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學問真學問_呂元禮:要做就做真學問

　　8月6日，經過上午3個小時的演講后，呂元禮教授已經略顯疲憊，但他還是犧牲了午休時間，在啟程回深圳前的間隙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法律執(zhí)行公平才能服眾
　　
　　《共鳴》：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新加坡這個國家感興趣的?
　　呂元禮：大概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時我們學校有門課叫做“東南亞政治與行政”，我是主講老師，講這門課要涉及到新加坡，我了解到李光耀倡導儒家思想，而我最早是研究中文的，于是這就成為了我研究新加坡的切入點。因為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對他本人來說其實就是儒家價值觀。
　　《共鳴》：在新加坡的發(fā)展過程中，是儒家傳統(tǒng)的作用大，還是西方價值觀的作用大?
　　呂元禮：儒家文化不僅是紙上經典，也是一種行為方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華人，盡管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但他們從小到大在儒家文化的環(huán)境中成長，比如在出門前向長輩請安，吃飯時大人先拿筷子，屬于“日用而不知”。李光耀也認為，在新加坡經濟騰飛的過程中，儒家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雖然英國留下的制度也很重要，新加坡從本色來說還是儒家文化。即便現在年輕一輩對儒家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少，但李光耀認為，像“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倫，其具體表現方式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變化，但核心價值是永恒的。
　　《共鳴》：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一些法律法規(guī)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非常嚴厲，比如鞭刑，但它卻能夠服眾呢?
　　呂元禮：我認為新加坡的法律法規(guī)得以實施，首先是其物質基礎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比如說要大家守規(guī)矩，必須先讓大家滿足基本的溫飽，讓大家有房子這樣的財產，有“可以失去的東西”。
　　第二，法律的執(zhí)行絕對公平，對任何人都一樣，那么作為個人也沒有理由提出不滿了。
　　第主，不亂涂亂畫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而鞭刑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鞭刑讓你做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情，自然水到渠成。
　　
　　要有“讓民做主”的制度保障
　　
　　《共鳴》：中國與新加坡都是一黨長期執(zhí)政，您認為我國有發(fā)展成為一個“大新加坡”的可能么?
　　呂元禮：新加坡從制度上來說是“多黨競爭”，制度設置根本上還是沿用了英國的制度，雖然在局部進行了調整，從而有利于人民行動黨的一黨執(zhí)政。但它畢竟有一個底線，如果人民執(zhí)政黨過于腐敗無能的話。它也是有落選的可能的。中國可以吸收其中的精髓，我們的“讓民做主”的制度還不夠有效，具體形式可以斟酌，比如使人大“實”符合“名”等。
　　《共鳴》：如何長期保持執(zhí)政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呂元禮：新加坡民主模式約等于讓民做主+為民做主+認民做主。共產黨的作風就有“認民做主”的精神，即百姓是天，人民最大。為什么現在有些人保持不了、做不到，是因為我們的一些官員能不能晉升是上面說了算，老百姓無能為力，面對現實，他一定是“認官做主”、“認上面做主”。所以“認民做主”需要“讓民做主”的制度來保證才行，這是關鍵。
　　《共鳴》：中國目前深入推進制度反腐，新加坡的經驗有哪些可以借鑒的方面?
　　呂元禮：新加坡有一個反腐體系，即“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俸養(yǎng)廉，使人不必貪；以規(guī)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只注重體系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行的。惟有各方相互配合協作，才能真正確保腐敗沒有生存的空間。
　　《共鳴》：我們強調了很多新加坡的經驗，但硬幣總有正反兩面，您能否總結下。新加坡有哪些經驗教訓是我們需要警惕的呢?
　　呂元禮：新加坡的國民認為，政府聽取百姓的聲音還不夠，應該有更多的渠道讓老百姓發(fā)出聲音。比如新加坡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就比較嚴格，媒體“可以犯上，但不能作亂；可以離經，但不能叛道”。當然整體上來說新加坡的國民認為當前的政府還是能夠做到“為民做主”的。
　　
　　要做就做真學問
　　
　　《共鳴》：您怎么看待鞏俐、李連杰等名人移民新加坡這個現象?
　　呂元禮：新加坡成為新移民的重點目標國家，首先是因為新加坡社會相對來說比較穩(wěn)定，其次對華人來說，由于采用英語和漢語的雙語教育，所以新加坡的教育環(huán)境是最為適合的。然后，新加坡的人才政策也希望能夠更多地引進精英型人才。
　　《共鳴》：根據您在新加坡的觀察，新加坡人民的閱讀習慣如何?
　　呂元禮：其實新加坡的領導人對新加坡人的閱讀情況并不是很滿意，比如在新加坡，很少可以看到有人家里將整面墻作為書架的，當然這也跟目前的時代比較推崇“快餐文化”、追求技術與實用有關。新加坡的文化底蘊并不算太深，但就像我們講的，“禮失求諸野”，中國傳統(tǒng)的東西他們還是很注重保護的，他們對傳統(tǒng)的東西反而更加珍惜�，F在新加坡的“新移民”的整體學歷較高，所以新加坡人的文化素養(yǎng)也會越來越高。
　　《共鳴》：您平時喜歡閱讀哪一方面的書呢?在您的閱讀生涯中哪本書對您影響比較大呢?
　　呂元禮：我的閱讀生涯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中學的時候，我認為《史記》對我的影響比較大，那時我得到一本《史記選》。司馬遷的人格精神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做學問就要做真學問”；讀研究生的時候，看魯迅的書比較多。比較傾向于“反傳統(tǒng)”；90年代之后就開始回歸傳統(tǒng)，讀曾國藩、馮友蘭，對中國傳統(tǒng)比較有同情的理解；現在，因為研究的關系，看李光耀或是其他關于新加坡的書比較多。當然從個人愛好的角度，我還是比較喜歡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東西。

相關熱詞搜索：要做 就做 學問 呂元禮:要做就做真學問 呂元禮 要做就做真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