓頭鷹就是一只眼開一只眼閉的�！�
　　第一個告訴我這消息的是王炳南老先生。除了他告訴我毛老爺子和周恩來以及華國鋒諸人在座的場景以及談話的內容之外,還說了一件我不忘的事:周總理說:“那些畫家們的冤枉,終有一天會得到昭雪的……”這是周總理逝世前廿一二天在病床上對王炳南先生說的話。(《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1989年4月,我隨同黃永玉一起前往鳳凰。某日,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用鋼筆信手勾勒出一只貓頭鷹,依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題寫一句“為善最苦”。將近二十年后,2008年的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寫本上用鋼筆再為我畫了一只貓頭鷹。靜靜地,他在燈光下畫得很慢,很細致。此次不同,貓頭鷹兩只眼睛都睜著――就像他當年詩中寫到的那些眼睛。在這幅新的貓頭鷹畫上面,他寫了一段題跋:“2008年畫這張貓頭鷹,是因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閑從容一筆筆畫下來,以前那些淺薄可笑殘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個人隨便找個理由就行了,何況還有一些毋須乎理由被弄死的許多人。黃永玉八十五歲作�！�
　　“貓頭鷹何罪之有?”――他在向歷史發(fā)問。
　　他再寫一句:“李輝同志請勿揭發(fā)”――不是玩笑話,讀不出絲毫輕松的幽默。讀出的,是歷史鬧劇的荒唐,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曾經遭遇過的悲哀�！�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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