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還有法西斯國家嗎 [“臺獨”：語言暴力重演法西斯故伎]

　　 　　本文作者認為，從“綠色政黨”的語言和政治操縱里已看到，一個新的納粹法西斯政黨正在臺灣島上加速形成。他們敢于做一切邪惡之事，因為莫須有的仇恨觀念，已在他們要替別人洗腦時先洗了自己的腦，從而使得他們無論做任何事，都可在仇恨之念下被自我合理化。作者說：“這也是我對臺灣充滿了悲觀的原因�！�
　　
　　“民主”未被說出的另一面
　　
　　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有正面以及那未被說出的反面。所謂的“民主”尤其如此。在西方教科書里，“民主”被徹底地合理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儼然成了至高無上的準則。
　　但“民主”里那未被說出的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民主”經常需要敵人來痛恨或仇視。當沒有了敵人，“民主”開放所造成的內部沖突就會讓“民主”難以為繼。因此，耶魯大學教授蓋伊指出，民主政治經常伴隨著“仇恨政治”；而英國學者曼恩則指出，民主政治與窮兵黷武有著“兄弟般”的關系；當代德國學者貝克也指出，現代民主乃是一種“被軍事平均切開的現代性”。
　　因此，由民主未被說出的部分，許多歷史現象反而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１９世紀的歐洲為何出現許多凱撒式的煽動政客？為何納粹及法西斯都是從民主里產生？為什么美國今天那么需要尋找新的敵人，而且還必須把新敵人的能量無限地夸大？拉丁美洲的民主走得起伏不定，不正是因為它們找不到廉價的敵人，因而就使得被民主解放出來的內部對立最后吞并掉了民主嗎？這些現象證實了民主需要敵人的道理。民主的花朵其實是以仇恨為營養(yǎng)而灌溉出來的。當然，這種仇恨是愈廉價愈好。
　　
　　民進黨的“二元對立切割法”
　　
　　此刻的臺灣，就是民主與仇恨、民主與好戰(zhàn)相互共生的時刻。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于歷史和結構的因素，臺灣“綠色政黨”操縱這些，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在人口結構上，臺灣的閩南河洛人占７２％～７４％，而所謂外省人、客家及原住民則共占２６％～２８％。因此只要不斷挑起這個結構上的矛盾和對立，他們相信自己就一定會成為一個與人口結構相合的政黨。這乃是仇恨與“好戰(zhàn)”主宰了一切的原因。它對外不斷地打“挑釁中國牌”，讓仇恨滋長，而后又“出口轉內銷”，把這種好戰(zhàn)的情緒轉化為對“中國人”的痛恨―――請注意，在臺灣的“外省人”由于不認同“臺獨”的較多，因而早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中國人”，是出賣臺灣的人。當年納粹把少數的猶太人妖魔化，認為有一個全球猶太人集團要出賣德國，因而猶太人應被痛恨。今天“臺獨”勢力所搞的就是納粹的故伎重演。“臺灣人―――中國人”、“臺獨―――統(tǒng)派”、“愛臺―――賣臺”，所有這些二元對立的切割方法，每個概念里都有著納粹法西斯的思想方法論的影子。
　　在世界結構上，由于美國的明暗兩手，美國對臺灣“綠色政府”一向有著奇怪的雙重標準。就以臺灣大選―――“兩顆神秘子彈當選”之事而論，如果它發(fā)生在另一個國家，美國的官方或媒體早就不知道起哄到什么程度了，甚至還可能搞出政變來，但對臺灣的“兩顆子彈當選”，它竟以默認作為支持。冷戰(zhàn)時代，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得到美國的支持，道理就和今天的“綠色恐怖”也被它支持一樣。這也是“綠色政黨”愈來愈膽大的原因。
　　
　　從語言暴力到思維暴力
　　
　　數年前，我在香港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特地指出，要理解臺灣的“綠色政黨”，必須從它的語言著手，它是一種納粹法西斯式的語言。近代政治和社會語言學家對左右政治極端主義的語言早就有了相當深入的理解。而臺灣的“綠色政治語言”就和納粹法西斯有著完全一樣的模式。它的主要內容有：
　　其一，它的語言和言論，都明確或不明確地根據省籍差異來劃分，河洛人即代表臺灣，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愛臺灣。“河洛人―――臺灣―――愛臺灣―――臺獨”這一條等同線即是他們，另外的“外省―――非臺灣人―――賣臺集團”的等同線則指別人。而最后則是，任何人只要不贊同“臺獨”，即成了“賣臺”。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化，只要和它不一樣或反對它，就成了“出賣臺灣人”。在這種暴力語言的陰影下，除了選擇向它投靠外，就只有自動噤聲。在他們的上述語言邏輯里，“臺獨”即是“愛臺”，反對“臺獨”即是“賣臺”，即是“非臺灣人”，也即是“中國同路人”，應當趕回中國大陸。而我們都知道，語言暴力里的“暴力”不會永遠地只停留在語言中。一旦臺灣出現某些情況，這種語言暴力就會實體化，成為真正的暴力。這個時間已不太遠。
　　其二，除了在語言里制造敵我之分外，為了強化這種敵我之分，它們還極力透過“記憶重塑”來強化這種敵我之分的仇恨。這也是“二二八事件”不斷被加油添醋的原因。仿佛臺灣的每戶人家不是祖父就是祖母都被外省人殺掉一樣。這是一種仇恨的建構論。他們借此來加工制造新的記憶，達到以仇恨來建國之目的。這種“記憶重塑”也就是：謊話說千遍萬遍，最后就會變成真理。臺灣重編教科書，道理亦然。
　　其三，由于它的這些語言和言論把一切都簡化為敵我仇恨，當然就難免出現許多兜不攏的斷層。舉例來說，在他們的邏輯里，臺商到大陸投資，當然是不愛臺灣的�？墒桥_商里也有支持“綠色”的，那怎么解釋？于是就有了所謂的“聯中賣臺”、“聯中愛臺”糾扯，“綠色臺商”即是“聯中愛臺”，“非綠色臺商”即是“聯中賣臺”。臺灣政治淪為口水戰(zhàn)，就是因此而形成的�！熬G色政府”缺乏政績，它的說法是“反對黨不合作”。它以前抨擊國民黨“黨政一元”，而自己“黨政一元”后即說這是“黨政同步”。碰到這種最善于搞語言詭辭的黨，而且它的詭辭里又經常暗嵌著仇恨元素，臺灣的“泛藍”當然完全無力招架了。
　　其四，除了以仇恨為底，制造出語言及思維暴力，加工炮制假記憶來強化仇恨，以及不斷的東扯西拉外，納粹法西斯式的語言里，還有著另外一個“虛假的感情”面。近代學者研究過極左極右兩種語言，極左語言通常皆剛性、好戰(zhàn)，由一堆命令型的形容詞堆砌而成，而納粹法西斯語言則除了那些成分外，還有另一個矯揉造作的感情面。他們特別喜歡把“愛”、“溫暖”、“關懷”、“土地”、“母親”之類的字眼掛在嘴上，感覺上好像很軟性，但事實上，這些看起來軟性的語言，本質上卻是“排他認同”的符號。當年希特勒就非常善于這種虛假感情的操作。今天的美國共和黨窮兵黷武，但卻把“悲憫的保守主義”掛在嘴上，也是矯揉造作的虛假感情之表露。臺灣“綠色政黨”對外不斷挑釁，對內則不斷清算和濫權，但無論做任何事，他們都是“善意”。雖天天把“善意”掛在嘴上，但卻一點也看不出“善意”，他們的“善意”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語言倒退到法西斯化
　　
　　正因此，臺灣“綠色政黨”的語言乃是一個不容輕視的問題。蘇格拉底當年反對修辭詭辯術，因為他察覺到，那些“修辭詭辯家”無論做什么都會扯出“道理”，因而他們永遠都是對的。
　　而這種情況現在正在臺灣發(fā)生。一切邪惡的思想，如鼓動仇恨、公然說謊、制造假記憶，以及違法濫權，都可被語言所包裝；當所有的邪惡都在語言里變得合理，那就等于善惡之間已不再有界限，惟有權力才是真理。目前臺灣已進入倒退的階段，而一切的倒退都從語言開始，第二步則是顯露在政治的納粹法西斯化里。
　　而這也是從今年開始，臺灣的新反對運動團體如“臺灣民主行動聯盟”、“族群平等聯盟”、“臺灣民主支援”、“非戰(zhàn)家園”等陸續(xù)出現的原因。從“綠色政黨”的語言和政治操縱里已看到，一個新的納粹法西斯政黨正在臺灣島上加速形成。他們敢于做一切邪惡之事，因為莫須有的仇恨觀念，已在他們要替別人洗腦時先洗了自己的腦，從而使得他們無論做任何事，都可在仇恨之念下被自我合理化。這也是我對臺灣充滿了悲觀的原因。當一個社會的政黨、政客永遠都想要在制造仇恨和問題里獲利，這樣的社會怎么會有前途呢？
　　
　　閱讀背景 “二二八事件”
　　
　�。保梗矗的辏保霸�，臺灣光復以后，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接收臺灣，然而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本質未變，在政治上貪污腐化橫行，壓迫和歧視臺灣民眾，經濟上嚴厲管制，侵害民眾利益，導致臺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１９４７年２月，以臺北市緝煙血案為導火索，臺灣民眾爆發(fā)了“二二八起義”，又稱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島內階級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是臺灣民眾反對專制反對壓迫的自發(fā)性、群眾性人民民主自治運動，是上世紀４０年代末全中國范圍內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在臺灣地區(qū)的表現。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臺獨勢力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別有用心地把階級矛盾導向省籍矛盾，把臺灣民眾反抗專制、要求民主的行動，扭曲成“反抗外來政權對本省人的壓迫”，甚至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臺灣人要求“臺獨”的開端，從中發(fā)掘“臺獨”的政治動力。這是完全違背歷史客觀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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